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取代清朝，和平改朝换代_风闻

1912 年 2 月 12 日，紫禁城从睡梦中醒来。这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但对两千多年帝制统治的中国来说，却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对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皇室来说，更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这一天，隆裕太后带着年仅六岁的小皇帝宣统，连续发布三道诏书，宣布清帝退位。

　　诏书宣布：清廷同意袁世凯与南方政府达成的清帝退位条件，劝诫人民保持冷静，维持秩序，不信谣言，听从皇帝旨意，接受新政府；同意放弃皇位，赞同中华民国政府，命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全权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接替现在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

　　清政府外务部同时也向各国驻华公使馆发出照会，宣布皇帝旨意，期待列强承认中华民国政治体制合乎宪法，强调清室已顺从民意，自动退位，并已按照人民意愿选择、确认了合法继任者。

　　大清皇帝的权力黯然从广袤的国土退回到了紫禁城一隅。这不是数千年来一个王朝替代另一个王朝的轮回，也不是政治权力一家一姓的又一次转换。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一个全新的共和国家出乎意料地悄然而生！

　　清帝退位诏书

　　由盛而衰的悲歌。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

　　清廷很平静，没有做绝地反击、鱼死网破、玉石俱焚的抵抗。　　隆裕太后很平静，退位诏书充满着理性色彩，体现出皇室应有的政治责任和尊严。朝廷的最后期待就是臣民们顺应天意，放弃反抗，归顺新的国体和政体，冷静面对历史的大变局。

　　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上海发来的电报语气轻松，宣告上海市民普遍接受了清王朝终结、民国建立的事实。各国使馆不过履行一下外交使节名称变更的手续而已。习惯了帝制统治的人民也显得很平静，依旧打理着每天的生活，没有因失去习惯了的天子而捶胸顿足。

　　政治家们似乎也很平静，他们继续给清廷提供优厚的待遇，让他们享受着皇室应有的尊严。一切似乎都在预料之中，人人都在称赞袁世凯的睿智、远见和政治家的风度，期待着共和的美好未来。

　　清帝退位后，仍然保留着优厚的待遇。这是中国人的创造，是过去改朝换代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结局。旧的王朝退出了实体统治，但新政府并没有完全抹杀旧王朝的历史，而是给予适度尊重、礼遇。旧王朝的统治者除了少数极端势力外，大多数人比较坦然地接受了清帝退位的事实。

　　为袁世凯处理文稿的汪荣宝在当天的日记中无限感慨地写道，从此统治权将还付国民，合满、汉、蒙、藏、回五大民族为一大中华民国，开千古未有之局，这是全国志士辛苦奔走之功，更是隆裕太后“尊重人道，以天下让之”的结果。隆裕太后是“至德”之人，国民对她应当“感念于无极矣”。

　　清廷顾虑退位带来的全国性动荡是多余的，清室的退位，无论世界还是中国，确实都很平静。次日，英国《泰晤士报》的首席记者莫理循发自北京的报道说：“北京很安静。清帝退位诏书已经被人民普遍接受。除了贴在各个路口，宣告国体改变，命令保守秩序，警告扰乱和平将处死刑的措辞严厉的告示外，一切如常。”

　　清室的退位当然不是统治者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日薄西山，大势已去。但一个自秦始皇以来就延续的国体与政体，一个立国近三百年的王朝，就这样轰然坍塌、戛然而止，这样的崩溃发人深省。让我们再次走近它，去探究这平静后面的悲歌。

　　这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王朝。它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迅速发展，一统中原。这个庞大帝国虽依满族而兴起，但入关以后很快就调整了其军事征伐政策，积极吸收中原文化，继承历代先贤之智慧，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创造出为人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最终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格局，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做出了杰出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卜宪群　　统一是中国历史的潮流，但是历代的统一都没有达到清王朝这样的高度。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世界大国应当说是在清初，即康雍乾时期奠定的。辽阔疆域的形成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康雍乾时期，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与发展，荒地的开垦、人口的增加、新的经济作物的生产，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城市的繁荣、人口的增长、耕地的扩大、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进步、海外贸易的出超，铸就了康乾盛世的物质基础。据经济史家麦迪森 (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史》测算，鸦片战争爆发前二十年，即 1820 年前后嘉庆、道光年间，中国的总产出，即今天所说的 GDP，在世界经济构成中仍占 32.9%。领先欧洲核心十二国，即英、法、德、意、奥、比、荷、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的产出总和（约占世界经济的 12%），更遥遥领先于美国（1.8%）、日本（3.0%）。

　　文化也在这个基础上繁荣起来。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某些特征的生产方式在江南部分行业中隐约地出现。西方的科技伴随着传教士的到来渐渐引起了统治者的好奇。尽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着主导地位，但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与积累，勤劳的中华民族在 17—18 世纪前期的百年时间里，塑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东方大国形象。

　　这个大国输出着贸易，也输出着文明的价值观。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感慨地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的立身处事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稍后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也由衷地感叹：“那个幅员广漠的中华帝国的政体是可称赞的，它的政体的原则是畏惧、荣誉和品德兼而有之。”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更是惊呼：“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指中国）更好的政府！”

　　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赞美当然是真诚的，但他们的目的，只是在为本国新兴的资产阶级摆脱封建专制桎梏呐喊。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更多的也只是文化和表象上的东西，是借助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抒发自己的胸襟。但令人感到嘲讽的是，这个备受他们赞美的东方大国，不久的将来就沦为西方列强凌辱的对象。盛衰转变之速，令人瞠目。

　　与中国历史上曾经的文景盛世、汉武盛世、贞观盛世不同，17 世纪兴起的康乾盛世所面对的局势，已经与中国传统的任何一个王朝相异其趣。虽然清王朝最终较好地解决了周边民族问题，也与历史上其他入主中原的王朝一样最终接受了中原文化，但她面对的却是一个全球史到来的时代。无论清王朝如何规避这个世界，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为扩张市场和掠夺资源的需要，都会无情地把这艘古老的航船推进波涛汹涌的无边海洋。

　　摘自（华夏版五卷本《中国通史》，卜宪群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撰稿，华夏出版社，20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