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元VS华为：主张权利，你怕了吗？_风闻

这些年，敲诈勒索这个罪名十分常见。最近引起舆论关注的就有两条：一是山东胶州农民王书春房屋被强拆后，因索要赔偿而被判敲诈勒索罪；二是华为公司前员工李洪元因索要30万元离职补偿款，被控敲诈勒索。

对王书春案，青岛中院二审维持原判，即被告犯敲诈勒索罪，判刑三年半，罚款5万元。对李洪元案，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决定对李洪元不起诉，李洪元在被刑事羁押八个多月之后重获自由。

针对李洪元案，华为公开回应称，“华为有权利，也有义务，并基于事实对于涉嫌违法的行为向司法机关举报。我们尊重司法机关，包括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的决定。如果李洪元认为他的权益受到了损害，我们支持他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包括起诉华为。这也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

这份字字正确却毫无温度的回应，毫无意外地引起了舆论的反弹，指责华为不反思的有，嘲笑其公关失职的也有。但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我们还是回到那个常见的罪名“敲诈勒索”上来。

在司法实践中，敲诈勒索往往与维权相联系——行为人认为自己是维权，对方却认为被敲诈勒索了。

与李洪元案类似的有2006年初的黄静案。黄静是一位女大学生，购买了质量不合格的华硕笔记本电脑，在送修过程中，又发现对方使用了测试版的处理器，于是以向媒体曝光为筹码，向华硕索赔 500万美元。后黄静及其代理人却因此被控敲诈勒索，拘押长达十月之久。

2007年11月，北京市海淀区检察机关对此做出“不起诉”决定。2008年6月16日，检察院发给黄静的《审查刑事赔偿申请通知书》中称：黄静采用向媒体曝光的方法，将华硕公司使用测试版CPU的事件公之于众，并与华硕公司谈判索取赔偿，该方式虽然带有要挟意味，但与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有质的区别，黄静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索赔，索要500 万美元属于维权过度，但不是敲诈勒索犯罪。

两起案件的共通之处在于：行为人向大企业维权，而企业却认为被要挟且索要赔偿数额过高，因而被敲诈勒索了；两起案件都以“不起诉”作结，但行为人却都因此深陷囹圄备受煎熬。

在我国刑法中，敲诈勒索罪采取了简单罪状的表达方式，没有详细阐述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这也是为什么敲诈勒索罪在司法实践中经常被滥用。

刑法理论普遍认为，成立敲诈勒索罪必须同时具备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要素。在客观上，行为人必须要采取恐吓行为让他人陷入恐惧交付财物；在主观上，行为人要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即主张自己并不存在的权利。

如果行为人有正当的权利基础，那就不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这就涉及敲诈勒索罪中一个重要的出罪事由：权利行使。只要行为人有有主张权利的正当基础，那么他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去积极地主张自己的权利，都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当然，如果行权手段不合理，比如以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方式去行使权利，其手段行为可能构成其他犯罪。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是正当的权利？何谓权利的正当基础？

有些司法人员认为，只有法律规定的权利才是权利。行为人索赔必须根据法律规定来确定数额，只要超出法律规定的一分一毫，那就可能涉嫌犯罪。比如在黄静案中，有人就认为，笔记本电脑存在质量问题，那就应该按照《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来赔偿损失。如果超出了这些数额，就系法外行权，强行索赔就有可能以敲诈勒索罪论处。

这是对权利的误解。权利不仅包括法定权利，还包括道德生活所许可的各种自然权利。法律没有规定我开会时有发呆、不鼓掌的权利，但是我可以发呆，也可以不鼓掌；法律也没有规定我有吃夜宵的权利，但我一天想吃几顿就可以吃几顿；法律更没有规定恋人之间有亲昵的权利，但是恋爱中，只要双方同意，法律就不能干涉恋人之间的亲密举动。如果人们只能拥有法律所规定的权利，那么这个世间与牢笼何异？

我国刑法只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两种排除犯罪性的事由。如果按照法定权利说，只要法律没有规定的行权行为就一律不能视为正当，那么大量的正当化行为都会以犯罪论处。

事实上，在法定之外还有许多超法规的排除违法性事由，许多道德赋予我们自由行事而不受刑罚干涉的权利。比如医生的对患者进行医疗手术，表面上这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但这是一种正当业务行为，为道德生活所允许。

所以法治原则从一开始就明确了:私人权利不是法律所赋予的，只要法律没有禁止，都是可以做的。

换句话说，权利的行使是一种私人自治的行为，法律没有必要太多干涉。只要一种权利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即便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这种行使权利的行为也不应该以敲诈勒索罪论处。

在上述案件中，行为人的索赔均被认为是“过度”了。那么，这个度在哪里，过度就是敲诈勒索吗？对于侵犯人身权的案件，由于精神赔偿没有上限，因此无论主张多少赔偿，都不会超越法律边界。对于侵犯财产权的案件，虽然不允许精神赔偿，但主张权利本身并不违法。即便行为人漫天要价，这也只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开具任何条件都是可以的，商家有权接受，也有权拒绝。不能认为开的条件过高就是敲诈，开得条件可以接受，就是维权。

需要简单说明的是，积极的权利行使与消极的权利放弃不同。如果行为人通过要挟手段，以消极放弃权利为由索要财物，那是有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比如，行为人以揭发受害人通奸为要挟向其索要财物，这里，行为人有揭发或者说言论表达的权利，他以放弃这种权利来索要财物，不能构成排除敲诈勒索罪的事由。但如果行为人的诉求存在正当的权利基础，比如被害人欠债不还，行为人以揭发通奸相要挟索要债权，这就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总之，无论采取何种手段，积极行使权利的行为都不应该以敲诈勒索罪论处。

都是敲诈勒索的案件，但文章开头提到的王书春的案子有一处显著不同，即行为人被控敲诈勒索的对象是当地政府。这里我们又触及到一个老问题，即政府能否成为敲诈的对象？答案是，不能。因为公权力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和私权利不同，公权力是法律所赋予的，凡是法律没有授权的，公权力就不得妄为。如果政府也能“被要挟”，公权力也能拿来“做交易”，那么公权和私权的界限就不复存在了。

相似的话，我已经说过很多次，无奈相似的案件一再发生，所以也只好一说再说：对私权而言，凡是没有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对公权力而言，没有允许的，都是不可为的。不能颠倒过来。

德国法学家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的演讲中，这样说道：权利涉及的不仅仅是区区标的，权利关乎人格、名誉、法感情，以及作为人的自尊。而“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准备着去主张权利”，那种“不争”的鸵鸟处世观是“懒怠的道德，它为具有健全的法感情的国民和个人所不屑一顾，是病态的、麻木的法感情的表象和产物”。

在建设法治中国的当下，法律应当鼓励民众去行使权利，为权利而斗争，而不是相反。华为当然可以行使企业的合法权利，但一个健康的法治社会的标志，不是强者恒强，而是作为弱者的个体也可以积极地行使权利，而不必惧怕无端的囚禁和羁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