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常识：经济增长速度没那么重要_风闻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我也是反对人为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这里只是从辨证的角度，分析一下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些理论问题·

         中国经济增速在世界市场萎缩的环境下，必然地下滑了。

        一些曾经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批判“唯GDP”论的人们，如今又转过来用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预测中国的崩溃。

        在这些人眼里，中国反正就是俩字：不好！经济增长快不好；经济增速慢下来了，也不好。

        如果说这些人反正是不喜欢中国的，说中国增速慢下来了就是不好，可以尽管随他们去。但是对于喜欢中国的人们，因为中国经济增速慢下来了就忧心忡忡的现象，就有必要做一些理性的解释了。

        因为信心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如果喜欢中国的人们也对中国的信心不足，就会影响到中国进步的进程。而杜建国先生关于经济增长速度问题的看法，恰恰不利于坚定人们对中国的信心。

        杜建国坚决反对降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应该说，人为地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确实是不可取的。

        但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速下滑，不是人为导致的，是世界市场有效需求萎靡环境下的必然现象。在这个环境下，如果就业问题不严重，人为地提高经济增速，也是不可取的。

        经济的发展是以资本的投入为条件的。而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利润。

        当世界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生产的产品销售不好，利润空间降低，资本的投资积极性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缓。

        这时候，要人为地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就必须以财政的低效率支出为条件，给资本创造必要的利润空间。

        用这样的方式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会出现两个不良后果：

        1、财政实力减弱，不利于政府的可持续调控经济；

        2、导致经济在现有水平的生产力基础上扩张，不利于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优化，并且会因为保护了低效产能而导致经济竞争力的降低合财富的流失。

       私人 资本在利润空间足够的环境下，是不会自动进行产业升级与优化经济结构活动的。

        因此，适当紧一些的经济环境，有利于迫使私人资本加大对于先进生产力进步的投入。而且也有利于让低效产能退出市场，为产业升级让出资源与市场。

        这样做的结果，可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增强经济竞争力。当世界市场好转以后，能够恢复经济的快速增长。

        杜建国为了强调经济增长快速的必要，说“没有速度就没有质量”，很明显是颠倒了因果关系。

        事实上是没有质量就不会有速度。经济发展的质量在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如果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是不可能持续快速发展的。

        原始社会如果不提高生产力水平，人类走不进经济社会。为什么人能够成为自然界万物竞争中的圣者？因为人类创造、并不断提高了生产力。

        没错，在中国这样的特有环境下，经济增速快，财政收入增长多，会有利于政府进行经济结构的优化。这是以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环境为条件的现象。

        因为中国的执政党不需要为了讨好选民而做出不利于生产力进步的财富错配承诺，也就是可以从为了社会的长远发展角度出发，进行行业与地域之间的生产力更新与配置投资。从而通过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

        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就是在这个中国特有环境下，生产力进步持续快速的高质量基础上实现的。

        但是，这仍然证明的是没有质量就没有速度。

        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与中国在这之前，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力建设成就是分不开的。

        印度进入市场经济环境以后，为什么不能像中国一样长时期高速度发展？

        因为他在计划经济时期没有建立起如同中国一样的生产力体系；也没有像中国一样的普及义务教育。生产力的硬件与软件质量都不如中国，仅靠市场开放的红利，是不能持久发展的。这早已经为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教训所证明。

        所以我与杜建国先生的一个观点是一致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投资的增长；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离不开国有企业的中流砥柱作用。

        但是客观规律决定了，肩负调节社会经济责任的国有企业，是不可能如同私人资本一样，以利润为唯一目的的。

        当经济危机来临，他们必须要以国有资本损失为代价，撑起市场需求，为民营资本提供经济活动空间。而民营资本却必然地只顾利润要求从事活动。

        所以，国企最终是必然会退出市场的。当然，从伦理角度说，他们不应该退出；从客观规律要求说，退出得越慢，越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运行。

        客观规律同时还决定了，作为调节经济发展的财政的实力，也会越来越相对弱化。也就是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必然会逐步下降，并最终会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趋向于消失。

        原因很简单，当生产力进步的空间越来越小，经济附加值的比重也会趋于减小，政府的收入在必须维持资本必要利润空间的条件下，增长幅度也会越来越小。

        而同时因为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张，资本规模的扩大，资本对于利润的要求越来越大，当经济危机来临，政府的边际调控作用必然越来越降低，财政支出要求会越来越大，于是财政的不可持续就会越来越明显。

        所以，为了让国企的存在时期能够更久一些，让财政的可持续时期能够更长一些，当就业问题不严重的时候，国企不应该过多放弃利润要求；财政也不应该为了经济快速增长而过多向市场投入资本。

        尽量节约财政、积累国家资本，才是维持经济尽可能长时期的稳定发展的可行方法。

        在就业问题不严重的时候，让市场环境紧一些，使得资本放弃低效投资，增加对于先进生产力的投资，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就是在提高经济的质量。经济的质量提高了，经济的增长速度才有可能加快。

       对于人民来说，重要的不是经济增长速度，而是生活水平的稳定改善；

         对于社会来说，重要的不是经济增长速度，而是社会就业要求；

        对于资本来说，重要的不是经济增长速度，而是利润空间的足够；

        对于经济活动来说，重要的不是经济增长速度，而是财富效应要求。

        速度，确实没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