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娶我的女儿？_风闻

北京天坛公园，老人们为儿女守望，从春天到秋天

秋天来了，北京的树叶变成了黄色、褐色和红色。大大小小的公园，看上去像四处攒动着火焰。

一大群老人们来公园聚集，他们不看景点，也不去锻炼，反倒多年如一日地钻进同一个地方“摆摊儿”，天坛公园的七星石旁，中山公园的筒子河畔，或者是玉渊潭公园的留春亭里。

老人们自己管它叫“赶集”，但实际上，是给儿女相亲。不一样的“集市”，有不一样的“买卖”。

01

男孩都疯了吗？

没人组织，但集市分大小，集市也有时间表。

周一、三、五、日上午在天坛公园，周二、周六下午在玉渊潭公园，周四、日下午在中山公园。工作日是小集，周末才是大集。除了天气原因，几乎从不间断。即使在某些不适宜公开集会的特殊时段，各大公园的相亲活动也一期一会，平顺而倔强地展开。

2019年10月27日，周日的下午，中山公园，一条筒子河水蓝波粼粼，河畔则黑压压一片，聚集人数能到2000上下。

这一小段河畔，从中山公园东门高墙出发，走到小商店，一趟下来280步，但如果在下午3点正忙的时候，从相亲人群里走过，半小时也不一定能走得完。

2018年5月20日“网络情人节”当天，一群父母“扎堆”在北京中山公园替子女相亲

入口处的父母，用一个文件夹，把孩子们的简历挂在自己胸前，自己站在那，就是一个广告牌。有过路的人盯着他们胸前看，只要抬了眼，他们就主动发问，“男孩女孩？”

十有八九，对方孩子是女孩。

往里走，是那些占到了位置的父母们。他们可能来得早些，把简历都放在地下，靠着草坪，从西头绵延到东边，有一长排。同样的长度，在中间空地上，每两张一并列，又排成几长排。这像是一条河，一条简历的湍流，父母蹲在两岸。

王春寒蹲了半小时，就坐不住了，要去人群里挤、转。他时不时弯腰，去看地上的简历，这时，就露出头顶的白发来。

男孩女孩，哪里户口，学历、工作、年薪、车房情况、择偶要求……地上摆着的，是别人的儿女。王春寒的女儿也一样，被浓缩成了百字简历，放在地上，供别人的父母挑选。

简历放在地上排成几长排，像是一条河，供别人的父母挑选

王春寒的女儿，985硕士毕业，国企工作，今年35岁。这是他来中山公园替女儿相亲的第7个年头了。

“女孩多，男孩少！”王春寒说。“这一排你看过去，有几个男孩？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女孩！

“嫌人家什么？”突然，两三米外的一个女性拔高了音调，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她看起来50岁出头，正在和一旁的男性对话。

“81年的，嫌87年的女孩大了，想找90后。我呸！疯男。”

“男孩儿一上这块儿吧，就都疯了！”

这位女性努努嘴巴，转身走了。周围起了一些讨论，但很快偃息了。

王春寒习惯了。他这7年，眼见着来相亲的男孩父母们，把各种要求都说到了明面上，越来越“大胆”。

40岁的男孩，想找30岁的女孩，50岁的，也想找30岁的女孩。男孩少，就有得挑，想找年轻的、漂亮的、有钱的、有房的、有户口的、没有同居经验的……对不符合要求的女孩简历，直接说：“往旁边放放。”

地上摆放着每一张简历都好像“有备而来”，详细列明了相亲者的年龄、身高、学历、工作等

我往人群里走去，遇到了替女儿相亲的陈菊，她的女儿也是985硕士毕业，今年36岁。4天前，我在玉渊潭公园相亲角见过她。

她帮助过我。当时，有人向我索要个人信息，陈菊在一旁提醒我，对方可能是个婚托。我当下记住了这个嘴角带笑、说话很慢的阿姨。

退休之后，陈菊断断续续，在北京各大相亲角赶了几年集，但女儿“大”了之后，代为相亲的陈菊，也感受到了明显的区别。如今凑过来的相亲对象越来越少了，多是年纪大些的、二婚的，或者带孩子的。

一个34岁男孩的母亲主动来跟她聊，说自己的儿子就想找个大3岁的，但随即又说，“女孩子年纪大了，掉价了！”

陈菊跟着笑，但是回她：“你觉得她掉价了，她自己非得扛着，不掉价。”

02

代理相亲

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一转头，是个大叔。他说：“小姑娘，你过来，我们聊一聊。”

我跟着这位父亲，走出了人群。

我告诉他自己是个记者，这位来自厦门的父亲还是跟我聊了半小时。他在北京，想给住在厦门的小儿子找一个对象，他找我，是因为我“长得就是一个南方人”。

在北京，给厦门的儿子找对象，这种远程相亲，在相亲角里并不稀奇。不仅是北京，还有上海的人民广场相亲角，以及其他城市的相亲角里，都有专门开辟的“海外专场”，留给一些人在国内的父母，为远在国外的孩子操心找对象的。

供图/周焱

我从这位父亲口中知道，有一部分男方家长，是不写简历的，他们空着手在人群里逛，从“河”里捞看中的，拉出来聊一聊，再给人家写张条儿。

“写张条儿”，是这里向人表达好感的方式。不是存电话号码，也不是加微信好友，而是“写张条儿”。

但前前后后走了一圈之后，我发现它并不“神圣”。因为大部分的家长，看到差不多的人就会写张条儿。一些积极的父母，一天能开出六七张小纸条，前脚刚开出一张，“心仪对象”还没走远，后脚又开出一张。

小纸条的内容，是自己孩子的姓名和电话，有时还有其他的一些详细信息，以防对方父母拿回家后，说不清楚，对不上号。

人群中一个老大爷，走到我面前，和另一个阿姨开始聊天。开头当然是相亲角接头暗号第一句：“男孩女孩？”

大爷说，男孩，阿姨就赶紧了，叫他写张条儿。

老大爷把外套一撩开，露出了裤带上挂着的小本本，再把笔从盖帽里抽出来，弯着腰就着小本本写起来。他突然抬头说：“可我家孩子有点胖，200斤。”

“哟！”

“那还写吗？”大爷眨巴眨巴眼睛，停笔了。

“这相亲十多年了，两个抗日战争都快结束了，还没找着对象。”老大爷说，他现在的目标，不仅要帮儿子找个对象，还要打掉他的那些个“不婚团伙”。

中山公园北端筒子河岸边，两名家长交换着信息，为子女相亲

这里的交际方式，说它是原始的，它又抵制“媒人”，靠父母们亲自上场；说它是低效的，一大批老人们又不论寒暑，怀抱希望，几乎每周都来。这一小块角落，远远看来，总是一片生机蓬勃的。可这一切，一旦“入侵者”出现，就瞬间撕裂了。

相机，可能是相亲角里最招人讨厌的东西，没有之一。慈祥的笑脸，一看到相机镜头，瞬间就失色了。友善点的人会说：“我这一脸褶子，不美，您可别拍！”凶的人往往结群，一拥而上。“别拍，要拍回家拍！”“侵犯人权！”“给你砸啰！”更凶悍的，直接上手，抢了相机去检查。

王志光是一个人文摄影爱好者，他几乎天天都来，在天坛公园拍了3年照片，但至今从未能走进天坛相亲角，获得这些父母们的一张正面、笑脸照片。他们本来笑着的，一看到镜头就生气了，要找他理论。之后，王志光不走近，也不再对着人拍了，但大部分人，还是背过身去。

“为什么呢？”我问这里的人。

“大多是背着孩子出来的。”他们说。

供图/周焱

怕传上网，怕孩子知道，怕孩子丢脸。他们的孩子不是不优秀，“简历河”里的那些孩子，不论是学历、财力、家境，绝大多数都是优秀的，但只要没有结婚，父母们就感到一丝羞愧，“不完整”。

他们一方面，随时地把孩子的生活新进展，“骄傲地”更新到简历上，一方面又遮遮掩掩，绝不愿意被孩子发现。

但这里泱泱近两千人，具体有多少父母是背着孩子出来的，没人统计过。有人说80%，有人说90%，但确切的是，他们只知道自己是偷摸着的，在一年一年地，半遮半掩，给孩子“代理相亲”。

而相机一拍，那些快乐背后，积攒着的脆弱、焦虑、担心，就不由自主地流淌了出来。

03

是谁冒犯了谁

高远记得6年前，自己第一次被母亲拉来中山公园相亲角的场景。

他站在草坪外沿，还没进去，“轰”地一下，一大群人就围上来了。当时35岁的他，博士毕业刚满一年，还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他个子接近1.8米，被一群大妈围在中间。“就像一大群粉丝见到明星一样，但问起话，又像审犯人，跟挑白菜一样，你多大年龄、收入多少、哪里工作。”

高远不知道怎么开口回答她们，只有傻站着，为难。就是这样，一小会儿，大妈们也塞进来了五六张小纸条。

初次接触之后，高远对相亲角很排斥，不愿意再去。但后来，他年龄增长，想结婚的心情变得急切起来，也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渠道去认识新的女孩子，妈妈带回的纸条上，对方女孩往往又是真的十分优秀，于是又逐渐接受了相亲角。

供图/周焱

6年相亲历程之中，他有一次较长时间的恋爱，但最终失恋，又回归了相亲大军。高妈很伤心，又很快燃起希望，每天都来中山公园。

高远觉得，他妈妈其实是愿意来相亲角的。她迫切地希望儿子结婚，几乎是抱有执念。

“这个社会变了，每个人都有工作，男人可以离开女人，女人可以离开男人，而且能过得还不错。”儿子说的社会变化、大道理，她一句也听不进去。这些年来，这个日益年迈的妇人，不停地在自己心里，从亲戚朋友的碎语里，攒着担心。她从西北老家来到北京，没有朋友，可到了相亲角就不一样，有很多老年人可以说话，最重要的是，她们还跟自己有着相似的苦恼，谁也不取笑谁，不可怜谁。

几年的相处下来，高妈在这里有了很多“同道”的老熟人，她的人生好像有了盼头。

但高妈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中山公园被骗过。

小小的欺骗，是相亲角的笑谈，简历上条件虚高，外貌描述差异较大；另一些欺骗，婚托、中介，也好辨认，老年人笃信“不交钱，少上网，面对面”。

但有一次不大不小的“欺骗”，高远没能躲开。那一天，高远从公司请了假，满怀期待地去见一个女孩，可见了面之后，对方却一直催促他下载App，购买保险。原来，她并不是真的相亲者。

相亲角，早就是熟人社会，这样的冒犯，一捅就破。但高远只是沮丧地回家，一言不发。“只要还让我妈在这找，她心里就会觉得有希望。”

相亲角，是妈妈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高远选择保护她。

5点20分，筒子河畔已掌上灯，十几棵百年的侧柏树下，有昏暗的灯光洒下来。

北京各大的相亲集市都是这样，仿佛还是最古老的日落而息。什么时候天黑，白发人潮就什么时候退去，夏天是7点前后，而如今，5点多，人就已经快走完了。

我和高远坐在长椅上，有一个高挑的女人走过来，说：“我找不到你，以为你先走了，但我认识你的衣服，就看到你坐在这。”

她是高远的妈妈。夜色中，鼻梁很高，身形清瘦。她看到我，语气明显地更软和了一些，“这是……”

我刚想开口，就被高远打岔，搪塞了过去。高妈很快离开了，看到儿子跟一个女孩在一起，很高兴的样子。

供图/周焱

“你要说自己是记者，我妈肯定就生气了。”高远说。

“有一次，对方女孩说要来相亲，我妈跟她聊了好些话，但她包里藏着摄像头，我妈最后被播到了电视上。”

当然，那个播出的视频里，人像被处理过，但传到相亲角里，还是有人一眼认出了高妈，传开了。

如何只说，在天黑前离场的这些老人们，是一个特殊的圈子，他们藏污纳垢、对镜头敏感？

或许，他们只是被镜头的另一端，不加理解地审判。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何焰

编辑 | 李少威

排版 | 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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