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厌倦了他们没完没了的坚忍”_风闻

类似“3·11”大地震的那样灾难发生时，我们总能看到日本人在灾后秩序井然的样子。

这一点，让“3·11”时在现场采访的英国记者理查德·劳埃德·帕里也很是震撼。

他说自己看到的一切，只可能发生在日本：

“我的一个烦恼是不时要谢绝馈赠食物……他们自己的食物通常仅够维持几天或几小时。这些刚刚失去家园的人会因为没能款待客人而表示歉意，流露出略带哀痛的诚挚之情。虽然从汽油到厕纸，几乎所有东西都长期短缺，但没有人明目张胆地趁乱打劫，也没有商人趁机涨价。我也没见到打架斗殴、大声争吵或意见分歧，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是，完全没有人自怜自伤。”

当时，每一个外国记者都深受震动，劳埃德·帕里当时觉得，这就是人性最好的一面了。

但后来，他听说了大川小学的故事，那里的遭遇却让他开始反思：

这种灾难中为人称道的秩序井然，是不是也掩藏着一些无奈和问题？

海啸发生后整一个月的纪念活动，学生在为遇难者的灵魂祈祷。

劳埃德·帕里花了6年时间采访调研，写成了《巨浪下的小学》一书。

Lens就此采访了他。

在他看来，与其把日本人灾后的反应解读为乐观，倒不如说是出于忍耐和无可奈何。

而忍耐并不总是好品质，在特定情形下，它会成为追寻真相的拦路虎。

大川小学发生了什么

“如果你将要面对大地震，能让你避难的最安全的地方可能就是日本，而日本最安全的避难所就是学校。”

在“3·11”大地震中，只有不到2%的遇难者是学生，其中又有4/5是在学校以外的地方丧生的。

在日本，学校往往是最牢固的建筑，在自然灾害发生时作为应急避难所使用。

福地村的很多小学生都在大川小学就读。地震当晚，这些孩子都没有回家。但他们的家长都没有表现出过度的担心。

**在家长们的常识里，学校是比家更安全的地方。**学校的建筑比民舍坚固得多，老师们接受过应急训练，学校也会不时举行应急逃生演习。

家长们相信，第二天一早孩子们就能回家。

但是大川小学辜负了他们的信任。

**“3·11”大地震中，日本有75个孩子在有老师照顾的情况下不幸遇难。**其中，74个来自大川小学。

废墟周围残存的学生花名册

在与Lens的采访中，劳埃德·帕里说：“比起我的家乡英国，日本人更愿意相信，而不是质疑政府。****”

后来搜集的证据表明，大川小学的副校长犯了致命的决策失误。

地震和海啸间隔了50多分钟。在这50分钟里，副校长从收音机和地方政府的大喇叭里听到了多次海啸警报，但他决定让孩子们留在学校操场上。

学生们本应能轻松逃过这场灾难，操场后面就有座山，爬上去只需5分钟。

直到海水涌来，副校长才终于下令撤离，而他又犯了第二个错误。他选定的撤离路线，让学生迎面朝海浪走去。

大川小学撤离路线图

而副校长之所以会接连犯错，是因为学校应急手册中存在明显的纰漏。

针对海啸，大川小学的手册保留了模板中的通用规定：“主要疏散地点：学校操场。发生海啸时的二次疏散地点：学校附近的空地或公园。”

可是，整个村子都没有公园。

后来发生的悲剧也证明，没有任何一块空地能在这时救孩子的命。

地势低洼的小镇完全被洪水淹没

正因为模板指令含混不清，副校长才会在应急时犹犹豫豫。对此，负责监督手册制订的校长，和应对手册进行审查的政府教育委员会，都理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是每个家长都想探求真相

遇难的孩子里有直美12岁的女儿小晴。

直美的公公是个传统而严厉的人，灾难发生后，他坚持让直美留在家里照顾老小，尽好媳妇的本分，寻找孩子就交给他这个男人来做。

海啸后2天，他带回了消息：

“我找不到小晴。我听说只有几个孩子活下来，可是小晴不在那儿。我想没什么希望了，你还是放弃吧。”

“我们不得不接受现实。现在的重点是照顾活着的孩子。”

公公的权威不容质疑：直美的婆婆哭了，被公公严厉地斥责了一顿，命令她收起眼泪。

大川小学的钟表停在了海啸袭来的那一刻：下午3点36分。

在这个日本乡村里，即使发生了这样的事，悲伤、愤怒等情绪的流露仍被看作不体面。

在一场官方想走走过场敷衍过去的情况说明会上，一部分家长不肯轻易放过有渎职之嫌的校长。

他们质问事发当天校长为何不在学校，为何事后不参与救援，甚至不去现场看一眼。

那些没发言的家长也失去了孩子，但他们反而同情校长的遭遇，觉得那些高声喊叫的家长让人难堪。

怎么能这样和老师、官员讲话呢？

灾难周年纪念日，一位女人将花束投向大海。失去亲人后，很多日本人不愿张扬，而是默默消化痛苦。

遇难孩子的家长逐渐分化成了两类。

一类以紫桃佐代美为代表，他们要求调查真相，厘清责任。

另一类的代表是直美，面对这场灾难，她们靠个人的渺小力量来独自应对。

为了找到女儿的遗体，直美考了挖掘机操作证——整个日本也没有几个女人有这一资格——在淤泥里筛寻了好几个月。

大川小学的遗址前有一个临时花坛。像直美这样找不到孩子，无法办葬礼的家长，会来这里凭吊他们的孩子。

《巨浪下的小学》对两类家长间的敌意这样描述道：

“她们相互反感，是因为她们对灾后彼此从事的工作存在不同看法……在佐代美看来，这两个不同的任务——挖掘真实存在的淤泥，和疏通官僚系统中的淤泥——相互补充，因此直美的蔑视让她百思不得其解。”

“‘寻找真相，迫使官方承担责任，这同时也会迫使他们展开搜索，’她说，‘我们接受媒体采访，以此持续施压，这样才不会失去公众关注。我从没有妨碍她获得驾驶挖掘机的资格，我也从来没有批评过她。所以我想知道，为什么像平塚太太（直美）这样的人会想让我们按照他们的方式做事。’”

“但在直美眼中，这个被她称为‘福地小组’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妨碍，还制造了社交尴尬。因为他们如此直言不讳，一些局外人认为佐代美和她的朋友是大川小学家长的领袖，代表了所有家长。”

“可是，按照日本的标准，他们毫无顾忌的直率无异于赤裸裸的攻击，激怒和羞辱了很多人。他们在公开会议上批评政府官员，这被认为是不可原谅的无礼行为。”

“他们对教育委员会的谴责，威胁到直美苦心经营的脆弱关系——她的挖掘工作有赖于市政府对挖掘者的同情，在燃油方面的支持以及对继续进行搜寻工作的必要许可。‘我也对教育委员会很不满意，’直美告诉我，‘但是我们需要他们，我们需要他们的合作，才能做我们必须做的事。’”

崇尚隐忍的民族性格

在作者劳埃德·帕里看来，隐忍是刻在日本人骨子里的民族性格。除了地震和海啸频发，世界上1/10的活火山位于日本，漫长的沿岸地区每年夏天都要遭受台风的肆虐。

《巨浪下的小学》中写道：

“残酷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的品质常常体现在国民特质上，如俄罗斯人笃信黑暗宿命论，美国西部拓荒者坚韧不拔，日本人则崇尚忍耐或坚忍，表现为不同形式的耐力、耐心或毅力。”

福岛县小学在临时搭建的避难所里举办毕业典礼。

而外国记者们在灾区看到的那副令人动容的自救景象，反而是消极的信号：

“在那场灾难过后的最初几天里，**坚忍就是将混乱不堪的难民团结在一起的那股力量，但也正是这种力量阉割了政治，**让日本人觉得个人权利无用，对国家的困境也不用承担个人责任……”

“海啸摧毁家园后，幸存者迅速组织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但他们完全是凭本能这么做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自然而然符合道德要求的事情。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还因为对官方援助不抱期望。****如果西方国家发生类似灾难，受灾民众会迅速而敏锐地想要知道：****政府在哪里？****而在2011年的日本，这是一个极少被提到的问题。”

2016年，时任美国驻日大使卡瑟琳·肯尼迪来到大川小学献花。

问责的声音很少，如果不是福岛核电站出了事，这样的声音会更少。

当时，到处都可以听见另一句口号：“加油”。

劳埃德·帕里说：“在我看来，加油这个词背后的意思是说，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从长远来看是有好处的，而这削弱了对那些蒙受苦难的人所表达的同情。”

起诉政府的人遭到的指责

有50多个家庭在海啸中失去了孩子，只有不到一半的家庭——23个家庭——决定站出来起诉政府。

直到申诉有效期的最后一刻，这23个家庭才正式递交了起诉书。

不难看出，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克服种种顾虑、达成一致意见。

而如果类似的悲剧发生在西方世界——几十个孩子因“人祸”而丢了性命——早就有大批律师毛遂自荐，要帮遇难者家属打官司了

开庭日，原告家长举的标语写道：“虽然听从了老师的话！”

在接受Lens采访时，劳埃德·帕里说：“在日本人看来，起诉别人是一件极富攻击性、甚至暴力的行为。它是非常私人的事，不应大张旗鼓，搞得人尽皆知。”****

他在书中也写道：

“在日本，人们本能地厌恶采取法律行动，觉得那些这么做的人本身就违反了某种意义深远的不成文法律。这种行为被视为坚忍的失败，违背了乡村社会的潜规则。人们普遍认为，对于那些提起诉讼的人来说——尤其是那些起诉政府的人——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令人不快的结果：社会的反对、排斥，甚至是迫害。”

吉冈是帮这23个家庭打官司的律师，他很理解人们的顾虑：

“**它不是那种显而易见或明确的伤害，但人们能隐约感觉自己受到指责。**如果当事人有亲戚在当地政府工作，那个亲戚的日子可能就不太好过。在学校，当事人的儿女会被人指指点点说是闹上法院的人的孩子。网上也会有尖酸刻薄的言论。”

一个男人正在灾难纪念碑前悼念。

甚至就连帮原告作证的证人，也要面对周遭的压力。

灾难发生那天晚上，千叶救助了大川小学唯一幸存的那位老师。当时，老师身上的衣物干燥、完好。

所以当这位老师讲述了一个自己在水中奋力挣扎的故事后，千叶一下就听出他在撒谎。

海啸后的大川小学

千叶公开戳破了老师的谎言。

随后，他感受到了某种微妙的指责。

他开着一家汽车修理厂，他发现政府官员不找他修车了，生意都涌向了竞争对手。

他的朋友委婉地提醒他，为了他自己好，最好保持沉默。

“在乡村社会，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你说得太多，或做了任何有争议的事，政府就不会关照你。”千叶说，“他们不会修你家门前的路，也不会提供任何官方福利。人们就是这么想的。”

积极道歉，绝不认错

2011年的冬天，校长向家长们写了一封道歉声明。

他看似态度诚恳：“无论我多么抱歉，缺乏正确的应急手册和未能提高员工的危机意识这样的事情都不能被原谅。”

但却淡化了自己的责任，将之归结于“粗心大意”。

法官和家长登上学校后山，得出结论：这条逃生路线是完全可行的。

在后来的情况说明会上，家长们想方设法逼问校长，希望他承认这是“过失”，而绝不是粗心。

家长们注意到，当校长被提问时，坐在一旁的教育委员会副会长以手遮口，一边冲校长窃窃私语，一边指着桌子上的什么文件。

校长紧张地看向副会长，依照其指令不断搪塞说：“我感到非常抱歉……我真的很抱歉……我道歉。但是，我不认为那是过失，我自己不会这么说。”

劳埃德·佩里在《巨浪下的小学》里给出了他的观察：

“石卷市政府的人并非十恶不赦。他们在很多方面都表现英勇。他们本人也是受害者：但是，他们从没有放弃自己的公共责任感，虽然现实障碍重重，他们还是维持政府职能部门正常运转……安置数万个无家可归的家庭。”

“**作为个人，他们不辞辛劳，勇于自我牺牲，**如果没有他们，本就令人绝望的情况会恶化数倍。**可是，当面对自己的失败时，就像大川小学那种，个体的热情和同情心就被集体的本能扼杀，那是一种保护组织免遭外部攻击的本能。**面对无可辩驳的指责，个体缩成一团，躲在例行公事和官腔的保护伞下。教育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当地善良勤勉的男男女女，但现在，他们的面孔从视线中消失了。他们的忠诚是为了更崇高的事业，远比公共责任或个人尊严更崇高——为了保护组织声誉免受进一步损害，最重要的是保护其免受法律制裁。”

2016年，地方法院做出了判决。

在采访中，劳埃德·帕里告诉Lens：“**家长在起诉书里明确提出，不能把责任都归罪给校长，负责监管的教育部门也难辞其咎。**我不记得教育委员会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了，但总之最后，法庭支持家长的主张。”

家长们胜诉，政府要为每个逝去的孩子赔偿6000万日元（约合385.3万人民币）。

**政府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政府又继续上诉，将官司打到了日本最高法院。

一名父亲把判决书摆在女儿的祭坛前。

家长们也对这个结果不甚满意。

判决明确了老师们的错误，他们本应及时带着孩子们撤离。但对于应急计划中的疏漏，对于校长和教育委员会的责任，判决中只字未提。

那位幸存下来的老师也没有出庭作证。自从讲了那个漏洞百出的故事后，家长们再没见过他。

大川小学举办集体悼念仪式

紫桃佐代美的期望落了空，她很想从那位老师口中，打探出更多的细节： 

“当时的天空什么样，风是怎么吹的，当时的气氛怎么样，孩子的情绪怎么样？老师真的想挽救他们的生命吗？**孩子觉得冷吗？他们想回家吗？我的孩子怎么样？最后一个跟她说话的是谁？逃跑时谁跟她在一起？她有握着谁的手吗…****…**我想知道当时发生的一切。”

劳埃德·帕里告诉Lens，大川小学的悲剧，在日本社会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波澜，甚至还不如它在西方世界的反响强烈。

这令劳埃德·帕里感到疑惑，但他随之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有18500人死了，人们的态度是，大川小学的确是桩悲剧，但也并不比其它的悲剧有何特殊。”劳埃德·帕里说。

这场海啸像是关于日本社会的一个隐喻。

佐代美对劳埃德·帕里说：

“孩子被看不见的怪物谋杀了，我们向它发泄愤怒，可是它没有任何反应。它就好像一团黑影，没有人类的温暖。海啸是个看得见的怪物。可是，看不见的怪物将永远存在。”

劳埃德·帕里问她：“看不见的怪物是什么？”

她答道：“我自己也想知道它是什么，它是只注重事物表面的日本人所独有的，隐藏在那些绝不会说对不起的人的骄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