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来龙去脉_风闻

节选自“亡国之路——看他们如何搞垮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就在1978年苏共中央领导层忙着更新血液之时，苏联南方的邻国阿富汗发生了一件大事。4月27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利用手中掌握的部分军队，在首都喀布尔发动兵变，进攻总统府，击毙总统达乌德，建立了人民民主党执政的新政权——阿富汗民主共和国。

这个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是个什么政党？这个政党为什么要以武力推翻达乌德总统？

这两个问题是人们阅读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历史时最容易忽略的问题。不弄清楚这两个问题，就很难明白苏联为什么要入侵阿富汗。

也只有弄清楚苏联为什么要入侵阿富汗，才能弄明白那些曾经在阿富汗为苏联纵横疆场的人们，为什么在1991年八一九政变失败后，一部分自杀殉国，一部分将牢底坐穿，拒不“认罪”。

这场战争就从达乌德总统和阿富汗人民民主党说起。

二十世纪中叶，阿富汗处于君主专制的查希尔王朝时期。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自1933年即位以来就大权旁落，权力先后落入两位担任首相的叔父手里。他的两位叔叔愚昧守旧，长期镇压国内民主运动，抵制一切面向现代化的政治改革和社会革新，导致国家内外交困，人民生活困苦。当此多事之秋，王室和民间的有识之士不安现状，开始谋求富国强兵（至于为什么追求富国强兵后文详解）之路。

查希尔国王在他的伯父家有个哥哥，人称达乌德王子。达乌德王子少年时期留学法国，中学毕业回国，就读喀布尔皇家军事学院。22岁毕业后投身军旅，先后在阿富汗多个省当过省长兼驻军司令，30岁任首都卫戍司令，37岁当上国防部长，39岁兼任财政部长。

进入内阁的达乌德部长已不再是达乌德王子，而被封为达乌德亲王。达乌德亲王对“皇叔”的内外政策极为不满，时常抨击“皇叔”对外政策软弱，对内政治改革缓慢和社会建设停滞。“皇叔”忍了自己这位侄儿三年，于1951年打发达乌德去瑞士当大使。

被“流放”国外的达乌德亲王赢得了阿富汗国内民族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普通民众的一致同情，大家都清楚他是因为什么得罪了当权者。迫于国内压力，“皇叔”只好将其召回，重新任命他为首都卫戍司令。就是这项任命，彻底终结了阿富汗“皇叔摄政”的二十年历史。

1953年，达乌德亲王利用手中兵权和社会影响迫使“皇叔”下台，自己接任首相职务。上台之后，达乌德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变革，阿富汗社会开始出现一些新气象。但是，改革伤害了王室、部落首领、宗教势力、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达乌德的强硬外交政策和亲苏倾向诱发了国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最关键的是，达乌德亲王为人独断专行，从来不考虑查希尔国王的旨意，两人矛盾随着阿富汗局势的动荡而激化。1963年，查希尔国王罢免了达乌德的首相职务，并宣布从今以后禁止王室成员参政。

查希尔国王亲政后，于1964年颁布了新宪法，扩大阿富汗人民的政治权利。新宪法中有这么两条：允许组建政党，允许私人办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国王做了三十年傀儡，刚刚拿回权力，颁布自由、民主、平等的新宪法只是跟民众意思意思，收揽人心。大家千万别当真啊！

可是，阿富汗国内有一伙人当真了。这伙人以知识分子为主，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徒。1965年元旦，这伙人从全国各地派出代表，在作家塔拉基家中举行秘密集会，经过几天的开会讨论，决定成立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并发行党的机关报《人民报》。

大家商量后一致认为，人民民主党的当前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爱国的民主进步力量，为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和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为夺取政权，建立一个劳动人民的国家而奋斗”。最终任务是“在阿富汗社会的多民族条件下创造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普遍原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

这是一个没有命名为共产党的共产党。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在成立之初把国家利益、民族独立和解放人民作为至高无上的理想信念。她的早期党员也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一样，为了这些理想信念艰苦奋斗，把生死置之度外。

成立政党和开设公司一样，上午挂牌，下午就要开始工作。只不过，公司要研究的是市场，政党要研究的是形势。塔拉基们和卡尔迈勒们成立的人民民主党是要革命的，如何分析形势，再根据形势选择正确的革命方式夺取政权，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

马列经典理论分析形势一般都是先分析阶级矛盾，再分析民族矛盾，最后分析国家矛盾。下面，让我们回归主旋律，按着这个思路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阿富汗总人口保持在1800万人上下。国家经济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直到五十年代达乌德亲王担任首相后，才陆续兴建现代化工业。工业企业以轻工业为主，主要加工当地一些农牧业产品。工矿企业极少，工人比例占总人口比例只有0.5%左右。全国有四分之三的居民从事农牧业，粮食作物长年无法自给，需出口经济作物换取外汇进口粮食。在广大农村，基层政权机构薄弱，宗教势力和部族势力极为强大，严重威胁中央政府权威。耕地和牧场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造成了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遍布广大农村。

阿富汗境内民族主要有普什图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和哈扎拉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约分别占总人口的40%、30%、10%和10%。其他十几个民族人口数量合计占10%。阿富汗的主体民族是普什图族，在政治经济领域处于支配地位，主要分布在阿富汗南部，也就是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广大地区。其他民族分布在阿富汗北部与苏联接壤的省份。1747年，阿富汗独立建国后，普什图族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的政治军事斗争不断，一直持续到今天。

阿富汗生来就是个苦命的国家，独立时间很短。两千多年来先后被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印度阿育王、大月氏民族、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和伊朗萨法维王朝征服。但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征服阿富汗，占领者始终面对着阿富汗各个部落的顽强抗争。阿富汗好不容易在1747年独立，又被大英帝国瞄上了，英国在1838年、1878年和1919年发动了三次侵阿战争，都没有征服这个国家。但是，英国在1893年强迫阿富汗割让一部分领土（现在归属巴基斯坦）给英属印度，重新划定阿富汗南部边界，史称“杜兰线”。

这个“杜兰线”对于阿富汗的意义类似于“麦克马洪线”对于中国的意义。不同之处在于，“麦克马洪线”是西藏地方政府背着中央政权与英国划定，而“杜兰线”是阿富汗皇帝阿卜杜拉赫曼汗畏惧英国而签订。像历届中国政府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一样，阿卜杜拉赫曼汗死后的历届阿富汗政府都不承认“杜兰线”。英国人放弃对印度半岛的殖民统治后，像中国与印度因“麦克马洪线”结下梁子一样，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因“杜兰线”成了死敌。阿富汗总想着收复失地，而巴基斯坦想的却是凡是殖民者留下的就是我的，谁都不许打主意。

被“杜兰线”划走的领土超过今阿富汗版图的三分之一，被分离的人口绝大部分属于普什图族，接近当时普什图族总人口的一半。“杜兰线”改变了阿富汗的版图，也改变了阿富汗以后的历史进程。无数阿富汗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探索提升国力的富国强兵之道，就想着有朝一日收复失地。

这就是1965年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建党后面临的社会形势。社会保守，经济落后，少数民族、宗教势力和部族势力严重影响着国家政权的权威，缺少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带领国家实现富国强兵。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现代化工业根本无法培育足够的工人阶级群体，而广大农民生活贫苦，相对国家更加亲近自己的部族和宗教组织。政治权力和社会财富集中在官僚阶层、地主阶级、宗教上层和部族首领手里。阶级矛盾极为尖锐。

按照马克思的教导，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这种形势都不适合发起无产阶级革命。不过，共产党人讲究的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话又说回来，从苏联到中国，从南斯拉夫到越南，又有哪个国家的共产党是按照马恩的教科书照葫芦画瓢？

在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建党大会上，大家选举塔拉基担任党的总书记。仅次于塔拉基的党内二号人物叫卡尔迈勒。接下来的故事主要围绕这两个人展开。

就是这两个人，为阿富汗革命构思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前进道路。

1965年，塔拉基48岁，卡尔迈勒36岁。

塔拉基，普什图族，出生于阿富汗加兹尼省一个贫寒的农牧民家庭，小学毕业后即辍学回家，15岁起在一家水果公司打工。此后，塔拉基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文化，在喀布尔大学办的夜校读书。18岁那年，公司派他去印度上班，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

在孟买，他结识了几位印度共产党党员，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产生出很大的兴趣。1937年，20岁的塔拉基回到祖国阿富汗，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进入到政府工作，在官方媒体从事文学创作。在后来的几年里，塔拉基凭借自己的文才和胆识逐步在新闻界和文化界崭露头角，成为闻名全国的作家，并且当上官方通讯社的处长。

敢于揭露社会现实的作家塔拉基先生最终还是突破了官方的忍耐限度。1953年，塔拉基被开除出公务员队伍。没有皇粮吃，他就以著述和翻译为生，昼夜苦思如何拯救倍受苦难的人民、如何开创祖国的前途。想啊想啊，他终于想到了办法，那就是走俄国人的路，成立无产阶级政党，号召群众发起革命。

1965年元旦，塔拉基和卡尔迈勒等人共同成立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

卡尔迈勒1929年出生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个军官家庭。父亲是普什图族，职业军人。查希尔国王亲政后，卡尔迈勒的爸爸当上帕克蒂亚省军区司令，后来还领导过国防部财政司。卡尔迈勒的母亲是塔吉克族。所以，有一部分阿富汗战争的书籍中误以为卡尔迈勒是塔吉克族，而忽略了他爸爸是普什图族。

研究阿富汗历史人物的民族成分，比研究他们的家庭出身还重要。比如，官二代卡尔迈勒同学就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早在中学时期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团体，还因此在1948年被剥夺保送喀布尔大学的入学机会，直到1951年他自己考进去。

上大学之后的卡尔迈勒并不消停，凭借着自己杰出的演讲才能很快成为了喀布尔学生运动的领袖，经常煽动、组织反政府示威游行，最终在1953年被捕入狱，蹲了三年大狱之后，赶上国王大赦天下，重获自由。不知道是他家的社会关系树大根深，还是他本人确实不凡，出狱后的卡尔迈勒居然重新回到名校喀布尔大学，完成了法学和政治学学业、获取学士学位，还当上公务员，留在首都的中央机关工作。

不管是国王的恩赐还是家里的安排，已经成为公务员的卡尔迈勒依旧厌恶君主专制政体，对现实极其不满，很快就将目光投向了颇具马列观点的革命作家塔拉基，并在他的领导下参与了1964年的建党工作，并迅速脱颖而出，成为党内二号人物。

1964年查希尔国王颁布新宪法、开放党禁后，人民民主党还不敢公开活动。党的领袖们以私人身份竞选国会议员，准备以议会斗争形式推动社会变革。历史在这里，和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和这个党的领袖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1965年，卡尔迈勒当选国会议员，而塔拉基落选了。估摸着竞选官员和议员这事，文笔好的还是没口才好的有优势。这件事发生的很尴尬，如果人民民主党确定今后以议会斗争作为革命的主要形式，那么毫无疑问，卡尔迈勒就会成为党在一线斗争的领导者，而塔拉基将退居二线，只能回归老本行，写写书、编个选集什么的。这不就违背了革命党只能有一个领袖的原则吗？

和他俩一起去竞选国会议员的人民民主党党员中，有一位叫作哈菲佐拉?阿明。这个人很不简单。他很早就看出了塔拉基与卡尔迈勒的面和心不合，并以此为起点，步步为营，开启了自己在党内的美好仕途。

到了1966年，塔拉基提出：人民民主党必须依靠广大贫苦民众，开展地下斗争甚至是武装斗争，以暴力革命方式推翻国王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除此以外，今后发展党员要讲究队伍的纯洁，只允许家庭出身贫苦卑微的人入党，带有皇室、贵族、地主、官僚、资本家、部落首领和宗教上层背景的人禁止入党。

卡尔迈勒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阿富汗的工人阶级力量弱小，发起罢工或是工人暴动几乎不可能；农牧民群体多信奉伊斯兰教，阶级觉悟不高，发动他们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很不成熟；相反，知识分子阶层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较多，贵族、官僚和民族资产阶级内部也存在倾向社会变革的群体。只要他们愿意为党工作，主动申请入党，不必太拘泥于他们的家庭出身。

人民民主党内部迅速分裂为两派，拥护塔拉基的党员主张发展地下斗争，伺机掀起暴力革命。拥护卡尔迈勒的党员主张团结上层改革派，发起集会游行等公民运动，配合党员议员的议会斗争，推动国王政府全面改革。

1966年底至1967年初，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分裂出现公开化，分别成立以塔拉基为首的“人民派”和以卡尔迈勒为首的“旗帜派”。双方彼此攻击，强烈声明自己才是真正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

尽管两派在革命路线问题产生重大分歧，但是对两个问题的认识还是一致的。第一是向阿富汗军队渗透，在军队中上层军官中积极发展党员。无论是人民派主张的“伺机掀起暴力革命”还是旗帜派主张的“团结上层改革派”，都十分重视争取军队尤其是高层军官的支持。毕竟，无论是发起革命还是推动社会变革，如果没有忠于党的武装力量，都是天方夜谭。

人民派和旗帜派的第二个共同点是重视争取苏共的支持，这个不用解释。

那么，苏共乃至苏联又是怎样看待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以及阿富汗的呢？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主动提出要与阿富汗王国建交，遭到亲近英国的国王哈比布拉的拒绝。苏俄内战期间，哈比布拉政府允许白俄武装过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红军在南方的军事行动。

1919年2月，新继位的国王阿玛努拉宣布阿富汗独立，废除英国在阿富汗的一切特权。当年3月，列宁政府摒弃前嫌，率先承认阿富汗独立。5月，英军又一次入侵阿富汗，第三次英阿战争爆发。8月，内外交困的英国政府主动宣布停战，承认阿富汗独立。1921年2月，阿富汗和苏俄签订苏阿友好条约，双方正式建交。

可以说，苏共1917年执政伊始，从列宁到斯大林，再到赫鲁晓夫，都十分重视和阿富汗的外交关系，长年坚持给予阿富汗军事和经济援助。苏共一直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南部边界，打破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包围圈。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阿富汗夹在帝俄中亚地区和英属印度中间，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是沙皇俄国和英国的缓冲区。

一战结束后，阿富汗又成了苏联和英国的缓冲区。二战胜利后，雅尔塔体制确立，美国填补了日渐衰落的英国，向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渗透，并于五十年代中期组建了包括美国、英国、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在内的巴格达条约组织，企图从南面围堵苏联。

五十年代中后期，阿富汗由达乌德亲王担任首相。他执政期间，美国主动对阿富汗进行军事和经济援助，多次拉拢阿富汗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屡次遭到达乌德亲王拒绝。原因很简单，巴基斯坦占据着普什图斯坦接近一半的领土，达乌德亲王做梦都想收复失地，誓死不与巴基斯坦为伍。

苏联一看来了机会，立马对阿富汗政府加大援助力度。在达乌德亲王主政的十年间，苏联共计对阿援助5亿美元。那可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5亿美元，不是小数字。达乌德亲王倒是头脑清醒，美国的援助也接，苏联的援助也接，但依然坚持不结盟政策，不为美苏任何一方所左右。

1963年，强势的达乌德亲王下台，国王查希尔亲政。阿富汗局势日渐动荡，宗教极端势力风起云涌，少数民族独立势力纷纷抬头，普什图部族割据一方。就在这时，信奉马列主义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成立。这对苏联来说简直是意外的惊喜。苏联政府继续保持对查希尔国王政府的援助，并通过苏共中央国际部对阿富汗人民民主党进行支援。苏共中央玩弄两边下注，企图在阿富汗建立优势地位，这一次，会玩砸吗？

无论是苏联的援助还是美国的援助，查希尔国王的政府都没有用到实处。普遍存在的腐败导致援助物资落入贪官污吏手中。依靠行政执行力如此低下的内阁，各项社会改革也陷入停滞，经济形势更加危急。查希尔国王想不到收拾局面的办法，只好频繁更换首相。1963年至1973年，阿富汗内阁十年换了五位首相，没有一个人能稳定局势。外交上，查希尔国王奉行不结盟政策，使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阵营都不愿全力扶持国王政府。最好的例证就是在那十年里，苏联大力支持人民民主党，美国加强援助巴基斯坦。

查希尔国王改变了达乌德亲王执政期间全力声援巴基斯坦境内普什图族自治运动的政策，引发阿富汗国内普什图民族的不满。1971年和1972年，阿富汗连续两年发生大规模干旱，农业和畜牧业遭受灭顶之灾。这时的民众愈加不满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外交政策，开始呼唤一位强有力的铁腕人物出来做领袖。这个人便是达乌德亲王。

下台后的十年里，达乌德亲王表面上赋闲在家，远离政治，暗地里不断与自己在军队的老部下们联系，秘密发展忠于自己的力量，随时准备卷土重来。这期间，他发现人民民主党也在向军队渗透，在军官团中发展党员。本着谁是敌人的敌人，谁就是自己的朋友，双方一拍即合，决定为推翻君主制而共同奋斗。

1973年7月初，查希尔国王出国赴意大利治病。达乌德亲王趁机于7月17日调集军队在喀布尔发动政变，逮捕国王政府一系列重要人物，夺取政权。随后，他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并废除自己的亲王称号，自任国家元首，并兼任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

与二十年前第一次主政阿富汗相比，达乌德亲王面临的局势与以往不一样了。废除君主制之后，有好几股势力开始走上政治舞台。而且，各自都有各自的国际背景。

首先是背后有苏联支持的人民民主党。人民民主党主张无神论、生产资料国有化、土地改革和亲近苏联，希望达乌德制定相关政策，联合苏联对抗有美国支持的巴基斯坦。

其次是有穆斯林国家支持的伊斯兰宗教社团（如穆斯林兄弟会）。他们分为各种教派，背后有不同的穆斯林国家在支持。他们大部分主张在政治领域消灭无神论者和异教徒，恢复伊斯兰教至高无上的地位。

再次是少数民族部族势力和流亡境外（主要是巴基斯坦）的普什图族领袖们。这些人也说不上有什么政治主张，仅仅本着“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理论想着既然国王下台了，那么谁都可以上台执政，凭什么就你达乌德独揽国家大权？

达乌德审视了这几股力量之后，认为人民民主党的威胁最大。人民民主党党员们渗透到军队内部，随时可以发起兵变，背后又有苏联支持，最有实力夺权。人民民主党主张无神论和无产阶级革命，与自己的渐进改革政策格格不入，早晚有一天要分道扬镳。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很有可能养虎为患。况且，打击他们可以团结伊斯兰宗教社团和部族上层以及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相当合算。

达乌德想的办法很简单，人民民主党不是分人民派和旗帜派嘛，那就扶持主张政治改良的旗帜派，压制主张激进改革的人民派，煽动并加剧人民民主党的内部斗争。内政方面，罢免人民民主党在阿富汗军队和政府要害部门的党员；外交方面，继续维护“阿苏传统友好”，麻痹苏联，争取苏联政府援助，同时拉近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密切同穆斯林国家的关系，平衡苏联在阿富汗的影响力；经济方面，达乌德一面鼓励私人投资、扶持个体经济，一面推动部分金融业和工业企业的国有化，并在国内一些地方推动土地改革，用这些社会主义政策麻痹人民民主党；宗教方面，达乌德软硬兼施，对于愿意与新政权合作的民间伊斯兰教教会予以扶持，对于结党结社企图威胁新政权的伊斯兰宗教社团则予以坚决打击。

达乌德在1973年上台后制定的政策，仿佛在内政、外交、经济、宗教等各个方面走钢丝，企图加强国家政权权威，压制一切反对派。然而，看上去面面俱到的政策并没有显现出四平八稳的效果。国家财政和外汇储备提高了，人民生活却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人民民主党在军队和政府的党员被清除，却有更多的党员向军队秘密渗透；伊斯兰教社团受到压制，民间宗教势力却依托宗教自由展开了政治活动；对于达乌德在外交政策上走钢丝，美国中央情报局这样评价：“当达乌德用苏联火柴点燃手中的美国香烟时，他是再幸福不过的了。”

那么问题来了，大智若愚的勃列日涅夫会让达乌德永远享受这种幸福吗？

阿富汗的局势始终牵动着克里姆林宫那些老人们的心。政治局委员们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南部边界。但对于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来说，他要考虑更多的东西。

自1975年苏联签订《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以来，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国内死灰复燃，紧接着就是少数民族独立运动和争取宗教自由运动。美国政府也在此刻加大对美国之音电台的拨款，用多种语言向苏联境内不同民族居民播放广播。首先受到这一系列影响的就是苏联中亚地区的穆斯林民族。

阿富汗与苏联中亚地区接壤，两国有塔吉克、乌兹别克和土库曼等几个共同民族。这些民族在阿富汗都有自己的部落政治组织和军事力量，对阿富汗中央政府经常不买账。苏联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半独立地位对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起到示范效应。

阿富汗境内的伊斯兰教社团也为坚持无神论的苏联政府所忌惮。莫斯科害怕宗教势力在苏联复兴，无论是哪一种宗教，都有可能威胁苏共执政地位。

除了民族和宗教问题，勃列日涅夫还要考虑苏联在国际共运中尴尬的领袖地位。自中苏交恶之后，越南、朝鲜、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利用中苏矛盾，左右摇摆，从两国政府获得巨额军事和经济援助。更有甚者，还有像越共那般，背着苏联在对美国的谈判中利用苏中矛盾和苏美矛盾火中取栗。

这些社会主义阵营小兄弟们的做法，完全逆转了斯大林时期苏共拿兄弟党当枪使，拿盟国军民当炮灰的“成功历史经验”。斯大林死后，苏联政府的大多数外援行动成了赔本赚吆喝，是个兄弟党就敢管苏共借钱，口气都跟催债似的。

勃列日涅夫内心十分警惕人民民主党会像别的兄弟党一样，为了夺取政权就对苏共狮子大开口，使劲要援助。他希望的是，人民民主党为苏联所用，保持达乌德政府治下的阿富汗成为美苏两国的缓冲地带，最好能够成为苏联的盟国。

于是，勃列日涅夫一面向达乌德发出了呼吁，不要再清洗“左派力量”。另一方面，又建议人民民主党的两派尽快结束党内斗争，合并到统一的党中央委员会中去。

1977年1月,阿富汗进行了国会选举，制定新宪法。2月，达乌德就任阿富汗共和国总统。4月，达乌德访苏，在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展开会谈，双方签订《发展双边经济和贸易关系协定书》。6月，人民派与旗帜派召开联合会议，宣布合并，并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塔拉基为总书记，并选举了两派各五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看上去，1977年上半年的一切又开始朝苏联满意的预期发展。

到了7月，形势开始变化。达乌德总统组建了以自己为领袖的国家革命党，巩固自己的执政根基。同时，对军方和政府要害部门的人民民主党党员展开了新一轮更大规模的清洗，至此，达乌德总统与人民民主党完全撕破脸。

无论是作家领袖塔拉基同志，还是演说家领袖卡尔迈勒同志，俩人都是一介书生，根本不懂政治斗争的残酷。眼瞅着自己的同志一个接一个的被开除军职和公职，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俩还是老套路，除了发起示威游行就是组织街头演讲，对达乌德政府毫无杀伤力。

文的不行，还有武的。人民民主党在阿富汗军队和警察队伍中的渗透能力可谓技术一流，因为他们不仅防着敌人，还防着自己人。人民派和旗帜派分别在军警宪特队伍中发展自己的党员，彼此保密，而且每一位党员都是单线联系，只有一名上线和一名下线。这种高超的渗透能力使得达乌德总统坐立不安，虽然他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清洗，却始终无法消灭人民民主党在军队中的力量。

领导人民派军事工作的是即将登场且闻名于世界的阿明同志。达乌德上台后，阿明隐蔽地下，在军队中不断发展军官入党；领导旗帜派军事工作的是希贝尔。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警察学院院长。两人背靠背工作，各自拉起了一直武装力量。

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希贝尔在1978年4月17日遇刺身亡。4月19日，人民民主党在喀布尔组织起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政府严惩凶手。连续几天的示威游行超出了达乌德总统的忍耐限度。4月25日，达乌德下令逮捕塔拉基、卡尔迈勒等人民民主党领导人。

恰巧人民民主党政治局正在这一天召开会议。党内高层当场被一网打尽。由于阿明不是政治局委员，所以当时不在会场。而人民民主党最后的翻盘，靠的就是这位不在场的阿明。

尽管阿明不是人民民主党的政治局委员，可是达乌德总统很清楚，阿明掌握着人民民主党的大部分军事资源，只有逮捕他才能从根本上肃清阿富汗军队中的人民民主党党员。

1978年4月26日凌晨三时，阿明在自己家中被捕。

眼看人民民主党的所有领导人被一网打尽，夺取政权的事业已然失败。按照常理，师傅和大师兄都被妖怪抓走了，那就我回我的高老庄，你回你的流沙河吧。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阿明同志可不是二师兄那种革命立场不坚定的人。他属于面对巨大失败毫不动摇的革命者，越是困难越是准备反败为胜。被捕后，阿明保持高度冷静，仍然想争取时间找机会。他建议警察们休息一下，等天亮再将自己关进监狱。

阿明不知道，带队抓他的扎伊尔警官是人民民主党旗帜派党员。扎伊尔立即答应了他的要求。阿明趁警察们不注意，将早已拟定的政变计划交给自己的儿子，让他转交隐蔽在军队活动的人民民主党军官，嘱咐他们按计划发起军事行动。

4月26日晚，阿富汗国防部长召集军队高级将领开派对，庆祝粉碎共产党人的叛乱。酒宴和娱乐活动持续到很晚结束。军队内部的几名人民民主党军官，包括空军副司令卡迪尔上校、第四坦克旅参谋长拉菲和瓦塔拉詹少校等人秘密串联，于27日清晨协调各部队同时展开军事行动，营救党的领导人，攻击总统府、国防部等重要据点。

人民民主党的领袖们出狱后，命令长期领导军事工作的阿明负责指挥整个政变期间的军事行动。在他的指挥下，各部队进展顺利。傍晚，达乌德总统在总统府内被击毙。至此，人民民主党发动的政变取得成功。胜利者给这次政变取了个名字，叫“四月革命”，并在宣传中把它比作俄国的十月革命。

1978年4月的事件最后以人民民主党的绝地反击胜利结束。在4月17日以来的整个事件过程，党的高层领袖塔拉基和卡尔迈勒等人行事循规蹈矩，毫无反制措施。先是发起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后又在风口浪尖之时公然组织政治局会议，还走漏风声被达乌德总统一网打尽，可谓毫无斗争手段和保密意识，空有书生意气和理想蓝图。

而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阿明却以其非凡的胆识和出色的军事才能，在束手就擒之时仍能迅速想好政变方案，并伺机派儿子往军队送信，仅仅一个昼夜的时间就把形势翻转过来，力挽狂澜于即倒，挽救了人民民主党，挽救了该党仅有的一点军事力量，还挽救了阿富汗革命，使人民民主党度过了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虽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不过，众所周知，人民民主党不是最后的胜利者。史学界对于阿富汗四月革命的真相存在争论。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观点：政变的起因是4月17日达乌德政府刺杀党的领导人之一的希贝尔、继而镇压4月19日的群众示威游行、又于4月25日逮捕党的高层领导人。所以，人民民主党被迫奋起反抗，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夺取政权。

人民民主党是要革命的。革命的宣传工作讲究的是宣扬官逼民反，革命党要带领民众消灭压迫和剥削，而不能让老百姓感觉是一伙野心家为了实现改朝换代坐江山的想法就煽动人民暴乱。所以，人民民主党把政变的诱因归为达乌德政府并不为怪。

二是苏联方面的观点：政变是由于阿明为了独揽党内军权，派人暗杀旗帜派军事工作领导人希贝尔。党内高层不明就里，发动群众示威游行，招致政府镇压，致使事态扩大发生暴力革命。

熟悉阿富汗历史的人都知道，阿明政府是被苏军推翻的，苏联把阿明同志说成是混入革命队伍中的野心家，为的是入侵阿富汗之时师出有名。

三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观点：政变是由苏联一手制造的。克格勃喀布尔工作站派出特务刺杀希贝尔，借机刺激出阿富汗民众的不满。而人民民主党正好借题发挥，煽动群众闹事，蛊惑军队哗变，最终夺取政权。

美国等国的观点更好理解。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苏联政府不是好东西，和苏联政府好的政党肯定也不是好东西。他们的上台手段一定是肮脏的，很有可能就是内外勾结、狼狈为奸。所以，西方国家后来选择了支持人民民主党执政期间的阿富汗反政府武装。

那么，四月革命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希贝尔遇刺事件的凶手身份，是阿富汗四月政变真相争论的焦点之一。

人民民主党的观点是：达乌德政府的内政部部长努里斯坦尼派出杀手暗杀了反对党领袖希贝尔，属于无耻的流氓政治。人民民主党后来发动的示威游行也要求政府调查真相，交出凶手。

西方国家的观点是：克格勃喀布尔工作站站长诺沃克列琴科夫派出了一位名叫奥波洛夫的克格勃特工枪杀了希贝尔，然后指令阿富汗空军副司令、人民民主党党员卡德尔上校发动了武装政变。

苏联的观点是：阿明派出杀手暗杀了希贝尔。目的是为了在希贝尔死后，胁迫人民民主党高层把旗帜派在军队和政府要害部门发展的力量也交给他领导，为他下一步夺取党内最高领导权做准备。

谁的观点才是真相？对不起，这个问题真的答不上来。各方对凶手身份的分歧太大了，根本找不到共同点。不过没关系，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分析。

各方历史学家分析四月政变时，大多偏重逻辑推理，倾向于分析作案动机，而忽略了1978年4月发生在喀布尔一系列事件的时间先后顺序。

对于四月政变的来龙去脉，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几个关键的时间点。4月17日，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希贝尔遭遇暗杀身亡，但是凶手身份不明。4月19日，人民民主党发起的群众示威游行也仅仅是要求政府调查真相，惩办凶手。最多无非是抗议特务统治，远远没有达到要达乌德总统下台的地步。在4月25日，人民民主党还敢召开政治局会议，负责人民派军事工作的领导人阿明还敢回家住。说明党的领导人尚未转入地下，依然处于公开活动状态。间接说明在4月25日之前，人民民主党和达乌德政府并没有发展到拔刀相向的地步。直到4月25日晚至4月26日凌晨多名人民民主党领导人被逮捕后，双方才真正进入你死我活阶段。

如果刺杀希贝尔是人民民主党和苏联政府里外勾结，那么4月17日之后，人民民主党的工作重心就应该是武装夺权，至少不应该是仅仅发动要求惩办凶手的街头运动。4月19日的示威游行被镇压之后，人民民主党毫无反制措施，连示威游行都没有再继续，仅仅是给希贝尔办了个持续数天的葬礼。

通常情况下，搞政变或是发动起义，领导人物都会加强自身行动的秘密性和安全性，而纵观塔拉基、卡尔迈勒和阿明等人，在四月里均处于公开活动，完全没有把达乌德政府当成敌人来防范。

再退一步说，就算塔拉基和卡尔迈勒等人斗争经验不足、麻痹大意。背后支持他们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自己就是搞政变上台的，而安德罗波夫也已经领导克格勃达十一年。如果真是苏联和人民民主党里应外合，由克格勃特工去实施政变，以勃列日涅夫之精明和安德罗波夫之谨慎，可能会让人民民主党出现高层领导被一网打尽的情况吗？

所以，苏联遥控人民民主党发动四月政变的历史观点站不住脚。

至于苏联宣扬阿明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野心家、利用暗杀事件扩张权力的观点，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倘若是阿明派人刺杀希贝尔，那他下一步动作就应该是在4月17日的刺杀事件之后，向政治局索要旗帜派军事工作领导权，并全面熟悉旗帜派在军队和政府要害部门的秘密党员。

可他被捕时，连带队抓自己的高级警官扎伊尔是旗帜派党员都不知道。而且，参与27日兵变的绝大多数人民民主党军官都属于人民派。如果阿明向党中央索要军权成功，那么他在发动兵变时一定是希望兵力越充足越好，不会弃旗帜派军官不用。当然，也有可能是政治局不愿把旗帜派发展的军事力量交个阿明。然而，以塔拉基和阿明的亲密私交和当时喀布尔的紧张局势，阿明索要军权并不难。

所以，阿明也不会是刺杀同事的罪魁祸首。

好了，排除法就做到这里，至于刺杀希贝尔的凶手到底是谁，我也分析不出来，就让他暂时成为一个谜吧。天涯高手云集，也请同道中人分享相关历史资料和个人研究成果，揭开真相。

说句题外话，中国国内对于阿富汗四月革命的历史评价倾向于西方国家的观点，即人民民主党在苏联支持甚至操纵下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带有反苏色彩、追求民族独立的达乌德政府。中国方面采用这种观点很好理解。1978年至1989年是中美外交蜜月期，苏联是双方的共同敌人。其次，当年苏联支持印度反华，中国需要联合巴基斯坦对抗印度，而巴基斯坦又视人民民主党治下的阿富汗为敌人，人民民主党又属于苏联扶持。中国方面自然而然对“红色阿富汗”没有好感，也对他们所谓的四月革命不屑一顾。

好在各国历史学家已然达成共识，希贝尔遇刺事件是四月政变的导火索。四月政变使红旗在一个新的国家升起。人民民主党会将这个伊斯兰国家带向何方呢？

从1965年算起，人民民主党奋斗了整整十三年，终于夺取政权。

常言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远的不说，1973年，达乌德总统以兵变方式轻易夺取政权，仅仅五年就被推翻，留下的是一个风雨飘摇的阿富汗。相比之下，人民民主党夺取江山显得更加容易，几乎一昼夜就起死回生，变成了执政党。革命胜利来的太容易了，仿佛再加把劲就能实现共产主义。

新政权成立后，塔拉基出任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卡尔迈勒担任政府第一副总理，阿明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由兵变将领中职务最高的卡德尔担任。

以塔拉基为首的人民民主党上台后干的第一件事是对政府和军队的“反革命势力”进行清洗。新政府先后枪毙的内阁部长超过40人，枪毙的军方高级将领累计25人。接替者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民民主党党员。

清洗完了所谓的敌人，人民民主党又开始清洗自己人。1978年5月24日，政治局通过一项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正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夺取政权还不到一个月，人民派和旗帜派的矛盾又激化了。

纵观这个四月革命，基本上都是人民派掌握的军事力量在起作用，卡尔迈勒领导的旗帜派由于希贝尔遇刺导致旗帜派掌握的部队群龙无首，基本都是闻风而动，给人民派打助攻。所以，在新政权成立后的革命果实分配中，人民派拿大头，旗帜派拿小头。旗帜派党员们当然不高兴。

1978年6月初，阿明建议塔拉基，把旗帜派的领袖们派到国外当大使，否则，他们留在国内早晚会造反。塔拉基听了觉得有道理，就把卡尔迈勒等人“流放”到不同国家去当大使。

紧接着，对旗帜派党员的大规模清洗开始了。

大清洗这件事由阿明主抓，阿明在清洗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党内的组织人事权，不断把自己的亲信甚至是亲属和同乡安插在各个关键岗位，迅速蹿升为党内二号人物。

阿明全名哈菲佐拉?阿明，1929年出生于阿富汗喀布尔省的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幼年丧父，由抚养长大。和与他同年出生的卡尔迈勒一样，是个学霸级的人物，考入国内一流大学喀布尔大学。22岁大学毕业后进入喀布尔一所贵族学校任教，并当上校长。

阿明与党内其他领袖人物显著不同的是，他身上有美国渊源。1957年至1959年，阿明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神奇的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很是崇尚革命观点。

阿明1959年回国后任喀布尔师范学院院长，1962年再度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在威斯康星大学攻读政治学和经济学，1963年当选阿富汗留美学生联合会主席。此后，阿明不断在阿富汗留学生群体中组织政治活动，最终于1965年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

回国后，阿明在教育部当公务员，暗地里加入人民民主党。阿明特别拥护塔拉基的暴力革命夺权口号，反对卡尔迈勒等旗帜派党员主张的渐进改良方式，并因此得到塔拉基的充分信任和高度赏识。塔拉基一直重用阿明，使阿明在人民派内部崭露头角。

苏联人尤其是克格勃对阿明很是怀疑，首先就是因为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历史不清白。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莫名其妙的当上阿富汗留美学生联合会主席吗，又能在开展政治活动被美国政府盯上后全身而退，一定存在可疑。所以，总有苏联人怀疑阿明是被中央情报局发展的线人，被打入人民民主党内部当间谍。

当时的苏联人不知道，其实阿明特别迷信权力和暴力，他崇拜的偶像是斯大林。

阿明崇拜斯大林，行事作风也很像斯大林，为人独断专行，党同伐异。当然，这种性格的人工作起来容易出业绩，因为他们从来都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塔拉基欣赏阿明这一点，不断对他委以重任，派他深入政府官员和军官团体中间发展贫苦出身的人入党，扩大人民民主党尤其是人民派的势力。

领导秘密斗争这种事情一般都是和领袖单独汇报，党的其他领导人无权插手。这就造成阿明在党内高层的普遍印象不是太好。1968年1月，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人民派召开中央全会，决定将阿明由正式党员转为候补党员。作为对他“与国王政府高级官吏亲密无间和法西斯作风、丧失国际主义原则行为”的处理结果。

这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党员和身处前线亲自发动革命的党员的不同之处。不干活的人只要畅谈导师语录中的原则和理想就好，干活的人却要身临险境还要背上这样或者那样的罪名。

塔拉基是一位比较正宗的知识分子，多思想而少权谋，连人民派和旗帜派这种党内分裂都控制不住，更别说力排众议保阿明了，只能任由他转为预备党员。不过，阿明还是继续被委以领导秘密斗争的任务，并在不久后被恢复党员身份。

1977年6月，在苏联的推动下，人民派和旗帜派重新合并成人民民主党，并选举出由30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和两派人物各占一半的10人中央政治局。阿明本是政治局委员的热门人选，但还是落选。只因党内有些同志借他在美国的留学经历指责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阿明做了辩解，但还是无法消除这种说法的影响，最后落选政治局委员。

一个人的能力与贡献从来不是由他有没有入党、是不是正式党员、在党内的职务高低大小所决定。1978年，阿富汗爆发四月革命，阿明成为人民民主党的头号功臣，以无人可比的突出贡献牢固奠定了党内三号人物的地位，仅次于塔拉基和卡尔迈勒。

上台执政的人民民主党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派别。人民派和旗帜派不再作介绍，革命成功后党内出现了第三派政治势力。他们或者是人民派党员，或者是旗帜派党员，或者是1977年两派合并后入党的新党员。他们不迷信忠诚于党内任何领袖人物，只忠诚于党的理想和国家利益，没有明显的宗派倾向。这一类人物以新政权国防部长卡德尔将军为代表，力求消弭党内派别纷争。

1978年8月，阿明以卡德尔将军参与旗帜派党员的叛乱活动为借口，免去了他的国防部长职务，并以同样的借口清洗了一大批第三势力的党员们。

卡德尔将军被免职后，塔拉基亲自接任国防部长。已经身兼党的总书记、国家元首和政府总理的塔拉基再加上国防部长职务，已经完全成了党政军最高领导人。

到了1978年8月，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组织队伍已经十分“纯洁”，且不说党内已几乎没有旗帜派党员，连那些稍有一些独立思想的人民派党员都损失殆尽，剩下的都是极度忠于塔拉基和阿明的人民派党员。

就在这时候，阿明开始制造对塔拉基的个人崇拜。在阿富汗的官方舆论中，塔拉基被称为“阿富汗人民之父”。在官方会议和民间集会中，潜规则规定至少要悬挂五幅以上的塔拉基大型肖像。塔拉基的早期著作《新生活》等书籍作为领袖著作大量发行，“畅销海内外”。

阿明为塔拉基制造个人崇拜的目的是什么呢？正所谓无利不起早，在官方舆论中，阿明被称为塔拉基“忠诚的、杰出的学生和接班人”，同时还经常宣传阿明在党务、国务和军务中的优秀助手地位和革命功绩（四月革命的直接指挥者）。

这些镜头对于中国人民很熟悉，接下来的节奏基本上和那十年的剧情雷同。

大清洗一轮又一轮的持续着，直到塔拉基想清洗阿明，阿明想消灭塔拉基。

革命的目的不单单是夺取政权，有破有立才是真革命。大家莫以为人民民主党上台以后只会清洗敌人和自己人。他们也有自己的治国纲领。

人民民主党的工作效率还是不错的，4月27日革命成功，5月8日就公布了《革命任务的基本方针》：消除封建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巩固国民经济中的公有成分，使社会生活民主化；消除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解放妇女，控制物价，消灭文盲，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奉行不结盟政策，拥护国际社会普遍裁军，优先发展与苏联的传统友好关系。

新方针的出台引起了阿富汗国内各阶层的普遍不满。进入6月，巴达赫尚、巴米扬、帕克蒂亚和楠格哈尔等多个省份爆发了由部落首领和士绅领导的武装起义，得到各地群众尤其是农牧民的广泛支持。

推行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进步政策却不得人心，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很简单，用初中历史教科书中的话就能解答：人民民主党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阿富汗国内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脱离了当时当地的阿富汗具体国情。

阿富汗是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在这个国家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宗教人士往往在各地有着无可替代的权威。相反，各地的基层国家政权机构往往薄弱不堪，影响力远远不如当地部落首领和宗教领袖。人民群众缺少对喀布尔中央政权的归属感，心理上更依赖部族长老和宗教人士。各个民族之间有着强烈的心理隔阂，缺乏国家认同。

达乌德上台之后，武断地罢黜查希尔国王，使得阿富汗唯一的政治向心力也消失了。而他自己的政权也在短短五年就被人民民主党一昼夜轻易推翻。全国民众可谓是冷眼笑看走马灯式的革命与政权更迭。

达乌德失败的教训就在眼前，人民民主党还没来得及思考，就想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新纲领主张的消除封建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巩固国民经济中的公有成分，无疑是与宗族部落自治传统为敌；新纲领不提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几乎坐实了阿富汗民众对人民民主党有无神论观点的疑心，确定该党已经背离阿富汗的伊斯兰教传统；新纲领倡导民族平等，忽略普什图族的主体地位和收复失地的决心，客观上也助长了少数民族某些人列土封疆的野心。

更要命的是人民民主党还提出优先发展和苏联的外交关系，无疑引起了西方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的敌视。当他们听到阿富汗国内多个省份爆发反对人民民主党的起义之后，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就这样，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人眼里的“国内外反动势力”迅速勾结在一起，正式拉开了持续十四年之久的反对共产党人政府的战争序幕。

对于国内叛乱，塔拉基和阿明等人民民主党领袖们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此时的塔拉基正醉心于四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和自己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根本无心国事。在前台主持大局的是极度崇拜斯大林的阿明同志。阿明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个小型的斯大林半身像。他经常和身边人说：“斯大林同志教会我们如何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开始会痛苦，但事后一切都会很幸福”。

既然斯大林同志有过英明教导，那就按照斯大林的教诲来干吧。

广大农牧民拥护叛乱分子说明地主和富农阶级在破坏革命，贫下中农还没有体会到新政权的好处。1978年下半年，人民民主党出台土地改革纲领，没收剥削阶级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然后陆续镇压了3.5万名地主；

叛乱分子与宗教势力勾结说明落后的民众还没有认识到宗教的虚伪。1978年10月，新政权通过法令，规定由隶属于内阁司法部的法学和神学委员会指导全国伊斯兰教宗教活动，如果有宗教神职人员不按照该委员会的命令行事，那就依法制裁，直至枪毙；

少数民族有野心家闹独立，普什图民族有人与境外流亡人士勾结。这就说明中央政权还缺少权威，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暴力机关的影响力尚未达到基层。面对日渐猖獗的各族叛乱势力，阿明想到的是派出正规军和秘密警察，以暴制暴，斩草除根；

随后又出现了军队倒戈和政府官员“附逆”。阿明认为是大清洗还没有进行到位，政府和军队依旧隐藏着反革命势力，需要掀起新的更大规模的大肃反、大清洗、大镇压，来保证队伍的纯洁。

于是，新一轮的血雨腥风开始了。

阿明祭出的一系列“斯大林政策”并没有实现稳定局势的效果，反而使得阿富汗更加风雨飘摇。

阿明没有正视他与斯大林的不同之处。斯大林推行那些强硬措施时，联共（布）已经完全坐稳了江山，且有强大的红军和铁血的契卡做后盾，所有政策都能不打折扣地完成。而在缺少中央政府权威的阿富汗，新上台的人民民主党执政基础极其薄弱，根本无法将政策落实到位。

另一方面，斯大林执政一生，从不任人唯亲，而是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形势需要任用自己信任的干部。反观阿明，他像勃列日涅夫一样，偏爱自己家乡和亲属中的干部。据苏联方面统计，1978年下半年，阿明先后提拔了64名来自他家乡喀布尔省帕格曼县的党员干部出任各地的省长、市长、县长。光是一个家乡县就出这么多干部，阿明比勃列日涅夫玩的还狠！

虽然数字有可能夸大，但是，连把阿明奉为“反苏英雄”的西方国家和中国也承认：阿明在党内拉起了自己的队伍，任人唯亲的行为已经暴露出他攥取权力的野心。

阿明不但任人唯亲，而且任人唯族。出生普什图族的他极度不信任少数民族干部。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阿明不断派出普什图族干部去少数民族地区取代当地干部，指挥当地的大清洗和军事行动，导致少数民族对新政权愈加离心离德。

任人唯亲不可避免地加深了阿富汗国家政权本就广泛存在的腐败行为，这种腐败行为的转变方式有点类似于“由大明王朝的腐败转变为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腐败”。土改运动中，新政权一共没收土地74万公顷，但在土地重新分配过程中，依然有7%至8%的贫苦农民没有分到土地。土地尤其良田耕地和优质牧场多落入人民派党员和普什图族干部的“关系户”手里。非党员农民和少数民族农民只能分到中低产田和次等草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再度激化。

土改运动受阻除了有官员贪腐、中饱私囊的影响，还有民族宗教方面的原因。

西欧国家对于私人财产的观念是：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阿富汗的传统是：土地属于真主和部落氏族，土地分配要服从长老和毛拉的安排，个人无权私分。人民民主党不顾广大农村地区的客观实际，强行推动土改，使得部分地区出现了贫农不敢接受土地，害怕人民民主党坐不稳江山，将来会出现地主还乡团报复。

阿明政策的不成熟还体现在生搬硬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土改方针，却没有制定改革配套保障措施。新政权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但禁止土地买卖、抵押、遗产继承和雇佣劳动，加上禁止高利贷、政府财政困难和银行业萧条导致贫下中农无法获得贷款，附加地主富农阶层屠宰牲畜、破坏农业机械等抵制行为，广大农村地区迅速出现粮食减产和农民赤贫化现象。

坚持无神论观点的新政权没有做到改善人民生活，使得阿富汗民众对人民民主党更加不信任，信奉伊斯兰教的传统心理再度被激发。越来越多的民众加入宗教界人士组织的叛乱势力。破坏法制、背离传统、不尊重宗教人士的大清洗愈演愈烈，使得更多的富裕阶层民众奋起反抗，加入反政府武装。新政权面临的形势更加危急。

阿明实施的政策弄巧成拙，没有引起塔拉基的足够重视。已经充分享受国内个人崇拜的塔拉基似乎还不过瘾，于1978年12月5日启动了他个人的首次访苏旅程，准备和苏联领导人畅谈阿苏传统友谊，顺便索要更多的苏联援助。

在莫斯科，不知天高地厚的塔拉基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畅谈阿富汗四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言语中不乏将其与俄国十月革命相提并论的口气。

憨厚淳朴的勃列日涅夫和彬彬有礼的柯西金十分克制，表现出东道主海纳百川的雅量。听完塔拉基宣称的四月革命伟大意义和阿富汗的“建设成就”。勃列日涅夫说道：“如果经常调换军队指挥员，很多指挥官看到自己的同事被逮捕并消失，就会对自己的前途失去信心。这样的军队就不能抱以太大希望。武器是个极端的东西，使用它必须慎之又慎。”

柯西金也说：“斯大林时期，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当时我们的许多军官都在监狱里。战争爆发后，斯大林不得不把他们派往前线作战。这些人的表现说明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塔拉基听完不耐烦地辩解道：“镇压措施是针对帝国主义反动派走狗和部分宗教界代表的，是完全符合法律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措施只触及极少的疯狂的反人民分子和新政权的敌人。”

塔拉基完全不把苏联领导人的忠告当回事。他的心思全放在争取援助的条约上。东道主让他不虚此行，和他签订了苏阿友好合作条约。就是这个条约，埋下了一年之后苏联出兵阿富汗的种子。

《苏阿友好合作条约》和国际上普遍的结盟条约一样，规定了两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各方面的合作事项，在宏观上制定了一些原则性条款，具体的合作事项有待进一步签署其他协议。

《苏阿友好合作条约》第四条规定：缔约双方本着睦邻友好传统和联合国宪章精神，将为保障两国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而进行磋商，进双方同意后采取相应措施。为了加强缔约双方的防御能力，双方将在他们缔结的相应协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军事领域内的合作。

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援助历史源远流长。一方面，是武器装备的援助；另一方面，查希尔国王亲政以后，历届阿富汗政府都派出军官赴苏联读军校，学习军事指挥和军事工业技术。因而在阿富汗军队中，有不少受苏联影响的军官拥护人民民主党。

除了“进口”阿富汗军官，苏联还派出自己的军官充当阿富汗军队的顾问，同时派出技术专家服务阿富汗政府和国有企业。无论是塔拉基还是阿明，都十分欢迎苏联顾问团。自始至终，他们对达乌德政府留下的“旧军官”和技术官僚都不是太信任。

就这样，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把自己的对立面越搞越大，大量社会精英投入反对新政权的阵营中去，阿富汗内战愈演愈烈。常言道，屋漏偏逢连夜雨，阿富汗也不例外，因为邻国伊朗出现了全新的状况。

1979年1月，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巴列维国王被迫流亡海外。2月11日，伊朗政府军土崩瓦解。在外流亡多年，刚刚回到国内的宗教领袖霍梅尼掌握了国家政权。他上台后，号召伊斯兰各国民众效法伊朗“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掀起伊斯兰革命，建立政教合一的新政权。

这一口号引起了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和质疑人民民主党无神论观点的阿富汗民众的共鸣。首先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影响的就是阿富汗临近伊朗的边境省份赫拉特省。3月15日，赫拉特省两万民众举行起义，该省驻军第17步兵师两个团发生哗变，倒向起义军。

赫拉特的大规模人民起义和驻军兵变使塔拉基慌了神，完全想不出镇压的办法。领袖同志首先想到的居然是向苏联“借师助剿”，要求苏军派出一到两个师的兵力，把起义镇压下去。

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收到人民民主党的求援信后特别无语。三个月前，塔拉基在莫斯科可是豪情万丈地把阿富汗四月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相提并论的，仿佛不要苏联援助也能进入共产主义。三个月后，他居然说阿富汗的军队控制不住局势。这唱的是哪一出？

鉴于这件莫名其妙的事情事关重大，苏共中央政治局从3月17日开始，召开了有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参加的会议，商讨如何回复阿富汗政府。会议持续了三天，发言的主要是总理柯西金、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和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

大家普遍认为，出兵弊大于利，而且会给苏联带来恶劣的国际影响。但是，苏联决不能丢失阿富汗，坐观人民民主党政权垮台。

大伙商量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非军事手段协助人民民主党控制局势和如何鼓励塔拉基、阿明等领导人自力更生。最后，政治局决定提高阿富汗商品的进口价格，帮助阿富汗提升财政收入；增加武器装备援助，增派援阿专家和军事顾问；由总理柯西金邀请塔拉基来莫斯科面谈，提出下一步应急处变的措施建议。

3月20日，塔拉基访问莫斯科，他的借兵请求被当面拒绝。大失所望的塔拉基只好寄希望于自己“优秀的学生和助手”阿明同志。3月27日，塔拉基辞去总理职务，任命阿明继任，并嘱咐他全权处理军事，尽力平定赫拉特军民的起义。

一向代表党内强硬势力的阿明同志其实也不比塔拉基同志硬多少。当他听到赫拉特大规模起义时，第一想法也是向苏联借兵。在塔拉基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打电话求援后，他也打电话向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求援，遭到委婉拒绝。

临危受命的阿明这次还能像四月革命绝地反击那样，化腐朽为神奇吗？

荣升总理的阿明这次依旧不负众望，从各地调集部队赶赴赫拉特，成功平定了起义。

阿明的成功引起了党内的不安。反对阿明的党员们认为阿明在赫拉特手段残暴，导致一千多名无辜群众在战火中遇难。各地的起义本来就是由于他推行大清洗，导致党内分裂，官逼民反。阿明此人过于霸道，恃宠而骄，居功自傲，平叛成功之后会更加独断专行。

拥护阿明的党员们认为平叛战役中误伤民众在情理之中，起义军本来就是老百姓，战场上根本无法辨认。党内那些不干实事的人属于带着有色眼镜看人。阿明同志长期主持一线工作，多次在危急关头带领全党化险为夷。塔拉基一遇危机就失去方寸，无所作为，应该交出权力，由阿明领导国家。

那么，伟大领袖与副统帅本人又是怎么想的呢？

直到1978年12月塔拉基访问苏联之前，两人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塔拉基把阿明当成自己“杰出的学生、得力的助手和亲密的战友”。阿明也是对“伟大领袖”毕恭毕敬，除了在大清洗和任人唯亲这两件事上做的过了点，让塔拉基不那么高兴之外，别的都还好。

但是到了1979年，塔拉基对阿明就不那么放心了。他发现国家的总体局势并没有因为阿明推行大清洗而好转。反而是他身边熟悉的党内老同志、老战友逐个消逝。阿明提拔的那些干部水平太次，各地的叛乱就像韭菜一样，才割掉一茬，又长出一茬，始终无法扑灭。

而阿明呢，假手大清洗，在党政军各部门安插他自己的亲信，已经完全丧失了一个党员应有的党性，甚至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1979年2月14日，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阿道夫?达布斯被阿富汗恐怖分子劫持到一家饭店当人质，作为释放大使的交换条件，后者胁迫阿富汗政府释放该组织领导人白斯及其两名同伙。美国政府收到消息后，呼吁阿富汗政府保持冷静，和平解决，并请苏联政府帮着说话。塔拉基倾向同意，阿明还是坚持强硬，派部队强攻饭店。导致大使重伤身亡。

美国政府一气之下，断绝了对阿富汗新政权的所有援助，横下一条心，去扶持阿富汗反政府武装。

这件事让塔拉基坐立不安，他担心这位连美苏两大国都不放在眼里的部下早晚会造反。

在随后的赫拉特事件中，塔拉基对阿明留了个心眼。塔拉基交出了总理的职务，却没有交出国防部长的职务。仅仅让阿明以总理身份率军平叛，同时命令自己的亲信将领瓦塔拉詹担任总参谋长，监视阿明在军内的活动。

阿明何其聪明之人，岂会觉察不到塔拉基对自己的戒备？他果断采取行动，在塔拉基身边安插眼线，暗地里继续扩充自己在各部门的力量，时刻准备应对最后的摊牌。

阿明千算万算，还是少算了一步，那就是苏联的分量。

在苏联人看来，阿明远没有塔拉基听话。苏联人不喜欢阿明，除了怀疑他的美国留学经历外，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老人们十分厌恶阿明的那些斯大林手段。正是他的大清洗才使得阿富汗政府和军队人心惶惶，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