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叫停的“换头手术”及其背后的哲学沉思 | 文化纵横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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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仁宗 |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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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科技的发展再一次跑在了人类想象力的前面。哲学家们曾经争论数个世纪的身心关系问题与身份问题，去年险些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头颅移植试验中被验证。虽然这次也许会改变人类认知的试验在最后关头被叫停了，但它提醒我们，医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足以尝试将哲学家们曾经提出的许多思维实验付诸实践了。各国科研伦理法规规定，手术前必须进行风险-受益评估，而其中“谁是受益者”这一非常实际的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回答。因为它首先需要回答手术后存活的那个个体是谁，但“是谁”到底是由身体还是脑袋来决定，则众说纷纭。本文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丰富的哲学讨论。然而，各种哲学主张都不能给出完美的论证，到底换头之后的人会觉得自己是谁，这也许只能问他本人才知道了。文章转自《信睿周报》，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许多哲学家讨论过并且还在讨论“我是谁”的问题，也许在他们的脑海中也出现过我的问题。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实践的意义。意大利外科医生塞尔吉·卡纳维罗（Sergio Canavero）本来研究神经调节研究得好好的，突然萌发异想，想研究头颅移植手术，即把颈部以下瘫痪的病人的头颅切下来移植到将头颈部之间切断的已经脑死的那个人的颈部。他认为这样可使人长生不死。卡纳维罗将这项研究计划递交给大学，大学非但没有批准他的研究计划，反而把他解雇了。卡纳维罗知道欧洲和北美没有一个国家会批准他这项研究计划，而中国对科研项目管理松懈，于是他来到中国，在哈尔滨医科大学找到了合作伙伴任晓平医生。这种将一项风险大、受益小或不确定的研究计划从严格管理科技研究的发达国家转移到管理松懈的发展中国家去实现的行为，被称为“伦理倾销”（ethics dumping）。“伦理倾销”是一个严重的国际科研伦理问题，欧盟委员会曾发起一项为期3年、耗资270万欧元的伦理倾销调查，该调查名为TRUST，已于2018年结束。卡纳维罗把在意大利被拒绝的头颅移植研究拿到中国来做，就是“伦理倾销”。他和任晓平原本计划在2018年以中国人为受试对象做头颅移植的首次临床试验，但是在最后一刻，因为许多科学家、医生和生命伦理学家的反对，这项试验被禁止了。可是，这项拟议中的手术留下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假设终有一天，头颅移植手术获得成功，结果会怎样？谁是受益者?如果甲是颈部以下麻痹瘫痪的病人，但脑部仍然健康，乙是一个脑死病人，颈部以下身体仍然健康，把甲的头部切下来安在乙的颈部，那么新形成的人——甲的头颅与乙的身体接合起来的人——是甲吗？还是乙？还是一个第三者丙？手术前必须做的风险-受益评估中，“谁是受益者”这一非常实际的问题，其实包含一个非常抽象的哲学问题：什么构成一个人的身份?

对于“头颅移植如果获得成功，受益者是谁”的问题，可以有三种回答。

第一种回答：受益者是甲。手术获得成功后，虽然甲的脑与乙的身体成功连接了，但脑最重要，所以甲的脑和乙的身的混合体就是甲。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就说过：“我们就是脑。”美国纽约大学神经科学家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说：“我们作为一个人的本质被编码在我们的脑之中。”参与头颅移植研究的中国医生任晓平也说：“一个人的本质是什么？人是大脑，而不是身体。身体只是一个器官。”这种观点被称为神经还原论，即把人还原为神经系统，其中枢就是脑。然而，人的脑能离开身体吗？

英国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头颅和身体重新连接的相关问题，这个问题起源于有关所谓的“裂脑人”的发现。人脑有左右两个脑半球，功能上各有分工，中间由叫作胼胝体的纤维束把两个脑半球连在一起。有一些人天生没有胼胝体，有一些病情严重的癫痫病人，他们的胼胝体被切断后可减轻其病情，这些病人就被称为“裂脑人”。“裂脑人”会有一些怪异的举动，例如一只手把人推开，另一只手则把人拉过来；或一只手把自己的裤子拉上来，另一只手又把裤子褪下去。因此有哲学家认为，一个人实际上是两个人的组合，每一个脑半球代表一个人，但因为有胼胝体把两个脑半球连在一起，因此显示的是一个人。但当胼胝体被切断，两个脑半球都独立了，就表现为每一个脑半球就是一个人的状态。同时还发现“半脑人”，即有的人生来就只有一个脑半球，照样可以生活。

这些发现启发了帕菲特，他因此做了一些思想实验。一个是裂脑实验：假设有一位病人A，他快要死了，另有两个人B和C，他们也接近脑死了，于是把A的两个脑半球分别移植到B和C的颅腔内。那么，B和C是否都是A？帕菲特认为应该是的。另一个是远程传送器实验：假设地球上有人发明出一种远程传送器，能够把一个人（例如X）的生理和心理信息发送到火星上，而火星上也有一个接收器，能够把从地球上接收到的生理和心理信息转化为一个人（例如Y）。那么，X是否就是Y?帕菲特倾向于认为是。因为按照帕菲特的观点，一个人的身份不在于他的年龄、相貌、身体的结构，而在于他的精神状态。帕菲特把人的身份归结为一系列心理体验之间的关系。因此，帕菲特的这种观点被称为“精神本质论”。帕菲特还做了另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他自己病得不轻，快没救了，于是他要求医生在他去世以前将他的头颅接到也濒临死亡的英国哲学家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身上。帕菲特的朋友去病房看他，能很清楚地认出他是帕菲特，即便护士掀开被窝给这位朋友看他的身体来自威廉姆斯。在这个案例中，帕菲特试图诉诸常识来支持他的精神本质论。所以，按照神经还原论和精神本质论的观点，头颅移植手术成功后的受益者是甲，甲和移植后的甲的头和乙的身的混合体是同一个人，他们有同一个脑，他们有精神连通性。

但是，这种观点会遭到一些难以应对的反例的反驳：一个处于深度睡眠、昏迷或持续性植物人状态的人尽管与睡前或昏迷前的自己没有心理连续性或连通性，但仍然作为同一个人存在，他的身份没有改变。当我深睡或昏迷时没有任何心理或精神活动，连通性中断了，那时的我就不是我了？我的身份改变了？这违反常识，也违反直觉。当我睡醒或从昏迷中醒来，我又有心理或精神活动了，但这时的我与睡着或在昏迷中的我没有连通性，这时的我是变成了以前的我？还是具备了第三种身份？还有一些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病例，病人把过去的事情都忘了，与病前的他没有任何精神上的连通性，他的身份也应该改变吗？他是不是需要换一个身份证？

第二种回答：受益者是乙。手术获得成功后，虽然甲的脑与乙的身体成功连接了，但身体最重要。一些被称为动物论者的哲学家认为人也是动物，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个有机体，只要身体存在，人的身份就会被保留，身体的连续性对一个人的身份至关重要。即使一个人永久性地失去了知觉，例如进入昏迷状态、植物人状态甚至是脑死亡状态，他仍是同一个人。从这个观点来看，虽然手术后产生的人有甲的头颅，但身体还是乙的。因此新产生的甲的头和乙的身的混合体是乙，因此受益者是乙。

然而，动物论者也有他们的难题：头颅和身体都是有机体的一部分，并且是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坚持认为头颅比身体更重要，他会加入神经还原论者的行列，声称新产生的人是甲；反之，如果一个人认为身体比头颅更重要，他会得出结论说，新产生的人是乙。

第三种回答：受益者是丙。手术获得成功后，虽然成功连接了甲的脑与乙的身体，但其结果是形成一个新的人，第三者丙。美国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论证，智能不仅是计算，我们要制造一个拥有人的智能的装置，就应该要求这些装置具有像人那样的在世界中的存在物，也就是说拥有像人的智能一样的人工智能必须拥有像人一样的一个身体并处于社会环境之中。美国机器人学专家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说，唯有赋予身体，嵌入环境的行动实体才能够拥有人工智能。智能需要一个身体，该身体能够运动，并能与可触及的物理客体互动。因此，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的脑。自我，也就是一个人的身份，是由脑、身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融合形成的。作为人，我们思考和行动的能力是我们被赋身和被嵌入环境的心的一个功能。对脑、心（认知、自我）、身体和环境之间关系的讨论，直接关系到对“什么是人的身份”“哪个实体有资格被称为人”这些问题的回答，也直接关系到在我们讨论的案例中有关头颅移植（如果成功的话）后产生的丙这个人是谁的问题的回答。

如果根据通过脑、身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塑造我们的自我的理论，那么结论应该是：丙既不是甲也不是乙，而是一个不同于甲和乙的新的人，他具有独特的身份。在头颅移植手术成功实施之后，甲的头颅被移植到乙的身体上，甲的头颅必然嵌入到乙的身体之中，并被嵌入到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与乙的身体和新的环境相互作用，将极大地调整或改变神经系统和心理系统的结构，使得产生的丙既不是甲，也不是乙，而是一个具有新的自我、新的身份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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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2期，原标题为“邱仁宗：头颅移植手术后，你还是你吗？”****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