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与“贱民”的废除_风闻

文：冯尔康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雍正帝接到了监察御史年熙请求除豁山西、陕西乐户贱籍的上书。

　　山陕乐户的祖先，是明初燕王朱棣起兵“靖难”争天下时，坚决拥护建文帝的官员。朱棣夺权成功当上永乐皇帝后，除严酷加害这些政敌本人外，还将他们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世代相传，久习贱业。三百年来，他们一心想脱离卑贱处境，惜因深陷乐籍，官府不准，地方上的绅衿恶霸更以之为蹂躏的对象，也不容他们跳出火坑。

　　年熙在奏疏中说，乐户们是忠义之士的后代，沉沦至此，无由自新，朝廷理应开豁他们的贱籍，准许其改业从良。

　　此时的雍正帝胤禛，刚刚在惊心动魄的储位之争中胜出，登基不过百余日，朝野上下，仍弥漫着一片悬疑气氛。他有闲情去关心社会最底层蚁民的苦乐吗？

　　新皇上任三把火

　　年熙是年羹尧的长子，也就是雍正帝赐给舅舅隆科多为子的“得住”。年羹尧正在川陕总督任上，山西也是年氏势力所及之处，年熙的上书事前很可能跟他生父商量过。生父、义父同为新皇帝股肱之臣，年熙本人跟胤禛关系又密切，或许早已窥知主子的心意。他的条议上呈之后，雍正帝马上说很好，谕令礼部议行。

　　王大臣们秉从圣意，纷纷表示“压良为贱，前朝弊政，我国家化民成俗，以礼仪廉耻为先，似此有伤风化之事，亟宜革除”。雍正帝随即下旨，批准山陕乐户改业从良，同时命各省检查，若有类似贱民，一律准许“出贱为良”。于是其他省区的贱民，也沐浴了新政的春风，得以开豁。

　　削除乐籍，是一项仁政。后来年羹尧失宠遭整肃，署理山西巡抚伊都立参劾他，说他将皇上乾纲独断的乐户出籍一事攘为己功，且向乐户窦经荣索取谢银十万两。雍正帝命年羹尧回奏，年辩白说：改乐户为良，是“圣主首端风化”，他没敢掠夺为己功。此一番辩驳，实可表明乐户除籍之议发端于年羹尧，裁决于雍正帝。

　　山陕乐户削籍的同时，雍正帝又命除豁京中教坊司乐户。清初定制，凡“宫悬大乐”（朝中重大典礼的乐曲），均由教坊司演奏，雍正帝让乐户从良，另选精通音乐的良人（即平民），充当教坊司乐工，从事演奏。这使教坊司的乐人改变了属籍，成为良人的职业了。

　　到了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改教坊司为和声署，归掌宫廷事务的内务府管理，主管官员由内务府、太常寺（掌礼乐）、鸿胪寺（掌朝会礼仪）官兼任。原来，第一次改革时，教坊司乐工虽改用良人，但人们习惯观念上仍以其为“乐户”，难免名实不一。改名和声署，明确此乃良人充役的常规机构，这才把乐户除籍的成果进一步巩固下来。

　　还是在雍正元年的七月，两浙巡盐御史噶尔泰得知朝廷为乐户削籍，上奏折请求除豁浙江绍兴府惰民丐籍。他的折子概述了惰民的基本情况：

所谓惰民者，细问土人，并查绍兴志书，相传为宋罪俘之遗，故摈之，而名以惰民。其内外率习污贱无赖，四民中居业不得占，四民中所籍不得籍，即四民中所常服彼亦不得服，特别以辱之者也。……男子只许捕蛙、卖饧（软糖块）、逐鬼为业，妇则习媒，或伴良家新娶嫁，为人髻冠梳发，或穿珠花，群走市巷，兼就所私，丑秽不堪，辱贱已极，实于乐籍无二。间有流入他方者，人皆贱之。

　　据说，惰民的来源是宋代罪人的遗胤，也有数百年历史了。惰民籍属丐户，不得列于士农工商四民的名籍，是为贱籍，不许改变。他们的职业，是士农工商所不屑于干的，男子作小手艺和小买卖，塑造土牛、木偶，拗竹灯檠（竹制灯具），编机扣，捕蛙、龟，卖糖、饼，或者当吹鼓手，演戏，抬轿子，女子保媒，当伴娘，充栉工（理发匠），卖珠，做收生婆。他们从事的是服务性的、被当时人贱视的工作。

　　官府不许惰民读书应举，不能做官，不得充当吏员、里长，不准与良人通婚，也不得与良人平等相处。为侮辱他们，还在居住地区、房屋式样、穿着打扮、行路乘车等方面，都作了规定。故惰民同乐户一样，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受压迫最重的低等人群。

　　噶尔泰认为，应给惰民自新之路，请求照山陕乐籍例开豁，雍正帝命礼部议奏。礼部反馈说，捕龟、卖饼、穿珠、做媒系贫民糊口职业，若除其籍，就是不许他们再干这些事，他们反而无法为生，不同意削籍。

　　雍正帝的态度倒是很鲜明，他说除籍“亦系好事”，礼部不要反对了。于是令惰民放弃原来职业，别习新职，脱离丐籍，转为民户，按照良民标准纳税服役。

雍正便装画像

　　“本属良民，无可轻贱”

　　雍正五年，雍正帝亲自提出安徽宁国府“世仆”、徽州府“伴当”的开豁为良问题。他说：

近闻江南省中，徽州府则有伴当，宁国府则有世仆，本地呼为细民。其籍业下贱，几与乐户、惰民相同。又其甚者，譬如二姓，丁户村庄相等，而此姓乃系彼姓伴当、世仆，彼姓凡有婚丧之事，此姓即往执役，有如奴隶，稍有不合，人人皆得加以棰楚（拷打），迨讯其仆役起自何时，则皆茫然无考，非实有上下之分，不过相沿恶习耳。此朕得诸传闻者，若果有此等之人，应予开豁为良，俾得奋兴向上，免至污贱终身，且及于后裔。

　　清前期江南省大体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两省辖境。雍正帝从传闻中得知，安徽的徽州、宁国二府的“伴当”“世仆”，下贱地位与乐户、惰民相近，却并非如后两者一样，是前代罪人子孙，而是“起自何时，则皆茫然无考”，“不过相沿恶习耳”。于是，他下令安徽巡抚魏廷珍查核，提出处理意见。

　　魏廷珍经调查后，上奏议请区别对待：绅衿之家典买奴仆，有文契可考，未经赎身者，本身及其子孙俱应听从主家使役；即已赎身，其本身及在主家所生子孙，仍应有主仆名分；奴仆在赎身后所生子孙，与原主没有也不应再有主仆名分，应准许豁免为良；年代久远，没有文契，也不受主家豢养的，一概不许以伴当、世仆对待。

　　雍正帝觉得魏廷珍所议允当，批准执行。其实世仆、伴当所受压迫，除雍正提到的种种以外，还与惰民一样，多以鼓吹、抬轿为生，不得报考科举，不与大姓联姻，也不能与大姓平等相称、同坐共食。雍正帝的除豁令，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免遭主姓凌辱，得为编户齐民。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对那些年代久远、文契无存的贱民，如何区别豢养与非豢养，不好把握，依然纷争不已。

　　此外，江南苏州常熟、昭文二县有一种乞丐，籍属、社会地位与浙江的惰民完全一样。雍正八年，江苏巡抚尹继善以他们业已“化行俗美，深知愧耻，欲涤前污”，请照乐户、惰民事例，除其丐籍，列入编户。雍正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在华南的广东沿江沿海，生活着一种疍民（或写作旦民）。早在宋元时期，他们就采集真珠（珍珠），向政府纳贡，被称为“乌旦户”，明代又称“龙户”，清初称为“獭家”。在广州河泊所下辖的疍民，每年按户按船交纳鱼课，少数人已略通文字，上岸居住。雍正帝于雍正二年亲书朱谕，命将这些疍民编立埠次，加以约束。雍正七年，他向广东督抚发出上谕：

旦户即苗蛮之类，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通省河路，俱有旦船，生齿繁多，不可数计。粤民视旦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旦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威威隐忍，跼蹐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深可悯恻。旦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且彼输纳鱼课，与齐民一体，安得因地方积习，强为区别，而使之飘荡靡宁乎。

　　他承认旦户被抑为贱民的不合理，应以他们交纳鱼课为基本事实，视作平民百姓。因此指示广东督抚：

凡无力之旦户，听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栖身者，准其在于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以便稽查，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并令有司劝谕旦户，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

　　这道上谕，为疍民开辟了“从良”自新之路。

穿着疍民服饰的广东女子

　　“弊政”与“仁政”

　　雍正帝在短短的几年中，宣布削除乐户等贱民民籍，试图解决数百年来遗留的社会问题。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有四：

　　第一，厘革前朝弊政。雍正帝君臣以清除前代积弊为政治纲领，明永乐帝“压良为贱”产生的山陕乐户，固然是“前朝弊政”，故“亟宜革除”；宋朝有罪的惰民，其后人到了清朝并没有罪，再加继承，于理不顺，应当“特沛恩纶”，给予出路。因此，开豁贱民，同摊丁入粮、耗羡归公、改土归流等各项政事一样，是雍正朝雷厉风行的改革政治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获取政治资本。据记载，乐户除籍“令下之日，人皆流涕”。伊都立揭发失势的年羹尧攘夺皇帝这份功绩，正好说明，在朝野舆论看来，除豁贱民是极大的功德，当权者都想靠它挣个好名声。嘎尔泰请求削除绍兴惰民丐籍，说此举“使尧天舜日之中，无一物不被其泽，岂独浙省惰民生者结环，死者衔草，即千万世之后，共戴皇恩于无既矣”。可见释放贱民作为一种“仁政”，可以大大提高皇帝的威望。

　　雍正朝初年，胤禛面对“继位不正”的质疑和非议，以及争位失败的兄弟们的怨恨，统治远不能说稳固，特别需要普通民众的拥戴支持，这大概也是他登基伊始即忙于处理贱民问题的原因之一。

　　第三，移风易俗，维护传统秩序和伦理。历朝历代统治阶级对待贱民的态度，大致有两种，一是坚持等级制度，残暴地奴役贱民，一是主张部分释放贱民。后者如明初建文、永乐两朝官至内阁首辅的解缙，就曾说过：“夫罪人不孥，罚弗及嗣。……律以人伦为重，而有给配妇女之条，听之于不义，则又何取夫节义哉？此风化之所由也”。他从维护伦常风化出发，反对降罪人于乐户。

　　雍正帝君臣与解缙等人的思想相一致。有朝臣说：“我国家化民成俗，以礼义廉耻为先”，贱民“有伤风化”，理应清除。雍正自己则表示：“朕以移风易俗为心，凡习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与以自新之路。”令贱民改业从良，就是“励廉耻，而广风化也”。表明他们此举的动机，是维护统治阶级自定的道德准则，要与破坏这些道德准则的人作斗争。

　　第四，压抑绅权与消弭贱民反抗。雍正帝即位后，严厉执行打击不法绅衿的政策，贱民主要受绅衿控制，为他们服务，贱民要脱籍，触犯绅衿的利益，这些人自然不乐意。所以雍正除豁贱民的法令中，特别包含禁止绅衿土棍阻拦贱民出籍的条文。

　　贱民常年备受欺凌，不满情绪郁积，时或爆发反抗斗争。江南等地贱民，以前只是默默忍受非人的虐待，到了康熙年间态度大变，他们奋发反抗，已被统治者视为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

　　如宁国府泾县的“附丁”，即雍正帝所说的“一姓奴役一姓”关系中的世仆，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公开要求开户独立，摆脱主姓的控制。因为声势甚大，牵连日广，清廷不得不予以允准。

　　同一年，江苏常熟因造船之需，向当地一些以制绳为业的丐户勒派催交绳索。丐户陆三、周文等向江苏巡抚上告，反对额外差派，经江苏知府查明，是常熟县奸徒搞的鬼，于是在该县立碑，予以禁止，如有违犯，“即严拿究解，官以失察指参，役以篾功令处死”。

　　到了雍正六年，针对世仆、伴当的“开豁令”下达，但在实际执行中受到地方绅衿阻挠。雍正十二年，世仆葛遇等十人到北京上访，鸣冤告状，请求立户，最终得偿所愿。

　　“天地为之廓清矣”？

　　自雍正朝起，清廷着手开豁贱民，但此后对从良的贱民要求却非常苛刻。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定例，出籍贱民科举应试资格，要从报官改业的人算起，“下逮四世，本族亲枝皆清白者方准报捐应试，若仅一二世及亲伯叔姑姐尚习猥业者，一概不许滥厕士类”。即整个直系家族四代人里没有贱民身份、且无一人从事贱业，方才算数（详见本版相关文章《清代“贱民”翻身不易》）。这个门槛实在太高了，光靠雍正帝一纸上谕及某些地方开明官员的努力，还谈不上真能拯救贱民脱离苦海。

　　归根到底，贱民的解放，不是某个人（即便是雍正帝这样强势的君主）一己的意志所能决定的，它仍要取决于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贱民欲改业从良，首先要求社会给他们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可是雍正朝时显然不太具备这个条件。如前所述，朝中群臣讨论嘎尔泰请求豁除绍兴府惰民丐籍的建议时，礼部官员就曾指出，惰民出籍后，就业问题一时无法解决，可见他们也考虑实际困难，而不是一味固执保守。

　　尽管如此，雍正帝的开豁令仍有一定意义，它为贱民脱离贱籍解除了法律禁令，是贱民解放的开始。具体一点说，削籍令是政府宣布取消对贱民的特殊控制法，使贱民有了离开贱籍的可能。贱民只要依照政府的条件申请改业从良，就可以按平民的方式生活，一定期限之后能应试出仕。假若与平民发生纠纷，也能以良人身分告官，不会像过去那样仅仅因为是贱民就遭到无端的歧视和打击。

　　换言之，至少在原则上讲，贱民的除籍，使他们数百年来的积郁有所申舒，生活欲望有所增强，奴性有所削减，一向受到极大压抑的创造力，也有机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

　　丐户、乐户、旦户、世仆、伴当等贱民，都是持续几百年的历史遗留问题了。晚明著名文人沈德符曾不解地问：“何以自宋迄今六百余年”，惰民“不蒙宽宥”？其实对改善贱民的处境，明代帝王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的。如明英宗（1435~1449年、1457~1464年两次在位）曾释放教坊司乐工3800余人为民，他弟弟代宗（1449~1457年在位）时则议准，凡原为民人而落入乐户的，准许改回去，原为乐户而愿从良的，也允许申请改业，与民一体当差。到了清康熙年间，一度裁革过扬州乐户。

　　但这几位君主，只是对他们有机会接触的乐户行些好事，小打小闹，未能惠及更多贱民，唯有雍正帝真是大刀阔斧，推行全面改革。故清人俞正燮研究乐户、丐户史时指出：“本朝尽除其籍，而天地为之廓清矣。”“天地为之廓清”，未免为过誉谀词，而雍正帝为世代困苦的贱民做了一件实事，那是谁都不能否认的。难怪明清以来诸多专制君主中，执政不过区区十三年的雍正帝，能以具有政治气魄，敢于革除旧弊，使王朝政治一度趋于修明而为人所称道。

　　当然，如前所述，雍正帝贱民除籍令下之后，真正受惠改业从良的贱民毕竟有限，多数贱民屈辱地位依然固旧。安徽贱民与绅衿的斗争，一直拖到清朝末年，绅衿顽固地制驭世仆，不容改业。如祁门县有周姓为李姓世仆，嘉庆十四年（1809年）按雍正朝例开豁为良，但周姓恐李姓不依，照旧服役。到了道光元年（1821年），李姓的李应芳强迫周觉春充当吹鼓手，双方发生冲突，以致闹出惊动一时的人命案子。

　　而宁波府惰民未能削籍为良的人数也很多，酿成重重矛盾，终于在清王朝覆亡前数年，即光绪三十年（1904年），爆发了又一次严重的“除豁”事件。此是后话，按下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