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论礼法，与众人交流_风闻

礼与法孰大？礼大。何故？礼者出乎于心，行之以主动。法者，出乎于礼，行之以力。礼之用，别嫌疑，解纠纷。法亦承其用。礼之在上，君子广知而能修身，克己复礼持其仁，度人欲，而能止于天理至善，则齐家治国可为。法治于下，庶人忙于生计，困而不学，少知而不自持，以法制之，明法度，能有序。此二者所别，在礼之学。好礼而好学，行为有度，则能为君子。不虚应百姓，庄敬自重持公诚意，以礼之用则能为众人所食，治政于民。以此行法，则能授知于民，不独断强行，以残虐姑息为本，不纵讼矫法为器，使立规矩而不易其方俗，则民不以抗法为尚。

今之礼法如何？今之无礼而矫法者，遍居上位，以礼为虚，以法为器，以能事为本，不择手段。非是事不重要，非是虚谈其礼，有章有法，持公依礼能少嫌疑解纠纷。当是蒙昧之时，以乱而取，其害者少而众人未知，知者深受其害，其害愈深知者愈众。而后民必起暴乱祸起萧墙。礼之所用之本在别嫌疑解纠纷，而今所知之礼，为阶级所用，只做禁锢之论。以礼说定天生血统，以当时有力定万事之顺从。此说扭曲至深。以力定礼是为法。君子之泽五世可斩。君子之本，在知在学，固非天生。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方为君子所先后。庶人为生计所拘蔽，需使其知，而致知在格物。所谓格物，事物之应对。合于应对则理可说人。空言教化，无以使人致知。致知而后能诚意正心。诚意正心者，不自欺，为可为当为，不为不可为不当为。合于礼则身修，能别嫌疑，解纠纷。偏当今之世，多急功近利，以利为本，诱人为罪，恶多尔。以利为道，倍必叛之。以礼为本，制其利之所分。故，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物天生欲望为其延续之资。然，人不可以不仁。所谓人，以己而及人，克己而复礼。物有本末，仁为人之本也，故人与人之义为众人之本。此二者，皆礼之所诚所本。所以，先有仁义，然后有礼。礼之在行，仁义在心。故，礼之可教，仁义在学。所以道德不言教化，桀溺言天下滔滔易之难矣。独孔子怃然而上。虽世之礼坏，然事在躬行。守礼以待思变。思变何时？嫌疑起，纠纷乱，则事求于礼。

我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人，从小的生活环境里，无礼之概念，有礼之貌表。所以小的时候的时候，只有礼貌而已。而用于别嫌疑解纠纷的礼所本，却已少有。所以在有所学后，就想写写交流一下我的理解，算是对自己困而后学的一点交代吧。

礼作为具体的行为有两大表征，一为知止，二为往来。在我的过往所用，有往来，却不知止。总是容易跃跃欲试的表现自己与他人的亲密无间相亲相爱，却又容易落一个相杀相叛的结果。过往多有抱怨，觉得世之不公，于今方知，不可妄谈爱。仁非爱，爱过分，恨便不远了。所以，为什么谈礼，因为只要是人的群聚，就需要秩序。而构成秩序的是什么？我们现在的秩序如何形成？现在社会需要的秩序又是什么？

在建国初期，是旧时代礼制依旧遗存，而新生的民主主义伦理又实在是过分精英过分自由自私的主义，并不适合于国家的建设。所以在组织的领导下，新中国形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集体主义伦理，讲的是牺牲奉献，为未来，为下一代留下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中国，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的礼的自觉，就是主动的争先恐后的去牺牲奉献接受挑战，创造一个新世界。在此之上，也真实出现了大批的典型践行者，但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持续。尤其国内当时客观的物质条件，配合着对于旧社会价值的帝王将相的所谓美好生活的向往，很多人堕落了。而这种堕落，也事实的造成了官僚主义的问题。经过一场动荡之后，再想依靠集体主义的礼的自觉，已经难以为继。于是，就不免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松绑。变之以个人激励为主。这样就免不了自由主义浪潮的侵蚀。在此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极有趣的现象，在旧时代礼制消灭不彻底，新中国集体主义伦理又被主流意识形态抛弃的情况下，新中国留了一条社会主义的底裤，就冲进了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出现了一个有各种礼制伦理并存，又越发以利为导毫无底线的社会。这也是在有一个时间阶段，整个社会的冲突极为剧烈的原因。而到了如今，这几个因素都在局部发展到了极致，也互相侵蚀交融。比如回潮的旧社会礼制崇拜。怀念集体伦理，痛斥贫富差距又极端成极权的民族主义。自私于和平雅致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各方高举各自的主义，一副要决一个胜负的模样，如此整个社会可以说嫌疑肆起，纠纷乱生。如果每天划着手机看社会新闻，大体会觉得真是一个糟糕的，要去打个生死的时代（我也难免受其影响）事实上，现在人面对具体纠纷的时候，已经变得越来越暴虐，我们好像已经无法秉持公正的去解决纠纷。而在与人交往的时候，赤裸裸的欲望，也让我们更难以避免嫌疑的升起。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的分裂，我们彼此间的分裂。如此，旧社会的礼制就得到了很大的回归，精致的利己主义得到了发展。以上，也是我为什么回头去看国内外的典籍的原因。不过看过这两种主义源头的以后，就越发觉得此二者的糟粕。

接下来，着重说一下旧礼与利己主义。首先是旧时代的礼制。礼的最初是解决实际冲突的产生的。先用礼，礼之无用，则用武力。而礼就是在不考虑暴力的对于冲突的一种解决方法，讲先后，论事物之理。由个人及国家。于此发展出礼节、礼仪、礼制。礼节如非礼勿视，礼仪如正衣冠妆容，礼制如继承之先后。而作为礼仪之邦，礼之留存甚广，亦流于日常。这里面当然有好有坏。所有礼的形式未必都是坏，只能说大部分的礼的形式，趋于别异，体现自身的地位和价值，多少有些不合时宜。所以当现代人秉持拿来主义生搬硬套的时候，难免不得人心。甚至于变成恶礼，更起纠纷。另一方面，在旧时代中居于上位的人，源于自身权利的考量，在越往后越极权的时候越趋向于礼法，以法为制，强立礼之先后，使禁锢愈深。把本来相对平等的别嫌疑解纠纷之用的礼，变为不许让权力者生嫌疑有纠纷的礼法。典型就是太监制。我们常说的吃人的礼教亦是由此而来，当代的我们要在当代社会去回复这样的礼吗？答案既是不应该，也是不可能。我以为有三个主要原因：一、人心不合，二、生产力不合，三、外部条件亦不允许。（一些关于礼的形式，并不会因为个人的喜欢与否就能说反动落后不可复来，如果这三个条件都变了，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也说不好。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摩门教，现在的阿富汗）

先谈第一点，人心不合。常常能听到人说，现在的中国是完全的礼崩乐坏，我自己偶尔也会这么调侃，但这却是不符合事实的。新中国的前三十年，集体主义留下来了一套很好的奉献牺牲的伦理，和为人民服务的礼的自觉的底线，暨坚持社会主义。典型如人民军队。而在乐主导的和同，虽然失去了为国为集体而牺牲的统一，但局部价值统一如百花齐放，呈前所未有的丰富，使人各安其理。这一切，也以各式各样的艺术形式体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虽然这一切，有进一步碎片化的现象，但基本爱国的底线却也被慢慢的凝聚，而公正民主自由的价值也算深入人心。在如此环境下，去恢复一个旧时代的礼制，会产生极大的对于思想对于乐的禁锢。更遑论，这个礼制是为权力者的权力等级而定，失之以公更生嫌疑。

第二点，生产力不合。现代社会女性的成产地位虽然一直无法超过男性，但不可否认女性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如果骤然完全回归家庭，个人、家庭、企业、国家都是无法接受的。更不要说旧时代礼制对于社会生产及商业行为的方方面面的限制了（如果现代女性越来越重于享受而空于理想，单纯的回归家庭，那种男尊女卑恢复的可能便不远了）。

第三点，外部条件不允许。当今中国站在国际舞台的中央，必以更符合人性的相对进步价值争取国际人心。若不然，掌握着舆论话语权的饿狼们必是鲸吞蚕食。

这里我就简单对这些原因进行一些说明，以此，我认为恢复旧社会的礼制，只能带来更繁复的嫌疑纠纷，除了动荡，意义不大。对于旧社会的礼制的认识也用大学的八条目做一个结束。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说完了旧社会的礼，现在说一说精致的利己主义及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现在中国的显学，虽然一直被主流的意识形态排斥，但几乎没人可以说不受其影响。为什么呢？这是有客观条件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并不是像很多人奉为圭臬的戈培尔的谎言说那样。当代社会在生产及社会结构上越来越细致，但从个人生活的角度，却造成了个体与个体间的依赖被越来越割裂。而作为个体的我们，对于生活的需求的满足也越来越抽象（比如食物的来处生产方式，比如买卖房子不需建设）。我们个人的工作，普遍是完成所做的单一社会性的工作内容，然后换以金钱去交换一切。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社会性的自我拘蔽。对于所生活的物质世界缺乏敏感（比如对于月圆与否，不是看当天的月相，而是看日子）。当这样的社会关系长期运作，作为个体的人，在生活中的关系，便极为有限。甚至某种程度上说，是没有需求。比如，父母亲朋。作为个体，对于父母亲朋的需求越来越偏向于工作和娱乐，非如此，便好似没有（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人与人的关系连接，而且也越来越强调乐（广义上的娱乐、爱好）的作用）。而在这个工作和娱乐越来越细分化的时代，更是造成了人与人关系的割裂，换一个形容既是代沟。实际上这也是非常有趣的现象：从社会层面来说，整个社会越发的密不可分，造就了一个分工明确，需求满足的整体。但个人层面，又使个人对于价值的认知越发的冲突割裂，而且还不知嫌疑生，各以为理所当然。也是基于以上看法，我认为，新自由主义的问题是极大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越精致越脆弱，新自由主义的维持，有赖于整个社会的完整、和平，如果一旦出现动乱，或者局部的封闭，则整个社会会出现崩塌式的毁灭。到那种情况，这种新自由主义便是无以维持。另一方面，哪怕维持社会的完整和平，走到个人分裂的极端，大寡头的权力和资本的占有欲也会挣走让人活下去的最后一个铜板（这里说的就是黄台先生）。并不是说那些人的品质多么的坏，或者多么的没头脑。而是权力和资本的惯性，会忽略个体生存的需求，产生何不食肉糜的错觉。这种权力的维持在法，而法的本在力，力在权力者手，他们能对自己动刀上刑吗？刑不上士大夫，礼不下庶人。这并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客观现实的问题。整个社会必须要产生对于那些人被约束的共识，让他们形成礼的自觉。写到这里，并不是我看好，而是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悲观。

新自由主义的问题并不只此，而现实生活造成的错觉，产生的问题，也不仅此。但作为一个社会的整体，需要思考的绝不是流于表面的治理，应当从问题的根源，生活面的现实去思考，如何重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整体的连接关系。并切实的扭转个体与社会关系的错觉。从礼的层面则是，上下群体如何基于仁义（仁以己推人，义人人相对各知止处）别嫌疑，解纠纷。那么需不需要面对利之一字呢？事实上，社会权利的实质便在这利上。单以仁义，能一时，不长久。毕竟不能想着人人皆是圣人的盛世。以礼制利与法，方能长治久安（某种程度上古代的重农抑商也有这个思考。如有大权力者，拿着社会供给之俸禄，隔壁有商人，招摇过市，对于权利者极容易造成大刺激，有刺激了，就难免心里不平衡干起坏事）。教之以仁义，用之以礼，则利分亦少嫌疑。既然用礼，则百姓不可不知礼。百姓若不知礼，必以利分之，不足制上。百姓需知礼就必须面对一个教的问题。而长久以来，这个教却成了极大的问题。孔子谈人之进，皆在一个学。学之由心，教之从权。而当今之人，更是将言传身教变作言教身自反。且对于学，更趋于方法，重权威，全概念。就是不立足于现实的事物应对。不重本心，不重事物，如此出来的学生，也就容易不重实物无礼可言。也便不奇怪，讲合法，却不论合礼。

时代的问题，都是老问题，解决的方法也都是老方法。只是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虽如此，不重实务，不讲应对，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对于礼法和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总会解决一代的问题。于我，只有一句：以礼制法，虽有狡民亦天下幸。以法抗礼，虽有时治亦生民虐。

补：仁义

仁，以及而推仁，非是爱。譬如，你对于安全有需求，则警察对治安加大管理力度。那么这个时候对于犯罪者的打击，就是对你仁。这不是无差等的爱。以保障从自己到亲人到朋友到有相同认同的群体再到众人。这是一个等差的过程。此为仁。

义，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对等的关系，为义。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父子的问题上也是如此。父慈则子孝，父虐，未若孔子之于国君，虽不言其恶，自请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