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想当官员，官员想当学者，学者想当富人_风闻

我们喜欢“各司其职”，让作家待在书桌前、知识分子站在讲台上、学者锁闭书斋、思想家则流亡在人群外；事实上，这四种人都要依靠写作寄身天地，在文字面前，他们成为彼此。今天，单读作者胡赳赳分享了他眼中的作家、知识分子、学者和思想家。

论作家与知识分子及学者和思想家的关系

撰文：胡赳赳

拟对世界发言有两种：言说与手写。多数人并不具备书写的技术，尽管可以在祖国用母语接受教育二十年之久，但对书写技术的教育却是失效的。打从一开始，教育者想到的是“规训”而非“自由表达”。“规训”制造的是工具、匠人和庸才，只有“自由表达”，才有天才与大师呼吸的空间。当然，这要冒相当大的“疯险”，异己、疯子与狂妄症患者也在这片丛林里出没。

一个人的演讲不需要训练，因为演讲是“思维的习得”。演讲与口齿伶俐、风度优雅没有关系，反而这些外在的矫饰是可以通过训练达成的——就像漂亮可以通过整容得到一样，但实在来说，夺人心魄的美往往是独具的，和漂亮没关系。我见过太多精彩的演说家，他们或思路清晰，可以脱口成文；或语音含混，拖泥带水，面目寂潦，发型散乱，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散发思想的魅力。也就是说，我们无需从形式上考证一个演说家的杰出，他是否用长句子，他是否短促而尖锐，他是否懂得节奏中的音乐性，以及他是否控制得好时间。关键是，演说者是否使你印象深刻，他是否将思想植入你心灵深处。

大凡写作者，都能习得思维上的逻辑、条畅和声情。因为书写技术的训练，来自于大量的阅读，在阅读中养成良好的品味和判断。这非一日之功，或许要毕一生之力。除了某些天才之外（当然可以说天才即先天所习得），后天要习得写作能力，阅读经典之外别无它法。从文学扩充到文化，即而扩充到思想领域，又从思想领域扩充到信仰领域。随着人生信条的不断刷新，书写这种能力也会随之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写作者把自己锻造成一把称手的斧子。

因此，与其训练一个人的言说，不如训练一个人的写作。当写作过关了，言说也将自如。一个懂得书写技术的人，他在写作时，一定是写出未知的部分，而非写出已知的部分。只有在写作中，思路才得以整理。对写作具有信仰的人士会说，写作是与上帝一起创造，上帝与作者一起参与到构建中来。这样理解无可厚非，有神秘主义的玄学成份存在。对写作越持久而深入，越会有这种态度。

写作者有很多面向，一种是立志当作家的人。他们首先受故事的吸引，同时对语言也异乎寻常地敏感。刚开始很有可能，他们不知道一个词的意思，但知道该放置在哪儿恰如其分。这便是“语感”。“打破了碗说碗，打破了碟说碟”，这句话对少年来讲很难理解，但并不妨碍一个少年写文章时用它来形容某个直率鲁钝之人。

由于作家对语言天然的敏感，可能会使其变得“言过其实”，夸张、矫饰，走进辞章之学。也可能就此进入浪漫派的阵营。初学写作者，都会犯一个错误，他只是想表达一个人呆着很“孤单”，但却使用了“孤独”。于是“孤独”的语境便辽阔起来了，这个词语义之丰富，既便存在主义的思想家们，都囊括不了它。或者他只是想表达“好感”，但却使用了“爱情”。也由此天翻地覆、死去活来。初学者会落入语言的陷阱，语言之陷阱形成暗示，指导行动，使得肉身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词语或语言，有时会葬送一个立志成为作家者的命运。词语的重量，若不慎重，若不是渐渐加强压力而是冒然力举，则一定会出现闪失，轻则伤筋动骨，重则伤心摧肝。

词语有重量，也有轻盈的部分：倘若你写到“麦子”，如果脑海中是秋天收获的景象，则有沉甸甸的感受；如果联想中是“麦田守望者”，则有青草与天空的气息，这个词语就轻盈游荡了起来，与青春期和荷尔蒙完美结合，变成利比多与叛逆的一部分。

▲梵高《麦田上的云雀》布面油画 34x65.5cm 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馆

倘若要是写到“石头”呢？石头天生具有重量感。但也不尽然，“石头”可以变成“焰火”。假设你说，“石头开花的季节”，天哪，石头立马变形为轻盈的生机。这便是语言的魔法，词语的炼金术。也是迷惑青少年成为作家的存在迷思。有些人闯出来了，有些人难免半途而废。但不管怎样说，成为一名作家，要像一条疯狗一样不停地写，除此之外，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作家要想具有现代性，或者，如何成为一个现代作家，他必须得和知识分子的身份相结合。这一点诸多作家不以为然，而另一部分作家显然深刻意识到其重要性。作家关注心灵，关注人性。但除此之外，他也无法漠视社会进程和人类整体的智力、道德的完善程度。而且，对于“大屠杀”这种恐怖事件，作家稍具脑力，便要和知识分子一起，肩并肩去反思，用思维影响他者，防止幽灵与恶魔的再度出现。

知识分子是拥有常识和智性的那个群体。他们无需有特别深邃的见解，重要的是坚持常识——常识往往会遗忘。因为社会组织者，要调动个体的大脑和行为，必须首先将常识抹掉，然后加入新的思想。比如“义务”和“权力”对等是常识，那些要求你“奉献牺牲”“把崇高当高潮”则是利用你的阴谋。再比如“谎言”，诸多国家的教科书上，充斥着谎言。这一点，解释者说国家利益至上，为了国家利益，必要的谎言是允许的。这显然又违背了知识分子的常识。因为“国家利益”和“谎言”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知识分子强调真相、常识以及客观规律。但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又堪忧。因为知识分子也面临即得利益的诱惑，一些人便以不说假话为底线，保持沉默。然而有时保持沉默也是犯罪。总之，知识分子比普通民众更善于拷问自己的良知。然而拷问久了，便也趋于麻木。于是知识分子亦不免泯然众人。

大学这个团体，使得知识分子的数量倍增。一般而言，受过高等教育，便可以称为知识分子了，加上还有那么多的教授、专家、学者，具有人文思想，受过相关理念的影响，他们不仅关注自身的困境，也对他人的困境感同身受。因此我们往往会这么界定知识分子和学者的区别：学者只在他的专业领域里发声，而知识分子，则通过他的智识，面向社会各阶层发声。知识分子和网络、媒体、出版的关联巨大，这是他发声的传播途径。因此，如果要控制知识分子，切断这些传播途径就够了。这种魔术叫壮士断腕，如果我们不想面对社会肌体的病痛，打打麻药，或者干脆切断，这也是一种治疗方法，愚者和疯子，往往这样选择。

作家当然虚构时为多，但说起真话来，一般人也受不住。尤其是痛下骂口时，那简直是一种酷刑。鲁迅的魅力，宵小之徒都领教过。写文学作品时，鲁迅是作家；批判社会时，他是知识分子；做研究时，又成了学者；讲道理时，便成为思想家。这些都要通过演讲和写作完成。对于要过书斋生活的人而言，“书写技术”是一辈子的功课。

爱默生在《论美国学者》中言：“人的思想形成有赖于将人生转化为真理的深入程度。”学者是寻求真理的人，或者是如爱默生所言“思想着的人”。他还讲学者应该“自由而勇敢”。如果相信他的论点的话，一切人是一个人，那么，做一个学者就是做一个大写的人。学者自己要为抽象的全体人类服务，这个全体人类所幻化出来的一个人，既是他的想象共同体，也是他愿意为之服务并付出终生的心灵源泉。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 年 5 月 25 日－1882 年 4 月 27 日）美国思想家、文学家，诗人。

学者首先是一个向学之人，他对学问之道有狂热的追求，他容易因此走上偏执的道路，他坚信学问的意义与价值，而无法考证其无意义与价值的一面。他为价值和意义赋能，同时，他不免钻进某些牛角尖，他对无法考证的事物、神秘主义、古老的迷信抱持一种不科学的态度。对此，学者无法踏入先验性的一步，但他每往前推进一步，他填补某项空白之时，就是人类的认知版图被照亮了，这个版图永远无法被拼凑完整。但好在，它确乎是在逐渐清晰与扩大边界之中。学者皓首穷经，钻研义理，阐释经典，并且发表论文，学者是知识人中的工蜂。

我们脑海中经典的学者形象往往是学究气的，或者是与作家文人一样有着酸腐气。他们拥有知识经验，却对世俗生活隔膜。终其一生，像是从书本到书本的漂流。学者身上的书生气弄不好，就变成了令人嘲笑的对象。“寻章摘句老雕虫”，说的是一类学者，他们在字里行间寻找某种确乎的注释。有时，他们也梳理、编辑历代典故，他们也在实验室中，发明创造之物。他们观察自然、星球、人类社会，提出研究性的中肯意见——这些意见往往被他们的继任者和后学推翻。科学与观点，便这样持续、反复地交错前进。

如果一个作家，既有知识分子的智识与勇气，又有学者的学识和研究心得，那他可能会写出宝贵的著作出来。如钱钟书的《围城》，他仅仅是在作家的岗位上浅尝则止。他的性情在小说中表露无遗，他观察入微、言辞刻肯，有天真的孩子气与诙谐之感。也有类似于胡适这样的学者，他多是以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行批判与改良社会的职责，然而他的贡献也确乎与作家的任务有关，他把白话文开出一片新天地出来——他竟然能毕其功于一役。

写作是最底层的运动，无论是作家、知识分子还是学者，他们都将使用这项“书写技术”。因此严格来讲，他们之间是不好区分的。作家往往受过高等教育。会写作的知识分子必然有作家的一面显露出来。如果系统地研究某一个领域，他则又兼为学者了。而学者又不免写作专著与论文，假如他的写作功底很好，他的著作便能广泛流传，这便占了不少便宜。而且，一个写作不力的学者，多多少少，会受人鄙视。这就像在手迹书写时代，既便你的表达再有说服力，然而书法不够美观，那也是会影响阅读者的判断的。

我们再回过头来概括地描述一下：作家是那个闭门不出的人，他要将心灵、人性、想像力汇为一炉，他对语言的敏感使其成为掌握“书写技术”最得力的人。他写作故事、诗歌、评论，以及非虚构的内容，以此与读者之间搭建心灵之桥。他启迪世人，把愉悦和审美带给读者。人们将一篇篇美文视若珍宝，作家也因此可以不朽，对本国的语言的创造性使用，保存在其篇章中。优秀作家的代表性文章被视为对语言运用的典范，也成为教材中的必修科目，大学中的重点研究对象。一类作家是对语言文体有贡献的，他们推进或改进了叙事的结构和原则。而另一类作家则不，他们的重心可能是在构建宏大的故事规模，使其如何引人入胜，当你沉浸其中，会忘了文体这回事——语言太好，或许会干扰阅读的实质。还有一类作家，疯狂的写作以致半途累死，这与另一类作家正好相反，另一类产量很少却占据重要地位。

▲作家是那个闭门不出的人

当然，各形各色的作家都有。这无法成为一个模板和榜样。重要的是风格即性格。一个作家有什么样的个性，他最终都会呈现在文本上。只要他写得足够多，这一点终将会裸露出来。作家是袒露心灵的人，也有遮蔽式的写作，那是为了一个更好的窥见角度。

作家必须受一种激情的驱动。倘若没有写作的原始冲动，倘若驱动力某一天消失了，这才是最为可怕的事。技术、才华、专注力，这都是第二义。对于一个作家来讲，他必须有个第一义提供发动机式的源源不断的动力，那就是写作的冲动，表达的欲望，在表达过程实现的快乐与成就感。这些推动他成为一个作家。否则，是没有人愿意干这种苦役的。

作家的形成有赖于读者的共识。一个人自封为作家几乎是不成立的，只有读者，广大的读者才可以说，哦，这是一位作家，我读过他的著作。或者说，哦，那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他的故事写得不错，应该改编成电影。作家要依靠读者才能确认并深化自己作家的身份。没有人从第一篇文章开始便成为了作家。他只有反复叠加，创作、发表，使人捧读，他作家的地位就在这个过程中强化、加固。

对写作的干扰太多，生活上的、人情上的。你想好好的写上两小时，可能要花同样的时间，才能让自己在桌前坐下来。总有些响动和念头冒出来，洗洗手，查查邮件，有个快递忘了取，要不今天歇一下，把某本书看完。起初是这些杂念，直到你有力地摒弃它们、否定它们，看这些杂念自己消失，你终于可以坐在书桌前，打开电脑，翻开本子和笔，然后大脑一片空白。这时，对于成为一个作家的你来说，不免想喝一口，再喝一口。于是成为一个酒徒的使命先于作家成功。

成为作家没有别的捷径，你只有写，疯狂地写，写到忘我的程度。这种专注力就会出来好的作品，至少，这些作品的面貌会让作者本人大吃一惊，它具有陌生面孔——这些真是我写出来的吗？

因此，写作者是天人合一的。作家经常能体会到修行者禅定的某种机能。当一个作家行使创作的权力时，他便体会到了和造物主合一的深度宁静。他像个巫师一样，召唤文字的千军万马，召唤灵魂的显现，他虚构的不过是灵魂真实的呈现。有人如此形容：灵魂借作家而来，说出了自己。

这便是无数人想成为作家的隐秘愿望：体会那种神圣的时刻，忘我，专注，全知全能，与人物的命运走向一起颤抖，从已知牵引出未知，与缪斯之神通力合作。

作家的桂冠在现今时代多少落伍与过时，因为时代在粗俗的一面滑行太久，不器重文化与文学了。但这并不代表否认了作家的价值，有时候，价值是无法用价格判断的，价值要在历史中浮沉一段时期，为相近的心灵发掘吸引，才能显露出来。因此，作家不用为了进入文学史而写作，那种功利思想会妨碍写作。也不要为获奖而写作，那只是附加的荣誉。作家要暗养圣胎，呵护好自己心中的一团圣火。保持艺术创作的最初驱动力。

如果说作家关注的是“人性”，知识分子更多地是关注“社会性”。知识分子总是想着人类如何更好一些，无论是制度、道德还是生活方式。知识分子为此要提供智识，对社会的认知，革新的观念，以及言论的影响诸如此类。

一个仰仗知识分子的社会是有前途的，反之则不然。践踏知识分子古以有之，因为知识最反动，知识使人启蒙，知识让人开窍，知识令你重新认识自身，认识自己的坐标，自己所处的历史节点。知识人或者知识分子，首要任务就是解救个体与群体，使其从“愚”的状态脱贫。让他不受他人操纵，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懂得维护自己的尊严。

知识分子，古或称“士”。他的职能可以简要概述为“安身”与“立命”。假若上大学只为找个好工作，这是安身之学；假若思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便是立命之学。知识分子应该对此予以指导。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弘毅便是行使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在儒学上是“仁”。宋之知识分子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一三句便是立命之学的纲领，其二四句则是安身之学的纲领。他的誓言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为他人之安身谋幸福，便是自己的立命之本。多么伟大，知识分子都应该效仿。

▲拉斐尔《雅典学院》壁画 279.4 X 617.2 厘米 梵蒂冈塞纳图拉大厅

知识分子的地位不保，这是令人堪忧的。知识分子有时会成为某种帮闲或附庸，装点门面，讨论虚假问题，做应制文章。知识分子也会成为拍马屁的高手，为统治服务提供理路依据——这是知识分子掉入安身之学的陷阱，忘了立命之学的教义。

有些知识分子到了老年，会变得糊涂，更改自己的价值观。否定自己过去的理论与言行。智慧遭遇到了梗阻，知识分子犯一个错误的危险，可能会影响到国家的决策者，从而波及到广大的公民。知识分子的言论不可以不慎。这是为什么古人老要说“如临深渊、如覆薄冰”。尤其是现如今，大多数官员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如果其昏聩，没有保持理性与清醒的话，对国民的损伤是不言而喻的。

独立知识分子势单力薄，眼瞅着被边缘化。这是可悲的，人们常说，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心，这是指知识分子往往说真话、动真言。但真话去并不讨喜，知识分子被边缘化和主动边缘化，则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的公民不奋起，不为他们创造言论空间，那实则是同辈莫大的道义损失。

一个成功人士赚再多钱，他也只是在安身之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立命之学呢，则是人的意义所在。为富而仁，则两个学问打通；为富不仁，则只能是一世之尊。

富有，似乎与知识分子之间天然地有敌对性。知识分子总应该以安贫乐道为特征，如果汲汲乎功名利禄，其为人作风，则会在圈子中遭到唾弃。这的确有一定道理，比如如果你想富有，必然要跑场子，当帮办，甚至要开公司，做项目。而这一切都是要消耗时间的，当时间消耗得连读书、写作的时间都占用了，知识分子就会变质，知识和对知识的权威，成为牟利的幌子。如果要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是否称职，只需要看他花的时间即可，如果他一半在书斋一半在市场上，那他只能打 50 分。我的建议是至少六四开，如果能达到八二开最好。六分立命四分安身，或八分立命二分安身，这种时间等分的划分是比较科学的。

过去我们常常说“知识改变命运”，现在看来，这句话并未过时，问题是宾语模糊不清，究竟是谁的命运：知识人的命运还是整体人类的命运？命运走向是更好了还是更糟了？因此，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先秦、魏晋、晚清、 20 世纪，知识分子的命运各有其转归，但总之是相当悲惨。在一个“生”与“死”变幻莫测的大时代中，关于尊严的知识是否应该放弃，这对于知识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放弃是活着的诱惑，不放弃是尊严的诱惑。总之，当生命与尊严只能二选其一时，知识分子陷于一个两难境地。话语空间被无限压缩了，知识会成为怀璧之罪。在这种振荡不息的局面下，知识分子很难践行自己的理想人格。

严格来讲，一个只关心自己的人，哪怕他再有学识，也不能称为知识分子。只有当他关心陌生人，关心他者的命运时，他才能称得上是知识分子。因此，诸多学者，恐怕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比如有人研究蝴蝶标本，他对人不感兴趣，也从未发表过他人的见解与同情，那他是很难称得上是知识分子。有些学者是化学家，他合成了塑料或致力于把水变成油，虽然对人类有莫大的功用，但他的初心只是为了工业合成，他客观上造成了人类的进步，但主观上并没有理解他人之命运的想法，他也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分子。总之，知识分子是不可能一边喝着红酒，一边听着交响乐，一边教导孩子要有教养，然后出门去的工作是为毒气室按下按纽。如果这样，既便你宣称自己是知识分子，那也是不会被认同的。

以前的学者是通才，而现在的学者却是专家。因此有些学者对自己领域以外的事情一窍不通，也漠不关心。这就像蛇终日蜷缩在自己的巢穴，他盘踞其间，安稳度日。学者最大的敌人是既没有同情心又失去好奇心。他可能只盯着几个竞争对手，几个学阀。他对有几个山头，谁是谁的人诸如此类的事情倒是门儿清。如果他的学生在学问上超过他，论文变成第一作者，有可能他内心不是祝贺而是痛苦。这样的学者占据了大学及研究机构，讨论学问之义，最终演变成了排名、论资排辈、资历、影响因子这样的现实考量——因此，学者们与企业家并无不同，他们忙着申请经费、发表论文、完成 KPI 。

如果我们的学者的风气变得像“老板”一样，不指导研究生读书而是把学生当作免费劳动力来使用，那这种风气就会像破窗效应一样传染开来。这种风气一时看不出恶果，但就长期而言，它影响的是“失信”与“失范”的大面积“失守”。

我相信有另一类学者的存在：他们有着活跃的智力，如沐春风的谈吐，能够把握所阅读书目的要义，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书斋，他们遵循的是严格的学术规范，没有剽窃，没有造假，没有注水。无论是清贫还是富有，都不能影响他们对学术抱有的志向。贫穷时，他们不会改行；富有时，他们也不会懒怠。

富人、学者、官员都是这个社会行之有效的几种身份：富人之与资本、学者之于知识、官员之于治理。假若三者能各司其职，精诚合作，则理想社会为之不晚。但十分令人心痛的是，富人想当官员，官员想当学者，学者想当富人，于是这个混乱的局面使得社会乱象丛生。

布卢姆写有《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他认为美国人正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他们不再关心自然的权利，丧失善恶是非的标准，忘却立国立本的宗旨，在开放、多元的幌子下，美国人的心灵越来越走向冷漠、自私和粗鄙。——简直可以说，放在当下的中国也不为过。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正是学者面临的问题。我们的学者和学生，似乎仍在一个文凭社会中生存、挣扎。学者要谋一个良好的教职，学生要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这似乎便是学习与教育的全部目的。

▲艾伦·布鲁姆 (Allan Bloom, 1930 年 9 月 14 日 - 1992 年 10 月 7 日)，美国政治哲学家、古典派著作家、学者

不管怎么说，这种想法有其逻辑自洽之处：如果谋生都变得困难，怎么会安顿好心灵呢？这个问题古以有之，伟大的学者孔子先生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其意思是“食在道中”。立道者，便能立食。安顿其心，则身有何患。但既便是大学硕儒，依然会在这个问题上较劲。民间时期马一浮在四川乐山办复性书院，便在对待学生的问题上与熊十力发生分歧。马一浮认为读书治学，与文凭无涉，否则便入驳杂功利之流；熊十力则认为，不给一张文凭，学生下山后如何谋职？马一浮是纯粹之儒，熊十力是恻隐之儒，理性来评判，两位教师各有法门，皆无过错。

学者的立意，不管怎么说都应该有战略高度。取法乎上，才能得乎中。如果取法只是为了谋职谋生，则显得猥琐了许多。犹太人愿意把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学者而不是富翁，这是对学识的尊重。中国没有这样的传统，上海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老外。事实证明，这也是一种逻辑自洽：女儿安身，母亲才安心。所以说，“宁在宝马车上哭，也不在自行车上笑”。前者虽哭，但有破泣为笑的那一刻；后者虽笑，慢慢也会强颜欢笑。

学者应追问这样的生存困境。物质带来温暖、安全和自由，但也带来烦恼、空洞和痛苦。如果我们的心灵是干瘪的倒也罢了，物质滋养即可；问题的，心灵常会犯上作乱，它有自己的判断、直觉和感受。

学者和心灵，是一对冤家。因为过多的知识会变成障碍，堵塞性灵这个系统。书读多了的人，常老气横秋，老成持重，老谋深算。也因此失却赤子的活泼泼和惺惺然。学者见多识广，博闻强记，但假若一不注意，便会把自己弄得无趣。学者钻进故纸堆，把自己变成老古董，于是也就只能供着，只有观赏性而无可玩性。

因此学者不能太过严肃，孔子以诗教佐之，取“温柔敦厚”之态。善则温柔，诚则敦厚。子夏说君子三变，要“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种修养装是装不出来的，装则成病。心智成熟后，自然显示这种相貌，一看就有威仪，接触起来又很温和，讲起话来斩钉截铁、句句在理。学者要有这种风貌，虽然说“要”，就跟说果子要熟透一个道理，并不是“要”就能要到的。时间到了，自然会如此呈现。

学者或者说学问家，必定以向学为志业，成为饱学之士。明顾炎武曾吐槽说：“北方学者，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南方学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吃饱后大脑一片空白，扎堆时空谈玩笑，本是人的正常生理反应，无可厚非，妙在一“终”字，如果你整日、镇日、终日都如此的话，则学者混同俚俗，无复有学者的面目了。

大部分学者，书都没有读通。因为不通，所以对事物没有通透性认识。执己之见，报残守缺，固以为自己专业是第一义。而好的学者，大约明白不管后面添加多少专业术语，前提有一个“人”字存在。人首先是个自然人，然后才是社会人，最后才是专业人。专业人不应该凌驾在人之上，否则便成为了专业动物。如此便有丧失方向的危险，玩火而不自知。因为专业的野心或求胜欲望，最终会葬送作为人的基本守则。

学者不应该与心灵是冤家。学者要时时内心有个提撕，保持理性和清澈。优良的学者都是以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为基本价值观的，他心中装着万有，这万有之中有自我与他人的安顿和命运，能冲破国界的阻挡，有对人类自身运作机制的反思和考察，也有报定专业为人类服务的决心。这决心中也包括改善人类与生态的处境。

因此当一名称职的学者或当一名大学者，是困难的。一个学者必须冲破“小我”，拥抱“大我”，他的意识状态才会涵盖、包容周遭的一切。无论他是否在场，他的精神范围便已笼罩着当下。他的思想，他的理念，他的价值观及他所作的贡献，具有一种示范的榜样之效。他在实验室日复一日地受挫，几千次地重复实验操作，最终有可能一败涂地，永无出头之日。但正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奇迹涌现了，屠呦呦成功提取了青蒿素，她挽救了全球的疟疾患者。

对于一个学者个体而言，成功是偶然的；但是对于学者这个集群而言，成功则变成必然的。只要有一个士兵攻占了堡垒，这场仗就打赢了。学者要有抱定做炮灰的决心，这就是用专业为人类服务的后果——迎接你的不一定是成功之巅，而是失败的深渊，是垫脚石，是“百无一用是书生”。

另一种更可怕的职业是成为了思想家。思想家在当代是无用的，往往要到隔代，才有人理解他。思想家在当代的朋友和同党少得可怜，他总显得不合时宜。也没有几个人能读懂他。如果说作家提供的是液体饮料，知识分子提供的是半流质饮料，学者提供的就已经是固体颗粒了，而思想家呢，他提供的是结晶体。一般人的肠胃，是没有能力消化这种结晶的。这就像没有人拿着盐和味精直接饱腹。一般人只能接受一点点佐餐。比如，如果是有思想性的作家，就会好接受很多。有思想性的知识分子，必定在精英圈大受欢迎。有思想的学者呢，定然可以成为学界领袖。

而单纯以思想、抽象的思想为目的，并且致力于对语言、哲学进行形而上的思索，这样的人，当他最终拥有了原创的思想，他替当代所有人去思考那些纯粹理念之物，并且使思想的深度向前推进一步，他就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思想家了。

研究哲学的学者离思想家最近，甚至是无限接近。思想家的称号有时是一顶高帽子，戴在同时代人的头上似乎是光荣的。但这顶帽子实在应该是五十年后、一百年后，由后人来颁发。因此可以说，所有当代对思想家的认定都是一种误读。但是事情总是相对的，有些思想家在当代便发挥威力，而在后世，他更是被很多人研究，人们从中吸取养份，这些养份还有治病之效——不同的思想对治不同的缺失。当你懦弱时读尼采和鲁迅；当你狂妄时读叔本华和惠能；当你感觉孤独时读克尔凯郭尔和海德格尔；当你理性缺失时读黑格尔和康德；当你缺少人文精神时读卢梭和爱默生；当你想出世时读梭罗和老庄；当你要入世时读曾国藩和孔孟。总之，思想家是五花八门的，中国有先秦诸子，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降的思想传统。

哲学家麦基虽然不是个原创的思想家，但他的功用是在 1980 年代通过 BBC 向大众普通了哲学知识，让民众爱上思想，后来结集为《思想家》一书。但谁能说他晚年没有独创的思想呢，他在《终极问题》（2016）一书中，这样描述死亡：“在那之后，我们会面临什么呢？就算是那些知道自己大限将至、死亡就在眼前的人，也不知道答案将会是什么。我只希望，在轮到我的时候，我的好奇心会超越恐惧，尽管那时我可能会是那种人，在认为自己快要找到所寻之物的一瞬间，他的蜡烛熄灭，陷入一片黑暗。”

▲麦基（右）与以赛亚·伯林在《思想家》节目中。图片来源：BBC

哲学学者和哲学家是两个称谓，前者是研究哲学的学者，他要梳理、考订、阐释并翻译哲学的历史、事件和著作。而哲学家呢，毫无疑问是思想家的一种。哲学家要有自己原创的思想内涵，或者要建立一个思想体系，或者能让真理从笔端汨汨流出。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思想家是“哲人王”，思想家是“爱智者”当中最出类拔萃的人。大的思想家，或许也是五百年才出一个。思想家不同于时下某些概念家、观点家。既便一些西方高等学院的教授们，都有堕落成概念家或观点家的危险，他们发明一个新词，制造一个概念，然后用学理依据去支撑它，取一时之宠。比如“习得性无助”，就是认为事情无法改观而不再努力，一句话能说清楚的问题非要用一本书去论证和阐释，这是典型的注水的方式。现今充斥着市场上的，有诸多伪学术、伪理论、伪思想的书，它们常常包装成学术或思想的面孔，但读完全书，你会发现仅仅一个名词解释就足够了，有用的信息量不会超过一页。而真正思想性的著作则正好相反，每天能啃读20页、40页或60页，那都是一天当中充实的工作。

思想家常常是离群索居的，这是经典不变的形象。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思想家需要大块的时间用来阅读和思考。这是他的主业。这个主业几乎换不来饭碗，因此诸多思想家要么是继承了遗产，可以养尊处优；要么是把对生活的热望降低到最低限度，他思考欲望，并把欲望转化为某种形而上的表达。思想家之所以远离人群，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在人群中，个体的人是不完整的：当你与一个人交谈，你便变成了二分之一；当有八个人的饭局，你就是八分之一了；如果当众演讲呢，尽管你可以影响二百个人，但你仍是二百分之一。敏感的思想家，会在人群中体会到这种压力。人与人之间微妙的粘着和互相挤压、变形乃至不适。思想家是不愿意与帝王互换身份的，因为这样以来就毫无自由可言。既便你领导着一个国家的公民，你仍是被这么多的公民绑架了。绑架在某个命定的事业上。有那么多的公文、发号施令、决策和礼仪要处理。为此将会给国王配一个黄金宫殿。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相互的，国王的权力当然大无边，但他亦会被这种权力所束缚。有些事情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得去做。一俟到过世或下台，局面就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了，他千辛万苦营造出来的大好棋局，可能会风流云散。

海德格尔喜欢住在乡下的小木屋中，与山民为伍，他称自己的工作是农夫的工作，而城市生则是令人不安的。他说：“城市人总担心，在山里和农民呆那么长时间，生活一无变化，人会不会觉得寂寞？其实，在这里体会到的不是寂寞，而是孤独。大都市中，人们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并不难感到寂寞，但绝对想象不出这份孤独。孤独有某种特别的原始魔力，不是孤立我们，而是将我们整个存在抛入所有到场事物本质而确凿的近处。”

思想家最不害怕的就是孤独。孤独对普通人而言是难受，对思想家而言是享受。思想家要把自己立在孤独的境遇当中。克尔凯郭尔对孤独的谈论，可谓是最佳诠释，他言：“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是：在多长的时间里，以及在怎样的层次上他能够甘于寂寞，无需得到他人的理解。能够毕生忍受孤独的人，能够在孤独中决定永恒之意义的人，距离孩提时代以及代表人类动物性的社会最远。”

如果要画一幅思想家肖像，首先他是一个陌生人，因为他很少抛头露面，多多少少人们会认为他是一个怪咖。他固执己见，有自己的信念，决不随便称许他人，也不服从于主流的意识形态。他待人或许简单粗暴，但某些时候又和蔼可亲。他尊重每一个人，但又显得那么居高临下。他常常不修边幅，因为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外在的事物上。他时而滔滔不绝，时而陷入卡顿，然后是一阵令他人不堪忍受的沉默。他肥硕的身躯像个炸药桶，里面储藏着威力惊人的能量。思想是个蓄能的过程，有时这种能量会毁灭他自己，有时也会成为他人主宰世界的理念工具。当然若利用得当，就像一项川流不息的水利工程，可以造就后人的福泽。

如此论述似乎有一种假设：作家、知识分子、学者和思想家之间是个递进的关系。思想家也常有这样的优越感，以为自己从事的是金字塔顶尖之事。作家和艺术家都希望得到哲学家的哲学评论，这样以来，自己的作品就高大上起来，似乎与真理相提并论了起来。可笑的是这是一种错觉，极其想当然。作家、知识分子、学者和思想家之间仅仅是分工、侧重点和所花时间的不同。他们注目的微妙焦点不同，因此其流向也有细微差别。但你怎么评判歌德或者卡夫卡呢？他们首先当然是作家，但其中蕴藏的接近真理的思想，可以说是饱含思想的汁液的。思想家萨特也会创作小说《恶心》，学者钱钟书也会写出《围城》。可以说，“书写技术”是他们共通的领域。写作是他们最基础的工作重心。

这就可以看看我们的书评家本雅明先生，他几乎是一直以写作书评维生的。他连正儿八经的作家都算不上。但此后，人们研读他的长篇幅书评，发现他其实是个思想家。这是个奇迹，“书写技术”到了本雅明这儿，似乎已经是“跨文体”了。批评、洞见和思想交相叠出，却又是散文式的风格。随笔、札记之中，可见思想在自由地流淌，不受任何牵绊。

**▲**瓦尔特·本迪克斯·舍恩弗利斯·本雅明（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n，1892 年 7 月 15 日—1940 年 9 月 27 日），犹太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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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尽还可以举出例子，比如蒙田或者培根的随笔。这究竟是属于作家还是思想家的产生呢？或许二者皆具。因为他们的随笔之中，文笔优美、条理畅达，同时又蕴含着思想和智慧的锋芒，使人读之如饮琼酿。

叔本华与尼采晚年的著作已经很通畅了，不再以晦涩难懂示人。叔本华晚年写有《人生的智慧》，这确乎是随笔的样式，真理也不再枯燥，理论也不再使人如坠云雾，这使得其作品具有作家的气质。而托尔斯泰晚年呢，他摒弃小说直抒胸臆，以格言的方式讲述真理，因此有其绝笔之作《生活之路》，其中思想的创见如珍珠一样比比皆是。

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则深具知识分子气质，他是最介于学者与思想家之间的知识分子。或者可以说，他完美的将知识分子、学者、思想家之三者的角色统一起来了。无论是他的《现实感》，还是他谈论俄国思想家的篇章，都能让人有所启迪。

但学界却愿意把他看成观念史家，又因其谈论自由的种类和对欧洲政治的批判，而将其看作是政治理论家。这都是没办法的事。

由于个人的气质不同，所关注的领域也处在延展之中，因此一个以“读与写”与“思考研究”为生的作者群体很难定义。他们的共通点是必须通过著作来行世和醒世。

“书写技术”的本质不是一项技术，虽然冠以技术之名。其本质或许可以说是阅读的副产品。书写技术建立在庞大的阅读量基础上，经年累月之后，书写成为一支自动生成的技术力量。为什么将写作称其为一项“书写技术”呢？因为掌握一项技术，都需要经过“学徒”的阶段。“学徒”做的东西，有时候你挑不出毛病来，但也绝不能称得上好。风格还未形成，质量也不稳定。难度稍高一些，思想稍复杂一些，在字里行间便把握不住。学徒期是漫长的，对于写作者而言，这是终生的困境。他在每锻造一个篇章时，都不免有困苦之心，感觉自己是在一望无涯的空白之上，如同落水者，不知要漂向何处，能漂多久。

因此写作者要常常回到阅读中来，读他人的评论、理解他人的语言、旁观他人的困惑。如果可以，无论是作家、知识分子还是学者、思想家，都可以统称其为“写作者”。他们无论是演说、讲课还是提交论文以及创作文学，最后都要变成论文集和作品集，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是伟大的“写作者”，继承的是写作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讲故事变得极其重要。灯火昏黄、暗夜无边，外祖母讲着戏曲、童谣，教人一些做人的基本哲理和伦理道德。这便是人之初的场景。由此而发生演变，写作者成为那个“复述者”。添加变形的技巧、绘声绘色，似乎讲述给他人而实则喃喃自语。这是一种致幻的魔力。有时写作者相信如此可以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有时也颓丧地知晓这只是暂时的麻醉与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