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台”的蛊惑性为何这么强？_风闻

1963年春天，哈军工发生了一件惊动中央的大案。一个父亲是上将、某大军区司令员的高干子弟主动联络台湾特务机关，要投奔“自由世界”，为蒋帮“反攻大陆”效力。案件很快被破获，毛远新大吃一惊，这个高干子弟叫陈东平，是与毛远新睡上下床的同班同学。陈东平案东窗事发之后，毛远新多次自责，平时，他对这位学习成绩不及格，天天大谈女人的纨绔子弟陈东平没少规劝和批评，但没想到老红军的儿子当了反革命。毛远新认为自己这个班长没当好，他感到痛苦和气恼，为什么在高干子弟中出现这种害群之马？他配合院系领导，以陈东平为反面典型，深入检查高干子弟中存在的各种严重问题，使哈军工教育干部子弟的工作出现了新局面。陈东平案件一直上报到毛泽东那里，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

1964年初，毛泽东在和毛远新谈话时，批评道：“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的旁边？你们学院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又说：“这么多反革命你就没有感觉？陈东平在你旁边就不知道。”毛远新说：“陈东平是在家里休学听广播变坏了。”毛泽东哼了一声：“听敌人广播就那样相信？你听了没有？敌人连饭吃的都没有，他的话你能相信？卫立煌就是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难道敌人看得起他陈东平？”

“偷听敌台”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其背后隐藏的一个逻辑是：敌台的蛊惑性非常强。而过去很多历史事件也证实了确实如此。

那为什么“敌台”蛊惑性强呢？

根本因素在于西方国家是三次工业革命的主导者，掌握着先进生产力，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能够形成对后发国家的物质优势。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这样的物质优势自然就会转化成意识形态上的优势。

在前三十年里，中国社会能保持较高的凝聚力。一方面在于社会改革和工业化让广大人民感受到了解放的意义，提高了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在于对境外信息的严密封锁。

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第一方面是提高自己的生产力；第二方面是在还没有赶上对方生产力的情况下，先把对方的意识形态优势用国家机器去挡一档，争取时间。

改革开放之后，第二方面的封锁大大减弱，西方的生活方式、思想传了进来，甚至不需要刻意的政治信息，就这些生活和思想方面的信息，就足以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了。

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还是两方面。第一继续快速发展生产力，这个是治本的，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缩短差距；第二是继续在一定程度上阻挡意识形态渗透，这个是治标的。

中国发展到今天，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生产力上来了，境外意识形态宣传的威胁性就大大减弱了——生活信息、衣食住行、城市街景、科技产品，西方或港台社会的这些东西，从技术层面讲，中国并不在乎让国民知道，因为它已经无法产生威胁。比如大陆民众看到了台湾的街景，并不会产生“哇，太先进了，我真是井底之蛙，都没见过的，我得去投奔自由”这样的想法。

因此，境外信息的威胁，就大大缩小了，缩小到了只有少数政治敏感类的信息才需要挡一下。而这其中相当比例还是谣言，就算封掉了，也不会对国家发展、有效信息获取产生什么特别重大的影响。其中最大的影响大概是被顺带干掉的搜索引擎（还是因为谷歌主观上不配合），要不是百度不争气，这种影响会更小。

这个时候，台湾和香港的一些信息，不但不再是对大陆民情有威胁的东西，反而成了预防针。比如微博上专注于转载台湾消息的就有好几个博主，越关注越了解他们发的东西，或者越看台湾的政论节目，不但不会有“吸收到了自由空气”的感觉，反而会觉得可笑和轻蔑。

有这样一种观点：如果你的政治对手的表现，会让你感到气愤、咒骂、批判，那么它仍然是有威胁性的；但是如果会让你感到愚蠢、好笑、滑稽，弱智，那么就不会有威胁性了。

随着港台生产力和经济水平相对于大陆的衰落，今后境外中文信息的威胁力会继续逐渐削弱，对大陆人群的影响线也会逐渐下移（比如过去高级精英偷听了敌台都会受到震撼，现在和今后则沦落到中老年微信朋友圈里才会有杀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