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来龙去脉(3)_风闻

 前面的内容就是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来龙去脉，基本涵盖了当时的国际时局和阿富汗政局变化。下面，我们来分析这场入侵对苏联的影响。

第一是导致柯西金下台和戈尔巴乔夫上台

大家可能会问，这两个人的沉浮怎么可能会和阿富汗战争扯上关系？回答是确实有，而且有很大的关系。

在1978年阿富汗四月革命至1979年10月塔拉基遇害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阿富汗每次要求苏军派兵进驻都遭到拒绝。在阿明政府10月10日公开塔拉基死讯之前，苏共的所有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反对出兵阿富汗。反对声最强的就是政府总理柯西金。柯西金总理像十年前坚决反对对中国动武一样反对出兵阿富汗，在当时的苏联高层已是人尽皆知。

苏联正式出兵阿富汗的决策是在1979年12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完成的。奇怪的是并非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到会。到会的政治局委员有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格里申、基里连科、佩尔谢、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吉洪诺夫。 除此以外，还有一名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

没到会的政治局委员有四个人。一是总理柯西金，二是列宁格勒第一书记罗曼诺夫，三是乌克兰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四是哈萨克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后三位没有到会是因为长年不在莫斯科办公。总理柯西金为啥没参会呢？他可是一直都在莫斯科的啊。

事情很明显，有人不希望他参加和阿富汗问题有关的政治局会议。那么为什么不让他参加呢？会不会是领袖想出兵，不希望这时候出现反对者；还是柯西金已然被众位政治局的同事边缘化，不让他参加国家大政方针呢？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毕竟缺乏正式史料作支撑。

但是有一份关于1979年12月1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解密资料可以作旁证。在拟定的出兵阿富汗的决议文件上，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都签名了，只有柯西金没有签名。

柯西金直到出兵的最后一刻都反对出兵。

到了1980年，柯西金总理已经76岁，放在正常情况，早就该退休了。放在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苏联，如此高龄之领导继续操持国事，大家见怪不怪。

在这一年，勃列日涅夫多次批评政府经济部门的工作没有做好，话里话外矛头直指柯西金。自苏共高层作出出兵阿富汗的决策之后，柯西金在政治局的处境愈发微妙。莫斯科的京官们或多或少都知道，他拒签政治局文件，反对出兵，使勃列日涅夫感到自己的权威受损，下台是迟早的事。

1980年10月21日，苏共召开中央全会，宣布柯西金被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全会选举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同志递补为政治局委员。

10月23日，柯西金向苏联最高苏维埃申请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最高苏维埃提名勃列日涅夫的老部下兼好友、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吉洪诺夫继任部长会议主席。

12月18日，柯西金因心脏病复发逝世。

柯西金逝世了，死亡的不仅仅是他本人，还有苏联的改革。再也没有人能够独立扛起苏联经济改革的大旗了。

大家或许会问：不是戈尔巴乔夫升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吗？他不是以号召改革闻名于世吗？他为什么不能继承柯西金的遗志呢？

且听一段往事。当年，戈尔巴乔夫还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当第一书记的时候，柯西金有一年去边疆区的矿水城休假。两人少不了要聊聊经济和改革。柯西金聊天时很有绅士风度，戈尔巴乔夫不知道是年轻不懂事还是性格没有城府，居然和总理杠上了。

戈尔巴乔夫问总理：为啥法国工厂的专家人数只有国内的十分之一，生产率却比国内高这么多。

总理耐心的解释：“我们差就差在厂内运输组织得不好，差在仓库管理、总体生产水平。主要是辅助劳动和工程管理劳动的机械化。而这需要大的变动。问题就在这儿。”

戈尔巴乔夫一听，热血沸腾，像打雷鸡血一样问道：“那您为什么要让步，听任改革被葬送呢？”

总理答的很有趣：“那您这位中央委员，为什么不在中央全会上挺身而出，捍卫改革呢？”

这下，轮到戈尔巴乔夫无语了。

相对国内影响来说，入侵阿富汗对苏联造成的国际影响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尽管苏联高层事先预料到入侵多少将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但是，他们依旧十分自信地认为只要对外发布几个冠冕堂皇的宣传文件，就可以息事宁人。

1979年12月25日，苏联出兵阿富汗。12月27日，苏军推翻阿明政府。同一天，为树立入侵阿富汗的道义旗帜，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在当天由苏联外交部和苏共中央宣传部分别向国内外发出一系列宣传文件，陈述出兵阿富汗的三项理由：第一，出兵阿富汗是应阿富汗政府的邀请；第二，出兵阿富汗符合联合国宪章；第三，出兵阿富汗符合《苏阿友好合作条约》。

宣传文件共八个附件，名称如下：

1.批准给苏联驻柏林、华沙、布达佩斯、布拉格、索非亚、哈瓦那、乌兰巴托、河内的大使的指示草案(给苏联的社会主义盟国吹风，除去与苏联“不熟”的中国、朝鲜、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

2.批准因阿富汗周边形势发展给所有苏联大使的指示草案(应付世界各国的询问)。

3.批准给驻纽约苏联代表的指示草案(应付联合国)。

4.批准塔斯社的报道草案(指导苏联中央宣传部门)。

5.批准给革命委员会主席、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总理卡尔迈勒同志的致敬电(和阿富汗新政府吹风，暗示对方配合)。

6.批准关于对阿富汗所采取的行动如何进行宣传的建议(指导国内各级宣传部门)。

7.批准中央给苏联共产党各级党组织的信(向各级党组织作解释)。

8.批准苏共中央给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信(应付其他国家的兄弟党)。

苏联考虑的看似很周到，仍然无法改变其师出无名铁的事实。

正如时任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所预料，苏联出兵阿富汗在国际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反应最激烈的就是美国、中国和伊斯兰国家。

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当天，也就是1979年12月25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得知消息后，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突发事件让美国有利可图。虽说当时他也不知道苏联出兵的真实意图是推翻阿明政府，但他认为苏联军队的干涉一定会激发阿富汗反政府武装的反抗。

12月26日，布热津斯基向卡特总统呈交一份备忘录，向总统提出六项建议，分别是加大援助阿富汗起义者、趁机强化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尝试劝说中国政府援助阿富汗起义者、联合伊斯兰国家对抗苏联、对苏联政府保持强硬和去联合国煽风点火。

卡特总统全盘接受了这位高级智囊的建议，尤其是在一天之后得知阿明被推翻，阿富汗成立了以卡尔迈勒为首的新政府。12月28日，卡特政府立即与西方各国首脑紧急磋商，力求西方团结一致。29日，向勃列日涅夫发去电报，阐述美国政府立场。大意如下：

你干涉阿富汗我很不爽。你出兵干掉人家家里当家的，是蓄意谋杀。你破坏和平，违反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也破坏了咱俩的默契，伤害了我在波斯湾的权益。奉劝你赶紧从阿富汗撤出去，别以为就你有拳头，别逼着大家都挥拳头解决问题。

勃列日涅夫看完电报，当天就回了信，大意如下：

跟你说了多少遍，是我兄弟（阿富汗）要我帮忙打叛军，你就不信，阿明是天怒人怨被自己人干掉的。你说我在波斯湾乱来，你背着我在波斯湾干的坏事还少了？哪次尊重过我的权益？我和我兄弟签过条约，他要我啥时候撤啥时候撤，你别管。你别再帮着你兄弟（巴基斯坦）找我兄弟麻烦。还有，你说话客气点，咱俩好歹朋友一场，别撕破脸。

当然了，原文比我概括的优美多了，完全可以拿去外交学院当范文。没办法，外交潜规则就是用绅士的风格陈述泼妇的话。

就在卡特总统阅读勃列日涅夫回信的同时，布热津斯基仿佛猜到了勃列日涅夫不会在意美国政府的立场，再一次地建议总统采取强硬措施，回应苏联，并提供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

卡特总统仿佛走出了伊朗德黑兰人质事件中那种手忙脚乱，对待苏联入侵阿富汗一事的工作效率出奇的高。12月29日，与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煲电话粥，协调双方立场。1980年1月4日，向国民宣布全面制裁苏联，中止美苏交流。1月9日，在国会演讲，号召议员支持自己一系列对苏联新政策。随后，又派出多名总统特使出访中国、英国、欧共体、日本、印度和非洲若干国家，四处宣讲美国对苏联的新政策，争取对方支持，甚至建议各国跟美国一道，抵制1980年夏天即将在莫斯科举办的奥运会。

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很快就取得了胜利。1980年1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主要内容为要求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的决议案。

事情的过程是这样的，1月5日，“不结盟运动”的五个理事国孟加拉、牙买加、尼日尔、菲律宾和赞比亚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项议案，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安理会15个理事国在7日举行表决，13国赞成，苏联和东德投了反对票。由于苏联是常任理事国，行使了否决权，决议无法通过。

卡特总统和布热津斯基等美国高层人物早就猜到苏联会用否决权，撤兵决议通不过。他们想到的是号召各国提议召开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让苏联在全世界丢人现眼。

什么叫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根据1950年联合国大会决议中的“团结促进和平”条款，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影响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时，联合国大会有权召开紧急特别会议，并可通过决议要求成员国采取一致行动。

简言之，就是安理会五位大佬就“特别特别”重大的问题谈不拢的时候，就让全体成员国开紧急会议，投票表决形成决议，强制有关各方服从联合国。

当然，这种会议的事必须是“特别特别”重大的事，阿富汗事件是联合国1950年后第六次召开此类会议。第一次特别紧急会议是讨论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第二次是讨论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第三次是讨论1958年美国入侵黎巴嫩，第四次是讨论1960年刚果战争，第五次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

不用说，讨论的都是牵涉到多个大国利益的大事。

1月14日，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举行表决，以104票同意，18票反对，18票弃权的结果通过决议，要求“立即无条件撤出阿富汗领土上一切外国军队”。话锋直指苏联！

批判的武器替代不了武器的批判，苏联对于世界各国的主流意见置若罔闻，依然故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表示：“苏联只有当阿富汗的外来威胁消失之后才会撤军。”

中国方面早有心理准备，知道苏联不会撤军。但是，另一件事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注意，印度代表在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上居然公然为苏联辩护。也就是说，印度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罔顾事实，和越南、老挝一道，不顾国际舆论，公然倒向苏联。

这就意味着，越南从南方，印度从西南，再加上占领阿富汗的苏联从西北三个方向共同对中国形成战略威胁。

从此以后，邓小平同志为中苏关系正常化明确了一个前提，那就是苏联采取实际行动消除“三大障碍”：苏联军队撤出蒙古，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三者缺一不可。

至于印度，不用苏联操心，我们自己会联合巴基斯坦和他慢慢玩。

这是一条很好的外交原则，不管他姓社姓资，决不能让我们的任何一个邻国过分强大。

至于中国决定在阿富汗问题上如何对付苏联，这里就不赘述。大家可以借鉴越南战争，参照那时候“中国如何和苏联一道抗衡美国，同时又是如何在越南和苏联斗智斗勇”尽情发挥想象力，猜想中国如何和美国一道抗衡苏联，同时又是如何在阿富汗和美国斗智斗勇。

唯一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在阿富汗没有再像在越南时那样铺张浪费、割头换颈、要啥给啥了。

对于苏军入侵阿富汗，反应激烈的除了美国和中国外，就是英国和巴基斯坦了。

巴基斯坦不必说，看到死敌印度的盟友苏联和另一个死敌阿富汗勾结在一起，自然坐立不安。

在阿富汗毫无地缘政治利益的英国为啥反应激烈呢？这个问题看似奇怪，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一个女人在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这一年当上了英国首相，她的名字叫玛格丽特·撒切尔。

去年，我看了英国2011年出品的电影《铁娘子》。相传英国民众普遍认为该片拍的很写实。我在里面看到了一位端庄、典雅而富有主见的女士。其人不乏欧洲古典宫廷中贵妇人的温婉气质。但我还是觉得电影的名字用得好，这是一位名符其实的铁娘子。

她是一个女人，一个敢于担当，改变国民惰性恶习，鼓励人民勤劳致富，努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女人。

她是一个女人，一个临危不惧，对北爱尔兰恐怖分子毫不妥协，对小小马岛不惜兵戈，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国际威望的女人。

她是一个女人，一个不畏强权，毕生追求搞垮苏联、赢得冷战、重振大英帝国雄风的女人。

自丘吉尔首相以降，二战后的英国政府一个比一个低调，根本无法让人感知他们领导的国家曾经叫日不落帝国。连丘吉尔都说：“我万分沉痛地看到大英帝国威望丧失和国运衰落。”政府民众几乎都患上了恐苏症，仿佛苏联军人只要在柏林齐喊一声乌拉，就可以七天攻进巴黎，十五天占领伦敦，整个西欧都要靠美国军队来营救。

撒切尔夫人上台后，英国外交政策360度大转弯，对苏联极为强硬。撒切尔夫人就是要让国民知道：苏联早已外强中干，你们只要让我连任，我就可以让你们看见它垮台解体。

在撒切尔夫人看来，苏联入侵阿富汗就是“作死”。既然勃列日涅夫不懂“no zuo no die”的英语正解，撒切尔夫人决定就在阿富汗给他上一课，教教勃列日涅夫什么叫不作死就不会死。

1980年1月3日，撒切尔夫人召见苏联驻英国大使，告诉他英国极不赞成苏军进入阿富汗，并要他转告莫斯科，英国政府决定取消1980年2月的葛罗米柯访问英国的原定计划。1月5日，撒切尔夫人又公开宣布，中断和苏联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召回驻苏联和阿富汗的大使，如苏联仍不撤军，英国将抵制莫斯科奥运会。1月9日之后，撒切尔首相派出特使访问亚洲若干国家，宣称苏联入侵阿富汗是对所有亚洲国家的威胁，只要任何一个海湾国家需要，英国都会出动军事力量保卫波斯湾地区的安全。

要知道，大英帝国的军队已经很久没打仗，也很久没有在海湾地区出现过了。英军上一次在海湾出现，还是二十三年前的苏伊士运河战争，结果却被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埃及给打败了。

撒切尔夫人仿佛在告诉全体英国人民，更我走，我带你们重拾日不落帝国的荣光。

说完了英国的表态，就要说美国的另外两个西欧盟友——西德和法国了。

西德虽然也反对苏军入侵阿富汗，但是西德对事件的反应并不那么强烈，也不像英国那样和美国采取几乎一致的政策观点。西德政府在1980年1月11日发表声明，做出官方表态。其文主要观点官样文章味道很浓，可谓是外交辞令中的上乘之作。现摘录如下：

苏联干涉阿富汗损坏了东西方合作，西德像美国一样，将重新考虑对苏联的一些政策（敷衍美国）；西德捍卫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并通过在伙伴关系基础上的政治合作和经济援助来支持这种独立（阿富汗和我又不是伙伴关系，就算是，我也只会用政治经济手段帮他，不会采取军事保护措施）；西德将同其联盟伙伴一道忠于它的保持防务和在军事力量平衡的基础上搞缓和的政策，将继续保持1979年12月关于限制中程武器、关于建立信托措施和关于中欧裁军等武器控制建议的有效性（现阶段缓和还是很重要的，西方国家没必要和苏联闹僵）。

西德算是给美国面子了，法国的表态与美国距离更大。

法国总统德斯坦在1980年1月4日发表公开讲话，表示苏联干涉阿富汗应该受到全世界的谴责，但是美国的态度绝对是过激的，苏联的入侵也许不是事先安排，也不是预先策划的，而可能是阿富汗内部的局势引起的，那种认为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是苏联向海湾国家进军的一个阶段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

德斯坦总统的讲话是批评完苏联再批评美国，几乎有点为苏联辩护的味道。

2月8日，法国总理巴尔发表公开讲话，声称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是不能接受的，是对缓和的严重打击，但是，法国既不怯懦地采取姑息态度，也不无条件地采取与其他国家一致行动，法国不希望由于采取极端的态度而使冷战复活。

巴尔总理的讲话很清晰，就是避免因此事激化东西方矛盾。法国不会屈从于任何国家，也不希望总体缓和的国际局势被改变。

无论是法国总统还是法国总理，对于阿富汗事件都是苏美各打五十大板。但是，法国政府的真实目标决不是维护缓和。而是想以和事佬之名行火中取栗之事，谋求恢复昔日法兰西帝国的国际威望。

道理很简单。五大国中，英国和中国已经站在美国一边，如果法国也和美国站一边，根本就是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无法给人特别耀眼的捍卫正义形象。

法国选择的是超脱于阿富汗战争本身，将着眼点放在全世界的和平大局，并且两边各打五十大板，充分显示出对世界大势的担当和不惧美苏两国的勇气。

而且，苏联惹怒美英中三国，一旦将来双方想谈判和好，法国就可以当中间人，在全世界面前促成好事赢得口碑。一旦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引发西方国家制裁封锁苏联或者苏联拿石油天然气反制西方，那么法国就可以一边买苏联的油气资源一边扩大对苏技术、货物出口，稳赚不赔。

当然了，法国不像美国、英国和中国，在阿富汗有自己的利益，所以看问题比较超脱。

也有看问题不超脱的，也就是那些伊斯兰国家。

1979年12月29日，伊朗向苏联发出照会，指责苏联军事干涉阿富汗。其文措辞非常强硬：“这是对所有伊斯兰国家的侵略行径。伊朗不能同意任何国家在另一个国家进行军事干预，尤其不能同意一个超级大国在一个小国进行军事干预。”

海湾五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各自也在同一天发表声明，要求苏联撤出阿富汗。

12月31日，埃及议会通过决议谴责苏联军事干涉阿富汗，要求苏联立即撤军。

在1980年的第一个月，苏联对于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声我行我素依旧，反而与阿富汗的卡尔迈勒新政府签订了一份苏军临时驻防阿富汗的条约，规定驻阿苏军权利职责和阿富汗政府对苏军承担的义务。

1980年1月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在阿富汗事件之后确保苏联国家利益的进一步措施》的决议，制定了未来一段时期的对外战略。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是在对美外交中继续保持稳定而坚定的立场；

二是对美国和其西欧盟国的关系进行分化瓦解，拉拢法国，争取西德；

三是阻止美国、中国和日本通过阿富汗问题进一步靠拢；

四是利用古巴和越南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减弱亚非拉国家对阿富汗新政权的敌视；

五是积极防范伊朗和巴基斯坦，以及其他其他伊斯兰国家倒向美国和中国，从事敌视苏联的活动；

六是全面援助阿富汗，巩固新政权。

上述政策措施依然是由政治局里的阿富汗委员会成员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波诺马廖夫所提出，获得政治局一致通过。

苏联高层应对阿富汗问题国际反应的思路想的很全面。但这是一个无解的应用题。此时的苏联就像大学期末考试前的我们，平时不好好学习，总想拿着考纲划范围，突击背诵几个重点难点，以侥幸心理冲击及格线。

可是，苏联在阿富汗的及格线不是六十分，而是九十分。这场考试就像考驾照，就算科目一的理论考试通过了，还要通过一场又一场的后续考试，场场都有坑。

1979年12月27日至1980年1月，美国政府高层都在密切关注阿富汗形势以及世界各国的表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拿出了一份全新的方案给卡特总统，相对比1979年12月26日那一份备忘录更加具有操作性和杀伤力。

卡特总统一方面不断与同事们研究讨论阿富汗问题，另一方面不断与各个盟国加强协商，最后在布热津斯基提供的新方案基础上确立了对苏联的全面反击措施。除了经济制裁、联络中国、援助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外那些既定方针之外，卡特政府想到了邀请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埃及三国政府联袂出演一场抗衡克里姆林宫的绝世好戏。

具体的说，就是巴基斯坦负责场地，沙特阿拉伯负责金钱，埃及负责武器。美国居中协调各方行动，全力协助阿富汗反政府武装，打击驻阿苏军和卡尔迈勒政府。

巴基斯坦毗邻阿富汗，是阿富汗反政府组织和武装的首选流亡地。阿富汗的东普什图斯坦又有阿富汗的同族同胞和逃亡难民，其中不乏敌视苏联异教徒入侵的人们。让反政府武装在这里招兵买马，训练战士，然后回国参战。

沙特阿拉伯境内有穆斯林圣地麦加和麦地那，又是伊斯兰国家政府里的首富，必须以实际行动承担起保卫伊斯兰的重任。阿富汗的穆斯林兄弟缺钱抗战，沙特政府应当予以财政援助。

埃及从来就是穆斯林世界的政治领袖，尽管因为与以色列单独媾和而恶名在外。现在和平了，当年为了消灭以色列的购买的苏制武器放着也是放着，不如低价卖给阿富汗的穆斯林兄弟，支持他们抗击异教徒的入侵。这样还能换个好名声，给其他穆斯林国家留个好印象。

大家可能会问了，为什么美国不像苏联援助越南那样，直接予以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大规模援助呢？

首先，当时的美国还没有完全走出经济危机，政府没有财力也没有胆量大规模援助阿富汗反政府武装。美国可不是苏联，任凭本国人民缺吃少穿，也要勒紧裤腰带援助兄弟党。其次，卡特政府要维护自己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光辉形象，不希望别人看到反政府武装使用美制武器打击苏军。再次，拉更多的国家淌阿富汗这趟浑水，就能保证越来越多的国家长期和美国结盟，巩固美国的外交优势。

好一计借刀杀人，布热津斯基不愧是高手。他对国际局势洞若观火，看准了巴基斯坦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充满恐惧、沙特阿拉伯想利用经济优势谋求伊斯兰世界领袖地位、埃及想扭转对以色列单独议和造成负面影响的心理，将三个国家因势利导，绑上了美国政府的战车，仿佛举起了一把三棱剑，从阿富汗刺向苏联的下腹部。

果不其然，三国政府无一例外，对美国的方案表示赞成。

然而，搭建平台是一回事，确保运行、发挥效能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再好的政策方案也要依靠强有力的领导人和执行力强大的政府。很显然，卡特总统和他的那届政府还欠些火候，无力落实如此高难度的项目。

真正将这把三棱剑使得龙飞凤舞的那群人要在一年之后才登上美国政治舞台。

不过，卡特已经和勃列日涅夫说过“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文斗”方面除了常规的经济制裁和暂停美苏两国外交活动外，美国政府又放了一个大招——抵制1980年7月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奥运会。

卡特政府“秘密建议”的理由冠冕堂皇，说是不少国家的运动员对于禁止前往莫斯科参赛的命令感到怀疑和不满。咱们可以给他们另外提供一个比赛的城市啊，可以由传统体育大国的城市举办。

国际奥委会拒绝了这项建议。

卡特政府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美国国务院写了封信给意大利政府，说咱们别去莫斯科比赛。咱们去建议国际奥委会，把几百个比赛项目分一分，拆成四到五组，放在五大洲各一个国家来共同承办。这样，咱们就可以争取到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咱们一起对抗苏联。

同样的观点美国还和英国等盟国交换过意见。不过，不知道后来出现什么原因没有成功。

卡特政府还是不甘心，国际组织找过了，盟友们也找过了，都没成功。那就直接找第三世界的小国吧。

美国选中的是科特迪瓦。依据是该国政治经济形势稳定，体育水平相对不错，而且亲美反苏。

科特迪瓦拒绝了，理由是国力有限。

要知道，苏联为了主办莫斯科奥运会，总共耗费了90多亿美元，创下了当时奥运会史上的最高纪录。在近六年时间的准备工作中，莫斯科对城市进行突击改建，修筑高楼大厦、粉刷历史建筑、完善交通网络、清除河道淤泥，还特意修建了作为奥运会主体育场的卢日尼克列宁中央体育场，其中的140个场馆可以容纳20万人。到了1980年，莫斯科的大型体育场由之前的50多个增加到近70个，人工游泳池从30多个发展到60多个，体育馆由1300多个扩增到1600多个。

这种魄力、这么多钱和这种效率，科特迪瓦怕是真拿不出。

一连三个坏消息，卡特政府的高官们怕是气坏了。

本来嘛，政治是政治，体育是体育。无论多么高尚的口号，都不应该把这两件事搅和在一起。

你可以智慧卓越，把巴基斯坦、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绑上你的战车，但你不应该把各国运动员的训练汗水和自我超越的理想牺牲给美国的外交战略。人家四年才等到一次华山论剑、同台竞技的机会，大伙还要追求刷新世界纪录呢！

对于卡特政府来说，也不是一个好消息都没有。1980年2月下旬，有36个穆斯林国家的外长在伊斯兰堡会议上与美国达成一致，支持抵制莫斯科奥运会。随后，西方各国的奥委会在罗马召开会议，同意运动员以私人身份参加奥运会，但是要放弃演奏国歌以及升起国旗等传统仪式。

意思就是，就算你拿了名次，也只能静悄悄地拿奖牌。大家看不到你的国旗，也听不到你的国歌，不知道你在为哪个国家增添荣誉。

联想到这些，运动员们会不会很扫兴？

虽说大多数运动员的价值观都是超越对手、超越自己、超越历史，但毕竟运动员也是人。由人组成的人群自然价值观容易出现个体多元化。有的运动员想的是奖牌和世界纪录，有的会想着挣钱然后做慈善。当然，也不乏一些既不缺成绩又不缺财富的人，可以靠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沽名钓誉。对于最后这一种人，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是个好机会。

1980年7月19日下午14点，第22届奥运会在莫斯科的卢日尼克列宁中央体育场正式开幕。由于上届奥运会举办国加拿大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因而在奥林匹克会旗交接仪式中，上届奥运会主办城市蒙特利尔市长只派了一名代表将奥林匹克会旗交给了莫斯科市。这些情况，使得热烈的开幕式显得冷冷清清。

就在这时候，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向那些不顾巨大政治压力依然决定来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们表示欢迎。他说：“我们纯粹是根据一个城市的组织能力而赋予一个城市举办奥运会的权利的。在这里，各种设施建设得非常好，我请求大家超越所有政治、信仰和种族的差异，以相互理解的精神进行比赛。”

听听人家专业人士怎么说的。体育竞技是体育竞技，政治信仰是政治信仰，别搅和在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