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瑞典“气候少女”看中国的气候治理_风闻

赵绘宇/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授

澎湃新闻-澎湃研究所

当地时间2019年12月3日，葡萄牙里斯本，16岁的瑞典气候活动家格蕾塔·通贝里从纽约乘双体船横渡大西洋后抵达当地港口。 视觉中国 图

2019年12月2日，第二十五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5）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开幕。

这次大会召开之际的气候变化形势非常严峻。其一，依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一期《温室气体公报》，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再创新高，2018年全球平均二氧化碳浓度（407.8ppm，1ppm为百万分之一），较2017年（405.5ppm）有所增长。其二，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一周前发布的《2019年排放差距报告》，全球碳排放每年须减少7.6%的排放量，否则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的目标无法实现，但目前全球碳排放还在增加。其三，巴黎气候协定落实力度不够。且不说目前谈判还未结束，即使全面落实这份协定，全球气温预计仍将上升3.2摄氏度。

总而言之，汇总各权威机构的科学预测，气候变化问题再发展下去，地球只能采取革命性的非常规对策，否则人类将面临诺亚方舟时代。

在2019年9月于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痛批过各国领导人的瑞典女孩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也正乘帆船前往马德里。通贝里生于2003年1月，2018年8月起，她开始通过在瑞典议会大厦外举牌抗议的方式，呼吁各国对气候变暖采取更强硬措施。至今，她已成为全球最炙手可热的“气候抗议红人”，她的身影出现在几乎所有和环保相关的活动上。

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通贝里在短短四分钟演讲中愤怒指责各国政客在环保气候问题上不作为：“你们用空洞的话语偷走了我的梦想和童年。然而我是幸运儿之一。人们正在遭受痛苦。人们正在死去。整个生态系统正在崩溃。我们正处于一场大规模灭绝的开始，而你们所能谈论的只有金钱和经济持续增长的童话故事。你们怎敢这样！”

那个经典的“How dare you！”，以及在联合国“怒视特朗普”的画面，已经成为今年气候问题标杆一样的存在。但在国际上，对通贝里的评论两极分化。在世界各地，支持者视她为青年领袖、环保先锋，质疑者斥她为“戏精”、“被政治操控的傀儡”。

真正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中国网民对通贝里联合国演讲的反应。在联合国发布相关信息的微博下，几百条评论中竟然基本都是冷嘲热讽的负面评论。随手一搜，微信公众号“南方能源观察”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从不靠嘴炮》，一时间通贝里是气候问题“嘴炮”的观点深植中国网民人心，大家纷纷用“嘴炮”指代通贝里，并为中国自己大力植树造林而感到自豪。

笔者不禁开始冷静思考，是什么令众多中国网民有如此嘲讽又自信的反应？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答卷如何？在解答上述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厘清以下几个问题：

通贝里在向谁喊话？她有什么资格喊话？以她为代表的西方青少年为什么对气候变化如此焦灼？她的喊话真有意义吗？

一、通贝里在向谁喊话？

通贝里的矛头基本是指向发达国家的。她主要是觉得发达国家从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到全球技术努力，都做得不够。

2018年11月，她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TEDx Stockholm 活动中发表演讲时质疑：“……假如我们这些已经拥有一切的国家对气候危机或我们对巴黎协定的实际承诺毫不关心，我们怎么能指望像印度或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关心气候危机呢？”

她寄希望于发达国家在减排问题上做出表率。她在一次会议上的原话是：“……瑞典和加拿大这样的富有国家，应当尽快实行零排放。”她还和其他15名青年活动家向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提出控告，指责巴西、阿根廷、土耳其、德国和法国未履行保护儿童健康和权利的国际承诺。她几乎未批评过一些发展中国家，因此法国总统马克龙因法国做出很大的减排贡献，在她在联合国演讲之后，颇感不公地指责她找错了批评的对象。

事实上，德国、法国既是发达国家，这几年又在低碳减排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

德国近几年在完全放弃核能的前提下，又永久关闭了德国所有硬煤矿；可再生能源占比增长神速，2019年初就反转了德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并准备很快完全放弃两个世纪以来依赖的煤能源。11月刚刚通过的《气候保护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德国的中长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包括：在2030年率先实现公务领域的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到2050年时应实现全国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法国在汽车业方面的革命性努力目标也是，到2050年前成为碳零排放国家。

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那些被她质问的发达国家领导人的反应其实五花八门。德国总理默克尔称，她被通贝里的演讲打动，并接见了她。峰会后，通贝里前往加拿大蒙特利尔会见了总理特鲁多，她敦促特鲁多为环保做更大贡献，并指责特鲁多“做得不够”。 特鲁多表示自己确实做得不是很好，但是会让加拿大持续改进，其中包括提供20亿棵树的资金来种树，同时也保证会在2050年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那个怼天怼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虽被通贝里“愤怒凝视”，倒也没非难这个女孩儿。当然特朗普总统的确“配得上”这样的“气候凝视”，因为他上任后果断废除了前任的数十项环境法规与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并曾在推特中说过惊世名言：“全球变暖的概念是中国编造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让美国制造业失去竞争力。”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通贝里的回应比较硬核。普京说：“我相信格蕾塔是一个善良、真诚的女孩。但成年人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把青少年和儿童带入一些极端的情况。”他质疑：“……许多非洲或亚洲国家的人，也希望生活在与瑞典相同的财富水平中，这该如何实现？”

195个国家和地区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的巴黎协定，其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的幅度控制在2℃之内，并为控制在1.5℃之内而努力，要求全球争取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然而以发达国家为主的二十国集团的碳排放量就占到全球排放总量的78%，且75%的联合国成员国尚未出台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时间表。

通贝里向发达国家喊话，要求他们承担更多的义务，这无疑正确。

二、通贝里有资格喊话吗？

首先，通贝里来自欧盟成员国瑞典，该国是欧盟成员国中可再生能源比例最高的国家。

这一数字近几年来在在55%左右，远远高于欧盟哪怕是排第二的荷兰的占比。德国环境智库“德国观察”（German Watch）2017年公布的评价全球57个主要国家和地区变暖对策的排行榜中，瑞典因排放量减少、可再生能源占比高等，而排名最高。瑞典已签署一项跨党派协议，拟到2040年实现100%的可再生能源生产，2045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

显然，瑞典是一个环保表现优异的国家，虽然通贝里曾前往瑞典议会表达抗议，但该国在气候变化上的担当不是“嘴炮”。

​其次，瑞典是全世界环境教育最受重视也最为先进的国家之一。

环境教育理念自1969年即写入中小学课程大纲，相关的课程内容贯穿了自然科学导向和社会科学导向两大板块，通贝里从小接受的正是这样的环境教育。2011年的一份研究指出，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已经在瑞典整体教育系统中成为许多科目的核心关注问题。通贝里的瑞典老师对此事的支持态度颇具代表性:“在校上课很重要，不过格蕾塔也是在做正确的事情。”

在瑞典，“参与式”教育越来越受推崇，教育模式从传授某种理念或知识，逐渐转向在交流中获得观点与思考。“环境保护”与其后续概念“可持续发展”，比其他国家更早地在瑞典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共识。

瑞典属于北欧国家，北欧国家基本上是气候变化首先影响到的离极地最近、低海拔的国家。面对气候变化，这些国家采取了许多应对措施，全力改变自己的能源结构，减少自己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大力发展新能源。像冰岛的能源供应就是以水电和地热为主，丹麦以风能和生物能为主。北欧各国的可再生能源使用率大体上都高居世界前列，不少北欧国家达到近100%。对保护环境，北欧人想尽了一切办法。但不管他们做得如何好，年复一年的气温记录还是在不断上升。因为其他地区的国家气候应对进程缓慢。

因此，通贝里在瑞典与北欧比较能为公众理解和接受，少有人会认为她“被人操纵”。

通贝里来自一个注重环保且在环保方面成就突出的国家，而且受过良好的环保教育，这些背景决定了她是有资格向其他发达国家喊话的。

三、以她为代表的西方青少年为什么对气候变化极其焦虑？

通贝里一开始只是个人抗议，后来发展到组织每周五举行的学生罢课活动“Fridays for Future”（未来星期五）。她的抗议行为带动与影响到众多瑞典学生，之后波及以发达社会为主的全球国家和地区。据统计，相关抗议活动在全球已经组织两千多场，累计有140万学生和青年罢课参加。称她为气候青年领袖毫不夸张。

当然，囿于年龄和知识储备，她没有能力对气候变化与国际地缘政治的一些问题深入展开。这引发不少人对她的另一个批评：她不该在如此小的年纪就投入太多精力在社会活动上；空谈是无价值的，环保还得靠实干。

通贝里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她曾说：“有些人说我应该去上学才对，要好好读书成为气候科学家，这样就能够去解决气候危机。我们已经有了解决方案（指巴黎气候协定等共识——引者按），接下来应该要做的，只是行动起来做出改变，而当大家都不采取行动来拯救未来时，我为什么要为很快就会不复存在的未来而读书？”她坚信，先有认真应对气候变化，她们才能有未来，否则谈不到未来。

上述看法中的逻辑是这样：

如果后代人的利益损失与承受，皆因前几代人的行为所致，那么当代人必须被提醒意识到这一点。这与普世公认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内在逻辑一致。这可以解释，何以她的主张在西方同龄人中那里找到了较为普遍的共鸣，何以他们对气候变化问题极为焦虑，并展示出十足的关注。

四、她的喊话有意义吗？

一些批评还直指通贝里只会空谈，这无助于环境问题的真正解决，“还不如多种几棵树来得实在”。

在气候变化的“说与做”面前，现在的确更应该“做”，因为已经“说”的太多了。地球正在变暖，并且这种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科学界对此已基本达成共识。

气象学家指出，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17个年分中，有16个发生在21世纪。季节带偏移、洪涝灾害频发、山火爆发不断、南北极地冰川融化……种种与气候变暖有关的现象正在更显著地影响人类生活。比如，去年夏天席卷全欧的热浪，导致北欧国家频发森林火灾，这是促使通贝里在瑞典议会大厦外抗议的直接原因。美国加州山火这几年来频繁发生，已濒临失控状态。今年7月以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丛林大火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点燃了7000多个着火点，全州200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澳大利亚环保专家将火灾和干旱加剧归咎于“全球气候变暖”，并呼吁澳大利亚政府采取更为严格的环保措施。

尽管全球变暖的效应如此明显，世界上仍有很多的国家的居民，包括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一直拒绝承认气候变暖的真实性。对此该怎么办？只能继续大声疾呼与宣传！在这个意义上，对全球广大公众而言，“说”即是“做”！

通贝里身体力行，向全世界传达了保护环境的意识，抛开她作为16岁女孩的身份与能力不谈，我们更应关注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和环境问题。

通贝里的“说”实际上也见效了。2019年6月，英国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自从通贝里发动抗议活动以来，公众对环境的关注一度飙升到创纪录的水平。这印证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麦克姆斯（Maxwell McCombs）的实证研究发现，即媒体对某一议题报道的越多，公众越是会意识到它越重要。

五、反思中国的气候治理

解答完以上问题之后，现在可以追问了：我们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表现真的足够好了吗？可以在青少年世代面前充满自信吗？简单回答是，有成就，但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第一，碳排放问题上，我们努力了许多。

能源结构方面，中国正努力实现从一煤独大向多元化方向转变。2017年，中国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总碳排放量除以GDP）比2005年下降了46%。

此外，《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从不靠嘴炮》一文以及类似主题的文章屡屡提到中国的造林成就。比如，经常被引用的一个说法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全球从2000年到2017年新增的绿化面积中，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中国的贡献比例居全球首位。

森林固然是一种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浓度的重要机制（即“碳汇”），但正如英国伯明翰森林研究所（BIFoR）研究人员Thomas Pugh 博士解释的那样:“森林吸收的二氧化碳量是有限的，最终，重新造林计划只有在我们同时努力减少排放的情况下才会有效。”

第二，减少碳排放总量方面，我们必须更多努力。

根据相关国际组织的数据，自2005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碳排放量大国，排放量达72亿吨，占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9.12%，反超第二名的美国。根据“全球碳计划”组织（Global Carbon Project）公布的2013年度全球碳排放量数据，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首次超过欧盟。2013年碳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为中国，占29%；其次是美国占15%;欧洲占10%。

这些年，中国的碳排放量一直高居世界第一，现在中国的碳排放量已经是第二名美国的一倍，中美排放量又占世界的一半。中国多次向世界承诺，到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目前看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第三，从公民对气候问题的意识上，我们表现的有些分裂。

2014年的一项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调查显示，当被问到是否同意“我们正在见证的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时，美国人回答“同意”的比例是最低的，中国人不但最高，而且排名显著超过意、西、法等欧洲国家，甚至超过通贝里所在的瑞典。

但正如旅居法国的媒体人龚克所质疑的那样，“以切身感受诚实地说，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气候变化考量很难说是否取得了重要地位”。龚克认为：“……气候变化对中国公众舆论的冲击，远不如在欧洲那样深入。”这反映了某种分裂性的气候意识，让人甚至怀疑填写这份问卷的国人是否了解，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做哪些努力。

无论如何，由于气候变化问题之于地球命运的共同性与紧迫性，目前的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是，全球温室气体总量必须切切实实减少，这不同于以往“此消彼长”的人类世界内部的零和游戏。

然而，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近15年来最大的碳排放国——排放占比2018年还攀升了2.3%，且人均碳排放量上升速度相当快。在气候问题上，中国不能再像以往那样，通过冗长谈判为自己争取发展红利，并拖延行动来赢得发展空间。因为，随着时间推移，地球的损失将越来越大。目前自然灾害与极端气候已经越来越多，再考虑到比如南北极冰山崩塌后的生态巨变是否是线性、人类是否能应对都难以保证，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无助与渺小的现况并没有根本改变。

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再反复强调中国自己的历史与人均排放已没有很大意义；再反复强调中国只能依靠最高碳的煤，在现有基础上缓慢变革能源结构，也可能来不及了，因为能源产业与结构本身的路径依赖就极大，不痛下决心是永远也调整不到位。一些网民那种“看到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的心态是大有问题的。

有种思维叫“易得性偏差 ”，指人们往往在决策过程中过于看重自己知道的或容易得到的信息，而忽视对其他信息的关注，从而造成判断偏差。

我们确实有必要更耐心倾听瑞典少女通贝里所代表的新一代人的呐喊，进而更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大国担当。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