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论礼法,与众人交流_风闻
晓夜-无趣2019-11-24 20:59
礼与法孰大?礼大。何故?礼者出乎于心,行之以主动。法者,出乎于礼,行之以力。礼之用,别嫌疑,解纠纷。法亦承其用。礼之在上,君子广知而能修身,克己复礼持其仁,度人欲,而能止于天理至善,则齐家治国可为。法治于下,庶人忙于生计,困而不学,少知而不自持,以法制之,明法度,能有序。此二者所别,在礼之学。好礼而好学,行为有度,则能为君子。不虚应百姓,庄敬自重持公诚意,以礼之用则能为众人所食,治政于民。以此行法,则能授知于民,不独断强行,以残虐姑息为本,不纵讼矫法为器,使立规矩而不易其方俗,则民不以抗法为尚。
今之礼法如何?今之无礼而矫法者,遍居上位,以礼为虚,以法为器,以能事为本,不择手段。非是事不重要,非是虚谈其礼,有章有法,持公依礼能少嫌疑解纠纷。当是蒙昧之时,以乱而取,其害者少而众人未知,知者深受其害,其害愈深知者愈众。而后民必起暴乱祸起萧墙。礼之所用之本在别嫌疑解纠纷,而今所知之礼,为阶级所用,只做禁锢之论。以礼说定天生血统,以当时有力定万事之顺从。此说扭曲至深。以力定礼是为法。君子之泽五世可斩。君子之本,在知在学,固非天生。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方为君子所先后。庶人为生计所拘蔽,需使其知,而致知在格物。所谓格物,事物之应对。合于应对则理可说人。空言教化,无以使人致知。致知而后能诚意正心。诚意正心者,不自欺,为可为当为,不为不可为不当为。合于礼则身修,能别嫌疑,解纠纷。偏当今之世,多急功近利,以利为本,诱人为罪,恶多尔。以利为道,倍必叛之。以礼为本,制其利之所分。故,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物天生欲望为其延续之资。然,人不可以不仁。所谓人,以己而及人,克己而复礼。物有本末,仁为人之本也,故人与人之义为众人之本。此二者,皆礼之所诚所本。所以,先有仁义,然后有礼。礼之在行,仁义在心。故,礼之可教,仁义在学。所以道德不言教化,桀溺言天下滔滔易之难矣。独孔子怃然而上。虽世之礼坏,然事在躬行。守礼以待思变。思变何时?嫌疑起,纠纷乱,则事求于礼。
我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人,从小的生活环境里,无礼之概念,有礼之貌表。所以小的时候的时候,只有礼貌而已。而用于别嫌疑解纠纷的礼所本,却已少有。所以在有所学后,就想写写交流一下我的理解,算是对自己困而后学的一点交代吧。
礼作为具体的行为有两大表征,一为知止,二为往来。在我的过往所用,有往来,却不知止。总是容易跃跃欲试的表现自己与他人的亲密无间相亲相爱,却又容易落一个相杀相叛的结果。过往多有抱怨,觉得世之不公,于今方知,不可妄谈爱。仁非爱,爱过分,恨便不远了。所以,为什么谈礼,因为只要是人的群聚,就需要秩序。而构成秩序的是什么?我们现在的秩序如何形成?现在社会需要的秩序又是什么?
在建国初期,是旧时代礼制依旧遗存,而新生的民主主义伦理又实在是过分精英过分自由自私的主义,并不适合于国家的建设。所以在组织的领导下,新中国形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集体主义伦理,讲的是牺牲奉献,为未来,为下一代留下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中国,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主义的礼的自觉,就是主动的争先恐后的去牺牲奉献接受挑战,创造一个新世界。在此之上,也真实出现了大批的典型践行者,但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持续。尤其国内当时客观的物质条件,配合着对于旧社会价值的帝王将相的所谓美好生活的向往,很多人堕落了。而这种堕落,也事实的造成了官僚主义的问题。经过一场动荡之后,再想依靠集体主义的礼的自觉,已经难以为继。于是,就不免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松绑。变之以个人激励为主。这样就免不了自由主义浪潮的侵蚀。在此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极有趣的现象,在旧时代礼制消灭不彻底,新中国集体主义伦理又被主流意识形态抛弃的情况下,新中国留了一条社会主义的底裤,就冲进了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出现了一个有各种礼制伦理并存,又越发以利为导毫无底线的社会。这也是在有一个时间阶段,整个社会的冲突极为剧烈的原因。而到了如今,这几个因素都在局部发展到了极致,也互相侵蚀交融。比如回潮的旧社会礼制崇拜。怀念集体伦理,痛斥贫富差距又极端成极权的民族主义。自私于和平雅致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各方高举各自的主义,一副要决一个胜负的模样,如此整个社会可以说嫌疑肆起,纠纷乱生。如果每天划着手机看社会新闻,大体会觉得真是一个糟糕的,要去打个生死的时代(我也难免受其影响)事实上,现在人面对具体纠纷的时候,已经变得越来越暴虐,我们好像已经无法秉持公正的去解决纠纷。而在与人交往的时候,赤裸裸的欲望,也让我们更难以避免嫌疑的升起。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的分裂,我们彼此间的分裂。如此,旧社会的礼制就得到了很大的回归,精致的利己主义得到了发展。以上,也是我为什么回头去看国内外的典籍的原因。不过看过这两种主义源头的以后,就越发觉得此二者的糟粕。
接下来,着重说一下旧礼与利己主义。首先是旧时代的礼制。礼的最初是解决实际冲突的产生的。先用礼,礼之无用,则用武力。而礼就是在不考虑暴力的对于冲突的一种解决方法,讲先后,论事物之理。由个人及国家。于此发展出礼节、礼仪、礼制。礼节如非礼勿视,礼仪如正衣冠妆容,礼制如继承之先后。而作为礼仪之邦,礼之留存甚广,亦流于日常。这里面当然有好有坏。所有礼的形式未必都是坏,只能说大部分的礼的形式,趋于别异,体现自身的地位和价值,多少有些不合时宜。所以当现代人秉持拿来主义生搬硬套的时候,难免不得人心。甚至于变成恶礼,更起纠纷。另一方面,在旧时代中居于上位的人,源于自身权利的考量,在越往后越极权的时候越趋向于礼法,以法为制,强立礼之先后,使禁锢愈深。把本来相对平等的别嫌疑解纠纷之用的礼,变为不许让权力者生嫌疑有纠纷的礼法。典型就是太监制。我们常说的吃人的礼教亦是由此而来,当代的我们要在当代社会去回复这样的礼吗?答案既是不应该,也是不可能。我以为有三个主要原因:一、人心不合,二、生产力不合,三、外部条件亦不允许。(一些关于礼的形式,并不会因为个人的喜欢与否就能说反动落后不可复来,如果这三个条件都变了,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也说不好。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摩门教,现在的阿富汗)
先谈第一点,人心不合。常常能听到人说,现在的中国是完全的礼崩乐坏,我自己偶尔也会这么调侃,但这却是不符合事实的。新中国的前三十年,集体主义留下来了一套很好的奉献牺牲的伦理,和为人民服务的礼的自觉的底线,暨坚持社会主义。典型如人民军队。而在乐主导的和同,虽然失去了为国为集体而牺牲的统一,但局部价值统一如百花齐放,呈前所未有的丰富,使人各安其理。这一切,也以各式各样的艺术形式体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虽然这一切,有进一步碎片化的现象,但基本爱国的底线却也被慢慢的凝聚,而公正民主自由的价值也算深入人心。在如此环境下,去恢复一个旧时代的礼制,会产生极大的对于思想对于乐的禁锢。更遑论,这个礼制是为权力者的权力等级而定,失之以公更生嫌疑。
第二点,生产力不合。现代社会女性的成产地位虽然一直无法超过男性,但不可否认女性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如果骤然完全回归家庭,个人、家庭、企业、国家都是无法接受的。更不要说旧时代礼制对于社会生产及商业行为的方方面面的限制了(如果现代女性越来越重于享受而空于理想,单纯的回归家庭,那种男尊女卑恢复的可能便不远了)。
第三点,外部条件不允许。当今中国站在国际舞台的中央,必以更符合人性的相对进步价值争取国际人心。若不然,掌握着舆论话语权的饿狼们必是鲸吞蚕食。
这里我就简单对这些原因进行一些说明,以此,我认为恢复旧社会的礼制,只能带来更繁复的嫌疑纠纷,除了动荡,意义不大。对于旧社会的礼制的认识也用大学的八条目做一个结束。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说完了旧社会的礼,现在说一说精致的利己主义及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现在中国的显学,虽然一直被主流的意识形态排斥,但几乎没人可以说不受其影响。为什么呢?这是有客观条件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并不是像很多人奉为圭臬的戈培尔的谎言说那样。当代社会在生产及社会结构上越来越细致,但从个人生活的角度,却造成了个体与个体间的依赖被越来越割裂。而作为个体的我们,对于生活的需求的满足也越来越抽象(比如食物的来处生产方式,比如买卖房子不需建设)。我们个人的工作,普遍是完成所做的单一社会性的工作内容,然后换以金钱去交换一切。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社会性的自我拘蔽。对于所生活的物质世界缺乏敏感(比如对于月圆与否,不是看当天的月相,而是看日子)。当这样的社会关系长期运作,作为个体的人,在生活中的关系,便极为有限。甚至某种程度上说,是没有需求。比如,父母亲朋。作为个体,对于父母亲朋的需求越来越偏向于工作和娱乐,非如此,便好似没有(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人与人的关系连接,而且也越来越强调乐(广义上的娱乐、爱好)的作用)。而在这个工作和娱乐越来越细分化的时代,更是造成了人与人关系的割裂,换一个形容既是代沟。实际上这也是非常有趣的现象:从社会层面来说,整个社会越发的密不可分,造就了一个分工明确,需求满足的整体。但个人层面,又使个人对于价值的认知越发的冲突割裂,而且还不知嫌疑生,各以为理所当然。也是基于以上看法,我认为,新自由主义的问题是极大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越精致越脆弱,新自由主义的维持,有赖于整个社会的完整、和平,如果一旦出现动乱,或者局部的封闭,则整个社会会出现崩塌式的毁灭。到那种情况,这种新自由主义便是无以维持。另一方面,哪怕维持社会的完整和平,走到个人分裂的极端,大寡头的权力和资本的占有欲也会挣走让人活下去的最后一个铜板(这里说的就是黄台先生)。并不是说那些人的品质多么的坏,或者多么的没头脑。而是权力和资本的惯性,会忽略个体生存的需求,产生何不食肉糜的错觉。这种权力的维持在法,而法的本在力,力在权力者手,他们能对自己动刀上刑吗?刑不上士大夫,礼不下庶人。这并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客观现实的问题。整个社会必须要产生对于那些人被约束的共识,让他们形成礼的自觉。写到这里,并不是我看好,而是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悲观。
新自由主义的问题并不只此,而现实生活造成的错觉,产生的问题,也不仅此。但作为一个社会的整体,需要思考的绝不是流于表面的治理,应当从问题的根源,生活面的现实去思考,如何重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整体的连接关系。并切实的扭转个体与社会关系的错觉。从礼的层面则是,上下群体如何基于仁义(仁以己推人,义人人相对各知止处)别嫌疑,解纠纷。那么需不需要面对利之一字呢?事实上,社会权利的实质便在这利上。单以仁义,能一时,不长久。毕竟不能想着人人皆是圣人的盛世。以礼制利与法,方能长治久安(某种程度上古代的重农抑商也有这个思考。如有大权力者,拿着社会供给之俸禄,隔壁有商人,招摇过市,对于权利者极容易造成大刺激,有刺激了,就难免心里不平衡干起坏事)。教之以仁义,用之以礼,则利分亦少嫌疑。既然用礼,则百姓不可不知礼。百姓若不知礼,必以利分之,不足制上。百姓需知礼就必须面对一个教的问题。而长久以来,这个教却成了极大的问题。孔子谈人之进,皆在一个学。学之由心,教之从权。而当今之人,更是将言传身教变作言教身自反。且对于学,更趋于方法,重权威,全概念。就是不立足于现实的事物应对。不重本心,不重事物,如此出来的学生,也就容易不重实物无礼可言。也便不奇怪,讲合法,却不论合礼。
时代的问题,都是老问题,解决的方法也都是老方法。只是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虽如此,不重实务,不讲应对,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对于礼法和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总会解决一代的问题。于我,只有一句:以礼制法,虽有狡民亦天下幸。以法抗礼,虽有时治亦生民虐。
补:仁义
仁,以及而推仁,非是爱。譬如,你对于安全有需求,则警察对治安加大管理力度。那么这个时候对于犯罪者的打击,就是对你仁。这不是无差等的爱。以保障从自己到亲人到朋友到有相同认同的群体再到众人。这是一个等差的过程。此为仁。
义,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对等的关系,为义。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父子的问题上也是如此。父慈则子孝,父虐,未若孔子之于国君,虽不言其恶,自请去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