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鲍勇剑：反思华为舆论危机，HR和网络意见哪个更重要？_风闻

文 | 鲍勇剑 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终身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特聘教授

一个公司的人事政策，应该由公司决定还是由网络意见决定？

一个公司的人事政策是否合法，应该由法律决定还是由网络意见决定？

一个公司的人事政策是否符合人情伦理，应该由内部员工用脚决定还是由网络意见决定？

哪一种决定机制符合当事个人的利益？哪一种决定机制符合当事公司的利益？哪一种决定机制符合社会的利益？

对于上面的问题，近期发生的网易和华为的人事纠纷和后续反应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遗憾的是，他们给出相反的答案。

我将两家公司名字隐去，问几位组织人事管理专家的意见。他们得出同样的结论：两家公司都出现可信度（Trustworthiness）的问题。可信度，简单定义，在没有能力和机会看到对方决策和行为的结果对我的影响之前，愿意向对方示弱。可信度包含两个维度：情感信任和专业信任。

显示两家公司的名字后，组织人事管理专家表示：网易通过声明获得网络意见的情感信任，却失去内部人事管理人员的专业信任。华为能够得到人事经理的专业信任，却牺牲了网络意见的情感信任。究竟哪种信任对企业更重要呢？没有简单的答案。

网易声明中表达的人事政策是无法内部持续执行的。所以，专业上，它不可信。如果仅凭广泛传播的网络意见就可以改变人事政策，每一位处于极端情形下的员工都会借助网络情绪改变公司的人事政策。而每家公司的人事政策是不应该以极端情形为基础，而应该体现与公司策略的一致性。

那么，出现极端情形，例如对患重病和绝症需要照顾的员工怎么办？极端情形，应该对应极端做法。假如网易的创始人愿意捐出自己一年的工资，假如网易员工发起全公司的捐助，这些是极端情形下的大善。制度是平均值的产物。高尚应该留给罕见的机会。让制度随便被网络意见更改，以顺应特别需要帮助的人士，它便扼杀了高尚。一个没有制度的社会比没有高尚的社会更有害。

华为声明中表达的冰冷态度得罪了外部社会意见的情感信任。但是，在专业上，它是可信的：在当事人和当事公司之上，有社会法律制度。如果双方之间的矛盾无法由公司人事政策决定，那么法律的判决高于人事决策。网络意见不能接受这样的情感失信，因为他们在另外的情形下投放了大量对华为情感的信任。两种情形如同两个情感账号，都记载着社会大众的情绪和情感投入。

可是，如果一个情感账号上的数量可以影响和决定人事专业决策的质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事制度？这个制度的质量可否值得专业信任？那些为李洪元被羁押251天抱不平的意见者，你到底质疑的责任主体是谁？简言之，华为声明不通网络人情。但是，如果李洪元申述了，它有利于厘清责任主体，规范有限责任范围。因此，获益的一定是社会。李洪元先生，请申述！

在这一周的舆论场中，令人失望的不是华为，不是李洪元，不是各路网络意见领袖。

令人失望的是媒体。

李洪元有一万个理由去争取自己的权力。华为有一万个理由去维护自己的人事制度。网络意见领袖是一个人的编辑部，他们有一万个理由去表达合法的个人意见。媒体只有一个出品理由：防止单面意见社会！

防止单面意见社会，我们本应该从报道中看到下面的线索：1）当时当事的起诉书。2）李洪元夫妇暂时还没考虑起诉的原因。3）华为被采访或拒绝被采访的说明。4）华为是否有启动内部相关调查的信息。5）针对李洪元可能起诉的情形，如果华为采取“网易式”解决方案，它对法律过程和意见将产生怎样影响？6）让当事人满意的庭外公关是否提升法律的公正性和社会公平关系？7）网易和华为采取的两种方法对企业人事管理政策的影响。8）当地法律部门纠错的过程和理由。9）自我责问，媒体的社会责任是去放大社交媒介的声音，还是加深社会对背后问题的思考？

令人遗憾的是，迄今，我还没有发现上面的报道线索。

单面意见社会有怎样的负面影响？让我们看看一些极端的情形和人们的担忧。

2019年11月12日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刊登了艾泼巴姆（Yoni Appelbaum）的文章，“美国是怎样结束的”（How America Ends）。在他假想的结束力量中，单面意见的社交媒介被无限放大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受情绪左右，个人喜欢选择意见相同的社交媒介，在往返回响中收听被无限放大的声音，这是人的本性。但是，社交媒介技术将此推到了失真的极端。

一旦群体进入单面意见社会，社会沟通的性质便出现转变。它的目的不再是说服对方，而是为了打败和压制对方。

单面社会意见的负面影响已经出现在公共政策和社会治理活动中。

1999年，社会学家莫斯科斯（Peter Moskos）入职美国巴尔的摩市警察局，为了另外一个目的：研究警察组织。莫斯科斯博士的亲身经历让他找到警察组织特有的逻辑：1）这是一个社会不可缺少的官僚机构；2）警察的好表现很难衡量，于是控制坏行为成为管理警察的一个重要任务；3）在恶性犯罪科，警察粗暴执法的情形与犯罪率成反比，警察不凶，罪犯不服；4）警察必须是任务多面手。但是，一旦用简单指标来衡量表现，例如罚单数量，那么他们造成的社会抱怨要超过简单问题本身。

莫斯科斯博士还发现，如果警察的内在激励动因扭曲了，警察会选择不作为，因为，不作为可以避免“坏表现”。

这位社会学家的发现正成为美国市长共同的担心。据《华盛顿邮报》报道，2015年10月，美国100多位市长和地方警察局长在华盛顿参加一个闭门会议，讨论为何20多年一直下降的恶性犯罪率突然上升。许多市长认为，警察士气低落，不积极执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来自巴尔的摩、芝加哥、纽约和圣路易斯的警察局长则更加直接：警察不想成为负面新闻一分子。他们想保住饭碗，不愿积极干预。与会的警察局长表示，一系列事件之后，他们管辖区域的警察仍然上班，但不工作。如果晚上看到路上有抢劫事件，警察也不愿积极干预，担心冲突被录像，被传播上网。纽约市警察总督布拉顿（William Bratton）称之为“社交媒体油管效应”（Youtube Effect）。

“单面意见社会”现象不是一个社会特有，它有全球的普遍性。在南京彭宇案、西安药家鑫案、南京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案、唐慧案之后，我们都曾看到“单面意见社会”现象片段。它不仅让各方都成为输家，还可能制造难以和解的社会对抗。“单面意见病”已经成为许多社会意见尖锐对立的肇因。上述案件中，一些影响法院判决的重要细节很少出现在数以亿计的网络传播中。在排山倒海的留言和自媒体文章中，人们通过突出仍待核实的细节，得出情感上无法不同意的结论。

在西安药家鑫案中，我们看到单面意见巨大的社会影响力。2016年发生在美国多个城市的警民冲突和后续法律审判也出现类似的单面意见舆论影响法庭判决的情况。当单面意见能够快速影响社会态度、甚至有效左右集体行为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祈求它的神力，甚至以放弃法治去换取单面意见带来的权宜之计。这对社会而言，它开启了某种灾难模式。因为，一旦人们陷入单面意见的较量，真相已经不重要，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才是目的。事实不重要，可以成为支持“我的真理观”的证据才是被允许的事实。对社会的总体损害不重要，只要能看到“你死在先”就行。有人不讲道理不重要，只要他们站在我们这一边就行。手段恶劣也不重要，只要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就行。一旦陷入单面意见社会的怪圈，我们的社会在摆脱出来之前，有可能需要几代人付出代价。

在一个单面意见社会中，一些公司内部矛盾可能演变为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这种简单替换的历史教训太沉重，不应该在今天和未来继续重演。

我的同事尹恩是一位英裔历史学者。比较英国的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尹恩认为， “微冲突，动平衡”才是历史的智慧。没有冲突，矛盾无法暴露；缺少对话能力，社会群体只会激动，不懂妥协。现实中，当人群只有单面意见的时候，尹恩一定选择站在舆论潮流的对面，哪怕犯众怒，冒大不违。尹恩已经退休，我继承他的精神。在社交媒体舆论一边倒向一位不幸被关押251天的一位IT工作者时，作为媒体的专栏作者，我提醒媒体不要忘记慎防单面社会意见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