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死去？_风闻

“三面铁网”：百年前的女性自杀

一百年前晚秋的一天，是一个长沙女青年出嫁的日子。这本是平常的嫁娶事宜，但这个女青年在花轿中用剃刀自刎，结束了自己二十一岁的年轻的生命。

**人一旦死去，其故事就要被别人讲述了。**她的死因众说纷纭。

女青年是赵家的女儿，听了媒婆的介绍，要嫁到同城的吴家去。据传吴家婆婆性格不好，这位赵女士不愿嫁入吴家，媒婆却极力劝说其嫁人；又传说赵女士听信夫婿被捕的谣言，想要推迟婚期，遭到了吴家人的反对；赵女士不愿嫁入吴家是很有可能的，据说她不愿上轿，她父亲打了她一巴掌逼她上轿；又有传言说她之前的未婚夫早逝，她的自杀是殉情。

赵女士并未留下遗言透露死因，所以其确切死因已无人知晓了，但她不想去吴家过门应该是没什么疑问的。只是死后官方给她认定的身份是“吴赵氏”，仿佛真的过了门一样，她的意愿并未得到尊重。

然而这可能是她一生中发出的最强的呐喊——以生命为代价。那年爆发了五四运动，青年知识分子们寻求国家前途命运和国人自由解放的道路，赵女士的死震惊了湖南省，湖南的知识分子们也就将赵女士的死与社会不公联系起来，纷纷发文评论。

其中一位青年知识分子，在湖南《大公报》上撰文称，是**“三面铁网”**，即赵女士的娘家赵家、赵女士的夫家吴家和中国社会，让赵女士求生不得，只能自杀。

他又论述，假设这“三面铁网”中哪怕有一面是松动的，比如赵家不强迫女儿出嫁、吴家不强迫赵女士过门或者赵女士离开她所处的环境能够生存，赵女士都不会死。

事实上，赵女士生长在一个传统家庭，未必接受多少新的思想，她个人也未必有反抗婚恋不自由的主观意志。**但她的死，客观上也确实和包办婚姻的大环境有关。**青年知识分子在血气方刚的年纪，有点“上纲上线”，写出这样的文章也是正常的。

他后来还写过很多文章，比如纪念一位加拿大医生。

最关键的也许是，他亲自走上了打碎这“三面铁网”的道路。他领导的党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

加拿大医生：来到中国的初心和使命

与他建立的国家同龄的，是另一位加拿大医生费立鹏。

费立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读医学博士时勤工俭学，周末在医院陪护自杀未遂者。在和自杀未遂者的交流过程中，费博士意识到，如果能多和有自杀意愿的人沟通，提早介入，对预防自杀是有很大帮助的。医院不能仅仅在治好自杀未遂者之后就任其出院，而应该探求他们自杀背后的原因，以便在事前干预过程中能够有的放矢。

这种冲在救人第一线，亲手挽救生命的感觉让费立鹏十分满足。而为了挽救更多自杀者的生命，他最终选择了精神科，参与自杀者的早期干预——这是他的一重初心。

他的另一重初心，则是帮助世界上更多的人。

费立鹏在医学博士毕业后，原本可以在发达国家做医生，收入很高而且受人尊敬。然而他年轻时就想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事业。一个好消息是，中国在经济较为困难的时代，公共卫生事业仍然水平较高，于是在1976年来到中国学习，想把中国的经验应用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帮助更多的人。

在漫长的行医和求学过程中，费博士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自杀甚至不仅仅是精神科的问题，还是社会问题。于是在中国学习两年后，他去美国继续学习相关知识，取得了流行病学和人类学两个硕士学位。

1985年，他再度来到中国，从此三十多年长住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卫生工作。

费立鹏不怕艰苦，来到中国后也不追求高待遇，一开始没有在大城市，而是去湖南和湖北开展工作。湖北沙市这个小地方的精神病院是他工作了七年的地方，周边农村里的患者成了他帮助和研究的最好对象。

以开始村民对这样一个洋人的戒心自然是很重的。但很快他们就感受到了费博士的热情，双方逐渐敞开了心扉，这让费博士收获了很多跨文化的自杀原因追溯。比如婆媳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对人精神上产生严重后果，是来自西方文化背景的他一开始难以理解的。

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又意识到中国的自杀问题可能和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别，传统的西方精神卫生结论很难套用到这个神奇的东方民族身上。但那个时候对中国自杀问题的研究还不多，公开数据也是一片空白，让他想研究也很难找到宏观的抓手。

直到1991年, 卫生部首次将全国死亡数据上报给世界卫生组织，他才感到“一扇大门打开了, 我要马上跑进去”。

中国式自杀：农村、家庭纠纷、女性、农药

说起中国自杀问题的特殊性，我们可以看看2001年发生在河北某村的一个例子。

一个星期天清晨，村里30岁的少妇兰枝去镇上赶集，只给自己买了一件衣服就回家了。

回家时天还早，可她儿子早已不见踪影。

她焦急地找了一番，才打听到儿子跑到镇上打游戏机去了，于是赶到镇上游戏厅，将儿子抓了个现行。

儿子总是沉迷于打游戏，兰枝管教他时，嘴上总是许诺下次不玩了，可没多久又管不住自己的手。这次是距离他承诺不玩游戏才一个星期，又被抓住了。

兰枝在回家的路上已经骂得他不敢吭声，只敢保证自己再也不去打游戏了。可兰枝已经对空洞的承诺感到麻木，回到家之后她抄起顺手的东西打自己的儿子，希望他能长点记性。

她一边打，一边宣泄着心中的怒气：

“我看你还敢不敢去了。我看你还听不听话。你老是往那里跑，以后上什么中学，还上什么大学？你真是让我失望，没出息，我这回非打死你不可。”

兰枝越说越气，竟扔下鞭子自顾自哭了起来。她跑到厕所里，出来的时候手持一农药瓶，对儿子喊道：

“你把我气死了！”

住在隔壁的亲戚听到吵架，连忙跑过来劝架，却发现兰枝口吐白沫，手持农药，便觉得大事不好，将兰枝送往医院，在路上兰枝就去世了。

她真的死了。

事情的原委本来很简单。但是事后的调查却让事情又出现了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反转：按照乡亲的说法，兰枝不像是想要自杀的人。她的婆婆早已去世，没有婆媳矛盾。她和丈夫的关系也相对融洽，平时没什么大的矛盾，事发当天她丈夫早早去干活并未与之发生冲突。她的性格也很温和，不是容易发脾气的人，谁知道那天居然发了这么大的脾气。

无法解释兰枝自杀的村民们只能从迷信中寻求解释，把兰枝的死和某些神秘事件联系起来。比如她当天赶集只买了一件衣服，就被解释成这意味着给自己买了寿衣。她姐姐称，兰枝自杀前几天，兰枝家厕所里出现了一条长虫，是某种凶兆。

后来记录兰枝之死的社会学学者吴飞，认为兰枝的死因和神秘事件关系不大，单纯是对孩子学习不好却去打游戏生气，一气之下喝了农药。

他从乡亲处了解到，兰枝对自己当年读完初中就不再读书感到遗憾，于是把读书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在抚养儿子的过程中，这个中途辍学的母亲为儿子创造了尽可能好的读书条件，可是儿子却不理解她的良苦用心，流连游戏厅屡教不改。

她意识到单纯用言语说教很难让儿子改正，于是升级行动，体罚了孩子。

吴飞猜测，兰枝喝农药是她教训儿子行动的进一步升级，想要通过喝农药威胁儿子，从而在家庭的权力游戏中彻底压倒儿子，让他不再去打游戏。另一重原因是，兰枝正在气头上，正好去厕所，而厕所是她家放农药的地方，生气的她来不及细想就喝了农药。

结果是兰枝以死相逼，在家庭权力游戏中彻底压倒了儿子，儿子从此没有再去游戏厅。但是兰枝离开了人世，她儿子失去了亲妈的照顾，学习并未有显著提升。

远离“主流”：中国自杀研究的特殊性

吴飞在其著作《浮生取义》中记述了很多自杀故事，主角为了在家庭权力游戏中赢得更多道德资本压倒其它家庭成员，采取了激烈的自杀行为。很多被暗恋对象拒绝的年轻人也会玩自杀，本质上也是这种道德游戏的延续。然而这种手法往往很难收获预想中的结果，就像兰枝这一例，尽管她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是她本人去世了，好好过日子的终极目标也没有实现，总体上是个惨败的结局。

兰枝的自杀事例，在约20年前的中国农村很普遍，甚至可以给出大概的事件白描。死者往往是农村女性，在家庭纷争（婆媳矛盾、夫妻矛盾、亲子矛盾等）受了委屈，在气愤中或是为了威胁家人选择自杀，自杀手段往往是喝农药。

像这样的家庭惨剧，费立鹏在研究过程中也接触了不少，他也因此站在一个西方学者的角度了解了中国自杀真相的结论——那是一幅和他接受的西方精神卫生教育大相径庭的自杀画像。

比如当时国际主流自杀研究认为，城市的自杀率应该高于农村的自杀率，给出的解释是城市居民更容易孤独抑郁。

**然而中国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的三倍。**外国专家怕是很难理解，在权力游戏更为错综复杂的中国农村家庭内部，那些受了委屈的人，为了索取家庭中的道德资本会做出的事情能有多出格。

还有，当时国际主流自杀研究数据里，男性的自杀率是女性的三倍，这可能是因为男性在城市工作和家庭生活中承受了更多心理压力，同时男性比女性天然更不乐观造成的。然而在中国，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0%，农村女性自杀问题尤为突出。

费立鹏最后还提出了一个观点：国内自杀者有很多是没有精神障碍的人，而国际主流自杀研究认为，选择自杀的人多少都有精神障碍。

到这里相信你也看出来了，由于国情和民族文化不同，各地人们自杀的诱因和手法也完全不同。但发达国家仍然是主导自杀研究话语权的，它们贡献了全球八成左右的自杀研究，实际自杀案例却只占二成，所以发达国家自杀研究的代表性在全球范围内并没有那么好。

费立鹏在中国的研究，是发展中国家自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在自杀这一问题上被倾听，也使得全球自杀研究的代表性增强了，让以往很多问题有了更加全面的视角。

比如自杀方式的问题，费立鹏等国内研究自杀的人发现，本世纪初近半国内自杀者是服农药自杀的，这种自杀方式在城市化率很高的发达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如果在全世界范围来看，2000-2006年全世界30%左右的自杀者是通过喝农药自杀的，这是一种相当主流的自杀方式——只不过在发达国家不常见罢了。

又比如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自杀报告显示，发达国家男性自杀率是女性的3.5倍，可发展中国家男性自杀率只是女性的1.6倍，所以问题可能是发达国家的男性自杀率太高了。

自杀绝不仅仅是精神病学问题，它与社会和文化息息相关。具体到每个国家，甚至每个国家内部，情况都会大不一样。

巨大进步：为什么中国自杀率会下降？

那份全球自杀报告里还提到，中国2012年国内80%的暴力死亡其实是自杀，他杀只有自杀的四分之一。

考虑到在他杀上投入的精力，中国的自杀问题本应得到更多重视。

但是比起上世纪末的情况，中国的自杀问题已经大大好转了。

1995-1999年，自杀以十万分之23.23的死亡率排在中国人死亡原因第五位，其中在15-34岁人群里，自杀以十万分之26.04的死亡率成为这部分人群的最重要死因。

在那个中国经济超高速腾飞的时代，全球每三个自杀死亡的人里却有一个中国人，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而二十年后，中国的自杀死亡率降低到了十万分之8.5，降低了三分之二。中国的自杀人数占全世界自杀人数的比例也从三分之一下降到了15.5%的水平（反而是印度自杀人数占全世界自杀人数上升到了将近三分之一的水平）。

这二十年里，国内因自杀丧生的人数减少了一百多万。到底是什么因素让中国自杀死亡率下降如此明显呢？

经济发展和各项惠农措施让农村民众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城镇化让大量农民进了城，不再从事农业，有了更高的收入，也更不容易接触到农药，不会再冲动下有喝农药这种方便的自杀途径了——城镇化降低喝农药自杀的原理在全球都适用，近年来全世界只有14%左右的自杀者是通过喝农药自杀的，比起十年前下降了不少。

百年后再看当年的“三面铁网”说，其实也些偏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旧有的大家庭为主的家庭秩序在农村被打破了，但那个时候新型的家庭秩序尚不稳定，家庭纠纷难处理，而农药比以往更容易获得，所以农村自杀率很高。

但“三面铁网”说也有一定道理，只要社会能给人一条生路，能让农村人进城打工，他们就会远离农村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家庭秩序，同时远离农药，自杀率也就降下来了。

所以当我在看到农村家庭秩序不稳定、离婚越来越多见、女性抛下丈夫进城打工等现象研究的时候，想的是，这算是进步了。放在以前女性忍着委屈不离婚，就会酿成自杀——关于农村新型的婚姻关系，想看的读者可以点一下文末的“在看”。

远远不够：一位老朋友的坚持

费立鹏提到中国自杀率降低的现象，并谦虚地将此归功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等多重原因，认为自己参与的帮助自杀者的工作最多也就只有10%左右的贡献。

其实他做了很多努力，比如他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建立了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开通了中国首条免费自杀干预热线。他还在全国推动建立了各省的专业心理危机干预机构，是为中国自杀领域精神卫生带来光和热的友好使者。

当然使者也有力所不逮的时候。

他推动的事情里，往往小事能做得很顺利。比如在他的呼吁下，陕西曾建议给放农药的箱子上两把锁，由夫妻二人分别保管钥匙，谁一时冲动都没办法喝农药，自杀率也因此下降。

但是更大范围的事情，他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比如中国的精神障碍患病人群很大，估计在17.5%左右，但这类群体中的大多数都没有得到较好的救治，九成甚至没接受过任何心理服务。社会上对精神障碍人群的不理解情绪仍然很重，对抑郁症的关爱包容也不够。

费立鹏还想起四十多年前他在加拿大做的事，在自杀者出院前和他们谈话，了解他们的具体情况。他希望这套对自杀未遂者的关爱系统能在全国推广，做到在全国的医院登记自杀未遂者，并在自杀未遂者出院前提供心理支持。

毕竟在中国，有自杀未遂行为与未来还会进行自杀相关度很高，自杀过的人更有可能在未来再次自杀。对自杀未遂者的干预是很重要的。

另外，登记自杀未遂者的自杀原因，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并提供帮助，也是重要的自杀调查与干预办法，只是国内还没有推广这一尝试。

他想做到的事情还有很多，但这就涉及到更高层次、更多部门的协调合作。比如提高社会对自杀的重视程度，就需要传媒行业的曝光；提高心理承受力，需要教育部门的参与；加大对高毒性农药的管控，又涉及到农业部门。

尽管他已经在中国工作了三十多年，早已称呼中国叫“国内”，但作为技术专家，他对一些潜规则难以认同，对学术圈的一些现象也看不惯，屡次碰壁亦可想而知，他在国内推动一些事情仍然很是艰难**。他在七十岁的高龄依旧坚持着做这些事的唯一原因，是他那颗悬壶济世的心。**

有人把他比作他的同胞白求恩，他说他无法与白求恩大夫相比，因为他死后，再也无法享受那位写下“三面铁网”的青年为他写篇文章的待遇了。

我们也希望为费立鹏的救人事业做些什么。很惭愧，我们不是专业的心理医生，写的文章影响力也和那位青年的无法相提并论，只能把他建立的北京干预热线告诉更多人：

800-810-1117和010-82951332

干预师24/7在线，只不过拨打电话人数较多，容易占线。

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有心理危机，有自杀倾向，需要救治，请你不要犹豫马上拨打以上电话。

其他省市也有不少类似的心理援助电话，比如广州24小时心理干预热线是020-81899120，占线期间会告诉你等待排位，可以耐心等待属于你的帮助。

参考文献：

Conner K R , Phillips M R , Meldrum S C . Predictors of Low-Intent and High-Intent Suicide Attempts in Rural China[J].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07, 97(10):1842-1846.

一条生死热线，救了近5000人!记者和医生为它写了首歌__南方网 http://news.southcn.com/gd/content/2018-07/06/content_182484904.htm

王祖承.现代“白求恩大夫”——记加拿大籍精神科教授费立鹏.中国医学人文,2016,2(9):21-23.

吴飞. 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魏玲, 晓辉, 喻添旧. 中国是片海洋,费立鹏是座孤岛[J]. 人物, 2012(第9期):122-125.

一席 费立鹏：中国预防自杀现状 https://v.qq.com/x/page/e0778dsrmce.html

杨华丽. 论“五四”新思潮中的“赵五贞自杀事件”[J]. 中国现代文学论丛, 2014.

本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