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非洲养活不了自己吗？_风闻

来源：IDT公众号，作者：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名誉院长

2018年，我访问马拉维时，从乘坐的车里看到两边农户的种植玉米，印象里长势是很好的。这几年，因为在坦桑尼亚和农民一起种玉米，所以对玉米十分敏感。从快速直观的印象中我发现马拉维农户玉米种植的密度，显然要高于我在坦桑农村看到的玉米种植密度。后来我在马拉维的农村仔细了解了农户玉米种植的情况，发现他们的玉米不仅种的比较密，而且都是垄作。我的同事唐丽霞教授告诉我马拉维人多、耕地少，所以它的农作系统就比较倾向于土地集约利用。我大概做了比较，我所看到的马拉维农户种植玉米的密度，比我在坦桑尼亚莫洛戈罗省（Morogoro）所见到的农民种植的玉米每亩要多1500株到2000株。与马拉维相比，坦桑尼亚是耕地相对富裕的国家。按照世界粮农组织统计的数据，过去十年中，坦桑尼亚玉米总产的提升大概有80%来自于种植面积的扩大，而不是单产的提高。马拉维和坦桑尼亚玉米生产模式的差异，很好地印证了速水（Hayami）和拉坦（Ruttan）关于土地/人口关系条件下农业技术变革模式的理论，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农业发展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个国家人口和自然资源关系的影响。土地丰裕条件下，广种薄收相对集约种植更加经济，当然不是说生产力会高。坦桑尼亚看到的普遍的广种薄收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的农业一定比中国的落后。

我们在国内只要一提到非洲农业，往往都会与不发达、饥饿、粮食短缺、缺乏营养、粮食进口、粮食不安全相联系。实际上，非洲自然条件和生态条件多样性非常强，讲“非洲农业”这个概念，很容易产生误导。非洲存在着两个多样性。一个是生态环境的多样性，第二个是经济社会条件的多样性。通常我们讲的“发展问题的非洲”，主要是指撒哈拉以南地区。但是，即便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各个国家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条件也是完全不同的。非洲的这种多样性，一方面为非洲提供了生产多样性农产品的基本条件，同时，这样一个多样性，也在客观上要求针对非洲农业发展的任何方案，都必须是基于不同的国家，甚至是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区域的特殊条件。总体上说，旱作，雨养，低投入，节约劳动力，提高单产等方面的技术方案适合很多的非洲国家。

约翰（John）是乌干达瓦基索（Wakiso）地区考那村（Kona）的一位农民，他有2英亩土地。在2英亩的土地上，他轮作豆类、玉米和木薯，在一个轮作周期里他可以收获800公斤豆类，480公斤玉米和1000公斤木薯。按照单个作物的单产来算，产量是非常低的。但是，这样一种轮作，是按照雨季—旱季的规律展开的，这是在技术水平不高的情况下，集约利用土地的有效方式，也是雨养农业条件下，最大可能利用降雨资源的方式。乌干达瓦基索（Wakiso）地区大量丘陵坡地上，有很多像约翰（John）这样的农户。为了解决烧柴问题，很多农户在地里还种植桉树，便于他们烧制木炭。很显然，非洲农民在人口增长、土地资源有限以及气候变化等条件下，有着丰富的实践创新经验。把非洲的农业看成是落后、没有创新、缺乏技术的处女地，并不客观。

2019年11月30日于坦桑尼亚莫洛戈罗省（Morogoro）

那么，我们通常说的非洲农业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基于我们在坦桑尼亚莫洛戈罗省（Morogoro）项目村的实际情况，一个成年农民一年的口粮需要3袋玉米，大致是300公斤的玉米粒；15岁以下，大致每人每年1.5袋以下。如果一个家庭有2个成年人，3个小孩，大概一年需要10袋玉米。当地农户传统种植方式按照雨水比较差的2018至2019年的收成计算，每英亩3袋玉米。农户一般都有3-4英亩的土地，一年可以生产12袋玉米。2012年，当时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现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郑文凯同志来到坦桑。他当时问了我一个问题，“小云，我在坦桑没看到饥饿”。按照刚才的计算，即便在比较差的年份，农户实际上也不会出现大的饥荒。当然，这既不包括极端干旱的情况，也不能代表整个非洲。我从2008年开始接触坦桑尼亚农业，十多年期间，没有出现过大规模极端饥饿，至少在非洲发生普遍性饥饿的情况也是很少的。前几年，我们项目村农民玉米增产之后，多余的就卖不出了。这是因为坦桑尼亚的城市人口的比例还不高，国内市场需求有限，而且对于玉米的出口一直都是控制的。在农产品商品率很低的条件下，农民增产的动力是不足的。所以，我们讲非洲农业问题，并不是非洲人能不能养活自己的问题，而更多的是经济社会转型的问题。

最近，我和我的两个同事在莫洛戈罗省（Morogoro）安排我们的项目。路边，田里都是好大好大的芒果树，正值芒果收获的季节，到处都是芒果。从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到莫洛戈罗省（Morogoro）沿路，还摆满了菠萝。我问司机，谁买这些菠萝？司机说，都是当地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常讲的基于谷物供给的粮食安全，并不必然等同于非洲人日常的食物安全。非洲一年四季有香蕉、木薯、芒果等各种热带水果，这些食物提供了丰富的能量供给和营养，是非洲很多国家食物安全的基本保障。吃面包、吃大米，更多的是现代标准的食物消费模式。一旦外国人、城市人都消费面包、牛奶、大米等，那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富人的身份象征。我们讲每年非洲200多亿美元用于进口粮食，实际上主要是进口水稻、小麦等具有社会身份象征的食物以及相关的加工食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非洲并不必然存在食物的不安全，但却存在着经济社会发展型的食物安全问题。谷物供给的结构性短缺与食物资源的丰富并存是非洲农业的重要特征。

非洲农业发展问题主要还是非洲社会经济转型的问题。

首先，按照购买力平价所界定的贫困标准，以及过去的千年发展目标，和正在推进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来衡量，很多非洲国家与这些目标的要求差距比较大。实话说，在全世界制定一个统一的福利标准，本身就不太合理，再加上标准背后的物化性和经济社会政治含义主要是基于西方的物质文明的基础，就使得这些标准备受质疑。非洲的问题在于，如何能够建立起一个拥有有效的医疗、教育、全面的营养，又同时能够提高收入的经济社会体系。而要想满足千年发展目标和联合国可持续目标等一系列要求，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就成为了关键。这个转型的核心含义是非洲国家需要将其传统的农业为主的经济社会体系逐渐转变为一个现代经济社会体系。这是中国过去走过的道路，也是非洲国家现在正在追求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非洲的农业问题也就不再是一个食物安全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

坦桑尼亚当地的同事告诉我，马古富力（Magufuli）总统最近说了，以后针对玉米销售的限制都取消，可以卖到肯尼亚、乌干达和任何国家。这让我想到2010年，我在世界银行坦桑尼亚代表处做研究时所遇到的问题。那个时候，玉米是不能出口的，因为玉米是坦桑尼亚的主粮。2017年，我们在坦桑尼亚莫洛戈罗省（Morogoro）项目村狮子村的农民反映，他们增产的玉米卖不出去。在过去几年中，我一直在国际上讲非洲农业与减贫的关系。很多人对此有误解。牛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就曾经对我的观点提出质疑。其实，我的观点并不是说非洲的减贫只能依靠农业。我的观点是，在很多非洲国家，要想实现减贫：第一，农业生产要由广种薄收模式转变成集约型模式，从而提高劳动生产力，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减贫主要还是意味着收入的提升。就像我们在坦桑尼亚莫洛戈罗省（Morogoro）的玉米实验，通过增加密度、间苗和中耕除草等措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因为实行密植，加上间苗、中耕除草，势必会提高单位土地面积劳动力投入，从而在客观上减少了农民扩大面积的可能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得益于医疗服务的改善，非洲过去十多年人口增长很快，耕地逐渐变得稀缺，客观上有发展集约化的需要；第二，通过土地生产力和劳动生产力提升而获得总产量提升会产生剩余。大多数非洲国家，城镇化率很低。纯粹的消费群体数量不大，因此，提高农业商品化率是很多非洲国家农业发展的重要限制因素。这一点非洲国家与中国不一样。即便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依然有庞大的城市群体，对农产品有着强大的需求。国内在讨论非洲农业问题上，往往觉得非洲技术水平低、缺乏资金、农民不会种地等等。在过去几年的工作中，我们发现坦桑尼亚玉米当地的品种和栽培技术等都是成熟的。那种认为中国的农业技术能够养活非洲的说法是不了解非洲的情况。当然，由于资金的不足、缺乏灌溉，农民没有钱买良种、化肥，都影响农业的发展。但是农产品需求和农业商品化率问题，在源头上制约着农业产量的提升。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援非农业项目都比较强调价值链开发的主要原因。而所谓价值链的开发则离不开经济社会的转型。从这个角度讲，非洲农业得不到大的发展和非洲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低有着很大的关系。农业的剩余有两个路径支持社会经济的转型，一是进入全球市场，二是转化为本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资本，否则农业只能是自给自足，农村很难实现现代意义的减贫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