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锅他们必须背！这个阶层的失去制约，让汉人一千年都没战斗力！_风闻

编者按：很多历史爱好者可能都有这样一种印象，从宋代之后，中原王朝在对外作战上就显得相当无力，再也没能汉唐雄风了。对此，很多人给出了不同的理由，比如缺乏战马，北方少数民族更强大了，中原人缺乏尚武精神等等，甚至有些什么缺乏中亚的军事输入之类的奇谈怪论。那么，真正让中原王朝军事无力的根源是什么呢

从宋代开始到明清，中国似乎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内卷化，军事动员能也力无法与庞大的人口匹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封建国家在固定资产领域掌控力的收缩，对于基层掌控力的下降，也就是所谓的“皇权不下乡”。从宋开始，地方宗族势力确实极大膨胀了，土地兼并速度也比以前剧增，使得政府对于人口、土地和财政的掌握严重衰退。如果要究其原因，士族政治向庶族政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应当是一个重要因素。

提及士族政治，许多人都会嗤之以鼻，认为血统论不可取。但冷兵器研究所之前推出的《曹操是革命家？他对百姓还不如袁绍！说说教科书里没有的门阀政治》一文中已经说了，士族并非一个彻底封闭的阶层；士族和寒族是可以转换的，连续数代担任显职，寒族就能崛起为士族，士族长期被裁抑则会跌落为寒族。譬如在东晋赫赫有名的陈郡谢氏，在曹魏时代不过是一家寒族而已，是通过建立事功而挤进士族俱乐部的。

出身士族的大将名将薛仁贵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曾著有《周易新注本义》十四卷。不可否认，士族权力失控会导致灾难，但士族与寒族的斗争，寒族为了晋升为士族做出的努力，大部分时候还是有利于国家利益和底层百姓利益的。东汉对于胡人的显赫战绩，唐朝士族政治缔造出的盛唐景象，无不说明这一点。当然这不是说庶族士大夫的崛起就一定是坏事。毕竟从中唐开始，士族也确实越来越腐朽，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当庶族士大夫未曾掌握高层政治权力，主要站在民间抨击士族门阀的腐朽以及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时，他们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入宋之后，科举制度的完善，印刷术的发展，也使得庶族士大夫彻底取代士族门阀站上了历史舞台。但是有宋一朝对于士大夫的过分纵容，无疑使得庶族士大夫的权力失控了，所谓的“财取于万民，唯恐其有余。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

宋代开始，不但既得利益层的规模变得比以前庞大太多，而且士大夫与中层勾结程度也极大上升，形成压迫底层的利益共同体。宋代的户籍称作“五等版籍”，分为主户和客户，客户即佃农，而主户依照财产等级分为五等，其中一二等拥有150亩以上的田产，属于地主阶级。宋代士大夫对于三四五等的主户，以及没有自己耕地的客户，其实是极尽歧视的。而他们往往提到的民，事实上只包括一二等的富民，他们与士大夫阶层联系紧密。如王安石变法时，士大夫纷纷反映民情不乐，事实上是因为变法损害了大地主的利益，而旧党士大夫就作为大地主的利益代言者发声。

宋代士大夫比起前代更明显地与地主阶层进行勾结，原因有二，其一在于宋代士大夫大多本身就来自庶族地主阶层，其二在于比起前代较为封闭的士族门阀体系，宋代更庞大的利益集团能够与更多地主阶层达成合作关系，达成对于基层的掌控，损害国家利益。而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制度，使得知识分子一旦掌握政治权力，就很容易利用政治上的上位优势令自己的家族成为大地主。

而旧式的士族，往往由于自矜门第清贵，瞧不起中层的地主阶级，也害怕他们崛起成为新的士族，往往对中层实施打压，限制其兼并土地人口。这个过程中，掌握高层权力的士族之利益与国家利益、底层人民利益就会有一定契合的地方，而均田体系也能维持较长时间。

▲程朱理学在哲学上有其积极意义，但终究弊大于利

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儒学中的重要指导思想。后世既得利益者哪怕心里再瞧不起百姓，也必须做出个样子，比如唐太宗就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从宋朝开始，官僚们信奉“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敢于全面不把底层人民放在眼里。套用某南亚大国的段子就是，“一亿人，十亿牲口”。宋代名臣黄震曾经对宋朝政治做出评价，“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从表象上看，宋代士大夫“尚气节”，为何会被黄震说成无耻呢？这是由于程朱理学的兴起，使得宋代的道德评价重小节而略大体，且并不把善待恩养底层百姓作为重要的评定标准，甚至道德评价成为拉帮结派、互相攻讦的党争工具。

中国自汉以来就有著名的清议传统，是民众向往清明之政的心理反映。明代大家顾炎武曾评价说“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 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从两汉到两晋南朝，清议能决定个人的升降，家族的浮沉；在南朝，遭到士人群体清议禁锢的，甚至需要皇帝特赦才能解除。汉晋以来，清议对于善抚百姓、崇尚节俭、赈济灾荒、推广教育等善举，都列为重要的评价选项。而士族虽然位居高位，但除非像梁武帝萧衍时代等少数时期那样被极度纵容，往往也畏惧清议影响家族前途，而对于压迫百姓有所收敛并往往建立善举。而善举突出者，也常被引为名士，如汉末三国辽东管宁“遂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非学者无见也。由是度安其贤，民化其德”推广教育，就得到海内敬重。

▲朱熹

而宋代清议规模上虽然达到了高峰，形式却变得极为浮夸迂腐。宋宁宗时，台谏为迎合韩侂胄之意，攻击朱熹的“伪学之言”，然惮清议，不欲显斥熹。《宋史》卷三九五《陆游传》又载: “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晚年再出，为韩侂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就以上这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清议纠结士众，煽动民意，使得程朱理学的领袖并未作出多大贡献就能享受极高的推崇和地位。而韩侂胄这样锐意北伐的进取派，只因为被清议所非，陆游为他写文也要遭到清议诋毁。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随着士族政治的彻底衰朽，庶族政治的崛起当然是大势。印刷术的普及，科举制的成熟，政治体制的发展，使得官僚选拔面广泛化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印刷术的普及，使得能够识字的人口极大增多，底层百姓也开始有机会通过科举进入士大夫阶层。但是士族衰亡之后，原来的皇权-士族-寒族-底层人民四级关系简化为皇权-士大夫-底层人民三级关系。士族和寒族的对抗不再存在。然而又没有相应的新型制衡机制推出，新型庶族士大夫的权力失控，使得从宋开始士大夫上欺天子，下虐黎民的情况远胜于前代；而官民对抗，也由此登峰造极。

▲科举制从宋代开始彻底结束了士族政治

比起有股东性质的汉唐士族，参与帝国军事扩张带来的家族利益，对于把控舆论的后世士大夫而言，远比不上利用职权兼并土地人口，控制基层带来的利益。华夏帝国的内卷化，也成为难以避免的事情了。我们当然不能说庶族士大夫是反动的。事实上士族政治生命力能从东汉维持到盛唐，正是依赖不断有优秀的庶族崛起为新的士族，为士族阶层输入活力，甚至有关陇集团崛起这样大规模的换血。但一个阶层一旦失去制约，必然造成危害。

从军事角度上说，当一群人仅凭熟读诗书就能高人一等，从而垄断知识、教育，以及财富等社会资源后，自然就会把被压迫和被剥夺者当成“非人”了。而当一个社会只有少数士大夫当成“民”，广大百姓被视作牲口时，运行的又不是北方少数民族那种军事体制，多大的人口优势都很难转化成军事优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