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7年各地经济速览_风闻

从改革开放到2011年，中国GDP从0.37万亿增加到49万亿，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6%。而后，经济增长速度逐年下滑，从2012年的7.9%，降至 2018年的6.6%，是为“新常态”。 

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64644元人民币，比2011年增长78%；按美元计价是9771美元，增长74%。对中国31个省和直辖市的经济表现，已然可以做一个速览。

下表是新常态至今中国各地（除港澳台）的人均GDP变化数据。2011年作为基数年。

表：2011年-2018年各地人均GDP变化情况，按照增长率排名

 

图：新常态7年（2012年-2018年）GDP年复合增长率地图

总体上可以这样总结：不平衡好转，北上稳定，沿海分化，中部崛起，西部一半迅猛一半艰难，华北复生，东北沉睡。

● 新常态背景

十年前蔓延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造成200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增长率从连年两位数降至7.79%，在2009年更是录得-16.27%。后来在美国和中国的分别政策干预下复苏——现在看其实只是反弹。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决定了不可能继续闷声发财。美国对中国的敌意逐渐释放。2008年，奥巴马宣布参与TPP，并在2009年11月正式进入TPP谈判的主导角色。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制造业总量占全球比例也跃居第一。

2012年和2013年，雾霾侵袭华北和中东部，空气净化机卖断货，两家北欧品牌赚到手软。13年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十条），污染型小企业进入淘汰倒计时，大企业启动环保改造，新企业准入门槛从膝盖抬到了脑门上。2015年，《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发布。2016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发布。

从此，治污环保成为地方政府的政绩组成之一，已处在低迷状态的能源产业更加低迷。

2015年，脱贫攻坚战打响，全面小康的时间点确定在2020年。此后，中央财政对西部的转移支付进一步加强。

是年，中国启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对低效过剩的供给端进行清理。许多地区，既顶着污染和过剩的双重大帽子，又承担着巨大的就业负担，农村还有贫困人口等着小康，官员如履薄冰。

同样在2015年，经过过去两年以放松资本流动为主的金融业多项改革措施，乐视网带领创业板指数站上疯狂的泡沫顶端。在4G建设的背景下，风险资金涌入“互联网+”行业。

这些企业不畏惧亏损，每天用上千万甚至上亿的资金换取用户和流量。他们充实的现金也带走了一批年轻人。接单送外卖，比坐在枯燥的生产线前，赚得只多不少。

与此同时，成年型人口结构正在慢慢走向老年型人口结构。

2015年的全球经济并不好看，当年（以及2016年上半年）全球贸易量是十年最低，低迷程度超过2008年。中国也在这两年里出现了贸易额负增长。

表：GDP增长率、进出口总额增长率、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2012年转折

自1991年之后，中国的GDP增长率常年在10%左右，唯一一次破8是受到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的1998年，为7.3%。2012年，GDP增长率再次破8，为7.9%。

国内国际多重影响下，进出口增长也下了一个台阶。在2010年和2011年的反弹后，外贸总额结束两位数时代，2012年的增长率落到3.28%。

制造业发展速度的高峰也已经过去。2000年，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占比是45.5%，在2009年依然高达46%，但在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8年，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占比已降至40.7%，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占比则达到52.2%。

最后，整个世界都在停下脚步。2000年到2011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速超过7%。2012年到去年，平均增速只有2.3%。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红利之路越走越窄，新的技术还没有爆发，存量大战开始了。

由于2010年和2011年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恢复期（反弹期），当时的政策对所有类型的经济增长都报以欢迎。产业转型虽然暗暗开始，但还没有明显浮出水面。

困境在2012年到2014年慢慢暴露，伴随着2015年全球经济负增长，中国经济也表现出微微的恶化。旧的动能走到尽头。

例如，占全球三分之一比重的中国制造业距离天花板越来越近。历史上美国制造业曾经高达全球近一半。但这个比重的时间是50年代，也就是美国的经济“黄金时代”，其背景是所有工业大国都被二战摧毁，美国成为大赢家。

没有这种特殊背景的其他时代里，占据全球三分之一制造业的单一国家，恐怕会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难。中国制造业的目标增量，不能再做大量低价，而要转向大量高价。

所有的旧动能莫不如是。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新旧动能转换”，要在一部分低端制造业必然离开中国的同时，引导中国制造2025，增加内需刺激消费，支持创新以争取第四次工业革命爆发于中国。

2012年，习近平首次提出“新常态”。2014年中央经济会议阐述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

“新常态”确立，治雾霾，去产能和杠杆，制造业转型，产业结构优化……政策和市场的喜好巨变。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朝着同样的方向使劲，有没有与之同向而行，决定了各省市今天的成绩单。

我选择用常住人口的人均GDP作为主线进行比较。人均GDP能够反映总体经济情况，常住人口覆盖到非户籍的外来人口，以及老龄化造成的影响。比如，发展势头好的地区，能够吸引创造较高GDP的人才流入，从而增加人均GDP；反之则会降低人均GDP；走高的老龄化，又会拉低人均GDP。这几条也是地方政府需要平衡的。

此外，相对高的生育率也会拉低人均GDP，低生育率反而帮助人均GDP走高。比如西部的生育率明显高于东部。但是，最高生育率和最低生育率的两个省，新生儿影响人均GDP后，两者的差异也低于1个百分点。而且，儿童能带动更多家庭支出而推动当地GDP。所以下文分析时不再考虑这个因素。

只用这一个数据当然也会存在许多局限。文章篇幅小，来不及面面俱到，但求提供一个粗准的思考。

● 不平衡好转

首先，省与省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程度有了明显的好转。

2011年，天津，上海，北京，是仅有的三个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省/直辖市，都在8万元人民币以上，平均8.29万。后3位是甘肃，云南，贵州，人均GDP在1.6万-1.9万之间，平均1.84万。前3位平均数是后3位平均数的4.51倍。

到2018年，前3位依然是这三个直辖市，后3位也依然是西部这三个省。前3位的人均GDP复合增长率为6.1%，后3位为9.1%。前3位人均GDP是后3位的3.59倍。相比2011年的4.51倍，差距缩小20%。

2018年位列首位的14.02万（北京），相比2011年首位的8.52万（天津）增加65%。而2018年末位的3.13万（甘肃），比2011年末位的1.64万（贵州）增加91%。

2011年，前10位省市共有接近5亿人口，到2018年这部分人口的人均GDP年复合增长6.4%。2011年的后10位省市有大约4.5亿人口，同期这部分人口的平均增长7.9%。换句话说，7年前后，中国排在末位的近5亿人，比排在前列的近5亿人，增长速度快19%。

从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能得到同样的结果。2011年，北京、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3.29万和3.62万，2018年增长到6.24万和6.42万，分别增加90%和77%。

北上的高增长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型企业的总部集中，故高端人才集中。增速第三的浙江，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新常态期间增加了48%。其后的江苏，广东，山东，福建，增长都在30%到40%之间。

而人均GDP始终在末位的三个省，贵州，云南，甘肃，同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加了119%，105%，136%。人均收入始终在末位的西藏增长了131%。

转移支付的支持，政府和市民的努力，以及低基数下的天然空间，使相对落后的地区取得巨大的改变。

● 北上稳定

北京的人均GDP年复合增长率为8%，上海为7.3%。7年间增长率走势线条柔和，偶有一年偏离全国，总体上保持稳定。

人均GDP最高的城市深圳，这个数字是7.8%。

2018年，北京和上海的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左右，加上对人口规模的控制，人口结构日趋老龄化，以及中央财政对各地区继续做平衡导向，今后几年的增长率有可能继续下降。

前三里天津情况最差，在下文的华北地区再说。

● 沿海分化

直辖市之外的沿海省份基数相对比较高，但福建和江苏的人均GDP依然惊人地达到了9.8%和9.2%的年复合增长率。以北京或上海在位于6.23万或4.74万两个人均GDP的位置算起，在第八年都没有达到福建和江苏的总增长。

广东是7.9%。浙江落后一步，是7.6%。山东最低，年增长7.1%。

此外，海南不适合放到任何一个地区，就列在沿海类里。海南表现很亮眼，年复合增长8.7%，排序上升5位，从下游来到中游。

福建，江苏，浙江，新常态期间在政策条件和自然条件上没有明显的区别，可以说政府治理水平出现了高下。江苏和浙江的人均GDP分列第4位和第5位，排位没有变化，但江苏的含金量发生了变化。

2011年，江苏人均GDP是第1位（天津）的73%，2018年，是第1位（北京）的82%，距离天津更是只有4个百分点。江苏和前三个直辖市越来越接近。2011年，江苏人均GDP只比浙江高8%，2018年已经比浙江高17%。

而早在2000年，江苏人均GDP比浙江低14%。江苏的人均GDP首次超越浙江发生在2009年，浙江民营企业受到进出口大减的影响。自那之后，浙江的一部分民营资本出现了脱实向虚的倾向，后来在2015年去杠杆的环境下，一些血薄的小企业没能活过来。除了企业自身的盲目，政府对地租和金融的管控不力也是原因之一。

在浙江的身后，福建紧追不舍，从第9位上升到第6位。2011年，福建人均GDP是浙江的80%，是第1位（天津）的56%。2018年，福建人均GDP接近1.5万美元，是浙江的92%，是第1位（北京）的65%。

这里必须说明一点，并不是因为这些年国企受到政策优待，民企受到打压，造成浙江经济相对江苏落后。

因为年复合增长率更高的福建，其民营经济占GDP比重和浙江一样，都在全国最高一线，占三分之二左右，而福建甚至比浙江还高一点点。造成浙江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印象，来自于浙江大型民企是全国最多的。全国民营企业500强里，浙江有92个，即一省占了五分之一。

而国企占经济总量最高的上海和北京（占四分之三左右），也并没有因为国企总部的集中而出现异常的高增长或低增长。地区经济情况和国企民企比重没有直接关系。

这几年，福建壮大了许多大型民营企业，如零售业的永辉超市和新能源的宁德时代。福建传统的服装鞋帽企业们也努力摆脱廉价的形象，打造品牌价值。

在2019年上半年，福建GDP总量增长高达8.1%，高于浙江的7.1%、广东的6.8%，江苏的6.5%，仍是沿海省份之最。

但在2018年，浙江的GDP总量增长率重新超过江苏。由于人口增长也超过江苏，在人均GDP上这一点没有反应出来。但今年上半年的人均GDP数据上，浙江增速超过江苏。

广东总体上无功无过。但广东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省内不平衡。广东下辖21个地级市（或省级市），2018年，有2个市的人均GDP低于全国人均GDP最低省甘肃（3.13万），有5个市低于全国人均GDP次低省云南（3.71万）。

2018年，和广东地形相似的浙江省内最低人均GDP是丽水的6.36万，是最高市杭州的45%。同样与广东地形相似的福建，省内最低是南平的6.69万，是最高市厦门的56%。

而广东省内最低市梅州的2.54万，只有最高市深圳的13%，广州的22%。中位数茂名的4.98万，也只有深圳的26%，广州的34%。也就是说，在广东，珠三角以内和珠三角以外，仿佛是两个世界。

省内人均GDP悬殊程度超过广东的只有一个省份，就是全国目前最落后，也确实最难发展的甘肃省。甘肃临夏市的人均GDP仅有第一位嘉峪关的10%，第二位兰州的17%。

这是广东政府需要迫切通过省内扶贫解决的问题。

山东作为沿海五省人均GDP最低的省份，复合增长率也最低。山东的污染型化工企业和低技术的工业企业非常多，承载了大量就业。这些企业能否转型决定了山东未来几年的经济。

2018年，山东GDP总量增长破7，从上一年的7.4%下降到6.4%。今年上半年，山东的GDP增长继续下降到5.4%。

山东困境和经济文化不无关系。山东民间看中特权。有段子说山东的顶级豪车肯定不是什么劳斯莱斯，而是车里贴一张“家属大院”的奥迪A6。

去年，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提出要认识到山东地区的思想落后。就在这个月（2019年8月），山东取缔一批非法社会组织，其中有8家喝酒培训学校，有点匪夷所思。而此前中西部几个地方也取缔过喝酒学校。

山东有1亿人口，旧经济的负担太重，固有的思想桎梏也太重，转型不会一帆风顺。祝山东好运。

沿海五省的含义非同一般：共计4亿人口；人均GDP是除直辖市之外的前5位；GDP总量有4个在前4位，福建在第10位；福建和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

北京和上海经济资源过于集中，增长规律缺乏代表性。沿海5省的经济数据比北京上海更重要。如果这4亿人口所在的经济体出现明显的后劲不足，会让人感到，中国的人均GDP达到1万-2万美元就是尽头。而这个数字仍只是美国的1/6-1/3。沿海5省走得稳妥，就是其他省份的表率。

● 中部崛起

中部本有六省，这里没有包含山西。山西在经济上属于中部，地理上属于华北。由于经济结构（煤炭产业为主）和华北地区的情况一致，所以归入下文的华北段落。

中部另外五省的总体人均GDP年复合增长率高达9%。其中湖北高达10%，安徽达到了9.3%。江西，湖南，河南也全部超过8%。但也要看到，他们的人均GDP目前都在5万左右，还没有达到1万美元，所以有理由在未来几年保持住比较高的增速。

2011年排序和2018年排序进行比较，中部城市的排位提升非常显著。其中河南提升5位，安徽和湖南提升4位，湖北提升3位。江西的排位没有上升，但江西人均GDP和在他之上的三个省份只差不到1%的距离。

这几年，中部省份在产业上主要做三头，一头是承接沿海地区打不住成本的制造业，一头是扶持科技和互联网产业，在新动能上不掉队，另一头是保持原有化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并谋求转型。

五个省份在十三五规划都提到了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方面，2017年相比2011年，江西增加1.88倍，安徽增加1.67倍，湖南增加1.54倍，河南和湖北分别增加1.23和1.20倍，均高于1倍整的全国总体水平，也高于江苏的1.04倍和广东的1.07倍。

河南还是2017年单位GDP能耗下降最高的省份，降低7.9%。其后是贵州和山东。

但也要考虑到，中央财政这几年对中部地区基建投资的倾斜很大。未来需要更多高效长效产业承接城市建设结束后的空白。

这五省共有3.4亿人。作为中间力量，中部地区对上游的沿海和下游的西部具有过渡意义。新产业方面可以沿着东边的路径，争夺其领地；老产业则有机会向西部转移。中部地区出现停滞，西部可能也会出现惰性。

未来安徽和江西若能保持每年7.5%的增长，湖南和河南保持住每年6.8%的增长，5年后，中部地区的人均GDP将全部达到1万美元。这将代表着中国有一半人超过这根线。

今年上半年，湖北和安徽的GDP总量增长保持8%的增长，江西达到了8.6%，河南和湖南分别是7.7%和7.2%。相信中部地区在现在的快车轨道上还能继续行驶下去。

● 西部一半迅猛一半艰难

西部11省（不含内蒙）人均GDP年复合增长率分化明显，其中六省都在9%以上，西藏和贵州更是达到10%以上；另五省则都没有超过7.5%。

内蒙在经济分区上属于西部，地理划分上同时属于华北和东北，产业支柱（煤炭）则明显和华北融为一体，所以归入华北部分。

增长率最高的贵州有3600万人。2011年贵州人均GDP全国最低，在2018年爬升2位，从倒数第一升至倒数第三，年复合增长14.1%。

由于出省工作的人比较多，贵州的人均GDP表现明显好于GDP总量。在贵州迅速发展之后，如果创造更高单位价值的人才能够回流，其实反而更能提高人均GDP。

去年有一条新闻，复旦大学博士毕业生胡馗拒绝了复旦和美国密歇根的博士后机会，回到老家贵州做医生。这不仅一个人的高尚，也来自于贵州的发展。

贵州的经济领头作用对其它落后省份非常重要。贵州要保持GDP在高增速长，以及逐步提高当地的资本收益率，用高效产业取代相对低效的扶贫投入。下一期我计划写贵州在新常态下的新产业发展。

其后是西藏的11.6%。但西藏只有340万人口，对西部整体影响很小。

然后是云南、重庆、陕西、四川，这四个省（市）共有2亿人，超过西部总人口的一半。四省年复增长率都在9%以上，尤其是人均GDP在西部最高的重庆和陕西，达到了9.7%和9.6%的年复增长。这几个地区和广东类似，地形复杂，内部经济不平衡，有困难，也有潜力。如果未来几年四省能保持住总体8%以上的增长率，西部就稳了一半。

2018年云陕川三省的GDP总量增长都在8%以上，云南达到8.9%。但重庆只有6%。重庆必须找到症结和突破口，不能拖这个后腿。

六省迅猛，五省艰难。甘肃、广西、青海、新疆、宁夏五地目前不容乐观，都没有超过7.5%，其中甘肃只有6.9%。这五个省份有1.1亿人口。

广西有5000万人。相对人均GDP的基数而言，广西7.3%的年复合增长率太低了。2018年，广西的GDP总量增长率依然只有6.8%。广西必须挖掘增长潜力，比如西边的越南口岸和北边的旅游。西部共有3.5亿人口，广西如果能赶上来，连同前六省，共2.9亿人口，就能安下西部五分之四的心。

中国太大，情况复杂，用整体人均GDP分析问题没有意义。比如有两个省份增长的难度很大，而且不能苛求它们在短期拿出不切实际的经济收益。

一是2500万人口的新疆，即使去掉300万建设兵团人口，还有2200万居民。新疆的大量财政资金和社会效率不得不让位于安防工作，对发展经济造成了挤压。这一点的影响非常无奈。新疆地区的自我成长，或许需要等孩子们长大。

二是甘肃，有2600万人口，城镇和农村居民各半。甘肃的自然条件最差，在中国三大高原的交汇点，布及高原山地，沙漠戈壁。甘肃目前的人均GDP全国最低，为31336元，也是2017年全国唯一单位GDP能源消耗不减反增的省份（2018年甘肃的能耗指标下降）。未来几年内甘肃恐怕依然需要强度比较高的财政补贴。

青海和宁夏分别只有600万和700万人口，目前落后，但两地带来的压力相对小。人口少的优势是财政缺口和经济促进难度都比较小。比如虽然不适合大规模制造业，但太阳能、光热、风能等新能源发电，特色农牧业，旅游业，做好了也可以提高经济增长，并承载大部分的就业。

总体上，西部11省GDP总量对全国的贡献率从2011年的12%增加到2018年的21%。当然，西部地区的增长率，包括中部地区的增长，离不开财政支持。

单看2018年，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超过6万亿。在一般性转移支付的3.9万亿里，对西部支付1.71万亿，对中部支付1.65万亿。专项转移支付的2.3万亿里，对四川支付1500亿，对贵州、云南、新疆、内蒙、湖南、河南、山东，都超过千亿。

当前西部地区的GDP里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固定资产投资和扶贫，当固定资产投资和扶贫降低后，就需要通过生产和消费带动经济。西部地区GDP的质地，要看2020年脱贫攻坚战结束、转移支付降低、基建投资告一段落之后的增长情况。这是检验对西部投资和扶贫效果的真正标准。

西部大开发和扶贫攻坚战是伟大的事情。欧洲永远也无法统一，因为先进体只会收割困境体，而不是帮助他们。即便是统一的印度，目前也走不顺这条路。

2020年后，西部开发将进入新的阶段，未来以巩固小康为主。这样，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也能适当降下来，减税（和税制改革）的空间就出来了。

● 华北复生

排序变化这一列，中部地区是清一色的黑色，平均上升7位。而华北是清一色的红色，平均降低5位。华北共1.5亿人口，过去7年的人均GDP年复合增速4.7%，彻底落后于除东北之外的全国其他省市。

在年复合增长率的排名上，华北四省和东北三省正好占据倒数7位。

华北地区代表着三个旧动能：煤炭，钢铁，污染。新常态最初的5年里，整个地理意义上的华北地区，除了北京之外全面陷入窘境，形成所谓的经典经济案例：环北京贫困带。

共有6000万人口的山西和内蒙饱受煤炭业低迷之苦。2012年，全国煤炭开采类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总收入是3.4万亿，随后不再增长，缓慢下滑。“大气十条”后，2015年的煤炭开采规上企业总营收比2014年下降23%。2017年的煤炭采选业总投资只有2012年的一半。

煤炭低迷造成的痛苦蔓延到山西的方方面面。2017年，山西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只有2016年的一半不到，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固定资产投资都只有2016年的三分之一不到。

但难以理解的是，2017年，社会保障和福利业、教育、公共设施管理业、科研，这几个科目的固定资产投入也只有2016年的三分之一。要知道2017年的山西财政收入里的地方部分是增加的。

比如在山西的财政支出里，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这一项，2010年在30亿左右。到2012年猛增到60亿左右，而后几乎停滞，2017年为70亿，5年只增加了15%。

在其他省份，这个数据一般都呈现逐步增加的健康状态，5年前后总增长50%-100%。几十亿对财政而言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很难理解山西政府的这块投入几乎不见长。同样奇葩的还有辽宁省，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增长率曲线是一趟过山车，从正到负。

新旧动能转换，核心就是找到取代旧动能的空间。在最新的山西企业规模排名里，前14位依然是煤炭业和钢铁业的天下，外加零星的地产商，和一家汾酒。直到第15位开始，总算出现了潞安太阳能和振东健康。在20位开外，做铁路部件的智奇设备在第26位，航天清华装备在第28位。在第30位之后，终于有约半数的铁路设备和医药行业企业。

同样是煤炭大省的陕西在新常态7年里，年复合增长率比山西高4.2个百分点。陕西企业前20位里，有陕西汽车，海航物流，供销大集，西安飞机，比亚迪，陕西医药。

眼下，煤炭企业依然在应付债务违约。而在内蒙，鄂尔多斯新区已被称为鬼城。

内蒙中部属于华北，东部属于东北，新常态7年的复合增长率只有2.4%。内蒙的情况和山西很像，只是各个数据上的暴露和山西有先有后。

好消息是，经过最痛苦的2014-2016年，煤炭价格已触底回升。2018年煤炭产量恢复增长。同时山西和内蒙的非煤产业占比也在增加，经济数据已经出现好转的苗头。

对过剩产能和污染的控制不会停下来。煤炭大省的经济稳定仍要依靠非煤产业来与煤炭产业互相平衡。

河北的痛苦不亚于煤炭二省。河北有7500万人口，多过山西内蒙之和。河北在段子里以世界钢铁产能第二存在。第一是中国。第三是河北唐山，第四是唐山瞒报。实际上唐山瞒报最多时大概在全球第十左右。前三位则是真真切切无可反驳。

也和山西内蒙相似，2012年之前，钢铁是河北的骄傲，规划说的是“做大做强钢铁产业”。环保和三去启动之后，中小企业一片哀嚎。直到2016年落后产能逐渐出清，钢铁价格回升，河北的经济也呈现出死而复生。

唯一还未活过来的是天津。

人均GDP依然处于前三的天津，在2013还拥有12.5%的GDP总量增长，但此后增长率一路走低。新常态期间，天津以5.1%的年复增长率排名倒数第五。

2017年和2018年，天津GDP总量的增速都是3.6%，连续两年全国最低。天津也是唯一一个新常态期间增速越来越慢、期间没有任何挣扎的地区。2018年初更爆出滨海新区GDP造假。

天津GDP高增长的美好时光来自于远超全国水平的固定资产投资。2008年到2010年是天津GDP总量增长最快的三年，分别是16.5%、16.5%、17.4%，同期北京和上海都在9%-10%左右。而这三年，天津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分别是44%，40%，33%，同期的全国数据是26%，29%，12%。

天津的投资增速近年下降到个位数之后，GDP随之走弱。

相比之下，目前西部开发与扶贫的力度下，西部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常见在15%-20%左右。最困难的甘肃和天津相似，GDP由固定资产投资带动。在2017年甘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减半后，GDP总量也从7.6%降到3.6%。但甘肃是受制于地理上，天津呢？

2017年，天津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营业总收入比最高位的2013年减少三分之一，下降幅度远超河北和山西。

更难看的是私营工业企业。2017年，天津私营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总收入0.26万亿，比2016年的0.69万亿减少近三分之二。而这个数据在河北始终保持着增长；在山西则经过2014年到2016年的下滑后，在2017年大幅增长，回到2013年的水平。

萧条之下，支撑全国经济增长的消费业，在天津也出现了负增长。2018年，天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2017年下降3%。

2017年和2018年，天津财政收入连续两年减少，在全国绝无仅有。2017年，财政收入表下降最明显的是三个项目：地方财政非税收入，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地方财政其他非税收入，这里面的大头都是“降费”类，但并没有带动天津的经济扭转趋势。

天津十强企业的名单里，只有一家根正苗红的制造业企业：一汽丰田。在二线城市纷纷拼了老命发展中高端制造业和科技行业的这些年，天津的新产业发展得不好，甚至剑走偏锋，成了传销之都。眼下对传销放任也不是，掐死也不是。天津这些年可以说走上了弯路。

彻底环绕北京、重度依赖钢铁产业、拥有7500万人的河北省，比天津困难得多，人均GDP的7年复合增长率也只比天津低0.1个百分点。天津1500万人口，比深圳只多了200万，是直辖市，拥有港口。在这些条件下，若把问题根源丢给环京魔咒，似乎有些太推卸责任了。

● 东北沉睡

最让人痛心和担心的是东北。

黑龙江从第17位掉到第27位，下降程度令人感到恐怖。吉林和辽宁分别下降5位和3位。黑龙江年复增长仅4%。辽宁身为东北地理位置最好、拥有港口的省份，更是只有匪夷所思的1.9%，GDP总量甚至在2016年出现负增长，七年前后的人均GDP几无增长，在31省排名垫底。

1.1亿人口的东北，新常态时期人均GDP年复合增速只有3.4%。

2004年，温家宝提出“振兴东北”。接下来的几年，和天津一样，东北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激增。2013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相比2003，黑龙江和辽宁是8倍，吉林是9倍。同期全国是6倍。

也和天津一样，问题不在于固定资产投资过多，而在于，这些固定资产投入能否转化为未来的经济增长。造一条路，是为了无数行驶的汽车；开发一个新区，是为了企业入驻招工。而不是搞完基建当摆设。当固定资产投资不再高增长的时候，经济也随之停滞，这意味着之前所进行的投资只有拉动基建就业这一次性的效益。

同样如天津，东北没有服人的借口可找。

说东北是国企压力沉重，可是正如前文提到过，民营企业占经济比重这个数据里，东北三省既有民营经济高达三分之二（和福建、浙江一线）的辽宁，也有民营国营各半的黑龙江（和贵州、海南一线）。

前文提及，民营占比最小的地区其实是北京和上海这两个国企总部中心，经济总量里只有四分之一是民营经济。其次是兵团中心新疆，青海，云南。

如果非要说东北的国企有责任，那也不是国企这一性质的责任，而是东北国企特有的责任。

说政策不扶持。2004年开始的“振兴东北”计划里，第一条就是优化结构。甚至提出“在积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同时，把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策上包括加大转移支付，老工业区改造，扶持建设机器人、燃气轮机、海洋工程装备、集成电路装备产业，支持东北国企进行改革方面的先行试验。

结果新的产业没有出现，老的产业越做越差。曾经是新中国骄傲的沈阳机床集团，旗下上市公司沈阳机床连年亏损，已经挂上ST。

说气候问题就更没道理了。东北傲居重工业中心的那些年，并不比现在暖和。

2018年，全国第二产业增加值比2012年增加50%。而在传统工业地区东北，黑龙江比最高的2012年下降33%。辽宁比最高的2014年下降31%。吉林比最高的2014年下降12%。

全国各省的第二产业占经济比重都在下降，但表现方式不是第二产业负增长，而是第三产业的增长率高于第二产业的增长率。除了东北三省，没有任何一个地区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出现连续负增长。

除东北之外第二产业表现最差的山西，2016年第二产业增加值最低时，相比2012年的最高值下降24%，但已经在2018年恢复到2012年的水平之上。

华北地区唯一和东北三省一样，第二产业还没有复活的，是省内一半地区位于东北范围的内蒙。

知乎上关于东北的热门问题里，有一个回答令人印象深刻。答主毕业后到深圳就业，要从东北老家把户口迁出，到深圳把户口迁入。在东北，迁出户口这件事办了三天，最后还是不得不屈服于现实，找了关系办成。然后这个人到了深圳，到窗口递材料，结束。就这样，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才，从此“来了就是深圳人”。

从这个角度看，东北问题似乎是山东问题的级数加强版。又或者还有其它原因。不管怎么说，山东已经发现自己的症结，东北呢？

人才不回流，责任不在学生，而在东北内部，在东北政府。

中国31个省市，除了北京和上海因为严格的人口规模控制，最近几年出现常住人口略微的负增长，其他省市在2012年后都呈现人口增长趋势。

在2012年之前，贵州和甘肃等落后地区人口持续流出，但已在2012年之后恢复正增长，和经济情况高度正相关。

只有东北三省。吉林省2003年常住人口2704万，此后15年都没有超过2800万，2018年的常住人口正好还是2704万。辽宁省2008年常住人口4315万，2018年4359万，十年间始终在4400万之下。黑龙江从2000年到2015年都在3800万左右，2016年开始陷入人口净流出状态。

如哈工大这样的一流学校，2018年毕业生的前20个单位去向里，只有一汽是东北企业。加上留校继续读书的学生，共有22%留在东北三省。排在哈工大之后的西北工业大学，本科生留在陕西一省的比例就有30%。

日占期，东北率先拥有重工业基础。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全国156个重点项目中54个在东北投建。

50年代后期，东北三省的GDP总量占全国总量的五分之一，其中辽宁省连续称霸GDP第一，直到1960年被上海超越。2000年，东北三省占全国GDP比重下降到9.7%，和人口比例相符，尚不算低。到了2018年，东北三省的经济总量只占全国的6.3%。

东北仿佛静止在重工业最辉煌的建国初期，一直没有醒过来。

2018年和2019年上半年，除了辽宁的经济增长有所恢复，吉林和黑龙江的增长率都在继续打破最低记录。

今天人们常说要警惕社会分层。地方也有分层问题，有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的区别。华北和东北虽然存在因历史转折面临的困难，但也必须承认，地区依赖旧动能太多年了。

● 序章

2019年上半年，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初步核算增速是6.3%，仍在下降通道之中。未来五年能不能站稳在6%之上是重中之重。

从2012年到2018年，这七年是旧常态的结束，结束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高增长，也是新常态的序章，迎来了下一个三十年。而下一个三十年的终点，正是邓小平“21世纪中叶”的终点，也是毛泽东“第二个百年”的终点。

80年代，邓小平政府对这一战略的表达是：

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第二个百年”最早由毛泽东提出。后来由江泽民政府完善为：

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十九大时，习近平政府又将2020年到2050年的30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是前15年，目标是：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然后从2035年再奋斗15年，达到“第二个百年”所说的“现代化强国”目标。现在是2019年，一切才刚刚开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