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这才是中国能化解大危机的真正原因！_风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月15日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该期报告的主题为“全球制造业下行与贸易壁垒上升”，凸显了当前全球经济陷入同步放缓境地的原因。

其中，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挑起贸易争端以及英国脱欧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已成为拖累全球经济表现的关键风险。

与资本主义国家每逢经济危机必造成巨大伤害相比，中国每次面对经济下行都有独特的应对方法，形成了自己的“中国经验”。其中，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之间一静一动，相互配合，作为很特殊的国情，恰恰是我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持稳定的“密码”。历史上，当中国面临各种内外部风险的挑战时，农村就发挥了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

近期，库叔专访了“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不仅像海绵一样吸纳了大量货币，也像减****压阀一样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通胀压力，最终，通过“三农”红利的释放，助力中国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

(图为温铁军教授）

编辑 | 李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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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曾这样化解经济危机

我们都知道，西方发达国家在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先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然后再进行治理，逐步转型，也因此经历了众多复杂的社会矛盾。

**首先就是生产过剩。**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大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社会化大生产的财产归私人占有，当然就会导致少数人掌握更多的收入，而多数人买不起东西，也就导致了越是规模化的产出，越是缺乏消费，最终造成生产过剩的矛盾。

在西方，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事件就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矛盾派生出来的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大危机。在自由主义市场条件下，欧洲走不出危机，因为大家都搞工业化，连几十万人口的小国都有钢铁、机械等一系列工业化体系，必然导致生产过剩。欧洲那样一个半岛型大陆，容不下这么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于是只能相互摧毁对方的工业生产能力，就打到一起了。

而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美洲大陆上崛起的工业化国家美国，却在危机下实行了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1933年罗斯福就任总统之后，面对生产过剩大危机的挑战，让政府直接用国债投资，把过剩生产能力引导到国家基本建设中去。美国是一个超大型的殖民地大陆，有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广阔的陆域面积足以消化掉这些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于是罗斯福新政帮助美国基本上改出危机（编者注：指通过改革走出危机，下同）。

（图为30年代初美国银行倒闭后门口聚集的人群）

再来看苏联，苏联那时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从领导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始，列宁就认为，我们要进入社会主义，必须先搞国家资本主义；如果不搞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连对付其他列强的能力都没有。而斯大林继承的是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

所以，美国、苏联当时都是国家主义。

二战时期的轴心国德国，其实也是典型的国家主义，它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措施本质上与罗斯福新政一样，都是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基本建设，形成当年世界上第一套以国家为单位的高速公路网。德国也因此能打得起“闪电战”，打了东欧后可以一夜间把其机械化部队通过高速公路网从东线调往西线，而西线的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要想调兵没有一周时间根本不行。所以德国在战争初期有很强的战斗力，直到后来，美苏为首的两个国家主义大国，集中他们庞大的生产能力一起砸向德国，德国才战败。

还有当时的日本，所实行的军国主义其实就是军事国家主义，也是一种国家主义。

所以，面对生产过剩、资本过剩的危机，部分西方国家采取了国家干预，实施“国家主义”，对资本进行限制乃至控制。经过二战，美苏崛起，而英法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衰落。

由此说，我们不能迷信“自由主义”学说，不一定要按照西方的意识形态来认识一个国家体制的优劣，而要总结客观的规律，形成自己的思考。至少今天我们要看到，**当中国也面临着严峻的全球化挑战时，是什么能让中国应对得了这种全球化挑战呢？**恰恰是中国的举国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举国体制也是可以跟市场和资本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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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先了解什么是中国

制度是派生的，是一定的资源禀赋条件下要素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中国是一个原住民国家，我们把它叫作“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陆国家”。

这个概念是在做国别比较时形成的。我们和巴西比较的时候发现，巴西是一个殖民化的大陆国家，中国是一个原住民大陆国家，这两者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就是原住民的多少，我们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原住民，巴西原住民人口只占5%，30%多是混血人口，60%多是外来的殖民者人口和他们的后裔。而美国、加拿大原住民更是只剩下大约2%。

除此之外，我们有占全世界20%多的人口，但只有占世界6%的水和7%的耕地，在平原上集中了城市、工业、农业等，这一定会造成资源禀赋过于紧张。相比之下，美国是把原来的原住民干掉了以后，由外来殖民者形成的一个国家，这些外来殖民者占有了大量的资源，所以形成了资源相对宽松的条件。

有一本书叫《四千年农夫》，讲的是一个美国人来到东亚，发现中国、朝鲜、日本等这些延续了几千年的人类社会，**用最少的资源养活了最多的人口，这才是可持续的。**这是一百多年前美国人所下的结论。

但今天，很多人却把西方一些激进的发展主义理论照搬过来，把制度变成了“决定论”。我认为制度是派生的，派生于本国的客观地理条件。

那中国的客观地理条件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查下地图，中国的青藏高原又被叫作除了南极、北极之外的“第三极”，南北极常年被冰雪覆盖，中国的“第三极”也常年被冰雪覆盖，只要在海拔六千公尺以上就是冰川，对周围的季风环流产生一定的影响。再结合中国的三级地理台阶分布，就导致了中国不可能是一种自然气候体系，而是五大气候带覆盖、资源气候条件千差万别的生态环境。它所形成的的人类社会，其自然资源的生产过程也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在中国有句话“十里不同风”。

 （中国地势图 图源：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

而北方更是有着大面积的干旱、半干旱荒漠草原，在那里生活的是游牧、半游牧的人类，跟400毫米等降水线以南、以东的农耕社会又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板块，历史上也多次发生过激烈、残酷的战争。就是这个具有极大差异，语言、文字、生活方式、喜好等各不相同的十几亿人，却作为一个整体历经几千年传承了下来。这是在自然界给定的人类生存条件下逐渐形成的。

今天我们能抵御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很大程度上也依托于这个庞大的、有战略纵深的大陆，也是因此，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时候，有人说中国太大得分割才行，目的就是要打掉中国的战略纵深。

也就是说，我们讲发展，其实更多应该立足于常识。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殖民化为序曲的，如果没有大规模殖民化，欧美发达国家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从偏居地球一隅的欧洲，尤其是岛国英国，开始探索新大陆，占领了南美洲、北美洲、非洲、澳洲四块大陆，并且差不多要完成对亚洲的殖民化，只保留了亚洲这个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陆，世界至少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殖民化大陆，一部分是原住民大陆。

谁是原住民大陆呢？欧亚大陆。欧洲尽管向外输送人口，却仍然是原住民为主体。美洲已经彻底改变人口结构了，大部分国家原住民人口都下降到了很低的百分比。

原住民大陆的发展经验，肯定跟殖民地宗主国、殖民地大陆的发展经验不一样，所以发展本身的差异很大。欧洲的发展经验是殖民地宗主国的经验，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经验是殖民地大陆的经验，而包括中国、印度等在内的很多亚洲国家则属于原住民大陆的发展经验。这三者之间不存在谁能照搬谁，这应该是个基本常识。

所以，中国的发展是自己独特的经验，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就是对于中国的发展经验，我们几乎无法用中国的话语把它总结出来。

举个例子，对于中国来说，“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可美国等西方国家有“三农”吗？很明显没有。“三农”怎么变成让西方人也理解的概念，应该怎么翻译，大家怎么对话等都是一系列问题。西方人也讲“Farmer”，但西方的“Farmer”跟中国的“农民”差异很大，美国的“Farmer”是农场主，所以很多人形成了一些错误概念，比如美国只用占总人口2%多的农民就形成了很大的农业产出，而中国那么多农民的农业产出却比美国少。这就错了，美国那2%多的都是农场主，农场主之外有大量的“Farm Workers”还没算，“Farm Workers”哪里来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墨西哥来的。现在美国农场主很生气就是因为特朗普修边境墙把墨西哥的那些季节性流动打工者阻断了，于是美国农场主只能高价雇佣国内劳动力，美国到底有多少我们所认为的“农民”其实是说不清楚的，因为双方概念不一致。

 （图为美国农场 新华社记者汪平摄）

还有我们现在的“城镇化道路”，也没有对应的英文概念。

所以，在中国问题研究上，其实有巨大的、多元的创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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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万农民化解“国初危机”

要讲好中国故事，就要从头讲起，首先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那场“国初危机”。

民国政府在1948年有一个重大的政策变动，就是以美元作为货币依据改掉了原来法币制的主权货币体系。但是，这种外汇本位的货币体系仅4个月就崩溃了，随之而来的长期通胀导致军费占比达80%以上的高赤字财政不可能再维持，现代金融与财政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国民政府军事上的失败。所以，在共产党打国民党军队的时候，一个连队就能够让上万国民党士兵缴枪，很大原因就是国民政府确实没“真钱”给军队发饷了。

（民国时期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政府大量印制货币。图源：环球网）

中国共产党在第三次土地革命时期主要靠发动农民群众参加土改来支援解放战争，农村根据地没有条件构建现代化的财政金融来支付农民做出的巨大贡献，解放军从村里取走多少小米、军鞋、门板，打个白条就可以了，但取得革命胜利、进入大城市后，就立即遭遇到和国民政府一样的现代化困境——必须每天都要有财政开支才能维护城市政府管理。

国民政府的军队打垮了可以遣散回家不增加开支，但是工业、教育、街道、警察全部要靠现代财政才能维持。

于是，势所必然地发生了“国初经济危机”。

我们党首先遭遇的是接管大城市之后严重的财政赤字，赤字率高达70%，意味着财政不可维持，将要破产。为了保证财政开支，我们怎么办呢？答案是增发货币。但国民党在失败逃离大陆的时候，把国库的黄金和外汇全部带走了，按照教科书理论，这样发出的货币只能是“毛票子”。

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第一大危机就是旧政权放弃“主权币制”造成的恶性通胀，不仅没被革命终结，反而延续为更严重的通胀。

1947年，我们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要发展私人经济，但是在严重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任何企业都没有利润可言，所以“脱实向虚”不是现在才发生的，1940年代已经发生了。生活物资囤积居奇、股票市场多空炒作……这样看起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危机本来是无法挽救的。

那么该怎么办？**幸亏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占比88%的传统二元结构。**何况，1947年开始的土地改革，实际上执行的是历朝历代都要努力实现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性土地制度。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推进土改，意味着88%的人口不用国家管了，恢复了小农经济，客观上不需要现代经济体制；这使得新政权只需用有限的财政能力去治理占总人口不到12%的城里人的通胀危机及其次生问题就可以了。

怎么能做到平抑物价、降低通胀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一旦土地到手，农民都要进行简单再生产，至少要维持他的下一个生产周期；同时还要追求扩大再生产，就是追求土地扩大，于是农民尽可能向国家交售农产品，国家的货币也就大量流到了农村，农民拿到钱后，把出售农产品所吸纳的大约占政府总发行量40%的货币存到银行，就意味着大量的货币并不进入流通，从而使通胀率下降——这个对农民微观主体而言是正常的做法，却在宏观上直接帮助人民银行大量回笼在乡土社会沉淀增发的货币，同时也间接帮助新政权极大减少了财政赤字压力。

与此同时，在城市里，恰逢国家跟私人资本家在打白米、白面、白布的“三白”战役，国家从农民那里得到了大量的“三白”，用于平稳市场，通货膨胀就这样被压下来了。

 （1949年5月30日，《解放日报》报道大批粮、煤运抵上海。图源：东方网） 

此后，农民存起来买地的钱，又可以被国家利用；而国家从农民那里得到的白米、白面、白布，在平抑了投机后，市场并不需要这么多，再被拿来“以工代赈”，鼓励农民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提高农业产出。

这就等于国家用“一石多鸟”这样的政策缓解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那场危机，这是一个典型的使用国家资本来“做多”而不是“做空”的应对危机的安排。

但这里有个前提就是，**经济主权是不能丧失的，**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国家资本来形成人民币的购买力，然后再形成国家对大量物资特别是农产品的囤积，就会有一系列的“不能”：一是不能平抑物价；二是不能调动农民兴修水利等的积极性。

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主权徒有其名，政治主权归国家了，但经济主权仍然在跨国公司手里，就必然带来主权外部性，一些亚非拉国家的主权是靠与殖民地宗主国谈判获得的，靠谈判获得政治主权，交易掉的恰恰就是经济主权。

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南非领袖曼德拉，当年曼德拉去世的时候，西方世界几乎所有政治家都到场了，对其逝世表示哀悼，曼德拉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难道他把南非经济搞上去了吗？并不是，南非不仅经济衰退，而且社会动乱较为严重，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不足以成为其他国家的正面形象。

那为什么曼德拉的逝世会云集西方政治家去表示哀悼呢？因为他原来是暴力革命的领袖，被抓到监狱后转向非暴力谈判。所以南非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通过谈判只是得到了国家的政治主权，但南非的经济资源仍由原宗主国和西方跨国公司掌控，尽管曼德拉是黑人领袖，也向他的黑人兄弟们承诺过社会福利，但这是无法兑现的，因为西方跨国公司绝对不会为殖民地的民众提供福利。

但如果像中国一样，靠革命方式获得了主权，这个主权就包括完整的经济主权，不仅拿到了国民党四大家族在内的官僚资本，全部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也都收归国有，所以我们不像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有主权负外部性。

再说回来，我们靠什么改出了“国初危机”？就是靠大量农产品的供给压低了物价，同时农民吸纳货币，最终压下了通胀，是亿万农民化解了这场“国初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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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债危机，还是靠农民化解

从“国初”到“改初”（编者注：改革开放初期），“三农”救中国的做法一脉相承。

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初，其实我们进行过“第二次土改”，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内容跟第一次土改几乎完全一样，也是按户分别占有土地。所以，50年代我们按户分了一次地，到了80年代又按户分了一次地。那80年代为什么按户分呢？

因为70年代中苏交恶之后，美国认为，在地缘战略的复杂斗争中，这是美国夺回中国的机遇，所以才有双方出现的外交接近和尼克松访华。中国也利用尼克松访华之前放松对中国封锁的机会，开始引进外来技术和设备调整工业结构，但也造成了70年代引进外资的巨大成本，两次一共接近120亿美元的对外负债。

这个时期，西方再次出现了战后生产过剩，其工业设备、生产能力，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等，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接受了西方产业转移，从而实现经济崛起的。此外，还有一些拉美国家，也是美国CIA（美国中央情报局）用干“湿活”的方式扶持起来军事政权，后来也都接受了美国的产业转移，所以拉美又被叫作美国的“后院”。所有这些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国家，后来几乎都遭遇到了债务危机，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的直接表现就是赤字——外债只能由国家财政偿还，于是1974年中国财政赤字超100亿元、1979年突破200亿元，财政赤字危机接连爆发。

当年，中国在这种赤字危机下，城市产业资本其实没法进行扩大再生产投资，甚至连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投资都不够，于是出现了大面积的城市就业不足；此外，60年代下乡的知青又要回城，但是回城后无业、无家，那代人的遭遇就是大危机的代价。因此催生了改革。

所以改革不是谁拍脑袋拍出来的，是应对危机的产物。

那么为什么这次又是农民救中国？因为就和毛泽东当年土地改革一样，邓小平也给中国农民分了一块地，内容一样但叫法不同，这次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人口占88%，改革开放初期农民人口占85%。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一方面是政府“退出”不用管农民的生产和福利开支了，**国家对“三农”直接的财政开支（包括基本建设支出在内）下降了一半，在全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下降到低于3%，极大地缓解了身处城市的政府赤字压力；****而农民却说“有天有地靠自己；**有吃有喝不找你”。

 （图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农民领取生产承包合同书）

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外债转化成严重的财政赤字，造成赤字就没有扩大再生产的可能，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造就了农村百业兴旺的恢复，大家看到的不仅仅是粮食生产发展，更重要的是出现了百业兴旺。

乡镇企业兴起并快速发展，数量有2700万家，对城市工业形成了巨大拉动，而且是内需拉动型增长。我们现在讲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内需“驾辕”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谁干的？中国农民干的。

 （80年代，乡镇企业迅猛堀起，图为浙江萧山第三麻纺织厂一车间正在接受客户参观。）

这是因为，“大包干”之前，由于医疗卫生的进步和粮食总产量增加等因素，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都在大幅度增加，加之基础教育的普及，以及农村干部群众在集体化时期搞“五小工业”为代表的社队企业中初步有了工业化经验，因此一旦政府放权让利，带动的就不仅仅是粮食生产和农业多种经营，而是“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等多产并举。

其结果，不仅让农村大面积减贫，成为对世界减贫事业的最大贡献，而且农民收入提高带动了县以下农村的城镇化而非城市化。

**据此看，是谁缓解了1979—1980年爆发的外债危机，创造了内需拉动的黄金增长？**还是中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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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去依附”的伟大斗争

21世纪初，中国在连续遭遇全球化转嫁来的“输入型危机”的挑战下，提出了生态文明转型战略。之所以还是要靠农民，是因为生态化的内涵是多样性，而中国三级地理大台阶、五大气候带覆盖下的“十里不同风”的“三农”，最有条件转向与自然多样性结合的多业态乡村复兴，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产业化”和“生态资本深化”。

我们从90年代起连续强调了25年的城市化，现在仍有很多主流学者认为，一个人进城能带动10万—20万元的投资，如果3亿打工农民都进城转户口，真的实现了70%的城镇化率，那就是30万亿—60万亿的投资需求。这个简单假说，让人认为中国继续沿着发展主义走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但这样带来的增长是以污染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而且2010年以来的主要矛盾是工农两大部类生产都过剩，都需要“三去一降”，这意味着中国沿着一般发展主义的道路走不下去了。

生态文明转型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性背景：金融异化。

进入21世纪，中国对冲外汇和承接外资流入而大规模增发货币，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金融总量国家。但是，中国不可能走美国式金融资本扩张的道路，因为中国的人民币不是世界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也就没条件像美国那样，在占有国外廉价制成品和资源的同时直接对外转嫁金融资本的制度成本。于是，国内巨额货币增量客观上促进了虚拟部门的扩张和金融风险的累积。

 （图为2007年8月15日拍摄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当日道指跌破13000点。图源：新华网）

有鉴于此，中国从加快经济金融化而造成股灾的2007年，就开始强调生态文明的包容性；无独有偶，在力推金融市场化引起第二次股灾的2015年，又提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2017年，中央正式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十九大贯彻落实生态文明转型的举措和战略。所以，希望大家自觉地把乡村看成国家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载体。

 （图为航拍下的江西新余市渝水区罗坊镇新农村景象 赵春亮摄）

其中，乡村产业兴旺怎么借鉴80年代经验，开展空间资源综合系统开发？国家宏观调控怎么借鉴国初经验，利用国家政治主权赋信货币体系，从而完成本土生态资源的自我货币化？怎么把资本从资本主义文明中的“主人地位”拉回到工具作用？这些有利于金融回归实体经济、促进本国自主的资源货币化和资本化的积极设想和尝试，都需要真正“本土化”地推进自主“深改”——全面改变过去粗放的数量型增长时期相对应的粗放市场经济制度。

至少一定程度上，要用乡村资源货币化来吸纳现在过量增发的货币，扩大乡村资源和物业的价值化增长空间，这也是通过“生态资本深化”的体制改革来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把过去工业化时期的平面资源开发变成了生态化时期的空间资源开发，是“山水田林湖草”综合系统的开发，意味着会形成巨大的财富量，而这个恰恰又能推动“货币换锚”——把依靠美元外储对冲增发货币造成的金融深度“依附”困境，调整到依托国家资源的价值化需求来增发货币。

这样，则中国在2010年以后遭遇到的美国把中国当作主要对手的未见之变局，也就得到了软着陆的基础。

可以说，中国现在转型到生态文明战略，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重归“去依附”的努力，同样是一场伟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