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佳 | 超越东西:博古学、考据学以及近代早期历史学发展的全球性_风闻

基本信息

摘要：从比较的角度考察了18世纪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历程及其对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深远影响。与欧洲近代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和博古学者相似的是，清代中后期的考据学者对儒学要义的探寻也有着复古主义的兴趣。他们通过综合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从而完善考证的方法，以期将儒家经典恢复到在他们看来更为准确可信的早期版本。正如他们的欧洲同行在推进人文主义和博古学研究时所形成的文人圈一样，这些考据学者为了共同的学术兴趣组成了一个活跃的学术团体，交流研究心得并相互切磋。在对儒家经典产生的历史语境进行重构的过程中，他们也认识到历史学与金石学的重要性，并以历史学的取径诠释经典。在二十世纪初中国近代史学家将历史学研究塑造成现代学科的努力中，清代考据学的学术遗产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考据学的遗产表明，那些在塑造欧洲现代历史学科的过程中通常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先例也存在于东亚，很可能也存在于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应当将历史观念以及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加以分析与看待，从而超越东西方二元的方法论。

作者简介： 王晴佳（1958-），男，江苏苏州人，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中外比较史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和中国思想文化史等研究。翻译：屠含章（1993-），女，浙江温州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代史学史、中外史学交流等研究。文章原刊：《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1917年，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胡适（1891-1962）以这样一段文字开始了他的博士论文：“哲学是受其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依赖于逻辑方法的进步。这一点在东西方的哲学史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1]。1910年，胡适获得庚子赔款来到美国，之后成为了最早从美国学术机构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之一。回国后，他为导师杜威安排了在中国为期两年的巡回讲座，以宣传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因为在他看来实用主义哲学是对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一个简明的介绍[2,3]。与此同时，胡适还发表了几篇关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文章，特别是在18世纪的清代经典注释中占据主流的考据学的方法论。胡适重申了前述论断，他认为尽管东西方的文化与历史迥异，但也存在一些共通之处，例如学者理解过去的方式。换言之，虽然清代学者没有察觉到现代科学的来临，但在对经典进行考证的过程中，他们发展出了一套精细的程序和一系列复杂的方法，而这些从本质上而言是科学的[4]。

显然，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胡适对现代科学的价值与效用深信不疑[5,6,7,8]。但是，为什么他如此确信在探寻科学知识的过程中，中国人会从对文化传统的重新审视中获益良多？中国文化中有没有现代科学实践的先例，是否存在一条可以区分传统与现代的界限？如果恰如胡适所言，清代的考据学确实包含科学元素，那么这些元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与现代科学相比或兼容[9,10,11,12,13,14,15,16,17,18]？如果恰恰相反，现代科学是西方独有的贡献，那么是否还需要像最近部分学者提出的，将欧洲的经验“地方化”并重新考虑其普遍性[19,20]？现代西方文化对现代世界的塑造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还有一个问题不甚明了：西方的现代文化和科学的范式是被简单地移植到非西方地区的土壤中，还是被移植到这些地区既有的文化传统之中？如果在西方以外的文化传统中有科学文化的先例，那么非西方地区的学者在适应、学习和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这些因素又对他们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本文通过梳理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发展及特点，以期能对以上这些问题提供一些初步的回应，并尝试以比较史学的研究方式对欧洲近代早期与中国帝制晚期的现代历史学起源加以考察，由此拓展由欧美学者目前界定与主导的史学史领域[21,22,23,24,25,26,27,28,29,30,31,32]。

就西方现代历史学的起源而言，似乎没有必要在现代历史学的诞生早于世界历史上现代时期的来临这一点上多费口舌。通过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波考克（J.G.A.Pocock）、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唐纳德·凯利（Donald Kelley）、约瑟夫·莱文（Joseph M.Levine）和杰里·本特利（Jerry H.Bentley）的研究可以很好地了解到，我们所界定的现代史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的诸多特征，其实萌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与17、18世纪的博古学家的作品之中[33,34,35,36,37,38,39,40]。以19世纪欧美历史学家的作品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历史学的成熟形式，有两大特点：一是对人类历史的意义的信仰与对概括、呈现历史发展规律的宏大叙述的兴趣，二是强调在记录与叙述历史演进时对史料的批判与考订，从而发展出了一套历史学特有的方法论。更具体地说，由于大多数19世纪的西方历史学家都主张必须坚持一种不偏不倚的客观立场，他们相信历史的意义可以通过民族国家范式的历史叙述得到最好的阐释。被誉为西方现代“科学史学之父”的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3-1886）认为，民族国家的兴起预示着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这就要求历史学家在可靠的史料来源的基础之上，以详细而客观的叙述来记录其进程。兰克倡导史料批判是历史写作的先决条件，并致力于欧洲主要国家的民族史写作。

这两种兴趣本身并不一定是现代所独有的。过去各个文明圈的历史学家也都试图在历史中寻找意义并记录他们的发现。但在19世纪之前，还没有出现将它们融入历史写作的严肃尝试。在古希腊，对于保存历史事件的记忆的兴趣有助于将历史研究确立为一种被认可的学问形式。但是，由于希腊的历史学家大体上把他们的叙述局限于当代的事件，他们对历史真实性的主张（如修昔底德的调查方法）也是有限的。一旦他们像希罗多德和其他一些人那样贸然进入早期阶段，他们的叙述就暴露出方法论上的幼稚[41,42,43]。在罗马时期以及中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历史叙述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历史学家开始归纳历史的发展趋势，并对历史的意义做出了推论。但在方法论层面，仍然存在类似程度的轻信，因为传说和奇迹轻易地被纳入历史叙述之中。事实上，即便在文艺复兴时期，当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和圭恰尔迪尼（Guicciardini）等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为复兴与仿效古典史学的传统而书写历史时，他们的主要兴趣仍然集中在展示历史在当代政治中的应用，而非提高其史料来源的准确度。尽管如此，文艺复兴对现代史学的发展仍旧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使历史学家对古典希腊和罗马文化产生了兴趣，也使公众对其产生了兴趣。正如许多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兴趣有助于促进现代历史学科的观念与方法的发展[44,45,46]。

一、古学的复兴：欧洲与中国

回过头来看，欧洲文艺复兴之中复古的兴趣并不是那么特殊，因为人类对于过去某段时间的好奇心几乎是普遍存在的。有趣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是如何在所谓“漫长的中世纪”之后复兴希腊和罗马文化的。虽然中世纪决不是破坏古典文化的“黑暗时代”，但对于致力于寻找和恢复古典文本（既有来自于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世俗文本，也有旧约和新约等宗教文本）的原貌的人文学者而言，几乎长达一千年的隔阂无疑造成了极大的挑战。人文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创作出各种各样的拉丁文本的合注本，并将经过精心研究之后所撰写的注释和评论点缀其中，希望能够清晰地呈现出一部古典作品的原貌，不再依赖之前的各种摹本和译作。他们的兴趣和努力引发了博古运动，从文艺复兴晚期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47]。与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的热忱一样，博古学家不仅研究拉丁文与希腊文的文本，还寻找钱币、盔甲、铭文和勋章等各种物质遗迹。得益于印刷技术的发展，这些博古学家能够出版作品并与同行交流研究成果。因此，正如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和安东尼·格拉夫顿的令人信服的研究所证明的那样，他们形成了一个横跨欧洲的文人圈，将牛津和剑桥的宏伟建筑与莱顿和巴黎嘈杂的街道连接了起来。无论是研究文本还是研究古物的学者，正是在这一文人圈之中磨炼并完善了他们的文本批评与历史批评的技能。当然，这些对于历史学家的工作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48,49]。

然而，历史学家和博古学家在对过去的兴趣方面存在着差异。莫米利亚诺对于博古学家有一个敏锐的观察，他说：“我一生都对一种人特别好奇：他们与我的职业相近，我可以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志趣，也能分享他们的热诚，可他们的最终目标又让我感到神秘莫测。这种人对历史的事实充满兴趣，但对历史学却兴味索然”[34]54,[35]vol.2,[50]。尽管博古学家对于叙述历史并不感兴趣，但他们对历史思维的改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他们的工作集中在修复古代文物与证明它们的价值上，所以他们最终开始动摇古代史家作品之中对于过去叙述的权威性。因为博古学家在研究中往往发现古代史家（比如李维与塔西佗）的说法与实物证据存在许多不一致的地方1。考虑到古代历史学家在方法论上的缺陷，这一结果几乎必然会发生。博古学者所试图证明的是他们的作品的优越性，而不一定想嘲笑古代的史家。但是对于一个现代历史学家来说，他们的发现开始塑造出一种现代史学实践的观念：不断地研究过去并重写历史，以超越并取代此前出现的作品，包括那些曾经受人崇敬的古典作家的作品。巴托尔德·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成功地确立了自己在罗马历史研究中的权威，即使不能取代李维，也能与之相抗衡[22]12-23。

换言之，博古学家向历史学家叙述的真实性提出了挑战：哪一种作品对于过去的讲述最具权威性？是一篇被后世精心修饰的文本，还是一件保存完好的实物材料？这一观念不仅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学者的工作特点，而且正如艾尔曼所说，也体现在清代考据学者的“实事求是”的努力当中。格拉夫顿注意到，尽管二者在文化、空间和时间上存在距离，但二者有着一种相似的思想趋向：最初是为了寻找古代的道德典范，而需要进行文本和历史批评的工作，结果则变成“一种思想自身的更高的召唤”，亦即确认事实与寻求真理2。余英时还指出，18世纪的中国倾向于经验主义的经典研究与历史研究的文化环境，与19世纪欧洲的实证主义的风气有相通之处，尽管二者发生在不同的时期[51]197-242,[52]1-14。这些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研究兴趣，但他们似乎都认同胡适的观点——在清代的古学研究当中出现了与欧洲近代早期相似的文化发展。此外，这一发展似乎对于近代中国人从19世纪开始如何吸收西方文化影响的方式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为了呈现这一文化传统是如何在清朝形成的，笔者将直接从11世纪的宋代开始展开叙述。这一时期见证了儒学的复兴，因为从3世纪开始，中国的文化风貌发生了显著的转型，这一转变表现为儒家经典文化的衰落、佛教的入侵和道教或新道教的出现。在与强势的佛教和道教作斗争时，宋代的儒学家采取了双重策略。一方面，他们鼓励“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希望通过训诂学和知识的获取来探求儒家经典的意义。另一方面，他们也提倡“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承认即便不修习经典也有通过内省来培养道德的可能性，从而指示了通往道德的另一种取径[52]87-120,[53]518-554。也就是说，宋儒也受到了佛教实践的影响。到了明代，同样反智的王阳明（1472-1529）心学追随者众多，进一步扩大了佛教的影响。明朝学者并不提倡以历史的态度研究经典，而是宣扬通过内省而致圣的信仰[54]。这种反历史的倾向奠定了晚明的总体文化氛围，而在这种氛围之中的学者并不认为研究经典是必要的。

明末清初之际，出现了对王阳明学派的批判。因此，钟摆开始朝着智识主义的方向摆动。当时的大儒顾炎武（1613-182）加入复社，开始倡导重新研究经典。他周游中国，不仅是为了寻找文献和获取知识，还为了了解世界，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这与王阳明学派的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与王学中人声称可以在顿悟的瞬间凭借直觉致圣的说法不同的是，顾氏提倡一种更为谦逊的方法。他强调在古代圣人面前应当谦逊，并认为要提升品性，就必须对经典心怀敬意并认真加以研习。顾炎武在对经典的研究之中重视通过音韵学的方法来确定古文中的字音，并研究其音变的历史轨迹。虽然顾氏不是第一位使用音韵学的学者，但是他开创了清朝复古主义的风气，主张绕过宋学与明学直接阅读汉代的儒学经典3。

为了复兴古典儒学，顾氏的追随者们对音韵学的方法进行了改进。此外，他们还采用了一系列其他的方法，包括文字学、训诂学，以及地理学、历史学、金石学与天文学[11][55,56,57,58]。他们的目的是避开形而上学的思辨和宗教的直觉，通过对经典作出扎实的基于语义的解释从经典中获得真正的意义。这便是“实事求是”。清学重证据，这一点标志着其与明学的分离。清学被认为是实学，其实用性不仅体现在学术上，还体现在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意义上[59,60,61,62]。清学也被称为“朴学”，因其内容主要涉及文本和历史批评，而不像之前那样希望探讨本体论的问题，比如解释“礼”与“道”，等等。清代学者显然有这些治学取向，但“清学”并不是他们自己命名的，而是由后世的日本和中国的追随者们所给予的4。相反，出于对复古主义的兴趣，他们认为自身承继汉学，并将汉学区分于宋学。

通过对汉学（准确地说是对汉代以及汉代之前的古典儒学）与宋学的区分，清代学者表现出了一种历史意识，而这种历史意识在以前从未被如此明确地表达过[54]567f。这体现出一种对“古今不同”（anachronism）的认识，一种对历史变化的感觉，既有理论意义上的，也有方法意义上的。在理论层面上，这种历史意识为清代学者挑战受佛教影响的明代儒学提供了武器，因为它揭示了汉学与宋学之间的时间差异与距离。这段距离帮助他们认识到，尽管宋儒与明儒被尊为儒学的权威，但他们所生活的年代比儒家经典最初被编纂和研究的年代要晚得多。清代的学者以这种历史主义的视角，不仅冲击了宋儒与明儒对儒家经典解读的权威地位，并且把这些经典简单地视为古代的历史记录或文献，从而达到了“历史化”与“去神圣化”的目的[11]69-70,[63]101-146。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这种对时间变化的认知呼吁采取新的方法来研究经典。顾炎武等人被吸引到音韵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当中，因为这有助于他们发现语言和发音是历时性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为了证明这一变化，清代学者最终转向历史研究5。

中国的儒学由汉至宋，又从清到汉的“回归”，这一看似循环的发展，显示了清代学者对中国思想发展的三阶段的划分。这一阶段划分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在构建他们的过去之时类似的历史认知：从古希腊和罗马、中世纪到他们自己的时代。与清代学者一样，人文主义者也清楚地意识到了古代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阶段性差异。但他们同样不确定自己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古今之争”（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与17、18世纪法国、英国的“书之战”（the Battle of the Books）表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与博古学家从未完全克服面对古代世界时的文化自卑感。尽管如此，欧洲的人文主义者与清朝的考据学家都确信，他们可以比以往的学者表现得更好。这种自信源自于他们高超的考据功夫。他们对经典的真实性进行细致的考核，从而从古籍中剔除伪造的部分而留下真实可信的部分。

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1406-1457）对《君士坦丁的赠礼》（Donation of Constantine）的辨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瓦拉的论证揭示了教会对《君士坦丁的赠礼》的捏造，不仅冲击了天主教的权威地位，而且破坏了整个中世纪文化的权威，从而预示着古典文化的复兴。清初阎若璩（1636-1704）的《尚书古文疏证》也产生了类似的重要影响。阎氏对《尚书》的兴趣，受到了宋儒朱熹（1130-1200）的启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主动以朱子学代替明代儒学的清廷[64,65,66]。但阎氏也显然受到顾炎武所提出的新的方法的影响。阎若璩研究经典时严谨的治学态度与顾氏不相上下，他不仅尽可能地搜集并比较不同时代今文经与古文经所产生的各种《尚书》文本，而且改进了顾炎武的音韵学与文字学的取径，从而帮助他批判性地研究这些文本，尤其是今文经与古文经的差异。通过考查不同版本的《尚书》的句式、修辞与文法，他发现古文经是不符合时代的，某些篇章的书写年代并没有古文经学家所声称的那么久远。由于这些篇章包含了一些宋儒为支持其对儒学的形而上的解读而经常征引的段落，阎若璩对古文经的否定对宋儒学说的合法性构成了严重的打击[67]。这说明，朱熹及其追随者所建立的，并且拥有清廷支持的经典阐释体系，其实建立在一个并不坚实的基础之上。这对于最初欣赏朱熹学说的阎若璩来说，也许是出乎他本人的意料的。

尽管阎若璩对《尚书》的辨伪直到18世纪中叶才广泛流传，但这预示着清代考据学的发展对宋明遗产的挑战及其“实事求是”的努力。如果阎氏的成功在于他的博学与勤奋，那么这正是证明清代“智识主义”兴起的一个显例。18世纪初，吴派学者惠栋（1697-1758）以其博学而闻名于世，其毕生精力倾注于《易经》的研究。他汇集了大量的《易经》注本（其中以汉代的注本居多），并且对其真实性与价值进行了核查。在此基础上，他不仅勾稽了汉代各大易学名家思想之来源，并考察各家学说在随后的时代是如何演变的。借用安东尼·格拉夫顿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作品的描述，可以说，惠栋在其典范性的研究中展示了“一本现存的手稿是其他所有文本的父母”。此外，这种“严格的历史推理”，激发人文学者寻找原始的古代文本，并确认其在后代的衍生文本[37]9。尽管当时普遍存在着对汉学的偏见，但惠栋认为实际上汉代学者对经典的注释水准较高，因为汉代早于宋代，所以汉代学者与古代的文献相隔时间较短。

惠栋主张汉学优于宋学，其原因在于其对于儒家思想的历史主义的理解。在这种历史主义的鼓舞之下，惠栋在苏州聚集了一批学生，开始了复兴汉学的工程，从而为清学开辟了新的天地。惠栋及其门人为了证明汉学的优越性，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扩大了他们的研究范围。方法上，他们沿袭了顾炎武的学说，包括音韵学、文字学与训诂学（这些被宋儒归为“小学”），并认为它们对于经典的理解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发现，由于中国古代的书写系统尚未成熟，在古代文本中存在着大量假借字，也就是说，一些文字由于发音相似而被用来代替其他字形较为复杂的文字。然而，过去的学者由于缺乏足够的音韵学的知识，根据古文字的字形而不是发音为这些假借字赋予了意义。惠栋及其弟子为了揭示这些错误，收集了大量不同时期的文本，并证明某些汉字在古代由于发音相似而能够互换，但后来这些汉字的发音又发生了变化6。他们的取径表明，尽管其出发点是崇尚汉学，但不可避免地引发对儒家学术传统的彻底变革。

由于他们的博学和勤奋，惠栋及其弟子不仅恢复了汉学，并且明确了汉宋之分。有清一代的学者对于儒学研究中的汉学与宋学有着不同的偏好与立场。从某种程度上说，此后江藩（1761-1831）正式确立的这场汉宋之争，与欧洲的古今之争大致同时出现，而且有着相似的规模和重要性[68,69]39。然而，两者之间的差异也相当明显。如果说在古今之争中，当时似乎任何一方都不能说服另一方，那么最终成为赢家的是后者，正如19世纪科学主义的盛行所显示的那样。相比之下，汉宋之分的结果似乎与此相反：汉学（古）的复兴是以宋学（今）为代价实现的，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后者已经完全失去了吸引力。正如我们下面要提到的，作为一种思想运动的考据学在19世纪初逐渐式微，至少在中国是如此。但在18世纪，以阎若璩和惠栋的作品为代表的以音韵学为基础的对经典的注释，却成功地触及了宋儒学说的致命弱点：如果宋代儒家思想建立在对伪书以及对经典的误读之上，那么他们的解释何以获得权威呢？换言之，古典主义在汉宋之争、古今之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我们发现在古今之争中，一种当下主义取得了上风。而这种当下主义也以一种较为潜在的形式体现了清代考据学的特点。虽然他们的研究或多或少是汉学的复活，但也表明了他们与既定的传统争论的信心，而这种自信来自于他们的博学。事实上，清代考据学者在复兴汉学的兴趣激发之下，不断地努力对整个古代世界作出更好、更全面的理解。文艺复兴时期以及此后的欧洲的人文主义者和博古学者的努力与此相仿，他们也超越了波里比阿（Polybius）、李维（Livy）和塔西佗（Tacitus）的作品，希望对整个古典世界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70]。1757年，惠栋结识了比他年轻三十岁的青年才俊戴震（1724-1777），戴震不仅支持他对汉学的研究，还将汉学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充分展现了清代考据学的广博与全面。在此次会晤之后，戴震转而推崇惠栋，与其说是支持惠栋对汉学的推崇，不如说是支持惠栋认为训诂应当是理解圣人教义的关键。如果对惠栋及其追随者来说，以训诂为中心的古典研究意味着专注于研究比较汉代以及之后的学者的注解与诠释，并挖掘这些学说的流变，那么戴震的目标更为远大，并发展了一种更为复杂的研究方法。他倾向于把小学的方法，以及他自己和其他同时代的学者发展出的史学方法，更多地看作是发现儒家经典中的“义理”的手段。也就是说，戴震还保留着一种形而上学的兴趣，而这种兴趣常常体现在宋儒的作品当中[51,52]57。私淑于戴震的焦循（1763-1820）认为，戴震的方法不同于惠栋的复古主义，即古典主义，因为后者有其固有的问题。由于惠栋只想恢复汉代学者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而不是恢复经典本身，他的治学旨趣对于复古主义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说，惠栋将汉代作品等同于经典的主张是错误的，他并没有考虑到汉代学者与孔子也相隔了几百年[71]268,[11]95。焦循对惠栋的批评，凸显了清代考据学从惠栋的“求汉”到戴震的“求实”的重大发展，尽管这一发展并没有削弱清代考据学者对经典的尊崇。

二、博古学家与历史学家之间的张力

约瑟夫·莱文在评论英国的博古学家的工作时说：“显然，所有这些人都吸取了古典学的第一个教训：对过去的正确理解取决于对过去语言的掌握，而这种语言本身是历史性的，只能在它的背景中被理解。”7也就是说，文献学是最重要的，历史意识是在文献学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一观察也预示着清代考据学运动的轨迹。作为惠栋的支持者，戴震以如下议论而闻名：“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72]

戴震的小学研究与惠栋的有所不同而且有所改进。戴震抛开了惠栋对汉学近乎固执的偏爱，试图通过重建历史语境，分析儒家经典在后世注释与阐发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来检验经典的可靠性[17][73]。博学多识的他将惠栋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由于古代某些元音和辅音的发音不同，假借的汉字比日后多得多。如果不知道这种差异，就无法理解古代文本中文字的假借。戴震接着发展了一种新的语音理论，系统地重建了历代元音和音节不断演变的发音。戴震以及此后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学者的努力，使得音韵学的研究成为清代考据学的标志8。如果18世纪的欧洲，博古学家的研究使得“历史文献学从婢女变成了女王”，那么音韵学与文字学在清代的地位变化也是如此9。

但戴震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这里，清代的考据学运动也没有就此止步。戴震在回顾惠栋的学术遗产之时又做出了一个重要论断：“训诂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74]在戴震生命的最后一年（1777），他再次强调了这一点。这一次，他表达得更为清晰：“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57]194戴震认为，历史研究不仅是对文献学研究的补充，也使得文献学研究变得完整10。

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一是戴震强调训诂的重要性。他认为，通过训诂人们能够理解经典，并希望通过训诂来探究圣贤之“义理”。第二，他为这一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因为他相信“义理”也存在于古代的典章制度之中。第一个问题是清代考据学的“终极关怀”，它不仅是考据学重要的思想背景，而且实际上也是清代考据学产生的前提[51,52][57][75,76]。第二个问题指向清学的历史维度。“道”的提出是以实际的历史为基础的。戴震指出古代的典章制度遵循着圣贤之“义理”，从而将复古主义对考据学的影响从文本校勘扩展到了历史批评。并且他对此十分坚定[63]101-103,[77,78]。戴震认为可以在历史中定位“道”的观点，似乎先于兰克史学在认识论上的假设。这一观念以过去和当下人类思想的共通性为前提，作为历史认识的基础。在戴震的例子中，他相信人类恒久不变的思想使得过去的圣人能够启发今人。兰克批评黑格尔将世界历史进程哲学化的傲慢态度，强调历史学家应当采取更为谦逊的态度而仅仅描述历史，因为尽管历史学家无法探究上帝对人类历史的宏伟设计，但他可以通过移情和感通（Ahnung）来描述和理解那些生活在过去的人的行为与思想11。

戴震通过引入古代典章制度研究的必要性，从而放大了清代考据学所蕴含的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体现在其座右铭“实事求是”中，要求进行规模上前所未有的广泛研究。由于“事”也有“物”的意思，因此“实事”也可以理解为“具体的事物”“实际的事物”以及“真实的器物”。实际上，考据学是一场博古运动，旨在研究任何古代世界存在的具体事物。他们所追求的研究广度在后人提到他们的作品时使用的另一对术语中有所表现，那就是“典章”与“名物”。“典章”是“典”（经典）与“章”（制度）的结合体，因此指的是那些受人推崇的文本。“名物”这个词，结合了“名”（名称）与“物”（事物）两个字，包含广泛的含义，基本上可以指称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其字面意思是“名字及其指示对象”，因此研究“名物”意味着要确定世界上的事物并且判断它们的指称是否准确12。因此，“实事求是”意味着清代考据学不仅研究文献，还研究实物。为了有效地进行这两项研究，他们必须将二者置于合适的历史语境之中。因此，18世纪中期以来考据学研究的成熟，带来了历史研究的蓬勃发展。

尽管戴震非常博学，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有着清晰的认识，但在当时，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他是一名历史学家，他本人也没有将主要精力倾注在历史研究上13。这一荣誉属于王鸣盛（1722-1798）与钱大昕（1728-1804）。王鸣盛与钱大昕同样拥有当时成功的考据学者的所有特征，他们的研究遍及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以及金石学等领域，钱大昕还通晓蒙古文14。此外，他们还研究历史并出版了相关著作，包括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等等。王鸣盛与钱大昕都认同戴震的观点，即经学不可避免地需要史学，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是从方法论还是认识论上说，经学实际上都是史学。

事实上，由于史学在经学中变得不可或缺，18世纪中叶起，学者们开始重新考虑二者之间的关系。例如，卢文昭（1718-1795）注意到，在古代并不存在这种差异[11]109。钱大昕在赵翼（1727-1814）的《廿二史札记》的序言中也说：“经与史岂有二学哉？昔宣尼赞修《六经》，而《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换言之，就社会政治功能而言，史与经拥有同等的地位15。王鸣盛赞成钱大昕的观点，开始着手比较历史与经典在认识论上的共性。王氏强调，在研究经典时，不应该沉溺于空洞的、形而上学的讨论，历史研究同样不应对于寻求规律和教训高谈阔论，以及将道德判断作为惟一的目的。相反，史学应该确保事件和记录的真实性，以便找出真相。因此对于王鸣盛而言，经学和史学是相似的16。当王鸣盛指出，在历史学家的工作中，历史真实性的确立应优先于其道德义务时，他所表达的原则与一百余年后兰克所做的相同。兰克因他批判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的道德关怀时的著名格言“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后来被现代历史学家誉为“历史科学之父”。他的宗教、政治和哲学倾向被忽视了[79]。王鸣盛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并没有得到这样的荣誉，尽管他的意见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声音。钱大昕在评论以往的历史时，也附和了王的观点：“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80]在这里，他明确地表达了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应当优先考虑真实性而不是道德的观点。

这是否意味着为了知识本身而求知[81,82]？答案并非如此，因为清代学者以及兰克关于这一问题的表述，仅仅是源于对改进研究方法以及为博古学与历史学研究寻求更为自主的地位的兴趣，但研究仍然有其目的17。通过这种改进的方法，比如洛伦佐·瓦拉能够通过揭露《君士坦丁的赠礼》文本之中的时代错乱，在与教皇的领土争端中支持那不勒斯国王。至于兰克，正如伊格尔斯所指出的，兰克强调将讲述真实发生的事情作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其实是基于他的宗教观念，即历史中存在着“客观秩序”或“更高的实在”。这一“客观秩序”或“更高的实在”，由上帝亲手设计，要求历史学家恪守其职责，也就是准确记录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不是沉溺于猜测[83]。这似乎与王鸣盛和钱大昕关于历史学的自主性的讨论有些许相似之处，因为后者也相信，如果史家能准确地记录历史，那么“道”或者中国宇宙观中的更高秩序将会自然地显现出来[84]。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都是对历代王朝史的研究。他们的著作本身并非历史记录，但无疑是历史研究的结果。二人都对某些朝代的史书质量表示不满，比如他们所看不起的明代学者编纂的《元史》。钱大昕凭借对蒙文的了解，搜集了比明代的编纂者更多的各种资料，完成了《元史稿》，旨在取代明代官修的《元史》。尽管这本书并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18，惟有《元史艺文志》与《元史氏族表》传世，但至少表明钱大昕的兴趣并不局限于纠正和评论以往的史书，而是有着重写历史的学术旨趣。在这一过程之中，考据学的研究是为了通过史料考核更加牢固地夯实基础。

钱大昕的治学兴趣并不是孤例，也有不少同时代的其他学者有志于重写历代史书19。他们常常用“新”来命名自己的作品，以示与以往的作品之不同20。与欧洲博古学者相似的是，钱大昕、王鸣盛等清代学者都深信他们所做的事情本身是有价值的，因此愿意为此付出时间和精力21。艾尔曼注意到一个现象：许多清朝的考据学者“一到能够退休的年龄就退休了”[11]132-133，如钱大昕在47岁时就退休了。如果这些拥有科举名分的人将学术生涯比政治生命看得更为重要，那么那些没有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成功的人就有充足的理由致力于学术研究。因为当时的中国出现了一个文人圈，这些人不仅可以在书院中找到教职，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体系之外的学术成就建立声誉。惠栋与戴震等重要学者的经历都是值得注意的例子22。

这一文人圈之所以存在的另一个事实是，优秀的考据学者不仅可以在许多书院中找到教职，通过私人信件与出版物互相交流想法[85,86,87]，而且他们还可以加入官方或半官方资助的研究项目以施展他们的才能，并获得可观的薪酬。尽管戴震最初在科举考试中失败了，但他还是被政府招募来协助编写庞大的《四库全书》。这个雄心勃勃的项目由皇帝钦定，作为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的一种方式，旨在对整个帝国认为“合适”的现存作品进行分类与归纳。其参与者，特别是被认为是学术领袖的戴震，对中国传统典籍进行了严格的校勘与考订，从而将文本中的讹误剔除出去[88]。这个项目让人想起了欧洲近代早期类似的博古学项目，比如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的《大英百科全书》（Britannia）和皮埃尔·贝耶尔（Pierre Bayle）的《历史与批评词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尽管欧洲的博古学者经常自己私下里编辑作品（一些清代学者也曾有这样的尝试23）。到了《四库全书》的项目开始之时，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已经成为清代文人圈中主流的治学方法，同时也成为他们学术话语中的通用语言。《四库全书》的参与者运用史料批评来确定文本的真实性，并将这种方法作为对文本进行批评与评价的主要标准24。

清代学者对古代的探寻已经超越了文字资料，深入到了物质遗存。考据学运动的先驱顾炎武在金石学研究的传统上进行了拓展，后来钱大昕等人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顾炎武发现，先秦时期的青铜铭文往往能够证实史书（比如《春秋》）中的记载。这种发现促使他进一步寻找实物证据以加深对过去的了解。他对钱币学也产生了兴趣，并指出，钱币的制造或销毁不仅能反映出经济变动的时期，也反映了历史上的政治动荡[89,90]。钱大昕在其历史研究中，更为仔细地从金石材料中寻找实物证据。他认为这是最可靠的史料考核的方法，因为简帛上的文字往往随着竹简与帛书的腐化而消逝，木简或木牍的情况稍好，但还是不如刻在青铜器和石头上的铭文保存得完整。因此，金石学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钱大昕曾在其研究金石的诸多文章中表达当他看到一份文献记载被铭文与碑刻证实或修正时的喜悦[91,92,93]。钱大昕的金石研究在他的作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不过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翁方纲（1733-1818），他搜集了大量汉代的金石碑刻资料。

由于清代学者深信史料考核的重要性，他们开始进一步发展既存的注释传统。正如欧洲的博古学者那样，脚注成了他们展示研究成果的最喜好的工具[94]。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与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是很好的例子，因为他们的这两部作品其实都是历代史书的脚注。实际上，从顾炎武、王鸣盛到章学诚（1738-1801）等学者都强调了在学术著作中提供脚注的必要性和适当引用的重要性。顾氏强调，一旦引用了一条材料，就应该注明该材料最原始的出处而非间接的来源。王鸣盛的观点更为具体，他指出，脚注应当不仅包括文献所出自的书籍的标题，还包括该书的卷数和页数。他们都强调了一个关键点，即在引用文献时，必须核查其原始的出处[95,96]。

三、现代性的条件

如果借用欧洲当代史家唐纳德·凯利关于“源”（source）与“流”（stream）的说法，那么，清代的文化环境明确地主张回到“源”而非“流”25。与此同时，正如格拉夫顿那本简明的小册子所指出的，在欧洲，脚注作为学术出版物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而开始固定下来[94]。但是，尽管脚注是为了引用和评论，在欧洲和中国的学术实践中皆是如此，但脚注在近代早期欧洲流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清朝似乎并不存在。这一原因不仅源于欧洲人渴望保持其历史叙述的流动性，而且也源自从17世纪开始就出现的一种需求，即在叙述中融入对不断扩大的世界观的新的理解26。也就是说，欧洲的历史学家除了利用脚注来追求和呈现知识之外，仍然对“历史是生活之师”（ars historica a magistra vitae）保有兴趣，希望从历史的事例中获得哲学教益。这一点延续了希腊的历史叙事传统与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对历史的连贯性以及宏大叙事的关注。18世纪，当博古学达到鼎盛之时，这种兴趣也并没有减弱。由于西方世界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一兴趣又被注入新的活力。首先，所谓的大发现时代大大拓宽了欧洲人的世界观。一些史家不断证明这一变化对史学的影响，如英国的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和法国的波舒哀主教（Bishop Bossuet）等历史学家书写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第二，科学革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从方法论上来讲，科学革命似乎对史学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博古学者已经表达了基于对事实的验证和归纳进行精确研究的愿望。然而，科学革命在发现宇宙中普遍规律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确实激发了历史学家到人类历史中寻求普遍规律，于是传统上对宏大叙述的兴趣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第三，近代早期的欧洲见证了民族国家的崛起，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个时代的历史性的现象。博古学者的工作既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刺激，也受到了限制。尽管出现了一些“国际性”的著作，如皮埃尔·贝耶尔的《历史与批判词典》和狄德罗（Diderot）和达朗贝尔（D’Alembert）编撰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但当时许多博古学者研究的目标是通过历史书写和考古发掘来弘扬英国、法国或意大利的民族传统。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观察到的那样，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也导致了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后果：当历史学家从过去中寻找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方法时，他们看似冷静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发明和想象27。事实上，尽管在18世纪的欧洲“源”是最主要的，但“流”也从未完全被忽视，而这不仅限于启蒙时期的哲学研究之中。此外，如果博古研究和历史叙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那么在上述变化的刺激下，现在开始出现一种将两者融合为一体的尝试。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对罗马帝国衰落这一问题所做的努力获得了赞誉。吉本在展开流畅的叙述中，他用脚注来表示让他受益的既有的学术研究。尽管吉本广泛地征引文献，但他主要是想提供关于罗马历史的想法，而不是一堆关于罗马历史的资料[33]40-55,[39]101-106,178-189,[97]。博古学遗产更好的继承人在其他地方，首先在哥廷根大学，后来在柏林大学。德国人将之转化为一种科学史学的规范，尽管德国的历史主义者从不排斥历史的宏大叙述28。

让我们回到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发生在乾嘉时期，当时的中国经济发达，政治稳定，代表了王朝统治的繁盛时期，可谓盛世。当然，也有来自外部的挑战，例如耶稣会的传教活动以及英国对商业贸易不断的要求。然而，尽管这些表明了中国以外世界的存在，但却没有动摇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所持有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的世界观。随着满族的统治者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捍卫者，对于汉族的士大夫而言，他们只要能够克制住对满族统治的仇恨，就没有必要冒险从过去吸取历史教训来告诫当下。相反，这似乎是学者开始寻找并验证古代的史实和文物的最佳时机。如果说脚注为欧洲人提供了博古研究与历史叙述之间的桥梁，那么它在清代学术中并没有发挥同等的作用，因为当时并不存在对于一种新的历史宏大叙述的需求29。

然而，这一切即将改变。从19世纪开始，伴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而来临的是新的世界观，这使中国的思想界受到巨大的冲击。考据学运动也失去其动力，因为考据学过分强调文本与史料的考订而忽视对经典做出富有活力的阐释，于是这一模式逐渐走向僵化[98,99]。18、19世纪今文经学的复兴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潮流的来临30。19世纪末，康有为（1858-1927）等儒家学者在今文经学复兴的潮流之下重新赋予了孔子作为一名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家的形象以应对西方的入侵，从而形成了一套达尔文主义的历史观。康氏的目标是为他的改革运动提供理论基础[100]。

不过，儒家传统中的智识主义也很快恢复了生机。进入20世纪以后，在民族主义的高潮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寻找用以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有用资源，有效地抵御西方的扩张，走上了改造传统的道路。在反儒家传统思想的鼓舞之下，章太炎（1869-1936）、梁启超（1873-1929）和胡适（1869-1962），开始寻找另一种传统。他们希望通过“重新发现”清代“科学的”考据学，将其与西方普遍流行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尤其是兰克及其弟子的史料批判相结合。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历史研究转化为一门现代学科31。如果说“学科”（discipline）一词不仅意味着教导学生（disciples），也意味着在这种教学之中确立一种方法[101]，那么胡适等人在清代考证学中所寻找的正是这种方法，他们认为这种方法是科学的，因而与兰克史学中的史料批判（Quellenkritik）相兼容。受到这一科学史学的启迪，梁启超重新发现了戴震。为了使戴震免于被遗忘，梁于1923年组织了一次庆祝戴震诞辰二百周年的会议。胡适不仅参加了梁启超“发现”戴震的活动，还对章学诚的作品很感兴趣。章学诚是清学中较为复杂的人物，他以对考据学的评论与对文献考订的精通以及敏锐的史学洞察力而闻名。胡适希望通过对章学诚生平的研究再现清代学者的方法，并证明考据学的科学性。何炳松（1890-1946）之所以推崇章学诚，是因为后者不仅提出了脚注等技术性的建议，而且还表现出对历史事实与历史书写、历史与史学之间的区别的认识，而这些对他来说是现代史学的根本问题[102,103,104,105]。

博学而富有学术热情的梁启超渴望更多。梁启超在重构明清文化转型的过程之中，他把明清文化转型描绘成一场思想与文化的“革命”，这与胡适和何炳松的文章之中的基本观点大体一致。清代学者对“实学”的重视以及清初学者的反满观点，也启发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侯外庐将明清的转型描绘成一场启蒙运动32。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考据学为中心的对清代学术的“再发现”也带有国际性的意味。不仅日本的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帮助“发现”了章学诚，法国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与美国哲学家倪德卫（David Nivison）也对他产生了兴趣[106]。浦立本（E.G.Pulleyblank）更喜欢赵翼，因为赵翼比起同辈学者钱大昕与王鸣盛等人更喜欢思考中国历史中的大问题33。

经过这些20世纪初学者的再发现，清代考据学运动的确获得了重生，或者说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历史意义，这也许是清代学者从未想过的。不过，他们所受到的关注和赞誉可以说是当之无愧。因为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过程中，他们的遗产不仅得到了极大的赏识，而且也为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构本国历史以适应现代世界铺平了道路。几乎所有中国20世纪的重要史家，都立足于对清代考据学遗产的模仿、扩展和批判的基础，并将其与西方的史学风格相结合，即便他们受到过西方的影响，甚至接受过西方的教育。后毛泽东时代，新的领导人邓小平（1904-1997）用“实事求是”的口号对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遗产进行了含蓄的批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官方实践逐渐放松对历史写作的控制，对考据学的兴趣再次在中国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之中产生，并成为他们著作的特点34。因此，考据学的持续吸引力不仅呈现了中国近代历史与历史学的发展，并且凸显了全球各地史学实践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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