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墓：传统帝制走向现代政治的一个缩影_风闻

文：马金生

招标建成的袁世凯墓

由于近年来一直在研究民国丧葬史，有学者曾不止一次提示我：相对于中山陵，袁世凯的陵墓同样应予高度关注。不过，我很快便发现，对袁氏的陵墓，现有关于袁世凯的论著不是一字不提，便是一笔带过。直到我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部看到一部民国时期出版的《袁公林墓工报告》，才对袁公林的修建有了整体了解，同时也似乎明白了那位学者的用意。

为遵袁世凯遗愿，北洋政府决定将袁氏安葬于河南省安阳县洹上村东北隅的太平庄，并将墓地定名为“袁公林”。

1916年6月，刚刚登基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袁世凯在举国的声讨、喧嚣中辞世。北洋政府专门于中南海怀仁堂附近成立了治丧筹办处，以料理袁氏的丧事。为遵从其生前“扶柩回籍，葬我洹上”的遗愿，北洋政府决定将袁氏安葬于河南省安阳县洹上村东北隅的太平庄，并将墓地定名为“袁公林”。这一命名本身，便颇具意味。

依据国务会议决议，北洋政府决定指拨银币五十万元用于袁世凯的丧礼及其营葬费用。然而，为袁氏购置墓地、修建墓圹以及移灵便用去了“泰半”经费。陵墓余下的其他主体建筑，已明显不敷使用。为了解决经费难题，负责为袁世凯修建陵墓的河南巡按使田文烈以“袁公遗产不丰，未忍轻动；而库帑奇绌，难再请求”为由，联同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张镇芳等人向各省大员“发起征资”，最后筹集到银元二十五万元，才最终解决了建筑经费问题。

袁林的修建，采取了工程招标的方式。这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无疑也有着开先河的意义。经过招投标程序，兴隆木厂最终中标。自1916年6月始，至1918年6月14日止，袁公林的主体工程完工，前后历时达两年之久。据《袁公林墓工报告》记载，整座陵墓“占地一百三十八亩九分八厘八毫六丝九忽，支出银圆七十三万二千七百五十四元一角九分一厘”。修建而成的陵园“仿明陵而略小”，墓冢部分则仿效美国总统格兰特的“濒河庐墓”的形制建成，具有中西合璧的鲜明特色。

袁林，又称袁世凯墓、袁公林，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胜利路

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

整座袁公林坐北朝南。自南向北的主体建筑，依次为：土照壁、糙石桥、青白石桥、牌楼、望柱、石像生、碑亭、值房、大门、配殿、景仁堂、铁门、石五供和墓冢。上述建筑的分布以神道为中轴线，布局严整，错落有致。袁公林四周植有成排的杨树、柏树和槐树。陵园附近村庄之中，还分布着数量可观的祭田。

落成的袁公林建筑群以景仁堂为界，前后有着完全不同的两种建筑风格。景仁堂前的建筑，一体为明清皇陵的建筑风格；景仁堂后面的部分，则是纯一色的西洋建筑。这两组风格迥异、截然有别的建筑群落，以“混搭”的形式，共处于同一墓葬空间中，具有极为强烈的视觉对比效果。

土照壁、糙石桥、青白石桥、牌楼、望柱、石像生、碑亭等，在建筑样式上与明清帝陵可谓一脉相承。作为举行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景仁堂更是袁公林中的典型建筑。景仁堂和东、西配殿，构成了一组四合院式的建筑空间。景仁堂大门为单檐歇山顶建筑，上覆绿琉璃瓦。大门的每一扇门板上，均有横七排、竖七排的铜门钉。铜门钉的排列与数量，一方面起着装饰门楣的作用，另一方面更是袁世凯仅次于帝王的身份象征。居中的景仁殿“一座七间”，殿内设有供桌，陈列着袁世凯的灵位和生前的衣冠剑带。东西配房“各五间”，主要用作祭祀人员的休息场所。

在建筑材料上，除了传统的木、石结构之外，袁公林也有着不小的创新。最为突出的，便是部分建筑采用了“混凝土版筑之法”，在中国陵寝建筑史上颇具代表性。在景仁堂前面的建筑设施中，袁公林的牌坊便是用铁筋洋灰石子建筑而成。据《袁公林墓工报告》记载，修成的牌楼门“一座五间，内明间宽一丈三尺，次间面宽各一丈二尺，稍间面宽各一丈一尺。通面宽五丈九尺。中柱高二丈五尺五寸，次柱高二丈三尺五寸，边柱高二丈一尺五寸。柱宽二尺二寸，厚一尺八寸。各柱并上下额枋均铁筋洋灰石子成做。各柱顶上做洋灰望天吼一个”。

按照原定方案，袁公林的墓圹部分本亦拟“采混凝土版筑之法为穹室，而隧道、石门、石墙等工附之”。但由于时局动荡，袁氏后裔急欲将袁世凯先行安葬，“乃先在平原修砌砖圹”，以致“预拟穹室、隧道各工迫于时期，赶修不及”。在安葬袁氏的当天，与葬诸人均认为“砖质痺薄，难历久远”。因此，最终在墓圹四周“用混凝土坚筑……并为袁公夫人预留附葬吉穴，别为隧道于左方”。

最后修筑而成的墓室和穹顶，整体呈圆形，由三层墓台隆起。圆丘式的墓台、古罗马式汉白玉石柱、虎皮墙、铁栏杆，所有这些建筑物，使景仁堂后面的墓地设施呈现出了浓郁的西方建筑风格。相关建筑自成一体，与景仁堂前的建筑群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

袁公林：从传统帝制走向现代政治

袁公林的这种建筑设计，显然要从袁氏自身的身份特征去寻求解释。作为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过渡人物，袁世凯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其生活于晚清和民国初年，并都曾一度在政治上达到权势的巅峰。可以说，这一过渡时代与过渡人物的特质，在这座陵园中得到了最为集中而具体的体现。

位于神道两侧的文武石像生，是袁公林的一处标志性建筑，同时也更能体现袁公林的时代特色。陵园中的文武石像生各有两座，均由青白玉石筑成。每座石像生“高七尺五寸，宽二尺五寸”，“须弥底座高二尺，见方三尺五寸”。石像生的装束，最具历史意味。文石像生头戴平天冠，身着仿古式官服，宽袍大袖，袖手而立，神情恭谨；武官则头戴元帅帽，身着西洋军服，肩披绶带，手握西洋军刀。一文、一武的两组石像生，猛然看来不免略显滑稽，但却是北洋政府建立之初服饰制度改革的具体体现，有着那个时代鲜明的文化特征。

此外，作为古代帝王身份象征的望柱，同样是袁林的地标性建筑，也是透视袁世凯身份地位的标志。碑亭，同样也是代表墓主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物。据《袁公林墓工报告》记载，碑亭中有“青白石碑一统，石踏跺四座”。石碑正面镌刻着北洋政府第二任大总统徐世昌手书“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九个大字。墓碑上雕刻着数条翱翔云中的蟠龙。作为帝王的典型象征，龙的图案在袁公林中的多次出现，也昭示着袁世凯类同于帝王的身份。

如果将中山陵与袁公林两相比较，便不难发现，尽管两者在建筑形式上均兼采中西之长，但中山陵更多的是一座以西式风格见长的陵寝建筑，而袁林则是一座以中式建筑为主体特征的陵寝。此外，中山陵的建筑，从内到外体现的都是一种现代政治文明和政治理念。用李恭忠教授的话来说，中山陵已成为现代政治的一种文化符号。而袁公林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从传统帝制向现代政治过渡的一个缩影。这种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着这两位生活于同一时代，并且在政治生活中一度有着高度交集的历史人物，在政治特质上的明显不同之处。换句话说，相对于现代政治家孙中山，袁世凯主要还是一位传统型的政治人物。 

“袁公林”的建筑设计以及这一称谓本身，无不体现着袁世凯是帝王而非帝王、是总统而又非总统的墓主身份特征。在建造袁公林之初，田文烈等人即有言“斯兆域之经营，为国家典礼所关，亦中外观瞻所系”。很明显，田文烈等人意识到陵园的修建，必须与袁氏身为国家元首的身份地位相一致。不过，若仔细揣摩，便会发现，这里似乎还有一层更深的涵义不便点破：尽管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在政权形式上终结了帝制时代，但却又因登基做皇帝而遭到人民的唾弃。这种历史的吊诡与尴尬，难免向陵墓的修建者提出了一个难题。因此，当如何修建一座符合袁氏的政治身份和历史地位，同时与时代精神又不相违背的陵寝，的确关系“国家典礼”，同时也攸关“中外观瞻”。不难发现，袁公林在建筑设计之初，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至于当初北洋政府是如何讨论，并最终形成了袁公林这一建筑方案的，由于资料的缺乏，后人已不易得知。不过，从建成的陵园风格来看，个中却分明可看出陵园建设者的煞费苦心之处，同时也可看出其政治智慧所在。作为典型的中西建筑的结合体，袁公林亦中亦西、中西兼备的建筑风格，正如袁世凯作为从帝制时代向共和时代转型的过渡型人物一样，本身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多面的文化品格。

美国著名建筑史家肯尼斯·弗兰普敦（Kenneth Frampton）在《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中曾经有言：“现代建筑史既涉及建筑本身，也同样涉及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精神实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袁公林既是近现代中国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同时也是理解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面镜子，可能这样的一种说法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