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田野考古教学传统探寻_风闻

摘要：考古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因此田野考古教学是高校考古学科教学体系的核心。中国考古学的田野考古教学发端于北京大学，本文系统回顾了北大田野考古六十载的辉煌历程，分析了北大考古学科如何将田野考古工地锻造为重大科研的前沿阵地和人才培养的摇篮，从而为构建考古学的“中国学派”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一

现代学科意义下的考古学自1920年代传入中国，经由几代学者的不懈实践，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并逐步确立了一门新兴学科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但是在1949年之前，时局动荡，战乱纷纭，下至地方，上至国立学术机构的考古活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世事惟艰，第一代中国考古学科从业者在颠沛流离中，因为生计家庭等种种原因，有的转行有的失联，至1949年之前，坚持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者不过数十人而已。虽然在民国时期，马衡、梁启超、李济等都曾先后提出在高校建立考古学科人才培养机构的构想，但在当时历史洪流中，皆未能实现，学科与行业队伍建设、后继人才的系统与建制化培养都无从谈起。在民国时期，虽然偶有学术机构开设考古学通论课程或培养有考古学方向研究生，亦有个别负笈海外求学考古，并回国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甚至有学者译介或编写了类似考古学通论性质的教材，但以建制方式设立考古学人才培训机构，有系统的教学体系、有完善的培养模式、有相对稳定的师资团队和相对稳定的学生群体的考古学人才培养模式始终未能建立。

1949年后，全国局势逐渐安定，在大规模的社会与经济建设过程中，因基建工作层出不穷的新发现使得抢救性发掘、清理与保护任务剧增，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人才急缺，培养新中国的考古工作人员的任务也因之迫在眉睫。为了应急，文化部曾联系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期全国范围的考古人员训练班，学员总数达369名，为各地培养了一批文博干部，在一定程度了应对了燃眉之急。如何通过高等教育，建立长期有效的文博人才培养机制，并为作为学科的考古学研究源源不断地提供后继人才，在大学中设立考古学专业有序、系统培养人才成为教育、文化和文物工作者的共识。

北京大学是国内最早成立考古科研机构的高校，也是国内最早成立考古学专业的高校。北大考古学的历史，和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几乎同样久远。1922年北大在文科研究所下设考古学研究室，1946年成立古器物研究室，1948年开始正式筹建博物馆，1949年又率先成立了博物馆专修科专业，开始招收本科学生。正是得益于各方面的机缘，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协助下，北京大学于1951年在历史系内设考古组，次年秋季入学季前，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考古本科专业。

由于考古学工作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无论日常工作面对各类文化遗存的清理与保护，还是研究资料的获取，都需要从业者以田野考古工作为基础，围绕田野实践发现与解决问题。因此，田野考古教学就成为了高校考古教学的重中之重。但是，如何在教学活动中培训学生掌握田野操作的基本技能，且能与大学教育和高等研究有机融合，对于中国的高校而言，既无先例可循，亦无国外经验借以仿效，只能是在实践中自己摸索。北京大学作为全国第一所成立考古学专业的高校，如何设计并构建田野考古教学体系，不但需要有明确的学科规划思想，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相应的调整。同时，在这一过程中，研究并完善田野发掘理念和技术，并经由其学生在全国广泛传布，就成为了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六十余年来，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没有辜负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对田野考古的重视和大力投入，让北大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田野考古教学上独树一帜。

本文将从北京大学田野考古教学体系的构建、田野考古教学与重大科研课题互动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对其六十年的历程略作梳理，以期构建北京大学田野考古教学传统的历史传统，探寻考古学的“中国学派”之人才基础。

二

1949年以前，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古迹古物调查会（后更名为北京大学考古学会）等机构与组织，曾组织教师参加或主持过小规模的调查和发掘活动，但未能有以训练学生为专门目的的田野实践活动。1951年4月11-25日，北京大学49级博物馆专修科学生参加了由裴文中领导的文物局、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合组的发掘团，在傅振伦、莫宗江、宿白的带领下，对北京东郊高碑店的汉墓进行了短期发掘，所获文物还曾在故宫博物院传心殿进行过展览。这次活动，虽然未曾留下正式的考古简报与报告，但应该是北大学生参加的第一次考古实践活动。虽然只是一次短暂的体验式发掘，但有学生表示，“从此就觉得考古还是很值得搞的一个工作”了。与此同时，北大历史系开始在49级历史系同学中设考古组，学生可自由选择专业方向，金学山、吕遵谔等五人入选，他们五人也成为了后来北大考古专业最早的毕业生。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开始，自7月起，北大筹委会历史核心组接到教育部来函后决定开始着手筹建考古专业。同在7月，因北大的师资和教学条件较好，因此即将举办的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室内教学就安排在北大进行。借此便利，北大49级考古组学生，50级博物馆专修科俞伟超、郑振香、刘观民、李仰松4人及研究生邹衡共10名学生参加了学习，刚刚毕业的49及博物馆专修科的部分毕业生也以学生身份参加了这次培训。至10月，训练班学员转入田野实习阶段，先后在郑州二里冈学习居址发掘，在洛阳发掘各代墓葬。但由于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性质决定，这样的实践学习仅有发掘流程的训练，缺少调查、整理和研究环节，培训老师也仅为当时科学院考古所具体工地负责人，参加培训的学生也仅以1949级考古组同学较为完整，所以并不能称为有目的、有规划的、完整的田野教学实习。

1952年12月，经过近半年的筹备，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正式成立。9日，文化部社管局、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在社管局召开了第三次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了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考古研究人员、文物工作干部和考古教学师资；同时，会议决定并通过了考古专业的第一个教学计划。在这份计划中，明确规定了考古学专业学生将在第四学年的第一学期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在第四学年的最后一个学期将根据专业兴趣方向分组进行考古研究实习、考古教学实习或博物馆实习。但是在随后的几年内，这个培训计划在实际的执行中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按照教学计划，1953年秋季学期，1950级本科生需要进行田野考古实习，但在当时，无论师资力量还是经费、地点，北大考古专业都无法独立组织学生实习。因此，在这年春夏之际，北大历史系针对这一问题，与考古所协商，进一步确定了一份较为详尽且确定了合作细节的实习计划。在这份计划中，北京大学本科田野实习的模式已经略具雏形——学生实习将分为田野实习、室内整理和结合研究方向或分配方向的专题实习——这一模式也基本奠定了日后北京大学田野考古实习的基本模式。按照这份计划，北大的本科生将在考古所的发掘地参加实习，对外身份可以作为考古所的实习干部，由考古所提供伙食津贴和交通费，实际上就是将实习学生委托给考古所培养。

毫无疑问，“由本校教师带队，参加考古所的工作”，这种委托模式实属无奈。虽然这种模式解决了困扰北大考古专业经费和实习地点瓶颈，但缺陷也十分明显，如发掘点是否适合学生实习，发掘进度是否适合实习教学，在不同考古工地上的同学所受训练是否平衡等等。虽然存在上述种种问题，但从1953年秋季至1956年的四年间，北大1950至1952级的本科生，基本都按此模式完成各自的田野实习，掌握了田野发掘的一般操作流程。除此之外，考古专业还多次进行了远至大同，近在周口店的教学参观实习。经过这样的培养，大部分学生迅速成长起来，邹衡、吕遵谔、俞伟超、郑振香、刘观民、李仰松等毕业生很快就承担了后续年级同学田野实习的指导任务。

1957年，北大考古专业的田野实习迎来了实质性的转变。这年秋季，1953级本科生即将迎来了他们的第二次田野实习。此前一年，该班同学在考古所老师的带领下分别在洛阳和内蒙等地完成了第一次实习。按惯例，第二次实习也将在考古所发掘工地开展。但在是年7月，邹衡即随同考古专业教研室副主任宿白一同赴河北调查选择实习地点；9月，在宿白、邹衡等老师的带领下，53级同学赴河北邯郸实习，科学院考古所未派员参加这次工作。1957年邯郸实习遂成为北大考古专业独立组织和实施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实习，这一模式一经奠定，虽偶有变动，但基本上一直延续至今，迄今已六十载。

北大考古专业对邯郸实习极为重视，制定了详细的实习与调查计划。实习指导主要由宿白和邹衡负责，刘慧达与刚刚留校的祝广祺也参与田野指导，李忠和赵思训负责后勤和摄影。在后期调查与整理阶段，留校不久的李仰松和尚在攻读副博士的俞伟超专程前来协助参加辅导，教研室主任苏秉琦在整理阶段也来到实习地，指导学生进行器物的排队。

因为邯郸实习是北大自主安排，所以在实习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调整工作重心和进度，利用分组调查和整理，充分照顾到了不同同学的兴趣和特长，这对于考古学生的专业训练而言，无疑更为全面也更加科学。但邯郸实习的最重要贡献在于确立了北京大学田野考古教学体系中“发掘——整理——调查——编写报告”的完整训练模式，这一训练模式不但被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沿用至今，而且也在不同程度上为国内各高校所借鉴。实践证明，这种完整的田野考古教学训练，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至今仍值得提倡。

1957年之后，自主实习虽因政治环境及各种具体因素的影响而有所波动，但北大主导实习的原则始终坚持了下来。六十年来，一批又一批的考古专业学生虽在不同的考古工地上开展实习，但教学方式则始终一以贯之，教学训练得以保障。可以说，自主实习六十载奠定了北大考古学科的辉煌。

“文革”以前，对北大考古专业田野实习，当时的科学院考古所是非常重视的。不但在经费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在实习地点的选择和开放方面也尽力积极配合。作为北大考古专业名义上的教研室主任，同时也是考古所的实际领导者夏鼐，对北大的田野实习十分用心。从现有的记载看，夏鼐对北大田野实习地点的选择十分慎重。在遗址的选择上，夏鼐最初倾向于选择性质不是十分重要，保存不太好的遗址供北大学生实习。这样不会因学生初学、业务尚不熟练，在实习过程中因为操作问题对重要遗迹现象造成破坏，但又能达到训练学生的目的。1960年代以后，随着北大带队教师的成长，夏鼐对北京大学田野实习能力逐渐认可，考古所也逐步开放了包括二里头遗址、殷墟遗址在内的重要遗址供北京大学同学实习。夏鼐虽较少直接去北大实习工地指导工作或现场检视，但他非常注重实习的成果。在有限的出差参观中，他对学生的整理实习成果十分重视；若不能去工地检视，他往往在实习结束后在北京专门听取学生的实习汇报，甚至还亲自批阅学生的实习报告。作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实际的教研室主任苏秉琦，不但为学生实习谋划选点，甚至还亲自抵达实习地进行现场辅导，在对邯郸、洛阳、西安、侯马等地的发掘与整理过程中，苏秉琦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77年恢复高考后，北大考古专业将田野考古实习分为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两次，分别设置在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和第四学年的第一学期（后来调整为第二学期）。在这一阶段，新石器方向的老师和商周方向的教师开始实行轮流带实习的方式，但对学生的生产实习进行辅导。同时，考古学专业也开始与地方文博机构寻求合作，在不同的区域寻找不同研究方向但相对固定的且适合学生实习的遗址，作为实习基地进行长期规划。从1980年起，逢单数年，由新石器方向教师带领，在山东（后改至湖北天门石家河，至1990年止）进行生产实习；逢双数年，由商周方向教师带领在山西曲沃县曲村遗址进行生产实习（至1992年止）。这期间针对未来研究方向和分配的毕业实习，实习地点则十分多元，可以说涵盖了中国境内的各个省市自治区和当时中国考古学的各个研究方向。1994年之后，由于课程压缩，四年级下学期的毕业实习不再是必修课，仅三年级上学期的田野考古实习保留。从2006年开始，田野实习改由新石器、商周、汉唐三个组的老师轮流带队实施。

自1952年成立考古学专业开始，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始终把田野考古实习看做是考古教学中的“头等大事”。六十多年来，虽然困难重重，几经波折，但考古专业对田野考古的重视则始终未变。几代教师辛勤付出，构建并不断完善了中国田野考古教学的模式，形成了中国考古学的鲜明特色。鉴于田野实习对于人才培养的关键性作用，北大考古学科几度调整教学方案，力求在最恰当的时机安排最佳强度的田野工作。几次大的教学计划调整可表列如下：

新世纪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田野实习最大的变化是进一步扩大了与地方文博机构的合作，在多地践行省校共建的方式，建立相对稳定的田野教学基地。这种方式，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田野教学工作中的后勤保障和难以持久工作的难题。经过20余年的努力，先后已经在山西曲沃曲村，河南邓州八里岗、淮阳平粮台，陕西周原、周公庙、雍城等遗址建立了田野考古实习基地。同时，由于专业方向的拓展，在苏州、杭州、宁波、晋东南地区、正定建立了古建专业实习基地；在洛阳龙门建立了佛教考古研究基地等田野教学实习基地。共建教学实习基地，不但促使北大师生在田野教学与实践过程中，能对某一学术问题保持一定程度的持续性关注，有利于本科生较早进入学术前沿问题的探索，也有利于教师对某一问题的持续投入和深入探究。

近年来，田野考古实习越来越强调对多学科合作，尤其是各类科技考古和基本文物保护的训练对于学生而言已是常规课程。涉及发掘过程中的土壤筛选与浮选，人骨与动物骨骼初步鉴定，全站仪和RTK测绘、建模，田野发掘数据库的初步搭建与整理等技术手段的训练，在北大本科教学实习中已逐渐成为常态。不断完善更新的田野发掘理念与方法也得到中国考古界的广泛认同，其中最显明的标志是国家文物局委托北大考古专业赵辉、秦岭和张海等教员负责制定了新版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作为国家标准颁发。

在田野中训练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在毕业后继续在田野中摔打磨砺，用以丰富其田野经验，增加学术见闻，同时让这些年轻人相对地独立担当，在实际工作中历练其交际、领导与协调能力。这是北京大学田野考古实习训练的一个创举。经过这样的培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在毕业后往往能迅速成为各研究机构核心业务骨干。以1950级本科生为例，该班同学是建国后招收的第一届本科生。在未毕业前，多位学生就已经成为文物局田野考古人员训练班的辅导员，参与了全国的田野发掘基础人才的培养过程。俞伟超、林寿晋、黄展岳、吴荣曾四人还参加了《洛阳烧沟汉墓》报告的编写。这本报告一经出版，就奠定了其学术史上的经典地位，直到今日，还是汉墓编年研究的基本标尺。1954年该班本科毕业后不久，大部分毕业生就立即被委以重任，成为了独当一面的业务尖子。分配至考古所工作的俞伟超，在毕业后不久即主持了西安地区白鹿原墓地的发掘和汉长安城的调查，并辅导了考古人员训练班和1952级北大毕业生在西安半坡的发掘实习，紧接着还在三门峡水库库区进行了专题调查。在毕业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相继撰写或发表了包括相关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和考古学专刊《三门峡漕运遗迹》。林寿晋、黄展岳、杨建芳等人与俞伟超相近，在毕业前后即开始在不同地区主持实际田野业务工作，并发表了重要的研究论著，甚至还出版了考古专刊。杨建芳在几年内持续对仰韶文化予以专题研究，其成果在当时就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反响，文中对仰韶文化不同类型的关系以及编年谱系问题的讨论，在当时是极为前沿并具有开拓性的课题，甚至可以说就是后来中国考古学区系类型研究的早期尝试。同班女生郑振香，在参加工作后甚至很快就成为了考古所洛阳站和安阳站的实际负责人，显示出了扎实的发掘、研究水平与突出的管理能力。这一切，无不源自于北京大学在田野考古教学实习过程中的训练，以及始终贯穿于实习方案设计、田野实习操作教学中对重大学术问题的关注和实践能力的培训。

北京大学田野教学模式，不但经由历届毕业生在各地方文博机构的实践和普及，甚至在作为青年教师参与创建其他高校考古专业的过程中，得以推广和发扬，成为了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基本训练操作方法。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经由建国后的前17年不断探索和文革后的砥砺前行，在田野中成长起来的毕业生，与其他高校的年轻人一起，不断增益壮大，组成了中国考古学的基本发掘与研究团队，中国考古学正是在这个团队的工作中逐渐发展起来，构建起一套中国考古学的话语体系、操作模式、基本关注问题和研究取向与路径。

三

让学生在田野实践中参与重大学术问题的解决，这是北京大学田野考古教学一直秉持的指导理念。由于田野考古在考古学中的地位是基础性的，是考古学获取研究对象信息的第一步，只有培养学生学习如何带着学术问题在田野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保持学术的敏感性，寻求重大学术问题的突破口，并且通过问题引导理论方法的变革，才能期待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且能长久地保持学术热情。总体来看，北京大学田野考古教学实习对于学术问题的引导，前后围绕两个核心目标，形成三个发展阶段——即1980年代以前，田野考古实习的总体目标是构建中国考古学物质文化结构体系的建设；1980年代以后，总体目标逐渐转向对古代社会的复原；2010年以后，从发掘技术与理念角度而言，逐渐在构建物质文化结构体系，复原古代社会进程的同时，尝试并推行田野考古发掘与操作的科学化。不同阶段各有侧重，但始终保持了北大考古学科的引领示范地位，而学生在参与过程实际上自然而然地走到了学术最前沿。

如上文所述，在1957年以前，北京大学的田野考古教学实习多依托科学院考古所的工地进行，很难有自己的学术理念和设想，并利用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予以检验。在学生的实习过程中，由于需要处理的资料和对象不同，会自然引发出不同的学术问题，如在配合全国考古人员训练班的过程中，研究生邹衡利用郑州实习阶段的材料撰写了硕士毕业论文《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在学术界第一次系统地论证了郑州商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但要主动地去思考并在田野中实践重大学术问题，在1957年以前，尚不具备条件。

1957年邯郸实习，对教师而言，既是一次利用田野实习，拓展、巩固研究领域并检验学术预期的机会，也是一次尝试崭新教学模式的新机遇；对学生来讲，则是一次检验专业思想或者确立专业方向喜好的契机。邯郸实习计划的制定，几位主要参与教师各有考量。实习期间，宿白在一封写给翦伯赞与苏秉琦汇报工作进展的信件中，宿白介绍了实习拟定四个组成部分，即平山仰韶遗址的试掘与调查；邢台市郊殷代遗址的发掘，邯郸赵王城和临漳邺城的调查以及南北响堂佛教遗迹的初步工作。他明确指出“这四区正好和我们石器时代、殷周、秦汉、隋唐四个考古课程相配合，也正好照顾到同学们不同的志趣”。从今天的学术眼光来审视这种实习安排，无疑是十分高明的设计。河北中部地区的仰韶文化在当时仅有线索，与当时面貌稍清，且正是研究热点的仰韶文化，科学院考古所刚刚主持发掘的半坡（1954年发掘）、庙底沟（1956年发掘）遗址之间的关系如何，对于解决北方地区仰韶时期的文化格局和文化面貌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邢台自古即被认为是祖乙迁邢所在，刚刚探索了郑州商代遗存编年的邹衡，无疑极为关心邢台与郑州的关系。赵王城与邺城这两个在今天被视作是“大遗址”的都邑性遗址，在城市考古和都城布局沿革上的学术意义至今仍是学术热点。而响堂石窟，则对于由云冈到龙门石窟寺模式的变革研究，具有中间环节的关键节点作用。四个实习分组，对参加的分组带队教师和学生来说，对他们后来的学术道路的影响，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限于篇幅，仅以邹衡和商周方向分组学生在邯郸实习中的收获略作讨论。

在1950年代后期，郑州商城作为早于殷墟阶段的商文化遗存，已经基本上取得了中国学术界的共识，但对于郑州商城的性质如何，却存在不同的看法。在当时中国学术界中，更没有学者从宏观角度思考不同地域间商文化年代谱系的研究成果。邹衡在完成《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一文后，应该就在不断思考晚商文化乃至商文化的年代学谱系问题。邯郸的发掘，为邹衡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首先，邯郸地近安阳，其晚商时期的遗存与殷墟几乎完全相同。换言之，熟悉了邯郸地区的晚商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的面貌，就等于弄清了殷墟的基本情况。在那次发掘中，涧沟和龟台地点的发掘都获得了与郑州商城相近的相当于“二里冈”或略早于“二里冈”阶段的资料，这为邹衡思考在不同区域间商文化的演变规律和商文明的格局，都是极有助益的。其次，在发掘实习结束后，邹衡与后来主持安阳殷墟考古工作的学生杨锡璋等人，一起在峰峰矿区的调查，对两人未来分头进行的晚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编年工作，应该都有极大的影响。邯郸地区尤其是峰峰矿区的调查，发现了晚于涧沟和龟台但早于殷墟的资料，这是与郑州商城年代相近，且能弥补缺环的遗存。这对于商文化的编年构建，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资料。峰峰矿区调查报告成稿在1961年冬至1962年之间，而这一阶段正是邹衡先生思考、撰写《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之际。该文中亦引用了此次峰峰矿区调查中的部分材料。可以说，峰峰矿区调查补充了涧沟与龟台发掘材料的不足，为邹衡先生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晚商文化的分期，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后来他撰写《试论夏文化》中的商文化分期部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倘若从更深的层面看，邯郸实习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以构建考古学文化“编年”，了解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格局为目标。这一总体目标甚至可以被视为以后近30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田野实习和师生研究与工作重点。从学术取向上看，这不但与前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的目标不同，也与当时在内地的考古学者的主流研究取向不同。

更重要的是，通过田野实习构建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并由此探讨考古学文化谱系与互动关系、进而探讨区域文化格局，是北京大学田野考古实习期间对于学生训练的核心目标之一。在这个过程中，不但学生能够了解如何进行科学的田野发掘，并藉由发掘所获的一手资料，在进行有序地整理后找出内在的逻辑关系，再上升至文化演进、格局与互动等社会问题的讨论，以此明晰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而教师也能够在指导实习的过程中，深入认知材料，并在编年与材料的区分中完成对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构建。从实际案例看，除了邹衡对商文化分期以及夏商周考古学文化体系的结构性构建之外，俞伟超对于楚文化和秦文化的讨论，张忠培对于元君庙仰韶墓地人群社会组织结构关系的分析，

1965年严文明利用王湾遗址实习材料开始的对仰韶文化进行的系统分期与分区认识，李伯谦对于不同地区青铜文化格局的构建，无不与北京大学组织的田野考古实习有关。这实际上表明，经由田野考古实习培养出来的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学者，他们自觉地把田野教学中所获得的田野技术和田野理念自觉地运用到考古学文化编年中来，为构建中国古代文化谱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利用本科生毕业实习和研究生专题田野实习，以考古学文化编年和谱系构建为基础，进行核心前沿学术问题的主动性积极探索，是北京大学田野实习的又一巨大创举。早在1960年代，这种方式就已经在进行着不同的尝试。

从1961年开始，1957级的本科毕业生分组分赴吉林、内蒙、湖北、上海、洛阳和西安等地分头进行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的编年构建工作。仅在这一年，不同小组涉及到了包括夏家店下层与上层的编年、屈家岭与石家河文化的分期、崧泽文化的分期、仰韶文化的分期与二里头文化的分期以及西安、洛阳与武昌地区隋唐墓的编年等十分前沿的学术问题。此后的几年中，毕业实习所牵涉的前沿学术问题还包括东北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谱系构建、马家窑文化的分期与类型划分、晋文化墓葬编年研究、楚墓与长江中游地区汉晋墓葬编年、石窟寺测绘等。于此同时，研究生的田野实践，则更强调不同区域或不同时代间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在这一时期，北京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基本上就是对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与分期研究。典型者如袁俊卿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吴墓葬的编年探讨、郭大顺对于青莲岗文化的编年与类型研究、孔祥星对于长安地区隋唐墓的分期都是在此模式下的实践。

改革开放以后，由田野发掘实习带动前沿或热点问题的突破，更成为了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实习和研究生专题实习的指导方向。在当时，为了进一步细化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编年，甚至于解决某些考古学文化在关键时间节点的相互关系，北大的专题实习会特别选择在相关区域进行探索。由于目的明确，探索主动，类似的专题实习往往会对重点学术问题有突破性的进展。比如，1980年代，78级本科实习生在诸城前寨遗址找到龙山文化与岳石文化的关键叠压关系，由此从考古学上确定了岳石文化的相对年代；1980年至1990年连续6次在曲沃曲村遗址的实习，对以“晋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地区两周文化遗存建立了最为严密的编年系统；各年级分组实习队对城背溪文化、寺洼文化、早期秦文化等前沿课题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北大考古专业的导师围绕核心的学术问题，有计划地安排本科生或研究生围绕重大学术课题，以小规模的专题发掘，对相关问题积极开展研究。比如，为解决先周文化及关中西部地区周、戎、商文化的分布格局与关系，1980年代中期，邹衡先后安排王占奎、孙华、徐天进对合水九站、扶风壹家堡、耀县北村进行了发掘，安排刘绪、徐天进对陕北地区进行了系统调查与小规模试掘。在1990年代初，李伯谦也对该问题进行了持续性的研究，同时安排学生雷兴山和牛世山分别对麟游蔡家河、园子坪和史家塬以及武功岸底进行发掘，让逐渐趋冷的先周文化研究继续保持着必要的学术关注度。

198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考古学研究取向的总体性变化，聚落考古与复原古代社会逐渐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题。有关聚落考古技术方法的研究逐渐引起重视，开始了田野考古技术体系的新一轮建设。北大的田野考古教学在这个历史时期率先进行调整，在邓州八里岗、临淄桐林、岐山周公庙、郾城郝家台、淮阳平粮台等实习工地积极进行聚落考古实践，从理论和实际操作方法上，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聚落田野考古发掘方式。

北京大学将田野考古实习与考古学的前沿问题甚至重大理论问题都放在田野中寻找答案，无疑是将田野考古实习从单纯的操作流程教授与练习，上升到研究探索的引导与实践层面。考古学的发掘有其内在的操作规范，所有的学术设想，终究需要落实到田野的实践之中。不同的研究者，对于不同的学术问题的探索，需要来自于田野的证据，也需要将田野实践检验的结论回归到学术问题本身。也正是在这样的实践中，一代又一代优秀的考古学者被打造出来，从而真正实现了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双丰收。

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六十年的田野考古教学实践表明，将重大学术问题与田野发掘实践相结合，通过田野考古教学，确立适合中国实际情况，便于操作且能够取得共识，具有科学规范标准的田野发掘方式，是有效培养高质量专业人才，引领学科范式转型，提高整体研究水平的基础。

四

实践证明，中国考古学界优秀学者的成长无不与他的田野实践，特别是田野工作的“处女作”密切相关——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挖下的第一铲诞生了“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1935年河南安阳殷墟的田野实习坚定了“新中国考古学舵手”夏鼐的考古之心，而1934年在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则造就了考古学“中国学派”旗手苏秉琦。在田野工作中，学生学习到的不仅仅是具体的技能，更多的是对学科的理解乃至人生的感悟；而作为教员，更多地体会到比“言传”更重要的还是“身教”。北大考古学科创始人苏秉琦将当年在徐旭生的指导下参加斗鸡台遗址的发掘并整理出土材料视为其一生学问事业的关键点，由衷地感慨自己遇到了“好的课题，好的导师，好的切人点”。徐旭生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首先是品德高尚”，“其次才是学识渊博”，能够向徐旭生问学和交往“是他此生的幸福”。所以，终其一生，每年大年初一拜访老师徐旭生，成了苏秉琦雷打不动的惯例。

北大田野考古六十年的成就，既在于在田野中解决一个又一个学术难题，铸就一座座学术丰碑，更在于六十年来两千多位莘莘学子在广袤的田野间得到了考古学的基本训练，并将这些基本训练带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他们历经一次次平凡而又伟大的田野实践，不断地构建那曾经辉煌但又逝去的中华文明。

田野工作并不是考古学研究的全部，而是考古学一切研究的开始。苏秉琦曾经提出考古学的“中国学派”应当具有如下特征：一、有组织、有目的、大量的、协作式的田野工作成果为其沃土；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认识论，庖丁解牛式的方法论，综合研究历史，研究社会不同于“玩古董”的个别器物研究；三、区系类型为其基础理论；四、基本完整的古史框架；五、人民大众的科学，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六、认识区系的中国——区系的世界——区系世界的中国。

以地为书，以铲为笔，授业于田野之间，树人于实践之中。回顾北大田野考古实习发展的历史，就是想以北大为缩影，观察中国田野考古教学实践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跌宕起伏道路，致敬前贤，承继绝学，以求中国考古学田野教学更为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