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机构注定做不好意识形态工作，但这不代表中国会输_风闻

与微博上缺乏战斗力，只懂得发八股文、求转发的某些官方媒体账号不同，有一些独自奋战的个人或者私人小团体互联网内容生产者，却取得了意外的成功，甚至不需要刻意迎合外国观众就能名扬海外，比官方花大钱办的孔子学院更起到了文化传播的作用。

官僚机构很难搞好宣传工作，因为官僚机构绕不开“考核”这种东西，否则没有一个明规则来决定谁升迁谁不升迁，谁年终奖更多。而宣传效果是作用于人心的，又没办法量化考核，就只能考核点击量、粉丝数、转发数。那么官僚机构的办事员就会往提高这些指标上努力，而不顾实际效果。

这种“考核指标”和“初衷目标”相脱节的现象，存在于很多领域，甚至也不仅仅在中国。比如西方搞的多党选举一人一票，某些持有良好意愿的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体现民意，选出一个优秀的治理团队。但治理能力又没办法具体量化，那么怎么办呢，就只能看得票数量。那么政客就会往“怎么获取更多票数”的技术层面上去努力，比如打击对手、作秀、注重演讲和个人展现、割裂民众获取基本盘巩固铁票仓，等等。至于原本初衷的“治理能力”则反而不被关注了。

官僚机构搞不好宣传，那么有什么缓解的办法吗？

有个可以考虑的思路，就是学习西方各种搞颜色革命的基金会，我不主动上阵，但是你这个人巧舌如簧，又愿意给我干活，蛊惑表现还不错，那我就拨给你点钱资助你。钱定期或不定期给一次，给多少看你具体表现，我不干涉你具体怎么搞，我只看你的实际宣传效果。

但这样如果复制到中国，可能有点问题。因为西方现在是强势意识形态，因此不愁找不到真正相信它那一套的人，这样可选择的范围就很大。但中国现在是相对弱势意识形态，要是也这样搞，就可能会有一些根本不热心也不感兴趣，但是为了钱的人凑上来，结果变成了私人版的“求转发”。

另外，“实际效果”这种东西怎么评价呢，这个如果用官僚机构来评价，就又陷入了上条微博所述的死循环里面。比如说吧，《那兔》这部起初是纯民间的漫画效果不错，那么基金会如果要给钱扶植，应该是给《那兔》的作者，但这是无法量化的，是靠人的感觉得出“这部漫画市场反响不错”这个结论的。当然，它的点击量肯定也不错，但官僚机构往外发钱，那肯定得有个规章制度吧，不然只凭某个人来说“这个漫画不错”然后就发钱那岂不是有贪腐之嫌吗？万一纪委来查怎么说？但如果把点击量这东西设置为一个明的规则，告诉大家，谁的点击量高我给谁钱，那又回到之前的模式了，又可以刷点击量了求转发了。

所以说，官僚机构即使只发钱而不主动去搞具体宣传，同样面临着“考核指标”明规则的问题。这个明规则你要是没有，那就容易暗箱操作变成官商勾结搞腐败；如果有明规则，那就面临着量化问题。

那合着就没办法了？也不是。就算官僚机构束手无策，但只要中国的硬实力能上去，并逐渐超越一个又一个的西方世界国家和地区，这种感受就会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知到。它会形成两个效果：第一，更高比例的人会愿意出来主动“宣传”，虽然从他们自己的角度看，这只是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已，人民战争的威力比官僚机构要强大的多。第二，有更高比例的人群会成为这种表达的潜在市场，换句直白的话说，就是“爱国生意”会有更大的潜在消费群体。而市场的变化会带动商家的入场，《那兔》和《战狼》如果能挣钱，就会有更多的资本和内容生产者愿意提供这样的产品。入场的多了，市场竞争就激烈了，《雷锋的故事》这样的就被自然淘汰了。

这就形成了类似于美国那样的正向循环，美国人虽然不一定喜欢政客，但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接受程度很高，“普世生意”很有市场。这样资本就会自发生产主旋律电影，且因为有钱，质量和画面会越来越高，消费者愿意接受愿意看，愿意付费，从而通过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而非官僚机构的“考核”来让优秀内容生产者和投资商脱颖而出，获得更多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