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义都督身后事：南京国民政府如何安排黎元洪的葬礼_风闻

文：刘文祥

出身清末新军军官的黎元洪，在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中被革命党人推举为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由此登上了民国的政治舞台。黎元洪的政治生涯跨越晚清和民初两个时代，曾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绝无仅有。黎元洪在天津逝世时，正值北伐军行将占领京津，国民党即将统一全国之时，黎元洪的葬事也因此成为南京国民政府为北洋时代国家元首所举行的第一场国葬。

出身清末海军的黎元洪，与人们印象中的传统旧军阀有着许多不同。黎元洪能讲流利的英语，在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时，他曾被任命为自强军英文翻译。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后，也曾让黎元洪协办纺织四局和汉阳铁厂、兵工厂的事宜。黎元洪在清末时还曾先后三次赴日本考察，对日本近代的军事、教育等事业有着深入的认识。他的日常生活十分西化，平时都吃西餐，穿西装。

自1923年起，黎元洪人生的最后五年里，基本上不再过问政治。1923年11月他自上海东渡日本疗养，1924年5月返回天津，此后直到逝世，他都一直寓居天津。黎元洪在天津的房产，主要有两处，一处位于英租界盛茂道，另一处位于德租界威廉路，后者即“容安别墅”。

政坛上不尽得意的黎元洪，在人生的暮年将精力倾注于实业投资上。早在一战前后，黎元洪便已开始投资实业。晚年做起“寓公”后，他更是专心此业，一发而不可收。黎元洪的投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银行、矿产、木材、纺织、食品、机械、证券、保险等等行业，投资金额不下三百万元。可以说，晚年的黎元洪已然从一个政坛上的失意者，变成了当时中国最成功的著名实业家之一。

晚年黎元洪的全家福

与此同时，黎元洪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他晚年长期饱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困扰，而国内时局的动荡与激变，也冲击了他的实业投资，带来进一步的打击。1928年5月25日，黎元洪在观看赛马时突然晕倒，随后病情加重。他自知时日无多，于6月1日口述遗嘱，并通电全国，6月3日病逝于寓中，享年65岁。

黎元洪的遗嘱共十条，所言皆为国家大事。这位首义都督在弥留之际，对于当时国内纷乱的时局仍然忧心忡忡。他特别强调，希望从速召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并实行垦殖，振兴实业，“早定政治方针与教育宗旨”。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正一路高歌，抵近京津，“全国统一”胜利在望。并非革命党出身的黎元洪，在辛亥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些国民党人看来似乎并不那么值得称颂。事实上，多年之后流传甚广的“床下都督”之误说，其制造和传播过程中，也是一些国民党人起了作用。不过，在北伐行将统一全国的1928年，面对溘然长逝的这位首义都督和前大总统，南京国民政府仍然给予了很高的礼遇。

在获知黎元洪逝世的消息后，南京方面立即由谭延闿、于右任起草发布了一份国民政府令：“前大总统黎元洪，辛亥之役，武昌起义，翊赞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利诱威胁，义不为屈，凛然大节，薄海同钦。”并表示“所有丧葬典礼，著内政部详加拟议，务示优隆，以彰崇报元勋之典。”

黎家人鉴于时局，也自知国民党即将进占津京，成为中国的新主人，因而对于黎元洪的葬事也主动向国民党示好，希望由南京政府出面主持。黎元洪之子黎绍基、黎绍业兄弟在6月7日便向谭延闿、李烈钧发去电报，表示“先君与孙先大总统，同创共和，谊犹昆弟……与革命精神，原无或异……此次身后大事，关系中外观瞻，苫块昏迷，罔知所措。”因此他们希望谭、李二人对于黎元洪葬事的操办“不吝教诲，敢恳指示礼仪，期慰先灵于地下。”

可见，在黎元洪逝世后的第一时间，黎家便与国民党方面就达成了默契：由南京国民政府出面主持操办黎元洪葬事。很快，内政部在六月下旬便拟出了黎元洪葬事办法五条：“一、举行国葬；二、国葬费一万元，由内政部员会同遗族办理；三、葬时由内政部呈请国民政府派员致祭；四、临葬之日，由政府通令全国官署及各团体，均下半旗志哀，并由所在地地方官吏派遣军队乐队护送；五、掩圹时由特派员与承办葬事专员亲临监视，鸣礼炮十七发。”

时值夏季，天气炎热，在黎元洪去世的第二天，其遗体便已入殓。黎元洪身着大总统制服，佩戴指挥刀和勋章，此外棺木内并无太多随葬物品。至7月16日，黎府决定在黎元洪停灵的英租界寓所内开放来宾吊唁，并定于7月19日出殡。

黎元洪灵柩奉厝容安别墅时的景象

就在黎元洪逝世的当天，张作霖离开北京，退往关外，第二天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张作霖在爆炸中伤重不治。6月12日，阎锡山部接收天津，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即宣布“统一完成”。因此，7月中旬天津黎府的吊唁活动，也成了改朝换代后新老政客的一次公开“表演”。

作为天下新主的国民党，在此次吊唁活动中自是颇为积极。16日，阎锡山即电令天津市各机关团体下半旗致哀。国民政府代表、天津市长南桂馨当天上午亦身着礼服，前来致祭。在随后的三天吊唁活动中，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均委派代表前来黎府致祭，并献上挽联。

与此同时，刚刚被推翻的北洋政府的前朝元老们，也出现在了这场吊唁中。曾与黎元洪在“府院之争”中斗争激烈的前执政段祺瑞，也自备祭文前往吊唁。此外，一直反对国民党北伐，后以“中华民国遗民”自居的同盟会元老章太炎，也送来了一副特别的挽联：“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佞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俱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在称赞黎元洪共和首义之功的同时，也对国民党北伐推翻北洋政府感到不满和失望。

19日上午，黎元洪的灵柩由一辆从北平运来的由前清宫中御辇改造的灵车起运出殡，移往容安别墅暂厝。出殡队伍中还有众多僧侣沿途诵经，乐队奏乐，甚至还有小学生参与送殡。灵车途经之地，引来众多市民围观，场面颇为壮观。此后的10月26日至28日，国民政府在北平北海公园天王殿，又举行了一场公开的追悼吊唁会。

黎元洪去世的第二年，其夫人吴敬君亦在天津病逝。早在黎元洪逝世时，黎家子女就遵照其生前遗愿，计划将父亲灵柩运回武昌安葬。黎夫人逝世后，亦准备与先夫合葬。黎家最终选定了武昌卓刀泉以南一座名叫“土宫山”的小山丘作为墓址。

1933年4月1日，黎元洪夫妇的灵柩由天津容安别墅起运，4月11日抵达汉口，暂停于辛亥革命阳夏战争激战的故地——刘家庙车站，第二天抵达汉口大智门车站，随后灵柩经过汉口市区，由轮渡过江，在武昌汉阳门码头登岸，再经过武昌市区后最终运抵洪山宝通寺停灵。湖北省的党政军要员和汉口市民群众均沿途迎灵致祭，场面壮观。

宝通寺是武昌最著名的佛寺之一，地处武昌城东郊。辛亥革命阳夏战争时，因武昌城内都督府处于对岸清军炮火射程内，黎元洪曾暂避于宝通寺内指挥起义民军的战斗。寺院周边盛产的一种武汉本地特色蔬菜“洪山菜薹”，据说也是黎元洪晚年念念不忘的故乡美味。在入土奉安前的最后时刻，黎元洪得以回到宝通寺暂厝，对他的在天之灵，也是一种告慰。

宝通寺门前的黎元洪国葬典礼牌楼

停灵宝通寺两年多后，土宫山陵墓大体建成，1935年11月24日，黎元洪灵柩终于由宝通寺起灵，运往土宫山奉安。这天上午，宝通寺灵堂盛况空前，场内布满花圈挽联。国民政府和五院代表、中央各部会及省市代表、各国驻汉领事及武汉地区各界代表均前来参加公祭和起灵仪式。下午三点，黎氏夫妇灵柩下葬墓椁，墓顶以水泥封固。

奉安以后，黎元洪墓园的后续建设仍在持续。墓圹前立有墓碑，其上刻有章太炎撰写的碑文。墓地占地百余亩，相关建设工程直至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仍然没有全部完工。1966年，黎元洪墓地被红卫兵掘毁，墓地原址被其他建筑占据。“文革”后的1981年，武汉市政府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而在原址后方重新建立了一座新墓。此后屡有修缮，至2011年辛亥百年前夕，又进行了一次较大修缮和扩建。

附：洗不清的“床下都督”

作者：朱辉

在妻子的老家湖北黄陂，人们爱说李光耀是他们老乡，是黄陂的骄傲。其实各种资料都表明，李光耀祖籍为广东大埔，至于祖上的祖上，是否湖北黄陂人，考证起来很难。倒是有一位名人，名气绝不在李光耀之下，而且无须与人抢，是毫无争议、地地道道的黄陂人，这人就是黎元洪。然而不少黄陂人却并不引以为傲，反而视之为懦夫。

“当年武昌起义，黎元洪吓得躲在床底下。士兵们发现了他，他一口黄陂话在床底求饶‘莫害喔（我）！’”妻子说她们老家，谁都知道这件丑事。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史学家大多对此存有怀疑。有学者认为，那时的黎元洪身体已经发福，从物理学角度，根本不可能钻入床下。而当年参与攻打湖广总督署的喻育之先生，晚年明确表示“床下都督”一说不是史实。

那么“床下都督”的传说从何而来？事情源于黎元洪与张振武的矛盾。

房祖名饰演的张振武

张振武是武昌起义重要领导人之一，后来被尊为共和元勋，和孙武、蒋翊武并称“辛亥三武”。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张振武担任军务部副部长，是黎元洪下属。黎元洪当初被硬推上一把手位置，属于被动革命，在起义将领中威望难免不足，只不过被视为“形象代言人”。张振武个性很强，锋芒毕露，平日毫不掩饰对黎元洪的轻蔑。渐渐地，黎元洪对他的积怨越来越深，到了不除之不快的地步。

本来张振武有机会躲过一劫，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曾邀首义骨干百余人入京担任总统顾问，其中包括张振武。但张振武将委任状撕了，并对段祺瑞发飙：“我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耶？” 袁世凯只得又改任他一个虚职“蒙古屯垦使”，然而张振武竟不辞而别，回到汉口成立了屯垦事务所，要求黎元洪每月拨发1000元经费，并开始挑选精兵，准备组建一镇（师）人马，把虚职做成实权。

走了的刺头又回来“搞事”，严重威胁自己的领导地位，这下黎元洪忍无可忍。他先是找人游说张振武，并资助4000元旅费，骗得张振武再次北上。张振武一走，黎元洪马上密电袁世凯，说他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图谋不轨……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

1912年8月15日，袁世凯签发捕杀张振武的军令，次日凌晨1时，张振武和同行的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被枪杀。

黎元洪以为自己借刀杀人，手段高明。事后还给张振武送了挽联：“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公谊，此心不负故人。”可实际上，袁世凯是借黎元洪的密电为名，杀了张振武。一方面打击、分化了革命党；另一方面又抓住了黎元洪的把柄，迫使其向自己靠拢。

张振武之死激起了新闻界的愤怒，攻击黎元洪的文章铺天盖地。其中作家蔡寄鸥在《震旦民报》发表了一篇讽刺小说《床下英雄传》，流传甚广，后来被许多人当作了史料。小说中描写了这样一段情节：武昌起义士兵冲进黎元洪卧室，对着床下怒喝“什么人？你再不出来，就开枪了！’”躲在床底下打哆嗦的黎元洪连忙说：“别，别，别，我，我，我是黎元洪，我带兵时并不刻薄，你们为什么要与我为难？”最后众兵掀床的掀床，拉人的拉人，将黎从床底下拖了出来……

总体而言，黎元洪大事不糊涂，多次在历史转折时刻，做出了正确选择，被孙中山称为“民国第一伟人”，章太炎赞其“功比孙黄”；然而气度还是有所欠缺，借袁世凯的刀杀同僚，实为不智。而蔡寄鸥这样的小文人，平日看似百无一用，一篇小说竟让家乡人都看不起黎大总统。文人有时真得罪不起。得罪了，多少代都洗不清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