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厦门、温州、海口、深圳，哪个城市居民最敢借钱？_风闻

来源：第一财经

作者：段思宇

在我国，杠杆率高的城市有一个重要特点“三高”，即房价比较高、外地人买房的比例较高、买房的投资性需求较高。

居民负债情况一直是衡量经济发展健康水平的标准之一，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货币及房地产政策的制定。那么，我国各地区居民负债情况如何？日前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给出了答案。报告称，2018年我国住户部门贷款余额为47.9万亿，同比增长18.2%，增速较上年回落3.2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居民负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个人住房贷款、消费贷款和经营贷款。**去年居民负债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在于个人住房贷款的增长被抑制。数据显示，2018年末，我国个人住房贷款债务余额为25.8万亿元，增速连续两年回落。

尽管我国整体居民债务杠杆率还在可控范围内，但债务集中度高、分布不均衡、部分地区债务规模增长明显等问题仍需注意。

负重前行的TOP5城市

将居民债务，即居民部门贷款余额作为分子，名义GDP作为分母，两者之比便得出居民杆杆率这一指标，这一指标是最为常用的流量性指标，也是居民的债务负担能力和偿债能力的量化体现。2018年末，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为60.4%。

然而，各地区居民杠杆率情况大相径庭，东南沿海地区住户部门债务风险相对较高。据统计，2018年，有5个地区的居民杠杆率超过70%，分别是浙江(83.7%)、上海(83.3%)、 北京(72.4%)、广东(70.6%)、甘肃(70.1%)。除了上述5个地区外，重庆、福建和江西的居民杠杆率也超过了全国水平，分别为68.6%、65.8%和63.1%。

不过要关注的是，地区居民杠杆率与全国居民杠杆率并不完全可比。这主要在于，地区GDP加总与全国GDP并不一致，前者往往高于后者，这就可能造成地区居民杠杆率的低估。但目前来看，这个低估程度并不大。2018年，地区GDP高于全国GDP的幅度占全国GDP的比例仅为1.6%。

“理论上来说，地区居民杠杆率超过80%或90%就需要予以关注，类比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居民杠杆率大约在100%至110%之间。”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刘磊博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说，“目前，城市分化较为明显，有些地方杠杆率可能更高。”根据报告，杠杆率水平最高的浙江和最低的山西之间相差50个百分点。

除了省份的数据外，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此前发布的“季报宏观杠杆率报告”也对城市的居民杠杆率进行了统计。在统计的34个城市中，截至2018年末，居民杠杆率高于80%的城市有5个，分别为杭州（103.2%）、厦门（96.3%）、温州（91.1%）、海口（83.8%）、深圳（82.3%）。

杭州是第一个杠杆率超过100%的城市，这也就意味着杭州的居民贷款超过了本城一年的GDP，这其中蕴含着较大的金融风险。“在我国，杠杆率高的城市有一个重要特点，‘三高’——即房价比较高，外地人买房的比例较高，买房的投资性需求较高。”刘磊对记者说，“这也说明居民杠杆率与房地产的高度相关性。”

换言之，各地房价是影响居民贷款上升的最核心的变量。比较杭州、厦门、温州、海口以及深圳过去一年房市的表现，也侧面印证了居民杠杆率与房地产之间的关系。

由此分析，趋高的杠杆率不一定代表金融风险难以控制，因为存在外地人出于投资目的异地买房的情况。由于购房者并不在此地工作生活，买房后虽增加了当地贷款，但没有形成相应的GDP。因此，这部分异地购房者占比较大的省市便形成了较高的居民杠杆率，但这不一定完全对应着较高的金融风险。“而且这几个城市的杠杆率是前几年增长得比较快，目前增速正在逐步放缓。”刘磊说，“未来，在‘房住不炒’的主基调下，随着房地产的平稳，投机性需求被压制，房价可能会趋于平稳，相应的，居民杠杆率上升速度也会下降。”

尽管目前各地杠杆率正在继续走高，但我国居民贷款违约风险整体偏低。由于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在居民负债中占据半壁江山，而去年全年房地产信贷政策继续遵循审慎原则，对住房抵押贷款的最低首付比要求更为严格，月偿债比率和最长还款期限与国际实践基本一致，这使得居民债务风险抵御能力较强。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居民贷款的不良率，尤其是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继续保持较低水平。截至去年末，个人不良贷款余额7103亿元，不良率为1.5%，低于银行贷款整体不良率0.5个百分点。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个人汽车贷款和个人信用卡贷款不良率分别为0.3%、0.7%和1.6%，与前年同期持平。

60.4%的杠杆率算高吗？

目前，对于居民杠杆率的口径并不一致。央行测算的我国2018年末住户部门杠杆率为60.4%，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为52.6%，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测算结果则为53.2%。无论哪个数据，需要思考的是，与国际相比，这样的杠杆率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根据央行的报告，在全球范围内，我国居民杠杆率与国际平均水平一致，低于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但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处于较高水平。据悉，2018年，发达经济体居民部门杠杆率平均为72.1%，新兴市场经济体平均为39.9%，国际平均水平则为59.7%。其中，澳大利亚居民部门杠杆率最高，约120%左右，印度最低，不足20%。

刘磊对第一财经表示，过高的居民杠杆率短期内可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但长期来看，将对消费与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都会有所抑制。

另从增幅上看，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增幅居于前列。与前年相比，2018年我国居民杠杆率上升3.4个百分点，而同期杠杆率排名较前的美国和澳大利亚则分别下降1.5个和0.7个百分点，且这一增幅也高于日本、英国等经济体的增幅。

那么，随着杠杆率的增长，之后是否会爆发信用风险、金融风险？对此，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被业内认为是抵抗债务风险的“法宝”。“我们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尽管债务在增长，但同步的，居民储蓄也在增长，甚至增长更多。因此，抗风险能力实际上更强。”刘磊称。

国泰君安的研报也显示，2018年末全球经济体储蓄率平均水平为26%，发达经济体为22%，发展中经济体为32%，相较之下，中国目前45%以上的储蓄率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高十几个百分点，是发达国家的两倍。这代表着，“在前期高速发展积累‘厚家底’的支持下，短期内国内还不至引发信用危机。”研报称。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自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居民储蓄增速持续下滑，已从前期20%左右的增速回落至10%以下，同时，储蓄率也从2008年51.8%回落至2018年45%，有观点预计未来储蓄率还将进一步回落。由此，“完全寄希望于高储蓄而忽视了长远的债务风险并不可取。”国泰君安称。

而对于未来我国居民杠杆率的走势，刘磊告诉记者，“仍需保持适度稳定。”从稳杠杆的角度来说，这种稳定主要是考虑到居民杠杆率与房价的密切关系，否则将会带来连锁反应。事实上，过去十年间，我国居民杠杆率平均每年增幅为3.5个百分点，处于一个较快的水平。在刘磊看来，未来的趋势是，速度会下降，但每年杠杆率仍然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