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的争夺：中国现在最需要什么？_风闻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对西方价值体系的解构能力和对华夏价值体系的建构能力。         这是因为占社会相当多数的一般民众缺乏独立认识世界的途径，只能通过精英建构的价值体系去认识世界。因此，文明之间竞争的一种重要形式就是建构自己的价值体系，同时解构对方的价值体系。老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都投入了相当多的智库资源用于价值体系的竞争（自由世界VS民主国家）。         对我国来说也是如此。《河殇》之所以成为中国八十年代从文化上被二次殖民的标志，就是因为它建构了一套话语体系，把西方定义为“海洋文明”，把华夏定义为“河流文明”，以海洋对河流的意象压制暗示西方比华夏更文明，同时以河流终归流入海洋暗示华夏最终也要走西方道路。这套话语体系现在看来就是无稽之谈（站在我们的角度，也完全可以说中俄法是大陆文明，美英是岛屿文明），但当时的确迷惑了相当一批人。包括前些年刘仲敬那套“诸夏”谬论，实际上是对华夏文明大一统传统的一种解构，因此哪怕内容荒唐得可笑，也得到了某些人的追捧（这种追捧显然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学术上的）。         应当承认的一点是，90年代以来我国专注于经济发展，而对价值体系的竞争关注度不够——我们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经济发展好了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这一错误认识的代价是沉重的。以香港问题为例，内地崛起后，香港特殊性消失经济衰落是历史必然，中央政府为了延缓香港的经济衰落不惜持续输血甚至限制内地城市对香港的竞争，目的就是加强香港人对中国身份的认同。但事实证明，（在香港问题上）放弃价值体系竞争，仅靠经济手段是行不通的。因为一旦香港人接受了西方那套价值体系，就会对西方天然信任（被卖了还要说卖得好），对中国天然不信任（对它好它觉得是在收买，稍不如意它就觉得是虐待）。         教训是深刻的，但我们现在亡羊补牢还不算晚。我们应当把香港作为一个标本，时刻提醒我们价值体系竞争的重要性。         那么具体如何做呢？首先我们应当对西方价值体系进行解构。西方价值体系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大行其道，迷惑相当一批人，是因为它利用了人性对自由的追求。追求自由本身是没错的，但西方（主要是英国和美国）把持了对“什么是自由”、“如何追求自由”的解释权，变成只有他们认定的自由才是自由，这就错了。实际上个人自由不仅有前提，还有边界。个人自由的前提是国家的独立自主，繁荣稳定，公平分配。饱受战乱之苦的阿富汗人、叙利亚人有自由吗？政治动荡、经济不振的乌克兰人、墨西哥人有自由吗？自由的边界是不能损害他人的基本权益。美国、英国的资本财阀是很自由，躺在吸血的殖民体系上可以轻松赚取超额利润，掌握舆论话语权可以为所欲为不受指责，但他们的自由是以无数亚非拉民众甚至包括本国民众的血泪为代价的。美国人、英国人如果真的相信他们所说的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就应该主动拆除他们的吸血殖民体系，像中国一样以平等互惠的态度去帮助亚非拉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发展工业能力，就应该主动放弃干涉他国的内政，并为之前挑起战争、分裂、动乱的罪恶行径道歉。而实际上美国、英国在对外宣传中根本不提自由的基础和边界，而是建构出一种幻象让人们误以为一人一票就能实现自由，公投就能实现自由。这是典型的混淆是非，倒转因果，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是对全世界民众的欺骗。         但仅仅解构西方价值体系还不够，我们还要建构基于华夏文明传统的价值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很好的提法，但其内涵还需要进一步去丰富。这也是当前一段时期中国学者需要重点关注的。         而这仍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让每个个体都具有不依赖任何价值体系独立认识世界的能力。只有每个人都能在独立客观认识世界的基础上做出决策，我们才能消除文明之间的冲突和隔阂，最终实现“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