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毅：民初唐绍仪内阁与袁世凯关系新论_风闻

唐绍仪内阁是南北统一后民国首届内阁，学界历来关注较多。但既有的研究多受革命话语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崇唐抑袁”倾向，异口同声地谴责袁世凯为实行独裁，肆意破坏临时约法和责任内阁制，处心积虑要搞垮唐内阁；对唐绍仪则大加称颂，把他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果实的捍卫者，为了维护约法上的副署权，不惜同袁世凯决裂，脱离北洋集团①。这种说法流传虽广，却忽视了不少重要的历史面相，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文通过对若干基本史实的考察和梳理，认为袁世凯逼垮唐内阁之说不能成立；相反，在唐内阁受到多方冲击而动摇时，袁还曾设法予以维护。最后导致袁、唐关系破裂和唐内阁倒台的，亦非守法与违法、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是调和南北与统一中国两种政策之间的冲突。

一、唐绍仪组阁的政策取向

还在南北议和期间，双方的代表就讨论过清帝退位以后，未来新政府的组成人选。1912年1月15日，北方代表唐绍仪、杨士琦与南方代表王宠惠、汪精卫等人在上海唐绍仪寓所开会，拟由袁世凯出任南北统一后民国的大统领，孙中山副之，唐绍仪任内阁总理大臣，黎元洪、陈锦涛、张謇、汤寿潜分别担任海军、度支、农商、邮传各部大臣②。由于未来官制尚不确定，对中央政府各部长官，仍以“大臣”相称。该方案囊括了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三大势力——北洋派、革命派和立宪派。这个名单清楚地显示，南北议和中的北方首席代表唐绍仪将成为民国的第一任总理。

唐绍仪膺选民国首任总理绝非偶然。他在辛亥南北议和中担任北方的首席谈判代表，表现出同情革命的态度，竭力推动共和在北方的实现③。对于结束两千余年的君主制度，缔造南北统一的民国，唐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中国能够以和平方式完成辛亥革命，舆论普遍目为奇迹，认为“此唐虞以来生民未有之光荣”④，“曾不数月，竟举数千年之君主国体一变而为民主国体”⑤。唐也因此而声望大增，跻身民国功臣之列。一方面，唐绍仪通过自己的行动把共和制度推向北方，帮助革命势力达到了政治目的；另一方面，此举也为袁世凯取得总统大位，登上民国的权力巅峰，铺就了道路。这使他获得了南北两方面的信任，从而成为组阁的不二人选。

从某种意义上讲，唐绍仪最大的政治资本，得自于调和南北政策的成功，正是这项成就使他当上了总理。袁世凯的属下唐在礼回忆，唐绍仪在担任总理之后，“对南方表现了继续接近”⑥。这并不能视为唐完全站到南方一边，而是说明他继续把调和南北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政策。同时，南北议和的成功也使得唐绍仪相信南北是可以合作“建国”的。蔡元培后来曾对人说，唐绍仪在南京时非常乐观，“大言炎炎，不可一世，觉天下事皆可任宜玩弄”⑦。清帝下诏逊位后，孙中山按照约定，向南京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推荐袁世凯接任，又提出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任后现任总统始行解职、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三项条件⑧。随后，南方派出蔡元培等人组成专使团北上，迎袁南下就职。唐绍仪与专使团同行，2月26日抵达北京，“当夜即入袁总统府中，与袁密商一切”⑨。此时南北双方正就国都地点展开争执。北方主张统一临时政府设在北京，袁世凯在复孙中山的电报中称：“舍北而南，则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意见尚多纷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⑩。南方则针锋相对，力主都城设在南京。黄兴表示，“袁公虽与清廷脱离关系，尚与清帝共处一城。民国政府移就北京，有民军投降之嫌，军队必大鼓噪”(11)。这反映出南北虽在形式上已告统一，但彼此缺乏信任，猜忌甚深，正如当时报上所言，“北则务欲保其固有之雄威，南则不忍坐失已成之大局”(12)。唐绍仪在同袁世凯会谈时，“颇有允认北京建都之意”，但请袁“先赴南京，后再颁行北京建都布告”(13)。汤觉顿在向梁启超报告京津政情的信中，也透露说“唐极主袁南行”(14)。袁世凯向唐绍仪和迎袁专使团表示，愿赴南京就任(15)。不难看出，唐绍仪在定都和袁就职地点问题上，周旋于南北之间。《顺天时报》曾发表一篇评论，称唐绍仪“随同江宁专使相携来燕，即劝总统南行，则唐代表之还京，恰似代表南省奉江宁欢迎之专使也”，“呜呼！唐代表往时代表北省，来时代表南省，一人之身，贤劳如此，然其使命何在？古今行人未尝有如此之变幻不测者也”(16)。这些文字对唐虽不无揶揄之意，却形象地表明，此时的唐正积极扮演着南北间政治掮客的角色。

由于北京兵变的发生，袁世凯南下就职计划中辍(17)。经南北协商，南方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但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须在南京接收政府交代事宜(18)。3月8日，袁世凯致电孙中山，正式提名唐绍仪为内阁总理。电文称：“国基初定，万国具瞻，必须华洋信服、阅历中外者，始足膺斯艰巨，唐君此其选也。”(19)次日，孙中山电复袁世凯，对唐绍仪任国务总理表示“极赞成”，并代咨送参议院(20)。3月11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投票表决，以17票对4票的多数通过(21)。袁世凯随即发布命令，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22)。

在组阁过程中，最具实权的陆军总长一职成为南北争夺的焦点。袁世凯提名段祺瑞为陆军总长，遭到南京临时参议院反对，“拟俟袁总统改用黄兴为陆军总长，然后承认云”。此举得到了南方军界的大力支持，粤籍军人刘毅、朱先悴联合各军致书参议院，不承认段祺瑞为陆军总长，要求改任黄兴(23)。唐绍仪在此问题上，是赞同南方主张的。孙中山在写给章太炎的一封信中披露：“清帝未宣布退位之前，季新、少川曾私约克仍掌陆军或参谋。”(24)季新、少川和克(强)分别是汪精卫、唐绍仪、黄兴的字。这表明，唐绍仪在南北议和期间，就已考虑由黄兴出任未来的陆军总长。不过，唐的这种态度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他站在南方一边，反对北方。就当时南北两方军事实力对比而言，无疑是北强于南(25)。因此，由南方革命派人士掌管南北统一后中央政府的陆军部，是平衡南北的一种手段。由于北方军界和社会各界强烈反对，唐绍仪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同意由段祺瑞出任陆军总长，但作为交换，他又支持南京临时参议院的提议，以南方阵营人物担任北方三省都督，即“以柏文蔚为山东都督，王芝祥为直隶都督，某某为河南都督，力求照此发表”(26)。

经南北双方商议，敲定阁员名单如下：外交总长陆徵祥、内务总长赵秉钧、财政总长熊希龄、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工商总长陈其美、农林总长宋教仁、交通总长梁如浩(27)。该名单由唐绍仪携往南京，交临时参议院审批。3月29日，经议员们投票表决，除梁如浩外，其余均获通过。议员中有人建议由唐绍仪本人暂兼交通总长(28)。次日，袁世凯即据此发布大总统令，予以正式任命(29)。就在同一天，唐绍仪在南京临时政府为其举行的宴会上，由孙中山主盟，黄兴、蔡元培作介绍人，起立宣誓加入同盟会。唐入同盟会，是孙、袁之间早已商量好的(30)。由于袁世凯和唐绍仪均属北洋派，此举显然是为了在总统、总理两巨头间制造某种南北平衡。而唐于内阁成立后才履行入会手续，这旨在表明唐并非以同盟会员的身份组阁。显而易见，唐内阁是一个南北各派与各界人士的混合内阁。唐绍仪出身北洋派而加入同盟会，象征着他调和南北的政治方针。当时的舆论将此称之为“含宏主义”，即“融各党于一炉而冶之”(31)。在这个意义上讲，唐的政治立场有一定的超然性。

唐绍仪为了平息南方对让出陆军总长一职的不满，还同意阁员及参议员北上时“随带军队一万人，以为护卫”。此举引起北方军人的集体抗议，冯国璋、段祺瑞、姜桂题等数十位北军将领联名通电，称“国务员北来，北方军界力任保护之责，若必携带重兵，则是有心猜忌，北方军人万难忍受”(32)。在此之前，北京兵变发生时，南京临时政府就曾准备派兵北上。孙中山为此解释道，“今日之事，当以平乱为第一义”(33)。黄兴致电袁世凯，提议南军北调：“移南方业已编成之军填扎北省。在南方可节饷需，在北方得资保卫。”(34)对此，北京各团体公开通电反对：“勿劳大军北来，恐秩序甫定之时，人心复生惊疑。”(35)不难看出，南方一再借“平乱”“保卫”等名目，企图将革命派势力伸展到北方。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次长蒋作宾透露，同盟会领导人曾商定，“南京、武汉、北京三点，须由吾党确实占据，民国始有保障”(36)。唐绍仪支持阁员带兵北上，是为了推行融合南北的政策，与革命派单纯想扩张武力于北方有所不同。然而，唐绍仪此一做法极易被北洋派视为助南祸北之举，其调和南北的隐衷得不到谅解。唐内阁成立后迟迟不能北上，稽延达半个月之久，此事亦系一因。袁世凯对此极为焦虑，在京集议办法，表示“国家危急已至如此，而国务诸公尚多猜疑，必欲拥兵北上，外则贻笑友邦，内则徒生意见”，并发电催促阁员尽快动身，其他方面电报也有数百通(37)。在袁世凯和北方各界一再电催之下，唐绍仪及各国务员只得表示，“准期二十一日可以抵京，并不带兵随护”(38)。

二、袁世凯对唐内阁的维护

1912年4月19日，唐绍仪抵达天津，次日到京，随行的只有教育总长蔡元培和农林总长宋教仁及部员数十人(39)。此时，外交总长陆徵祥尚在驻俄公使任上，其职务由胡惟德暂署(40)。加上此前就一直在京的内务总长赵秉钧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共有6位阁员在京。唐内阁遂于4月21日上午10时在总统府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所议重要事项为：宣布国务院成立命令，各部组织办法，任用各部司官办法(41)。自此，唐内阁正式投入运作。阁员定于每周二、四、六在国务院开会，每周一、三、五、日在总统府开会，每日下午则各治本部事务(42)。

唐内阁移京办事后，总理唐绍仪首先遭到来自同派——北洋派的攻击和排挤。由于唐绍仪此前加入了同盟会，并赞同阁员带兵北上，京城“最有权力之某员”指责唐“专事献媚同盟会，行动离奇”，还在军界统一会等军人团体中煽动反唐情绪(43)。同时，唐绍仪支持南方阵营人士担任直隶、河南、山东三省都督，也引起该三省现任都督的不满。他们发电弹劾唐绍仪，称其“依势附利，借同盟会为奥援，植党营私，扼交通部为利薮，不顾大局，但徇私情，遇事依违，因循误国”(44)。受此影响，竟有传闻唐氏总理之位将不保，继任者为孙宝琦或梁士诒(45)。这类传言并不表示唐真的要倒台，而是说明唐已失去北方军界的信任，其地位开始动摇。

接下来，更严重的冲突发生在唐绍仪和内务总长赵秉钧之间。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改变治边政策，以“五族共和”和“内政统一”为名，试图消除内地和边疆在政治上的差异，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和管理，即“视蒙藏回疆与内地各省平等，将来各该地方一切政治俱属内务行政范围”，为此，裁撤理藩部，其事务划归内务部管辖(46)。赵秉钧调用旧理藩部司员数十人到内务部新设的蒙藏事务处任职，而唐绍仪却想多用南方人员，少用旧人。赵秉钧因久掌民政，内务部熟人颇多，感到左右为难。内务部旧司员闻此消息，全体辞职，以保全面子，导致内务部工作陷入瘫痪状态(47)。唐绍仪在这个问题上，并非有意偏袒南方，而是秉持其一贯的融合南北政策行事。赵秉钧面对如此情形，遂向袁世凯提出辞职，受到袁的慰留(48)。

在5月1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袁世凯发言称：“我国共和创造伊始，止同心协力、匡救时艰之日，岂可互生意见，致妨政治统一。”(49)这话显然是针对唐、赵关系而发，意在调停。但袁的调停未能奏效，没过多久，赵秉钧又亲至总统府见袁，再次提出辞职，声称自己“于新政知识毫无所得，万勿以秉钧一人，遗误民国要政，情愿放归田里，作一民国公民”，袁仍极力慰留(50)。唐、赵冲突决非孤立事件，它实际上是唐绍仪与整个北洋派关系的缩影。赵秉钧的态度，集中反映了北洋派对唐绍仪将南方势力引入北方的不满情绪。在唐、赵冲突中，袁世凯并非像过去的研究所认为的那样，支持赵秉钧同唐绍仪对抗，拆总理的台(51)，而是表现出一定的超然态度，对二人关系进行调解。袁之所以采取这种立场，是因为对身为大总统的袁来说，维持内阁的团结，符合他的利益。袁曾对人说，“总理易人，则国务院必须全体解散，方兹大局危迫，更张殊觉不妥，且将来新人物欲一一得参议院之同意，于情势亦多窒碍”(52)。民国成立伊始，内外形势极为严峻：对内要遣散辛亥革命中产生的大量军队，消除地方上的军人跋扈现象，树立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威；对外要同英、俄两国进行交涉，设法解决西藏、外蒙分离主义运动带来的严重边患。如果新内阁因阁员之间不能合作而走向解体，导致政府无法正常施政，就会影响内政外交的大局，从而连带影响总统的政治地位。

唐绍仪在失去同派的信任和支持后，又受到来自异党的猛烈攻击。中国的财政，自清末以来，就靠借外债以维持。经过辛亥年的战乱，军费激增，“光复未及百日，而军队满地，兵饷丘山”(53)，中央财政更是雪上加霜。据唐绍仪在南京临时参议院发表政见时所称，“今年岁出岁入比较，计短八千余万”(54)。面对此种困难情形，除了举借外债，别无救急之策。由于与银行团的谈判进展缓慢，唐绍仪不待新内阁成立，便于3月16日同华比银行单独签订借款100万英镑合同，以应急需。此举招致银行团的抗议，因前清度支部的主管官员早已承诺，在未来大宗政治借款上将优先考虑银行团(55)。5月初，六国公使提出借款条件：除退还续借比款外，还需监督借款用途(56)。据说，此项要求肇因于唐绍仪此前赴南方“共用银五百万，并无簿记可凭”，失去外交信用，故银行团“以中国财政前途如此危险，坚持非监督财政，决不滥予巨款”(57)。唐绍仪拒绝了监督借款用途的要求，并表示，如果借款不成，将向国内绅富劝募公债(58)。借款谈判陷入僵局。5月5日，唐主持召开内阁会议，“拟办公债，暂时发行不换纸币，以济眉急”(59)。随后，唐通告银行团，借款交涉一事由新到京的财政总长熊希龄接办(60)。

唐绍仪同银行团之间的冲突，给参议院攻击政府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一些参议员以“借款滥用”为由，对唐绍仪进行声讨(61)。5月6日，袁世凯在同新当选的参议院正、副议长吴景濂和汤化龙谈话时说：“唐总理拟行勒捐及不换纸币，仆不谓然，苟行其说，全国骚然，危亡立见。”接着又委婉地为唐绍仪辩护道，“其实唐总理人极明达，前言亦一时愤激之谈，未必有实行之意”。对此，吴、汤二人表示，“唐总理于外交界夙有声誉，此次似于外交上颇露失败之象，至于勒捐及发行不换纸币，极其弊害，诚如大总统之论”(62)。可见，袁世凯在设法缓和参议院对唐绍仪的不满情绪。

熊希龄在接手大借款谈判后，形势有所改善，银行团方面的条件也有松动。根据熊的建议，银行团同意不再派员监督财政，改设借款管理员，“中外各派一员，会同监理用途”(63)。5月15日，议妥第一批借款1000万英镑，后批借款约4000万英镑，允即交银300万两，“监理借款用途一节，依照前议，由华洋人员合办”(64)。熊希龄于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借款交涉上取得进展，并达成协议，外交团盛赞其“为新政府大有希望之人物”(65)，这反过来印证唐绍仪确已失去外人的信任。

5月20日，参议院召开秘密会议，内阁总理及各部总长均到场。唐绍仪在会上受到众多议员的诘责，其中张伯烈“大声疾呼、诘问最力”，唐本人则“理曲词穷，无可答复”。财政总长熊希龄不忍坐视，甘冒越俎代庖之嫌，要求发言，为唐辩护。参议员李国珍“登台演说，侃侃而谈”，指责唐绍仪“实陷吾国外交上之地位于一败涂地，非徒唐总理一身之辱，实致吾民国将为埃及之恶因”(66)。在参议院的这番经历，对唐绍仪刺激极大。唐事后对人讲，“吾生平未经如此之蹧蹋，再到参议院者，必非人类”(67)。面对行政首脑同立法机构之间关系恶化，袁世凯致函各政党：“参议院及外间人士对于唐总理为种种之论议，意欲参劾之。然今方国事多难，唐总理若辞职，内阁必将瓦解，大局立即糜烂，民国前途可危。予亦不堪重任，应即辞职。”(68)与过去扮演和事佬的角色相比，这一次袁世凯直接表明了力挺唐绍仪的态度，甚至不惜以辞职相威胁，这也更加清楚地显示出总统与总理利害与共。

参议院中借外交问题攻唐的，多为共和党籍议员，张伯烈、李国珍均系共和党人。共和党是以原立宪派人士为中心组成的政党。立宪派因对清廷统治失望而成为革命派反清斗争的同路人，但双方的宗旨分歧并未因此消融。立宪派人物多出自士绅阶层，他们热爱秩序，害怕暴力蔓延，对政治激进主义怀有本能的恐惧，故在思想上更接近北洋派而不是革命派。早在武昌起义前，江浙立宪派领袖张謇就已转向拥袁(69)。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张謇、汤寿潜等人虽被任命为内阁总长，但对政事表现消极，“仅一度就职，参列各部会议，即离宁住居上海租界”(70)。立宪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政治上另有他图。清帝退位后，尚在海外的梁启超致书袁世凯，替袁出谋划策，建议他“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这里的“彼”指革命派，而“健全之大党，则必求之旧立宪党，与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71)。立宪派对革命派的态度可见一斑。南京临时参议院主要由独立各省都督委派代表组成，基本上掌握在革命派手中。这种情况引起了原立宪派控制的各省议会的不满，在他们的压力下，临时参议院进行了改选和补选，后迁往北京。在北京临时参议院中，形成了同盟会、共和党和统一共和党三足鼎立之势，“共和党与同盟会相对待，而统一共和党则出入于二党之间，自成为第三党”(72)。改选后的参议院，原立宪派势力大增，开始挑战既有的权力格局。共和党先是与统一共和党联手，将同盟会籍的议长林森赶下台，由两党瓜分正、副议长席位，现在又以借款失败为由，攻击唐绍仪。由于唐绍仪是同盟会籍，攻唐意在攻击同盟会。

同盟会方面亦不甘示弱。5月24日，黄兴借外交问题发难，通电指责熊希龄与银行团签订的垫款合同“损失国权处极多”，且“违法专断，先行签约，悍然不顾”(73)。次日，熊希龄特复黄兴一电，为自己辩解：“此种借款条件，实非龄所情愿，实逼处此，无可奈何！”“至于事实原委，则国务员全体赞成，参议院亦先商及。”(74)平心而论，在借款条件方面，熊希龄已经尽力，而且确实也有所进步。黄兴攻击熊希龄，并非对熊个人有何意见，两人本是同乡，又系至交；民国财政极端困难，舍借款外另无他方，黄兴又岂能不知？就在此前不久，黄兴还曾有一电给熊希龄：“已悉借款为难情形。公艰苦卓绝，不辞劳怨，稍知大局者皆当曲谅，何恶名之有？”(75)前后不过一周时间，黄兴对熊希龄的态度就有了天壤之别，可见这完全是党派斗争的需要。熊是共和党员，黄所以攻熊，是为了打击共和党。然而，攻熊的借口是借款失败、丧权辱国，在这个问题上，却同样无法为唐绍仪辩护。因此，以黄兴为代表的同盟会方面只能消极地攻击敌党，无法积极地力挺唐绍仪。唐从同盟会方面获得的支持十分有限。

三、袁、唐决裂与内阁瓦解

北洋派的排挤，参议院的攻击，外交团的不信任，以及同盟会不能提供有力的支持，所有这些都严重地动摇着唐绍仪的总理地位，削弱了唐内阁的政治基础。以至外间传说纷纭，“内阁有朝不保暮之势”(76)。恰逢此时，外交总长陆徵祥从欧洲归国，“到津数日，尚未来京”(77)。陆的这种态度，表明他对现任内阁没有信心，意存观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内阁已岌岌可危。不过，上述这些因素还不足以使唐绍仪去职，因为他还拥有总统袁世凯的支持。无论是对于唐和北洋派的龃龉，还是唐与参议院的冲突，袁都从中调解，设法平息。当唐露出辞职意向时，袁还竭力慰留，劝唐“勿争意气”“既处其地位，即不能不负其责任”(78)。这说明袁一直是想维持唐内阁的。然而，在直隶都督的任用问题上，袁、唐之间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早在3月15日，袁世凯就发布命令，将北方各省督抚一律改称都督，以示同南方一致(79)。并于同日任命张锡銮署直隶都督(80)。3月20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转达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吴景濂、谷钟秀、彭占元、李鎜、刘星南等人的意见，要求“都督必须由本省人民公举”，直隶谘议局已“公举”驻宁第三军军长、广西副都督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请袁下令委任(81)。王芝祥是直隶通州人，清末在广西为官，辛亥革命时倒向革命阵营，出任广西副都督，属于革命派中的温和派。举王为直督，是南京临时参议院一些议员，由直隶籍参议员谷钟秀居中牵线，联络直隶谘议局所为。很显然，南方企图以“公举”都督的名义，剥夺袁世凯对北方各省都督的任命权，其目的是要将南方势力嵌入北方各省，首先是要伸进北京政府统治的核心地带——直隶地区。唐绍仪从维持南北实力均衡出发，赞同王芝祥督直的提议。他致电袁世凯，称：“准参议院咨文及各处函电，皆谓本省都督应先由人民公举，再由大总统委任。王芝祥既经直人举为都督，应请速予发表。”(82)对此，袁世凯复电表示“万难承认”，还激动地说：“兄老矣，生死不足计。倘使大局从此糜烂，谁执其咎。”(83)这番话当然反映了袁的真实想法，不过，这只是袁私下对唐的表态；在公开场合，袁既未正式表示反对，也未发布王芝祥督直的命令，等于将此事搁置了下来。

4月19日，谷钟秀、王法勤、王观铭等直隶名流致电袁世凯，催促他迅速发表王芝祥督直命令：“直隶都督事，据顺直谘议局议长阎凤阁称，已蒙面允委任王君芝祥……惟至今委任状未下，不知是何用意，岂大总统面允后忽有二三宵小荧惑，又欲中变耶？”(84)此电口气异常强硬，几乎是在质问袁。该电提到，袁曾向直隶谘议局议长阎凤阁“面允”过委任王芝祥。鉴于这是谷钟秀等人的一面之词，袁是否真的“面允”过此事，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袁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对阎凤阁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态度，致使阎误认为袁已“面允”，或者阎故意夸大其词，对外声称袁已“面允”(85)。不论是哪种情况，都反映了袁想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避免就此事同南方及直隶地方派摊牌和决裂。

5月5日，唐绍仪就委任直督一事致电黄兴，称袁世凯对王芝祥“极意倚重”，之所以迟迟未予任命，是因为担心过早宣布会导致“旧任急于求去，地方无人镇慑，人心易致动摇”，并信誓旦旦地保证“铁老(按，王芝祥字铁珊)一到京，即行发表，望催促北来”(86)。以袁世凯在此事上的一贯态度来看，他不可能答应唐绍仪委任王芝祥为直督。据时任总统府和国务院英文秘书的顾维钧回忆，大约在4月底5月初，袁、唐二人曾当着他的面谈论过委派直隶都督的事，但“讨论显然没有取得结论”(87)。因此，唐绍仪很可能是向黄兴佯称袁已承诺委任王，以使王早日来京，然后再设法迫袁任命。

至此可以看出，围绕直隶都督的选任问题，在总统袁世凯、总理唐绍仪、南方革命势力、直隶地方势力四方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直督问题的实质是：南方想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直隶；直隶谘议局则想要扩大自身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影响力；袁世凯想要确保其对直隶的控制权；而唐绍仪则想调和南北以维持政治平衡。在这里，直隶谘议局的态度最为微妙。这个以直隶当地立宪派人士为主体的机构，在政治上是拥袁的。袁在前清任直隶总督时，率先在直隶试办地方自治，赢得了立宪派的好感。清帝退位后，直隶谘议局曾通电拥戴袁世凯为大总统：“共和诏下，中国再造，我公声色不惊，能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丰功伟烈，方之中外，无有伦比。”(88)但直隶谘议局在拥袁的同时，又想扩大自治权，不欲完全受制于袁，在直督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王芝祥虽曾附和革命，毕竟出身前清官僚，是直隶士绅可以接受的人物。不论是直隶谘议局还是南京参议院，都需要通过王芝祥督直，才能达到目的。而王芝祥督直这件事，则唯有假手唐绍仪去推动袁世凯，才能实现。这样一来，矛盾的焦点便集中到袁、唐两人的关系上了。

唐绍仪之所以极力促成王芝祥督直，乃是其一贯的调和南北政策使然。本来，调和南北也是为袁世凯所赞同的。1912年2月13日，清帝刚一退位，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就致电梁启超，“项城急于融洽党派，曾电季直疏通，且亟申延揽兄，季深韪之”(89)。所谓“融洽党派”，其实就是调和南北的另一种说法。该电透露，袁世凯为了调和南北，曾经请立宪派首领张謇出力，还想笼络梁启超，张謇对此深以为然。但是，对袁世凯来说，相较于调和南北，更重要的是统一全国。反过来讲，唐绍仪也并非不赞成统一全国的政策。5月13日，唐在参议院宣布政见时说：“军民分治，黎副总统倡议于前，大总统赞成于后，绍仪等按之东西各国，皆持此法以为治，行之久远，因进于强盛之域，我民国自当引为导师。绍仪等拟本军民分治之意，期渐举行政统一之实，因时因势因地，施合宜之地方制度。”(90)唐绍仪在这里强调了要通过“军民分治”来实现“行政统一”。不过，与袁世凯不同的是，唐绍仪把调和南北看得更重。调和南北与统一全国之间，也存在某种一致性：南北要是不和，势必会影响到国家的统一。但这二者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一致的：为了调和南北，可能会牺牲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权。这一点恰好在直督选任问题上集中地体现了出来。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中国远远没有达到统一。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注意到，北京政府“名义上控制着20个省份，这些省份由都督们统治，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服从程度是大有疑问的”(91)。事实上，当时的国家权力处于碎片化状态。民初中国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为此，要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首先是要建立北京政府对全国的有效统治。袁世凯之所以想要确保对直隶省的控制，正是从统一全国的政治高度出发，并非单从直隶一省着眼。此时，北方其他省份也出现了和直隶类似的情况，“袁总统所委任北省各都督，已到任者既为绅民所反对，未到任者又为绅民不承认，均欲自举都督，请总统另加委任”(92)。在这种情况下，袁如果在直督问题上松口，就会失去对整个北方的控制。反过来讲，只有确保对直隶省的控制权，才能确保对其他北方各省的控制权，进而才能够建立起中央对地方的全面控制。直督问题因而具有了全局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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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发生后，南方各省大都经历了程度不同的“革命”行动，推翻了清王朝委任的督抚，由各省谘议局或地方团体推举出新的军政府都督。北方各省则与此不同，受到革命的冲击较小，是以“和议”方式被纳入共和轨道的，因此，北方各省都督是由前清督抚更名而来，在产生方式上则一仍其旧，由中央政府任命。袁世凯正是据此任命了数位北方省份的都督。除直隶外，尚有甘肃、山西、河南、山东等省。袁在答复国民共进会的信函中表示，都督一职本属临时性质，“今南之听其地方公举，与北之仍由中央委任，皆为维持现状，不欲以纷更而生枝节。各守旧规，以待新制，未尝有成见于其间”，况都督为军职，“世界通例，未有以军官而从民选者。今之都督既非民政长官，若听由民选，军人能否服从？”(93)委婉地表达了不赞成都督民选的意思。袁还断然否决了河南一些当地人士推举他的六弟袁世彤为河南都督的提议，并严斥之为“少数人民自称代表，擅举都督”(94)。作为李鸿章死后中国最大的洋务派，袁世凯始终追求富国强兵，而要达此目的，必须建立强大有力的中央政府。因此，袁在政治体制的选择上是倾向集权的。但是他也认识到要实现富国强兵，某种程度和形式的宪政也为中国所必需。还在清帝退位前，时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在接受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采访时就表示，“欲竭其全力，建设一文明强健之中央政府，以救正各省分裂之祸”(95)。这里的“文明”可以理解为在政治上学习西方，而“强健”即指中央集权，反映了他融宪政主义与集权主义于一体的统治思路。但总的说来，在袁心中，集权主义是第一位的，宪政主义是第二位的。

5月底，王芝祥抵达北京(96)。因有唐绍仪承诺在先，王氏此来，是准备接受直隶都督一职的。然而，此事立即遭到直隶各军公开通电反对。袁世凯令国务院严电申斥军人干政，称“该镇等所陈王芝祥不宜督直之理由，殊越军人之分际。本大总统迭经通令，不许军人干涉政治”等。但与此同时，袁又对直隶地方舆论采取了压制措施。王芝祥来京后，天津各团体和保定绅商学界加紧了拥戴王为直督的活动，袁世凯通令声明“都督统辖文武，责任重大，任免之权，理宜操自中央”，不能“听本省人民随意迎拒”，要求直隶地方当局“剀切劝导，俾喻此意”(97)。在答复部分参议员质询时，袁世凯更援引临时约法支持自己的观点：“大总统除国务员须参议院同意外，有任命文武官吏之权……则都督自应由大总统任命，无论何人不得干预。”(98)不难看出，在直督问题上，直隶士绅所争，为自治权，袁世凯所争，为统治权。此电实际上等于袁世凯公开表态拒绝委任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同时，开始传出袁“拟令王芝祥为督办整理南京军队事务”的消息(99)。鉴于袁世凯的态度骤然变得强硬，唐绍仪试图退让，提出用吉林都督交换直隶都督的变通办法，派王芝祥去东北担任吉督(100)。但袁依旧不肯赞成。袁的这种态度恰好说明他考虑的并非一省一地之利害关系，而是中央政府对地方长官的任命权。财政总长熊希龄见袁、唐关系行将决裂，企图进行调解，在6月14日的内阁会议上建议，让王芝祥入阁担任交通总长(101)。熊的方案与唐不同，是用中央官交换地方官，但唐“坚执不肯通融”(102)。唐之所以不同意熊的方案，是因为内阁中已有数名革命派阁员，让王入阁，起不到平衡南北的作用。袁世凯也和唐绍仪一样固执己见，坚持要让王芝祥返回南方去任职。由于唐绍仪拒绝在委派王芝祥为“督办南京军队整理事宜”的命令上副署，该命令没有正式公布(103)，我们只能从王氏离京的时间去推断袁世凯下令的时间。6月20日，袁世凯与人谈及王芝祥“原定十四日起程，后予留其多延一日，及十五日，余饬人前往接洽事件，则王君已出京矣”(104)。由此可知，派遣王南下的命令不迟于6月14日下达。次日清晨，唐绍仪即不辞而别，离开北京，乘火车前往天津(105)。

唐绍仪弃职后，袁世凯立刻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赶赴天津，劝唐回京(106)。但唐“不允返京”(107)。袁之所以派梁前去，是因为梁、唐二人不仅系广东同乡，而且梁也是通过唐的介绍，才加入北洋集团的。可以说，两人论公谊私交，关系都非比寻常。因此，唐绍仪对前来劝说的梁士诒讲了一通肺腑之言：“我与项城交谊，君所深知。但观察今日国家大势，统一中国，非项城莫办；而欲治理中国，非项城诚心与国民党合作不可。然三月以来，审机度势，恐将来终于事与愿违，故不如及早为计也。国家大事，我又何能以私交徇公义哉！”(108)这番话点明了唐绍仪调和南北与袁世凯统一全国的政策冲突，也道出了唐突然弃职的真实原因，即他希望袁“诚心与国民党合作”，然而却“事与愿违”，实际上就是指调和南北政策的破产。唐在直督问题上未能贯彻自己的意志，意味着这项政策遭到挫败，他作为内阁总理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

唐绍仪离京之后，同盟会本部发表声明，称赞“唐之此举，不徒拥护共和、尊重信义、服从党见之点”，其“态度之严正果决，方之东西大政治家实无愧色”(109)。但除同盟会外，其他方面多无好评。共和党通电指斥唐“蔑视职守，自无回任之理”(110)。外交团在获悉此事后，“无何等之骇怪，其神情甚为淡漠”(111)。某英国要人与袁世凯晤面时，更直截了当指出：“中华民国成立伊始，第一次总理如此不负责任，大失外交界之信用，唐氏不去，信用不易恢复。”(112)鉴于共和党是同盟会的敌党，而唐又早已失去外人信任，他们采取这种态度是不足为怪的。不过，由于唐绍仪是以一种非正常方式离职的，这就给舆论的攻击留下了把柄。唐离京的头一天晚上，内阁会议结束后，国务院附近忽然响起枪声，绵延至午夜，国务院内也有卫兵在酒醉后误放枪。次日一大早，唐即匆匆赶往天津。事后查明，国务院附近枪声系麦田守护者鸣枪驱贼(113)。坊间因而盛传唐绍仪弃职原因是为枪声所惊吓，惧怕遭到谋杀。故唐氏此举，在当时恶评如潮，被视为潜逃行为。《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称唐“正在受精神崩溃的折磨”，患上了“迫害妄想症”(114)。国内报纸也对唐极尽嘲讽之能事：“唐总理之潜逃，乃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矣。”(115)甚至还有消息说，唐在六国饭店勾搭上一西妇，系德国某医生之遗孀，“近有外人知其事者，将与唐寻衅，唐大惧乃逃”(116)。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此时还远未形成后来那种“扬唐抑袁”的话语。潜逃者形象的形成，与枪声事件的发生和唐氏离京的方式有直接关系。其实，与其说国务院的枪声导致了唐的出走，还不如说给了唐一个脱身的机会。

袁世凯在得知唐绍仪去意已决后，于6月17日发布命令，以唐绍仪请病假名义，“着给假五日”，由外交总长陆徵祥暂代国务总理职务(117)。病假之说，是为了缓冲唐弃职在政治上带来的冲击。随后，同盟会籍阁员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118)四人商定，在唐绍仪假满辞职之日，即联袂辞职出阁。对此，袁世凯竭力予以挽留，由梁士诒居间奔走，做说服工作。而后又通过刘冠雄、陆徵祥、章太炎、赵秉钧等人代为劝说，但四总长仍不肯留任(119)。可见，袁虽然准了唐的辞职，却仍想把同盟会阁员留在新内阁中。由于直督问题已表明了调和南北政策的失败，故而袁氏此举，就仅仅是为了笼络南方以支撑门面，维持南北合作的表象罢了。革命派曾企图借唐绍仪的调和南北政策，扩张势力于北方，然而却在直督问题上受阻。同盟会内部在经过一番争论后，决定“以政党内阁为号召，在选举时争胜”(120)。意即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暂时不过问北京政治，专心于党的组织建设，通过不久之后的正式国会选举，来问鼎中央政权。这便是同盟会籍阁员在唐绍仪解职之后，坚决要退出内阁的原因。7月14日，袁世凯“令准”四人辞去总长之职，并于两日后宣布“所有各该部部务，着各该部次长暂行代理”(121)。唐内阁至此瓦解。

四、结语

唐绍仪内阁作为民国第一届内阁，其政治生命如昙花一现，甚为短暂，总共存在时间不超过4个月，实际运作时间更短，从1912年4月21日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到6月15日唐绍仪弃职而去，共计不到两个月。南北统一后的民国首届内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走向瓦解，给民国历史罩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唐内阁是南北议和的产物，而南北议和在当时被看作政治成功的典范，唐绍仪本人也踌躇满志，以调和南北自任。然而从一开始，唐内阁的运行就步履维艰。南北通过和谈方式完成统一、实现共和，并不代表南北间的政治对立和分歧已经消除。南北对立不是地域意义上的对立，而是北洋派与革命派两种异质政治力量的对立。就历史渊源而言，北洋派是从前清体制中分化出来的，这个政治集团一方面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坚；另一方面它同旧的制度、思想和习惯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又具有保守性，是保守的改革主义者。革命派则起源于海外华人社会，以青年知识分子和会党势力为中心，以推翻清廷统治为职志，具有明显的反体制取向，激进主义色彩浓厚。因此，二者之间缺乏最起码的信任感和亲和性，难以凝聚政治共识，实现有效的合作。立宪派则介乎其中，兼具体制内和反体制两种特点，既有政治改革的诉求，又有对政治秩序的渴望，很自然地与北洋派相结合，共同排斥革命派。在这样的政治格局当中，唐绍仪调和南北的政策既受到北洋派的敌视，也得不到立宪派的支持。唐绍仪与赵秉钧的不和，及同参议院的冲突，均是其具体表现。

对唐内阁的致命打击来自袁世凯和唐绍仪之间的冲突。袁、唐二人在王芝祥督直问题上发生了正面碰撞，并无法妥协。袁、唐之争，究其实质，并非破坏约法与维护约法之争，而是统一全国与调和南北之争。唐绍仪出身北洋派，是袁世凯多年的亲信和好友，他能够超越狭隘的北洋利益，把调和南北作为自己的基本政策，与他辛亥南北议和这段经历是分不开的。袁世凯是北洋派的领袖，同时也是民国的总统，因此他在考虑和处理问题的时候，亦有从全国大局出发，超越北洋派系利益的一面。当唐绍仪同赵秉钧发生冲突并受到参议院攻击时，袁设法从中调解，维持唐内阁，正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样，唐与袁在政治上就具有了某种一致性，即都有超越党派利益的超然性。不过，唐之注意力专在融合南北，热衷于在南北之间搞平衡，袁则高屋建瓴，着眼于建立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统治，两者之间难免发生矛盾。表现在直督问题上，即袁要确保他对地方长官的任免权，而唐则要兑现他对南方的承诺，维持南北均势。唐之所以决然去职，根本原因不在于维护约法上的副署权，而是调和南北政策破产，导致其政治资本丧失殆尽，不得不一走了之。在这种情况下，唐若选择继续留在总理任上，只能成为袁推行统一政策的工具，即不啻沦为总统的政治傀儡，这是个性强烈的唐绍仪无论如何不愿为之的。

质而言之，唐绍仪内阁的解体，意味着调和南北政策的顿挫，统一政策压倒了调和政策，埋下了“二次革命”的伏线，预示了西方式民主政治失败和大一统集权政治的复活。

(1)民国时期历史学家李剑农所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一书即执此说，书中写道：“唐的头脑比较清新，不若其他的北洋官僚，只知有私党，不知有公责；虽然与袁关系很深，要他作袁个人的走狗，袁就认错了他了。他虽然也不是同盟会的元老党员，但他既居在内阁总理负责任的地位，要他放弃责任以内的权力，也是决不肯的。”(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52页)。李剑农的看法多采自谷钟秀撰写的《中华民国开国史》，因而具有浓厚的革命史叙事色彩。百年来的海内外研究，受此影响甚深，对唐绍仪内阁的叙述均不脱此窠臼。相关论文见苏苑：《论唐绍仪在创建民国中的作用》，《暨南学报》1992年第1期，第61～69页；姚琦：《唐绍仪内阁述评》，《贵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第84～90页；李吉奎：《论民元唐绍仪内阁》，《学术研究》2013年第2期，第105～113页；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内阁》，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四辑·民初政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131～168页；等等。相关论著见朱宗震：《民国初年政坛风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张焕宗：《唐绍仪与清末民国政府》，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杨凡逸：《折冲内外：唐绍仪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外交：1882-1938》，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等等。

(2)《新政府组织案纪闻》，《申报》，1912年1月26日，第3版。

(3)关于唐绍仪在南北议和中的表现，参见丁贤俊、陈铮：《唐绍仪与辛亥南北议和》，《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31～141页。

(4)《勖哉新共和之国民》，《申报》，1912年2月21日，第1版。

(5)《释民主国民之地位》，《申报》，1912年2月25日，第1版。

(6)唐在礼：《辛亥以后的袁世凯》，杜春和、林斌生、丘权政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

(7)《总理出亡后之政海潮》，《申报》，1912年6月25日，第2版。

(8)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56页。

(9)《纪南京代表行抵北京之盛况》，《申报》，1912年2月28日，第2版。

(10)《袁世凯覆孙总统电》，《申报》，1912年2月21日，第3版。

(11)《复庄蕴宽李书城书》(1912年2月24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0页。

(12)《去争篇(续)》，《申报》，1912年2月26日，第1版。

(13)《袁总统与唐使之会谈》，《顺天时报》，1912年2月28日，第7版。

(1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24页。

(15)《再纪代表抵京后情形》，《申报》，1912年2月29日，第2版。

(16)《唐专使之为南北省代表》，《顺天时报》，1912年3月1日，第2版。

(17)有关此事详情，参见尚小明：《论袁世凯策划民元“北京兵变”说之不能成立》，《史学集刊》2013年第1期，第3～25页。

(18)《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电》(1912年3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7～198页。

(19)《咨参议院请议决袁世凯拟派唐绍仪为国务总理文》(1912年3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98页。

(20)《复袁世凯电》(1912年3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01页。

(21)李强选编：《北洋时期国会会议记录汇编》第5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130页。

(22)《新总统之新令》，《申报》，1912年3月16日，第2版。

(23)《新内阁人员之纷议》，《申报》，1912年3月17日，第2版。

(24)《复章太炎函》(1912年2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21页。

(25)据熊希龄武昌起义后的观察，南方军队“兵非久练，其力仍不及北方”[《有虑时局致赵凤昌函》(1911年11月11日)，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2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4页]。

(26)《袁总统以去就争自举都督》，《申报》，1912年4月13日，第2版。

(27)《专电》，《申报》，1912年3月31日，第1版。

(28)《记参议院表决国务员》，《申报》，1912年4月1日，第2版。

(29)《大总统命令》，《申报》，1912年4月1日，第1版。唐绍仪在兼任交通总长后不久，由其姪婿、曾在京汉和京奉铁路局任职的职业外交官施肇基出任交通总长(施肇基：《施肇基早年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8页)。

(30)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31、458页。

(31)《新内阁之内幕》，《申报》，1912年4月12日，第2版。

(32)《北方各界力阻南军》，《申报》，1912年4月13日，第2版。

(33)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671页。

(34)《致袁世凯等电》(1912年3月11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140页。

(35)《北京各团体电阻南军北上》，《申报》，1912年3月14日，第2版。

(36)蒋作宾：《蒋作宾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37)《盼望国务员到京之迫切》，《申报》，1912年4月16日，第3版。

(38)《专电》，《申报》，1912年4月16日，第1版。

(39)许宝蘅著，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05页。

(40)《大总统命令》，《申报》，1912年4月1日，第1版。

(41)《国务院成立之手续》，《申报》，1912年4月27日，第2版。

(42)《专电》，《申报》，1912年4月30日，第2版。

(43)《京华短柬》，《申报》，1912年4月20日，第3版。

(44)《专电》，《申报》，1912年4月22日，第1、2版。

(45)《唐总理与各公使会晤情形》，《申报》，1912年4月25日，第2版。

(46)《大总统命令》，《申报》，1912年4月24日，第1版。

(47)《新旧京官现形记》，《申报》，1912年4月30日，第3版。

(48)《内务总长辞职不成》，《申报》，1912年5月1日，第2版。

(49)《总统之调停忙》，《申报》，1912年5月4日，第3版。

(50)《内务总长又请辞职》，《申报》，1912年5月16日，第3版。

(51)如有学者认为“袁氏怂恿、支持赵秉钧、段祺瑞、熊希龄等人不配合唐绍仪的工作，架空内阁总理，且不断地对唐进行‘摔打’，直至逼唐出走”(李吉奎：《论民元唐绍仪内阁》，《学术研究》2013年第2期，第110页)。

(52)《京华零拾》，《申报》，1912年5月25日，第3版。

(53)《敬告今之就地练兵者》，《申报》，1912年1月22日，第2版。

(54)《记参议院表决国务员》，《申报》，1912年4月1日，第2版。

(55)颜惠庆著，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5页。

(56)《大借款要求纪详》，《申报》，1912年5月3日，第2版。

(57)《五日前之借款消息》，《申报》，1912年5月10日，第2版。

(58)《专电》，《申报》，1912年5月5日，第1版。

(59)《专电》，《申报》，1912年5月6日，第1版。

(60)《大借款最近之消息》，《申报》，1912年5月8日，第2版。

(61)《专电》，《申报》，1912年5月12日，第1版。

(62)《参议院正副议长访谒大总统情形》，《申报》，1912年5月14日，第2版。

(63)《专电》，《申报》，1912年5月16日，第1版。

(64)《大借款成立确耗》，《申报》，1912年5月17日，第2版。

(65)《专电》，《申报》，1912年5月18日，第1版。

(66)《共和党参议员李国珍质问唐绍仪发言词》(1912年5月20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4页。

(67)《北京之八面观》，《申报》，1912年6月17日，第3版。

(68)《致各政党函》(1912年5月29日刊载)，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0卷，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

(69)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76页。

(70)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第395～396页。

(7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17页。

(72)《参议院与政党》，《申报》，1912年5月18日，第2版。

(73)《致各省都督议会等电》(1912年5月24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197页。

(74)《解释借款事复黄兴电》(1912年5月25日)，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2册，第646页。

(75)《复熊希龄电》(1912年5月17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187页。

(76)《京华零拾》，《申报》，1912年5月25日，第3版。

(77)《专电》，《申报》，1912年5月27日，第2版。

(78)《唐总理、熊总长之辞职》，《申报》，1912年5月29日，第2版。

(79)《东三省总督等河南巡抚等改为都督令》(1912年3月15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37页。

(80)《委任张锡銮职务令》(1912年3月15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638页。

(81)《致袁世凯电》(1912年3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66页。

(82)《国务总理唐绍仪来电》(1912年4月5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699页。

(83)《致国务总理唐绍仪电》(1912年4月6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699页。

(84)《直人电催委任王芝祥为直隶都督》，《申报》，1912年4月27日，第6版。

(85)6月20日，袁世凯曾对人谈及此事：“当三月间，直隶谘议局议长阎凤阁来谒，曾以此为请。余当即告以都督专掌兵权，南方各都督亦多由军队拥戴，并非人民选举，直省先由人民选举，深恐军队或有猜嫌。至王芝祥君，不妨请其北来，此间徐与军队接洽之后，再行设法。”(《大总统直掬肺腑以相示矣》，《申报》，1912年6月28日，第3版)根据袁的这段自述，其对阎凤阁的表态可谓相当圆滑，既流露了反对都督民选之意，又说可以让王芝祥来京，设法任命，但始终没有做出任何承诺。

(86)《唐绍仪为商任王芝祥为都督致黄兴电稿》(1912年5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页。

(87)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8页。

(88)《各省推戴袁总统电文》，《申报》，1912年2月26日，第3版。

(8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14页。

(90)《内外时报·各国务员之政见》，《东方杂志》第9卷第1号，1912年7月，第37页。

(91)嘉乐恒：“美国公使致国务卿电(1912年5月7日)”(Calhoun,“TheAmericanMinistertotheSecretaryofState,May7,1912”)，《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12年)》(PapersRelatingtothe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1912)，华盛顿：政府出版局1919年版，第78页。

(92)《公举都督问题续志》，《申报》，1912年4月3日，第2版。

(93)《复国民共进会函》(1912年3月25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9卷，第666页。

(94)《大总统批王赓彤等呈请委任袁世彤为河南都督文》(1912年5月14日)，《政府公报》第16号，1912年5月16日。

(95)《西访员述袁世凯之君主谈》，《申报》，1912年2月2日，第3版。

(96)《专电》，《申报》，1912年5月30日，第2版。

(97)《国务院致张锡銮不准各界迎拒都督电(二件)》(1912年6月2日)，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第33、34页。

(98)《答参议院议员质问不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事》(1912年6月12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0卷，第100页。

(99)《专电》，《申报》，1912年6月3日，第1版。

(100)《专电》，《申报》，1912年6月11日，第1版。

(101)《专电》，《申报》，1912年6月18日，第1版。

(102)《致赵凤昌暨各报馆各省都督电》(1912年6月22日)，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2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103)严泉：《民国初年王芝祥“督直改委”事件考》，《民国档案》2013年第2期，第142～143、130页。该文认为正是由于唐绍仪没有副署该命令，致使该命令无法正式公布，这表明《临时约法》在当时还是起了一定的约束作用。

(104)《大总统直掬肺腑以相示矣》，《申报》，1912年6月28日，第3版。

(105)《特约路透电》，《申报》，1912年6月16日，第2版。

(106)《特约路透电》，《申报》，1912年6月18日，第2版。

(107)《专电》，《申报》，1912年6月19日，第1版。

(108)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22页。

(109)《中国同盟会本部通告各支部唐绍仪出京原因电》，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2卷，第39页。

(110)《共和党为唐绍仪离职致各省都督电》(1912年6月20日)，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2卷，第47页。

(111)《总理出亡后之政海潮》，《申报》，1912年6月25日，第3版。

(112)《总理出京之政海潮》，《申报》，1912年6月30日，第3版。

(113)《咄咄民国竟有出亡之总理》，《申报》，1912年6月22日，第2版。

(114)《致达·狄·布拉姆函》(1912年6月22日)，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968页。

(115)《如火如荼之北京政界》，《申报》，1912年6月26日，第2版。

(116)《唐少川有桑中之喜》，《申报》，1912年6月27日，第2版。

(117)《命令》，《申报》，1912年6月21日，第2版。

(118)由于工商总长陈其美未北上就职，袁世凯下令由王正廷署理工商总长[《临时大总统令》(1912年5月7日)，《政府公报》第8号，1912年5月8日]。

(119)(121)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第459、465，470页。

(120)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总7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