"震动模式"下的中国挑战_风闻

    最近月余，新疆阿克苏、甘肃甘南、广西靖西、台湾花莲等地接连发生了5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其中广西靖西5.2级地震，致使南宁、崇左、河池等地均有震感，这次地震还意外导致崇左市大新县的一锰矿公司1名矿工的死亡。

    期间，台湾宜兰、云南大理、河北唐山等地发生了4级以上震感明显的地震，安徽定远、云南玉溪、四川雅安、河南淅川等地发生了3级以上有感地震。

    于是，有不少年轻网友大呼：中国大地是否正开启“震动模式”？

    其实，地球始终处于不停地震动之中。浩瀚无垠的宇宙犹如无尽的黑夜，而地球便是沉睡在茫茫黑夜中的一个小婴儿，它身体的各个部位在睡梦中不断地悸动。因此，摆在地球人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应对地球表面的震动。

    发生在12月初的这次唐山地震，据说让京津地区的人们有些“心惊”。万幸的是，这次只有4.5级！没有造成明显的损害。

    地震来袭，人们首要关心的问题，可能是震灾预报。

    网上传闻，地震预报部门这次赶在地震来袭之前几秒，利用电视、移动媒体，同步发出了预警。尽管屏幕上突如其来的“预警”让京津地区的人们“吓一跳”，但不得不说，这是我国地震预报史上了不起的进步！

    最近几年，我国地震预报工作者能做到地震波到达前几秒向公众发出预警，再不济的，地震消息也会在几分钟后公布与众。但是，10多年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是在1990年，我国某地发生了地震灾害，媒体最快要13个小时后才会播报。要是在1970年，则需要2到4天后，媒体才被允许播发有关消息。

    地震速报的快与慢，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与国家政治运作机制和维护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密切相关。过去和今天，震灾预报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在这里，我先说一段亲身经历的往事。    2006年，我想可以说是，我国地震速报运作机制变革发生的关键一年。这一年，正逢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事发30周年。

    2006年7月4日，靠近唐山地区的河北文安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地震，震级5级左右，但是让很多在北京高楼的人们感觉到了微微的摇晃和震动。一时间，满街的人心惶惶。

    而这次发震后的第11分钟，有关权威部门才公布了地震消息，京津地区的许多群众认为消息发布慢了而不满意。当然，也让高层不满。

    次日，新华社领导火速率领采编团队前往国家地震局拜访，调研和协商有关事宜。而我非常有幸地以“参编部记者”的身份，跟随着新华社总社领导，一同前往了国家地震局调研。

    回社后，时任参编部清样室副主任的陈雁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我国目前地震监测与防震减灾领域若干棘手问题开展一次短平快的调研。

    这就是我在总社第一次独立担当的一个调研小专题。

    接到任务后，我做了精心的资料检索，初步确定把专题分为三个方面：（一）地震监测的技术实现及面临的困难，（二）地震速报求准与社会公众求快的矛盾问题，（三）城乡防震减灾措施存在哪些不足问题。

    通过走访有关部门、专家和街头随机采访市民，一周后，我上交了三篇调研稿件。后来，据有关部门的反馈，这三篇稿件都得到了国家领导的批示。

    其中，地震速报求准难以适应社会公众求快需要的问题，在引起高层重视后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简单回顾一下，国家地震部门专业的地震速报求准确，与社会公众的求快速显得越来越不相适应，这一矛盾是如何产生的。

    当时，有北京市民对我说，文安（2006年）震后十几分钟才正式发布地震消息，人们恰恰是在这地震信息真空的十几分钟内，早就拿起了手机或上网互相传递消息，以至传言满天飞。突然间，在山东、河北、北京、天津等地“还要发生大地震”的谣言散布开来，以致人心惶惶。

    接受采访的中国地震局有关专家做了解释：地震灾害是公共突发事件，本身要求反应快速。但在我国现有的体制下，地震部门的地震速报，是指一次地震发生后，在准确、全部测得地震发震时间、位置和震级三要素后，才允许对外“一口价”发布。这的确已不能满足公众为快速减灾自救而想尽快获知地震信息的需求，地震部门求准和社会公众求快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了一对矛盾。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主任薛峰研究员进一步介绍说， 以2006年７月４日１１时５６分的河北文安地震为例，从震中到北京约１２０公里，北京监测台站的仪器与“走”得最快的纵波“交上手”是在发震后２０秒，而与面波“碰上面”约在发震后１分钟。但面波不是任何地方的地震监测台站都能测到，一般距离震中５００公里的台站才能测到。文安地震用于速报计算的数据来自于哈尔滨、沈阳、兰州等地测到的数值。理论上，有３个台站提供测得的数值就能确定地震的三要素，但准确度很低。越多台站提供测得数据，地震速报则越准确，但所耗时也越长。在没有干扰因素下，得到足够数据后的计算过程还需５分钟左右。

    在这次调研中，我认识了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高建国研究员，一位专业知识与实际经验都比较丰富的专家。他做了一番分析：首先，由于群众从政府部门获得的消息越少越慢，越容易造成地震消息的误传，进而在人群中产生恐惧心理。

    其次，群众对地震获知的消息不充分，也容易增加伤亡和抗灾准备不充分。他举了个例子，1995年9月20日山东苍山发生5．2级地震，在临沂市12个区、县中，有11个区、县不同程度发生因惊慌外逃、摔倒挤压、跳楼而造成的人员伤残，伤残人员中99%是中小学生。事后调查发现，大多数人对地震知识和避震常识不甚了解。发震时，惊慌失措，尤其是部分教师率先外逃，引起学生极大恐慌，这是造成中小学生伤残的主要原因。

    第三，尽管防震减灾知识在广大群众中宣传了这么多年，但我国全民防御地震灾害的认识仍很低。据中国灾害防御协会调查显示，防震减灾知识普及率目前仅５％，群众对震害减灾认识薄弱，一些宣传形式难以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参与。

    在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等国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逐步采用一种仪器烈度的地震速报系统，地震发生后的2分钟之内，公众就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一张不同地区不同强度的地震图。在台湾地区，当地震波扫过本岛后，一张地震图立即就出来了，经媒体第一时间播报，群众能及时掌握地震详情。

    当然，专家不可否认地指出认，台湾地区如果也把发震时间、位置和震级“一口价”发布，至少也和大陆一样耗时。解决我国地震速报中存在的矛盾，一方面需要加快技术革新，更重要的是改革目前地震速报传递系统的运行机制。

    就这样，有关部门在过去几年里加快发展和部署了类似台湾地区所用的仪器烈度速报系统，推动地震信息面向大众的快速发布。逐步建立一套地震监测部门和新闻媒体速报传递系统新的运行机制。同时，加强在全民范围内进行防震减灾的宣传教育工作。

    还有一个值得一说的问题，就是城乡防震减灾措施不足，这已成为我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大挑战，也是必须要加紧解决的瓶颈问题。

    地震研究资深专家、北京大学教授陈运泰说，我国22个省会城市和2/3的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均位于地震高危险区，其中11个省会城市有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的可能，17个省会城市有发生6.5以上强地震的可能。

    分析表明，我国城市50公里范围内发生过地震的城市有71个，占全国城市数的10．6%。

    其中，北京、银川等5个城市遭受过8．0级以上地震袭击；唐山、兰州、昆明、海口、泉州、包头、喀什等14个城市遭受过7．0—7．9级地震袭击；乌鲁木齐、天津、太原、西安、厦门、汕头、大连、扬州等18个城市遭遇过6．0—6．9级地震袭击；郑州、重庆、沈阳、济南、杭州、广州、成都、长春、无锡、秦皇岛、宁波、珠海、澳门、上海等34个城市遭受过5．0—5．9级地震袭击。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高建国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地震损失将越来越不限于工程损失，商业中断、社会功能瘫痪、信息丢失等非工程损失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由于城市缺乏设防，当一次7级地震发生在城市时，我国人员伤亡可达到数万至数十万人，经济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发达国家的数十倍之多。

    现在回过头来看，高建国研究员2006年的这一“预言”在两年后的汶川大地震得到了验证，实在是让人万分痛心，可惜“预言”还是说得有些迟了。

    当时，高建国研究员只是为我举了一个1995年1月17日日本阪神地震的例子。据介绍，那次大地震造成6000多人死亡和超过1000亿美元的损失，其中建筑物和设施破坏等工程损失造成了480多亿美元的损失。处于震中区的大阪是日本第一大港口，由震后交通中断、经济瘫痪、进出口贸易中断等因素造成的经济损失达500亿美元，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心理动荡、失业及人民对政府救灾不力引起对政府信任程度下降。

    专家一致的意见是，正确分析我国城市防灾的脆弱性和城市地震灾害实例，应成为城市防震减灾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重点选择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圈采取必要的防震措施，强化我国城市、城市群地震综合防御能力。

    高建国研究员说，我国（2006年）有8亿人口居住在农村，其中6．5亿人居住在地震高烈度区。近年来，我国农村破坏性地震大约占全部破坏性地震的80%以上。

    2005年11月26日，江西九江发生5．7级地震后，中国地震局组织专家前往现场工作，专家调查发现，这次震级不高但损失不小，广大农村地区的建筑物抗震设施管理基本没有开展。

    专家在江西瑞昌市调查还发现，很多农村房屋是泥沙加石灰砌成的，强度低，又是空斗墙，普遍破坏严重。当地房屋震害的特点是部分倒塌，室内墙体普遍有裂缝，不少开裂严重，濒临倒塌。

    专家当时就警告说，随着近期华北、川滇等一些地区出现4级以上地震的现象增多，广大农村地区发生大地震的危险性进一步增强。

    1990年江苏常熟地震后，农村应对震灾缺少设防的局面引起了我国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落实和推广安全农居工程。但直至2005年，十多年过去了，进展却不显著，原因一是中国农村房屋基数太大，农民不富裕，防震减灾意识不强，农房建设时很少考虑设防标准；二是主管部门没有充分研究中国农民的现状。

    农村居民住房和质量低下，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共建筑（学校、卫生院等）设防标准、施工质量差，没有起到“领头羊”的作用。农村住房建设用的是农民的钱，需要专业部门进行指导；但对于公共建筑则不一样，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必须按照抗震标准设计、施工。我国农民有着向周围先进看齐的习惯，农居抗震设防主要靠引导。农村公共建筑做好了必将对农居工程产生重大作用。

    专家指出，农村民房近年来进入了更新换代的高潮，地方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并尽快改变农村基本不设防的状况，提高农民的居住水平。要把防震抗震知识普及到乡（镇）、村及农户，使广大农民把建设安全农居变为维护自身生命的自觉行动。开发推广科学合理、经济适用，符合当地风俗习惯，能够达到抗震设防要求，不同户型结构的农村民居建设图集和施工技术，加强技术指导和服务，等等。

    有目共睹，近10年，有关部门和专家们反复提及的“城乡设防”问题日益得到重视和落实，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城乡之间，钢筋水泥浇筑的新农房相当结实，抗震性能都比较高。

    今昔对照，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也印证了“以民为本”执政理念在深入落实着。这也将不断推动着我国的防震减灾事业大踏步前行！

（我国主要地质灾害分布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