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群蚂蚁踩了大象一脚_风闻

女工赤身裸体抗争

1972年，韩国东日纺织公司工会选出了韩国第一名女工会主席，并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都选出了女工会主席，一时间成为了工人们奔走相告的大事件。

在此之前的韩国女工当然是没有什么权益可言的，在以燃烧自我著称的韩国劳工界，也属于比较惨的那一批。所以有了女主席以后，她们参与工会的积极性很高，也迫切想改善自己的处境。

可以想见的是，东日的资方把这些女性工会成员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工会成员往往会被安排更苦更累的工作，有时还要忍受性骚扰**，这也是在韩国屡见不鲜的对付女性的传统艺能了。

1976年7月，又一次工会主席选举到来。这次资方想了一个新主意，策动一些他们拉拢的男工夺取工会领导权，以便控制工会，主要是为了压制反抗更激烈的女员工。作为组合拳的手段是，在选举工会主席当天，资方还将女工反锁在宿舍，以便选举出他们想要的工会主席。

然而能被收买的男职工只是一部分，过于明显的舞弊最终惹恼了大多数工人，大约200多名工人参加了罢工。第二天，罢工人数超过千人。

资方也不是吃素的，第二天就让数百名防暴警察进了工厂，这对于仍然处于蜜月期的韩国右翼政府时代来说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但稀罕事还是出现了。

当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靠近罢工者时，令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罢工的女工开始脱衣服，半裸着站在防暴警察对面。数百名半裸的女性，手挽着手站在一起，唱起工会会歌。目睹了这一切的一名男工这样描述道：

“面对这样一种巨大的威胁，这是我们最后的反抗，是一种自发采取的行动，没有羞耻和恐惧。在武装警察和男工的围攻中，我们裸着上身手挽手紧紧地站在一起。这难道不比钢铁还要强硬吗？谁敢碰这些人？她们就像一块巨大的岩石。就像一颗轻轻一碰就要爆炸的定时炸弹。”

这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想法显然没有得到现实的呼应，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自然更不是看脱衣舞，防暴警察只是愣了一会，就冲上来殴打半裸的女工，同样没有什么羞耻和恐惧。最终72名女工被塞进警车带走了。

这时候绝望的工人才意识到，资方的背景不是他们这些只有背影的人能挑战的。无奈之下他们只能转变策略，于次年2月在位于首尔闹市区的明洞天主教堂文化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想要争取更多社会认同。

在他们写给媒体和社会组织邀请信的声明中，他们称：

“请听听我们这些贫困工人的绝望呼喊，尽管受到社会冷淡的对待和忽视，她们仍在雇主的皮鞭下为能像（受人尊重的）人一样生活而斗争……我们要像人一样生活，尽管我们贫穷，没有受过教育，但我们通过工会了解到了公正和民主。为了保护我们的良知而不屈服于不公正，我们进行了铤而走险的斗争，难道我们做错了吗？我们想恳请你们做出判断。请给予我们慷慨的鼓励。”

如果是在现在，这帖子可能早在女工被抓走当天就登上微博热搜第一名了，东日官微在底下删评论都来不及。可是这是在媒介落后的几十年前，子弹得在媒体上多飞一会，大规模舆论发酵已经是半年以后了。

**虽然晚了点，但诉诸公共舆论的策略是有效的，话题还是登上了热搜。**而政府也作出了妥协，半年前被抓走的工会领袖在里面待了不到二百天就被放出来了，工会还能再次选举主席，而且很令人欣慰的是最终又选出了一名女工会主席。

在朴正熙的铁腕统治下，韩国工人能取得这样的战斗成果，说明战斗力的确了得。

压制工人运动的韩国体制

然而从韩国工业化发展的历史来看，韩国本不应该形成如此具有战斗力的工人运动的。

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韩国在文化传统上缺乏工人运动的历史资源。

欧洲早期的工人运动，很多参与者是小手工业者。欧洲的手工业者地位历史上就还可以，结成业者行会的历史也比较悠久，继承到成建制的工人身上可谓无缝衔接。

然而韩国工业化是在二战后飞速发展的，很多工人原来出身于农民家庭，没有手工业工人的组织和文化。而且东亚文化一直都不鼓励民间结社，行会和劳工自治的概念也是很新鲜的，实在是缺少欧洲工人运动的类似条件。

其实就算他们继承了韩国手工业传统，怕也是无济于事。这是因为韩国手工业传统本来就薄弱，而且在儒家文化影响下，手工业者被看作是地位低贱的人，只比商人好一点，还比商人穷得多。

别说手工业者了，就连体力劳动者也被脑力劳动者和管理者瞧不起。打工者常被鄙视地称为“孔顺尼”（指女性)和 “孔多里”（指男性)，其中“孔”的意思是指工厂或企业，“顺尼”和“多里”是对下层低贱人民的代称。

当然官方层面对工人的称呼则没有这么难听，甚至有所美化。在国家宣传里，工厂工人被称为**“产业战士”、“产业大军”和“出口的领导力量”**。

这就算是朴正熙政府存的一点良心吧。他对韩国基础工业体系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只是这些原始积累得益于强大的出口能力，而出口优势又得益于对工人价值的压榨。说他们是在“领导出口”并非言过其实。再加上他军政府出身，也习惯了用军事口号形容一切，所以什么“战士”的称呼都出来了。

在他眼里，扩大出口也是一场国运战争吧。

但这不意味着政府就偏向工人了，就如同韩国军政府是依靠军队掌权的，可底层士兵还是饱受虐待，看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在“不惜一切代价”的出口战争中，工人最好还是不要代入“我们”，而是要自觉做个“代价”。高帽都给你戴上了，加点合理负担应该不算什么，这时候给企业找事情可就是不识大体了。

背后的经济原因也很简单。以韩国可怜的内需体量来说，要盘活经济，国内民众的消费能力显然不是构成GDP的主要因素，外需外资才是。所以完全没有必要给工人提供什么优厚的待遇以提高购买力，把劳动力好好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尽可能压低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和日本、拉美、东南亚干就完事了。

真要说起来朴正熙还真是舍得把劳动力当“代价”的人。我们在《韩国总统命好苦》里提到过他把男女青年送去西德干活；在《你也配当兵？》提到过他派军队去越南打仗，本质都是搞烂钱。这么说来，压榨国内的工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而且韩国作为一个时刻防着北边的国家，怎么可能允许工人运动冒头？早年间的大罢工，有数以百计的工人领袖被抓住后处决，那叫一个尸山血海。

工会的样子还是有的。李承晚时期，政府扶持的是官方背景的工会，主要任务自然是压制民间的劳工运动。而亲政府的工会比起提高工人待遇，也更愿意去组织支持李承晚的活动。

李承晚政权被推翻后，工人运动有过短暂回潮。但是好景不长，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上台，管理更加狼性，继续打击工人运动，取缔工人自发组织的工会，逮捕工运积极分子。

李承晚时期韩国的工会法和韩国宪法保证劳工的三项基本权利：**结社、集体讨价还价和集体行动的自由。**朴正熙时期也加以限制，工会不能从会员中筹集政治资金或将工会会费用于政治目的。

当然，在实际上，过去这些有利于工人的条文也基本上只停留在“text”层面，不是“exe”格式的。

“代价”的惨痛

但是在这些不利条件下，上世纪七十年代起，韩国的工人运动愈演愈烈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工人受到的压迫是在太惨重了。工人不仅在经济上饱受剥削，在管理上也受到极为专制粗暴的对待。

韩国公司管理专制粗暴早已臭名远扬，吃瓜星球在《韩国狼性老板：武士刀杀鸡、扇耳光、石锅砸人，但我知道你不会辞职》就已经详细描述过。

这还是21世纪在第三产业发生的事情，上个世纪工厂管理有多恶劣就更可以想象了。

百果必有因。

韩国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工业国，历史上没什么大工厂管理的经验，在朴正熙政府希望搞出国际级别企业的时候，管理科技是必须要跟上的。找来找去，管理大规模团队效率最高、经验最丰富的也只有军队，于是企业也有样学样，把军队的那一套纪律学来应用到了工厂里。美国学者是这样描述韩国工厂的“军事化管理”的：

“过道上的通告板上贴着一张显示头发适当长度的草图。夏天制服要在特定日期穿上，不管当天天气如何。在泰成公司总部全体人员的每月例会上，就在会长讲话之前，要人人起立鞠躬，在咆哮的声音发出刺耳的命令之前，要人人起立鞠躬，在咆哮的声音发出刺耳的命令之后，人们才同时松口气。在行敬旗礼时，所有人被命令以同样的方式立正，将手置于胸前，然后同时放下。在一次计算机系统的演示中，一名男子右手拿着一根很大的教鞭，在不使用教鞭时站在一旁密切地注视着。公司歌曲是4/4拍的。在很多分部，各个小部门是以代码（如：第2班，第3排等等）而不是按职能和产品线标示的。”

这么管理倒也不是不行，但企业管理层应该明白，生产和打仗终归不是一码事。

士兵吃了皇粮，军官可以 “我不是命令你们去进攻，我是命令你们去死”，但是工人们是来赚钱养家而不是送死的。韩国工业部门，尤其是轻工业，却真的把工人往死里用。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日常，生产高峰期通宵加班都是常见的。而且七十年代韩国劳动力还很充裕，尽管粗暴对待下工人频繁跳槽，但是你不做自有人抢着做——而且管理者意识到工人频繁跳槽，就更肆无忌惮地把他们往死里用了。

在文章开头的那场罢工同年，另一家食品公司的女工也组织了抗议，她们的请愿书是这样写的：

“请让我们每天只工作12个小时。我们被迫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我们知道《劳动法》规定8小时工作制，但考虑到公司的情况，我们愿意工作到12小时。但如果超过12小时，对我们来说太难承受了……此外，我们被不时分派连续两班工作，被迫连续多日每天工作18小时，忍受着巨大的身体和精神痛苦。”

女工低三下四，就为了争取一个12小时工作制的机会，你听听这还是人事吗？

唉，同是女人，韩国女工在工厂里天天干十几个小时、罢工还得赤身裸体面对防暴警察，小明星被高层玩弄（朴正熙临死前还在玩女人），长公主朴槿惠倒是出国读书去了——这都发生在七十年代。“代价”和“我们”之间，差别就是这么大。

“别有用心”的外部势力

话说回文章开头的女工。

在工友被捕、企业态度死硬、政府严防死守的情况下，她们选在了天主教堂举行新闻发布会，是因为教会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韩国工人抗争过程中几乎是唯一能帮到她们的组织。

基督教关爱贫苦的教义对这些饱受压迫的工人很有吸引力，教会组织则为工人提供了类似于工会的组织框架，外来的身份又让教会可以相对独立于本地势力发声。更何况这些教士大多来自欧美国家，韩国政府打狗也要看主人，这给了他们更大的活动空间。

于是教会促成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女工的组织，并在工人运动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后来基督教在韩国大肆扩张，以至于传教者成为了韩国街头一景，也部分得益于它们在那个灰暗的时代对工人曾起到的保护作用。

然而资方是气急败坏的，东日纺织公司就指责工人们被别有用心的外部势力操纵了，还说教会在进行红色渗透，甚至指使安全部门逮捕了一批教会人员。

说教会是外国势力倒是没错，但是说教会跟北边的是一路人，这就太冤枉了。

而这一系列操作也没有真正解决劳资纠纷，工人运动的政治色彩越来越强烈。

早些时候的工人运动政治诉求不多，最多也就是改善工人待遇、工作环境和管理方式等，比如前面提到的“女工跪求12小时工作制”。这些抗议大多局限在单个企业里，很难形成跨企业、全行业或是全社会的反响，往往是因为一次偶发事件刺激了工人的情绪，缺乏有效的诉求和组织，一阵风头过去也就结束了。

这也给了企业和军政府以强硬对待的底气。

但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起，教会等外部势力介入了，工人运动的政治色彩开始鲜明起来，像文章开头提到的东日纺织公司女工向全社会寻求支持，扩大影响力的举动也出现了。

教会势力的介入还不是最可怕的，最让政府头痛的则是大学生等知识分子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毕竟学生运动推翻了李承晚的独裁统治，在朴正熙统治时期也被严防死守。

随着朴正熙意外被刺杀，韩国的七十年代也结束了。到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和工人运动的结合越来越紧密。

比如庆熙大学法学系学生文在寅，七十年代因参与学生运动被发配去特战部队，不过好在他通过了司法考试，八十年代进入了卢武铉的律师事务所，帮助贫困工人处理了很多劳动案件。按照他的说法，那个时代很多法官和检察官也不懂《劳动法》。

与七十年代多局限于单个企业、政治诉求不多、情绪化、短命、组织性不高的工人运动相比，八十年代之后和知识分子结合的工人运动，则有了更先进的武器和动员能力，在后来的韩国政治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但这就是另外的故事了，而且在抗争过程中他们也付出了更多血的代价，有没有对现实造成什么冲击也很难评价。

但这毕竟是新的一页，现在的韩国工人就算再苦也比前辈们活得体面多了。

参考文献：

具海根. 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余房金. 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工人运动的国家治理研究[D]. 湖南师范大学.

文在寅. 命运：文在寅自传[M].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