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荣：把整个世界作为异乡的人是完美的_风闻

编者按

本文从圣维克多的雨果的《知识论》中题为“论异乡”的一段箴言式文字入手，梳理出一条由圣维克多的雨果到奥尔巴赫再到萨义德的历史脉络，着重呈现奥尔巴赫与萨义德在何种程度上对这段箴言进行理解与使用。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圣维克多的雨果所说的‘把整个世界当作异乡的人是完美的’”，在奥尔巴赫那里以一种如何建设一门超越民族文学，凸显人文主义关怀和历史真实的语文学学科的方式加以呈现，“到萨义德笔下则成了一种用来批判和取代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的理想”。据此，作者对于近日所读到的对奥尔巴赫对雨果“异乡说”的诠释的一段评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并给出了自己的评价，某种程度上强调了回到原典的重要性。

本文原刊于《文汇报<文汇学人|学林>栏目》2019年8月23日版，作者沈卫荣，授权转载自公众号:文汇学人（ID:wenhui_xr），特此感谢!

沈卫荣

把整个世界作为

异乡的人****是完美的

出生于德国萨克森的圣维克多的雨果（Hugo of Saint Victor，1096—1141）是12世纪前半叶欧洲的一位天主教教士，生平不显，以文章名世。他的《知识论》（Didascalicon or On the Study of Reading）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世纪欧洲艺术指南，书中有不少文辞隽永、意味深长的箴言式名句，深得人心，迄今常为人援引和称道。例如，其中有一则题为“论异乡”（On a Foreign Soil）的文字，若先知授记，超越时空，于今读来依然似醍醐灌顶，发人深省。

“论异乡”见于《知识论》第三卷第十九章，篇幅短小，兹先试译如下：

最后，要建议的是异乡，因为它也给一个人以历练。对于那些作哲学思考的人来说，这整个世界就是一片异乡。不过，就像某一位诗人所说的那样：

我不知道故土以怎样的甜美吸引一个人，

而且它也不烦恼［即使］他应该会把它完全遗忘。

因此，对于历练丰富的心智来说，它是德行的一个巨大的来源，即一步一步地学习，先在可见的、瞬息万变的事物中做出改变，以至后来它或可以将它们整个地放下。那个发现他的家乡甜美的人还是一位稚嫩的初业行人；把所有土地当作故土的人，他已经是强大的。但是，把整个世界作为异乡的人，他是完美的。那个稚嫩的灵魂把他的爱固定在了世界的某个地方；那位强大的人将他的爱延伸到了所有地方；而那个完美的人则熄灭了他的［爱］。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居住在异乡，我知道有时离开一户农家棚屋的狭窄的灶台会给［一个人的］心灵带来多大的悲伤，我也知道，后来它又是如何直率地鄙视大理石的炉边和金碧辉煌的门厅的。［1］

 犹太裔德国学者

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

这个段落于今或已多为人知，这当感谢上个世纪欧洲文学研究大家、犹太裔德国学者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先生。1952年，奥尔巴赫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世界文学的语文学》（Philologie der Weltliteratur），讨论在二战后的新局势下，如何将歌德率先倡导的“世界文学”建设成为一门超越民族文学，凸显人文主义关怀和历史真实的语文学学科。他在文中强调：“不管如何，我们的语文学的家园是地球；民族已经不再能够是［它的家园］了。语文学家所继承的最宝贵的和最不可缺少的自然还是他的民族的语言和教养；然而，它只是在［与它们的］分离和超越中才能起作用。在已经变化了的情形下，我们必须返回到那个前民族的、中世纪的教养就已经掌握了的认知，即精神不是民族的。”［2］

奥尔巴赫主张世界文学既不是单个的民族文学，也不是民族文学的总和，而是指在具有个性的各民族的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普遍的、综合的人文主义关怀和历史真实，而人文精神应该是没有国界、不分民族的。所以，他在文章的结尾引述了圣维克多的雨果的这段箴言：“那个发现他的家乡甜美的人还是一位稚嫩的初业行人；把所有土地当作故土的人，他已经是强大的。但是，把整个世界作为异乡的人，他是完美的。”   

奥尔巴赫《摹仿论》（50周年纪念版，2013）

奥尔巴赫写作此文时所处的那个二战后的世界，是以“贫困了的和异乡”（paupertas und terra aliena）作为表征的，而自1930年代因受纳粹迫害进入流亡状态的奥尔巴赫自然对雨果的“异乡说”有十分切身的体会，流亡异乡的历练或早已把他锻练成为一位把整个世界作为异乡的完人，所以，这段雨果七百余年前所说的意味深长的话，到他这里听起来就像是夫子自道了。随着奥尔巴赫这篇文章发表后于国际学界产生的巨大和持续的影响，圣维克多的雨果的“异乡说”也开始于世间流传开来。

继奥尔巴赫之后，多次引用和讨论圣维克多的雨果之“异乡说”的学者即是当代最杰出的文艺理论家萨义德（Edward

W.Said，1935—2003）先生。萨义德是奥尔巴赫最知名的崇拜者，他不但把作为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的奥尔巴赫视为自己的前辈学术同行和偶像，而且还把他尊崇为欧美学术史上最伟大的语文学家之一，并公然声称自己是他的衣钵传人［3］。一位名满天下的巴勒斯坦裔学者如此公然推戴一位犹太裔的前辈学者，实在异乎寻常，足见二人之学术和思想的契合是多么的深邃和稀有。奥尔巴赫这篇文章原以德文发表，近二十年之后，萨义德亲自操刀把它译成英文，还专门写了按语，把它介绍给英文读者［4］。值得一提的是，《世界文学的语文学》一文中引自《知识论》的那段文字，不管是在奥尔巴赫的德文原作中，还是在萨义德的英文翻译中，都以拉丁文原貌出现。对于奥尔巴赫这一辈杰出的欧洲语文学家而言，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研究者，阅读拉丁文古典名著不过是他们做学术研究的日常，文章中直接引用拉丁文原作也是平常之事。但这对于萨义德等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文学学者而言则不见得还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所以，虽然萨义德在那篇译文中为保持原著风格照录了拉丁文原文，但在他以后发表的著作中，凡引此段落者，均引用已于1961年出版的《知识论》的英文译文。

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

（Edward Waefie Said）

众所周知，萨义德也是一位自小就客居他乡的流亡者，圣维克多的雨果的，或者说奥尔巴赫的“异乡说”，在他这里引发了十分强烈的共鸣。显然，萨义德也是一位要把整个世界当作异乡的完人，在他的著作中，萨义德多次引用了雨果“论异乡”的这个段落，并对它做出了自己独到的诠释。

例如，于《东方主义》（Orientalism）之“全盛时期的现代英法东方主义”（Modern Anglo-French Orientalism in the Fullest Flower）一节中，萨义德讨论了“世界文学”与东方主义的关联，提到了奥尔巴赫的力作《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和他的宏文《世界文学的语文学》，他对作为语文学家的奥尔巴赫对当时的“世界文学”所作的深刻反思推崇备至，指出奥尔巴赫强调的在涉及其他民族文化和文学时的那个人文主义传统对于理解东方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萨义德认为奥尔巴赫将《知识论》中那个“论异乡”的段落作为他那篇宏文的结尾绝不是平白无故的，它所要传达的意思是：“人越能离开他的文化家园，他就越容易能够对它做出评判，对整个世界也是如此，若要真切地看清［世界］，人就必须带着这种精神的超脱和大度。带着这个同样的亲密和疏离的结合，人也就越容易对自己的和他人的文化做出评价。”［5］换句话说，若要真切、客观和理性地认识自己的家园和世界，我们就必须把它们当作异乡，与它们保持精神上的独立和超越。

《东方学》（三联书店2019年第3版）

继《东方主义》之后，萨义德发表的另一部很有影响力的著作是 《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出版于1994年。耐人寻味的是，萨义德竟然也将对圣维克多的雨果的这段话的引用和他对之所作的进一步的诠释，作为这部力作的结尾。他说：

我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一位来自萨克森的十二世纪的僧人、圣维克多的雨果的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美丽的文字：……。奥尔巴赫，那位作为流亡者在土耳其度过了二战岁月的德国学者援引了这个段落，将它作为每一个希望超越帝国、民族和地区范围之局限的男人和女人的榜样。例如，一位历史学家只有通过这种态度才能够开始在所有他们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中领会人类的经验和它的文字记录；否则，人将会依然更多地致力于对偏见的排除和反动，而不是对真实知识的消极自由。但请注意奥尔巴赫两次表明“强大的”或者“完美的”人取得独立和超越靠的是消解执着，而不是拒绝它们。流亡是以一个人的故乡的存在、对它的爱和与它的一个实际的联结为基础的；流亡的普遍的真实并不是人已经失去了爱和家园，而是在每一个中固有的是一种没有预期到的、令人难以接受的损失。于是，从各种经验来看，它们似乎将要消失了：将它们固定和根植于现实之中它们又会是什么呢？你要拯救它们的是什么？你要放弃什么？你要恢复什么？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你就必须独立于和超越那些人，即［那些认为］他们的故乡是“甜美的”，但他的实际状况又使得要找回这种甜美是不可能的，而且甚至更少可能从依靠幻觉和教条所提供的替代物中获得满足，不管［这种满足］是得自对自己的遗产［传统］的自豪还是对“我们”是谁的确信。

没有人今天纯粹是一个东西。像印度人，或者女人，或者穆斯林，或者美国人这样的标签，不过只是各种出发点而已，假如紧接着进入实际的经验，那么一会儿它就很快会被彻底丢弃。在一个全球的范围内，帝国主义巩固了各种文化和认同的混合。但是，它的最坏的、最荒谬的礼物是让人相信他们只是、主要是、完全是白人或者黑人，西方人或者东方人。然而，就如人类制造他们自己的历史一样，他们也制造他们的文化和族群认同。没有人可以否认悠久的传统、持续的居住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地理的延续不断的连贯性，但是，除了恐惧和偏见，似乎没有其他理由让人坚持执守他们［与他人］的分离性和独一无二性，好像这就是人类生活的全部。事实上，生存就是事物之间的联结；用艾略特的话来说，现实不能剥夺“住在花园里的其他回响［花或者相应物］”。与只想“我们”相比，具体地、富有同情心地、设身处地地去想想别人，则更有益处，也更困难。但这也意味着不要试图去统治他人，不要去将他们分类或者在他们中间划分等级，最主要的是，不要反反复复地重申“我们的”文化或者国家何以是第一（或者就此而言，不是第一）。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没有那些也已有足够的价值可做了。［6］

于此，萨义德有鉴于他当时所处世界之现实，且以他一贯的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立场，给圣维克多的雨果的“异乡说”以新的解释和新的意义。与八百年前雨果生活的那个时代相比，于今日这个世界，诸如故乡、民族／国家、世界等，从概念到实际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如萨义德所说，“没有人今天纯粹是一个东西”（No one today is purely one thing），人们对自己的种族、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划分和构建，都是一件十分复杂和困难的事情；然而，对于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却是各个民族、文化和社会之间的互相联结，所以，只有超越帝国、民族和地区的划分施加给人们的局限，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我们这个世界才能生存下去，才会变得更好。圣维克多的雨果所说的“把整个世界当作异乡的人是完美的”，到萨义德笔下则成了一种用来批判和取代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的理想。

《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16年第2版）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人们不再需要经历实际的流亡就能感受到失去故乡的无奈和痛苦——不但故乡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瞬息之间或就已经面目全非，让人感到陌生和淡漠；而且也很少有人一生能固定地住在一个可被称为故乡的地方，更多的人为了生计或者生涯持续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而每一次的移动或都是一次爱和家园的失落。本来令人们魂牵梦系的故乡，却早已是不折不扣的异乡。同样发表于1952年的L.P.Hartley的小说《送信人》（The Go-Between）劈头来上这么一句，“过去是一个异乡，那里他们不一样地做事”（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they do things differently there），没想到它却成了不朽的至理名言。它用文学的语言告诉我们一个哲学的道理：人的记忆或者历史都是很不可靠的，往好里说它亦真亦假或半真半假，往坏里说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和建构。人们记忆中的故乡，与Hartley所说的过去一样，都不过是寄托心中美好的愿望的地方，它们都是异乡，它们的甜美多半是人们向往、想象和虚构出来的东西。所以，有着成熟心智的人们，只有超越对故乡和过去的执着，才能客观地认识故乡和过去。

近日读到童庆生先生对前述奥尔巴赫对雨果“异乡说”的诠释的一段评论，他说：

奥尔巴赫饱蘸着情感写下了对这段文字的感受：“雨果的文字是写给那些想要摆脱对世界的爱的人的，但是对于那些希望推动为世界而爱的人，也同样适用。”“对世界之爱”和“为世界之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和立场，表达了两种不同的文学观和人生观，在英文译文中以两个介词“of”和“for”做区分。“对世界之爱”（love of the world）中的“世界”是爱的对象，也是期望拥有或占有的对象，这种爱虽然已经十分宽广，但仍然受制于外部世界。“为世界而爱”（love for the world）中的世界并非爱的对象，也不是期待占有或者拥有的对象，而是爱的理由；因为世界而爱，没有具体物质对象的爱，无功利的爱，这是无私的博爱。只有当思想融合了深沉的道德诉求和理想，只有当我们有了超越自我——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的意愿和胸怀，文学研究才有可能超越技术性的学术研究，才会具有令人怦然心动的感染力。［7］

确实，童先生的这段文字也饱蘸情感，读来令人怦然心动。他对“对世界之爱”和“为世界之爱”这两种不同的爱的区分和阐发，发自肺腑，闪烁着智慧和思想的光芒，这应该是属于他自己的对雨果“异乡说”的一种新的、精湛的洞察。

童庆生及其著作《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

然而，童先生的这段议论只是他自己的创造和发挥，它根本无法在奥尔巴赫原文中找到任何依据。他所说的对世界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爱，其意趣与雨果“异乡说”的本意南辕北辙。不得不说，他的这段极具感染力的议论实际上是建立在他对奥尔巴赫原文的误读的基础之上的。在奥尔巴赫德文原作中，它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Hugo meinte das fuer den，dessen Ziel Losloesung von der Liebe zur Welt ist. Doch auch fuer einen，der die rechte Liebe zur Welt gewinnen will，ist es ein guter Weg.”它或可汉译作：“雨果是针对那些其目的是要与对世界的爱相脱离的人而说的；不过，对一位想赢得对世界的正确的爱的人来说，它也是一条好的道路。”而这句话在萨义德的英文译文中是这样的：“Hugo intended these lines for one whose aim is to free himself from a love of the world. But it is a good way also for one who wishes to earn a proper love for the world.”应该说，萨义德的英译文与德文原文基本一致，只是德文中出现的两处“对世界之爱”，其原文都是“Liebe zur Welt”，二者没有差别。然在英译文中，它们却分别被译成了“a love of the world”和“a proper love for the world”，即前后分别用了“of”和“for”两 个 不同的介词。这个差别看起来只是修辞上的变化，并不是译者有意要借此而对它们作意义上的改变。

其实，《知识论》中说得很明白：“那个稚嫩的灵魂把他的爱固定在了世界的某个地方；那位强大的人将他的爱延伸到了所有地方；而那个完美的人则熄灭了他的［爱］。”奥尔巴赫的理想一定是做一位已经熄灭了对世界的爱，把整个世界作为异乡的完人，他希望从事世界文学研究的语文学家们都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世界保持精神上的独立和超越，并进而能够真切和客观地去认识它们。所以，他不可能把雨果的“异乡说”解释为“对世界的”或者“为世界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爱，他只是表示对“世界之爱”的脱离和超越或可算作是另一种爱的方式，是“对世界的正确的爱”。

童先生从英译文中前后两个介词的变化中推演出了两种不同的“世界之爱”，这无疑只是他自己的想象和发挥，与奥尔巴赫和萨义德无关。童先生将文中最后一句话，即“对一位想赢得对世界的正确的爱的人来说，它也是一条好的道路”，改译成“但是对于那些希望推动为世界而爱的人，也同样适用”，这应该是他为了更好地迎合他的“为世界之爱”的解释而做出的不够精细的翻译选择，原文和英译文中显然都没有一个可与“推动”意义相应的词汇。不得不说，童先生对奥尔巴赫这个句子作出如此高调和独到的诠释，凭借的却仅仅是萨义德英译文中两个介词的变化，完全没有想到或该去查阅一下奥尔巴赫的德文原文，这无疑有点鲁莽了。遗憾的是，语文学不到位处，过度诠释往往就接踵而至了，此处也不算例外。

本文原刊于《文汇报<文汇学人|学林>栏目》

2019年8月23日版

注释

［1］The Didascalicon of Hugh of ST. Victor: A Medieval Guide to the Arts，translated from the Lati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Jerome Taylor，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1，p.101.

［2］Erich Auerbach，“Philologie der Weltliteratur,”Weltliteratur: Festgabe für Fritz Strich zum 70.Geburtag，edited by Walter Muschg and Emil Staiger（in association with Walter Henzen），Berne: Franke Verlag，1952，p.49-50.

［3］Edward W. Said，“Return to Philology,”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pp.57-84.

［4］Erich Auerbach，“Philology and‘Weltliteratur’”，translated by Maire Said and Edward Said，The Centennial Review，Vol.13，No.1（WINTER 1969），pp.1-17.

［5］Edward W. Said，Orientalism，New York: Vintage Books，1979，p.259.

［6］Edward W. 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4，pp.335-336.

［7］童庆生，《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