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段历史看儒道文化体系 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滋养作用_风闻

引论：西方思想中明显的二元论方向导致当下西方逐步走向没落，而讲究中庸和无为的儒道文化在相融中，在历史的几个关键节点上挽救了中国，推动了中国社会继续前进并走向一个个盛世。

       从2019年的6、7月份以后，美国、英国、法国甚至德国都在其政权中心区域发生民众游行发表诉求的运动，比较激进的开始了打砸抢等暴力行为，统治力更差的拉美国家则出现了类似2009年那样发生中亚各国的颜色革命。可以这么说，发端于英法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两百多年内领先于世界各文明的西方各国，最终没能因为他们自我标榜的西方民主而走出历史的怪圈，二元论为底色的思维模式带来的社会文化最终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导致西方世界逐渐走向没落。这当中，各国的执政者各种挣扎，始终不能摆脱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些挣扎包括西方集团内部的严重倾轧及其执政党内部的整合。然而在此关头，中国所表现出来的稳健发展确实令曾经的洋巨头们羡慕，在他们内心深处一定存在这么一个疑问，一个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濒临亡国的国家，为什么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暴力革命后有胜利者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的中国新政权，能够在面对列强环恃的恶劣国际环境中，利用自身的力量迅速成长为国际力量的最重要一极？这个问题，不要说脑子里只存在非此即彼这样简单思维模式的西方人无法解答，就连当下很多国人中的精英也是一头雾水。

       那么答案是什么呢？是怎样的力量促使中国重生并迅速地发展起来呢？教科书给予我们的回答是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的促使中国新生并成为强国的马列主义。这个回答当然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一个主义不行，自然需要一个能够拯救中国的主义，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引入迅速整合了一批更先进的知识分子成为中国革命新的领导力量，并快速整合各阶层民众，领导了一场伟大的暴力社会变革。可是历史从来都具有双向选择的可能性，在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中，一个模式没有依托另一个模式实验的基础，从来都是一旦推倒，再次重建的一定会脱离旧有的思想和文化，构建起一个缺乏基础和温度的政权形式。中国因为有着从周朝奠定基础、在春秋时期创立和经过后世逐步完善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滋养，逐渐建立起来的民族性格和更加务实以及稳健的思维模式，导引了社会的发展总是能够建立在不断尝试、选择和最终确立的基础之上。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学者们在解读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时，总会自然不自然的将这两个学说放置在相对对立的位置上，他们说儒家要积极入世，道家要消极出世，儒家积极干预社会，道家则讲究无为而治，所以很多文章和影视作品再说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举措时，总是将窦太后为首的政治群体论述成保守的旧势力，这其实是建国后照搬斯大林历史观的学者们由于缺失了中国传统思维滋养而造成的片面看法。春秋时期发展起来的各种学说其根源其实还是周礼，儒家突出“仁”，道家强调“自然”，归根接地都是顺应和积累，是尊重民的选择。简单的以积极和消极来对立同一个源头的两个学派，确有懒人治学的嫌疑。那种西方式的为了肯定就必须要否定的二元论最终只能导致国家社会处于无根之草的境地，决没有绝处逢生的可能。

       空谈无益，让我们用具体的中国历史事实来说明上述观点吧。

       有部分西方学者早先之所以不认同中国存在夏、商这两个朝代，一方面是没有具体的文物和文字，另一方面就是中国从周代的周礼开始，历经近二千五百年历史，有着比较明确的哲学思想发展脉络，而夏和商不具备这样的思想底色，后来在安阳发掘了殷墟，青铜器和明确记载商朝重要历史事件、人物的甲骨文，商朝历史得到确认，夏朝依旧存疑。所以，我认为夏和商不是一个历史承接关系，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部族，甚至周也独立于夏和商，但是从周开始，以周礼的确立，经过沉淀和发展，衍生出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其中以儒、道、法三家最为主流，根本还在于它们对周礼思想在继承的过程中既有相似性又有互补性。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周礼思想基础，从八百诸侯到战国七雄，基本遵循的思想是“仁”与“自然”，二千五百年来，这个思想在中华民族思想文化领域始终是主流，儒道两家在其中的相似性就是大同世界的观点。秦部族因为保护平王东迁的功劳从最初的养马小族成为诸侯之一，逐渐发展成战国时期诸王之一，经过商鞅变法后国力大振，最终一统华夏。

        到这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选择出现了，法家思想提倡严刑酷法，用极权干涉社会和民众，应该说秦统一华夏后不能做到与时俱进，将原来在诸侯小国行之有效的治国方式用在作为一个大一统帝王专制的王朝，在周礼“和”的思想儒道两家“仁”、“自然”思想构建的大同世界思维模式的社会土壤上非常水土不服，倾覆是必然的。这是第一次选择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是楚汉之争，项羽在占据咸阳后分封天下诸侯，自称西楚霸王，走的是历史的回头路，回到战国时期的格局，这明显违反儒道两家的大一统原则。他的对手刘邦在儒家代表萧何与道家代表张良的辅佐下，于称王之后受到儒生郦食其的深远影响，统一天下成为他所领导的势力集团奋斗的目标。历史选择了刘邦，选择了汉朝。经过文景之治、汉武帝以及光武中兴，中华民族文化思想脉络进一步清晰，儒道相互补充，更突显了自身在面对社会危机时的滋养作用。大汉王朝的四百年历史对于中国此后历史进程的重要性不可言喻，完善儒道学术并深入贯彻到社会生活和政权建设中，使之溶解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一种文化基因，有效左右历史的发展进程。这个作用在之后从三国时代开启的到南北朝时期的乱世中非常明确的体现了出来。尽管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尽管政权割据非常破碎，尽管南方政权更替异常频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汉族政权始终坚持儒道学说体系作为治国理政的理论依据，并始终以此来教化民众；而少数民族政权则在治理中原百姓过程中迅速被中华的儒道文化同化，比较典型的就是北魏的魏孝文帝进行的改革，这是主动的。这种情况在欧洲，结果是迅速碎裂成无数个国家，放弃过去的历史文化，完全的小国寡民，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中国在南北朝之后迎来了隋唐。第二个大一统时期来临了。因为有着五胡乱华南北朝的时代背景，隋唐时期完成统一后，继承了少数民族文化中活泼自然的特性，由于儒道学说的特点，从大乱到大治一定会出现一个相对短命的王朝作为铺垫，秦朝是这样，隋朝也是这样，但这两个朝代为之后长期统一的历史阶段奠定了完备的制度基础，所以，汉承秦制，唐承隋制，框架内进行小幅度的微调，使其满足主流思想发展到这一阶段的需求。唐和汉一样，再一次强化了民族血液和文化，稳定了民族性格，坚定了历史选择。这个过程中有着道家思维烙印的李白和有着儒家思维烙印的杜甫，引领了文化领域儒道思维共同滋养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对政治的影响无穷深远。

       那么之后的五代十国其实就是类似于五胡乱华南北朝的作用，在乱世中利用文化的自我更新机制进行调整，文化依据政权背景适时不断自我微调、更新作用，以此来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文化现象只有中国文化有，然后选择一个代表人物来领导新的力量重新构建国家政权，实现统一，实现大治。宋朝作为一个有着三百年国运的朝代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思想背景下诞生的，这也是历史的选择。灿若群星的宋代文化发展和繁荣富庶的经济发展，尽管因为建国之初赵匡胤、赵匡义兄弟为了避免五代时期武将篡夺政权的悲剧继续出现在儿孙身上而确立了重文轻武的国策，由此而导致了国家在武备上孱弱，由此而在终宋一朝都受到北方、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碾压，但终究因为其文化和经济的先进性而使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国祚比较长的一个朝代，这对于强化中华民族传统的主流思想起到了汉、唐两个朝代一样的作用。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情况来看，在冷兵器时代，东方和西方有一个共性，那就是落后的北方游牧民族在武力上碾压先进的农耕民族。当然这个共性之后东方和西方却有着不同的结果。在西方是遭遇游牧民族的军事碾压后，原先的农耕民族政权被彻底取代，连同文化。东方也会在一定时期农耕民族政权被游牧民族取代，但是游牧民族取得中原政权后总要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彻底融入中华文化主流的儒道文化体系，二是不融入就快速失败。元朝的蒙古贵族拒绝汉化，最终导致“胡无百年国运”的命运。元朝拒绝宋代先进的文化遗产，却接纳了色目人带来的一系列文化，由此在中国西北部沉淀下来了伊斯兰文化，但由于儒道学说通过汉、唐、宋的有效沉淀，即便在当时的泉州等沿海大量阿拉伯人定居和传播清真教义，最终不可能撼动华夏民族固有的思想主流。

       与陈友谅和张士诚相比较，朱元璋领导的政治势力因为李善长、刘基等主要谋士的引导，显然更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尽管前两者无论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实力都远远超过后者，但是历史依旧选择了后者。朱元璋的胜利标志着儒道文化体系的胜利，大明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周礼衍生出来的儒道文化体系进一步强化了自身对社会发展的滋养作用。明朝近两百七十多年历史，内阁制度成为其政治制度主流，大量的精英通过科举进入帝国中枢管理国家，在一定意义上初步践行了君主立宪制度，当然这里的“宪”强调的是优秀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民主思想萌芽。这是儒道大同世界思想发展到明朝这个历史阶段必然出现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那种二元论思想的主导下意味着掠夺屠杀和殖民体系，在中国完全有可能因为“仁”、“自然”这样的思想主导而强调市场的自我调节，由此诞生真正符合人本思想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来。这一点以明朝中后期在中国南方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现象可以得到证明。因此在我看来，满清利用明朝末年的中原大乱而趁机入主华夏，是一次阶段性拦腰阻断中国儒道文化体系的健康发展，尤其是随着康熙乾隆在国家科举中进一步强化朱熹的学说之后。所以，清朝是中国帝王专制的最高峰，经济体量再大，由于其游牧民族文化上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尽管后期极力靠近华夏主流，但失去了开放和自然的文化本性，最终成为西方列强刀俎上任人宰割的鱼肉。

       第四次选择到来了。孙中山确实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所领导的革命结束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但是因为我刚才说的由于满清的落后统治，中国在清朝中断了儒道文化体系的正常发展，没有在中国确立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经济基础，孙中山的革命存在先天性的不足，最终败给袁世凯是历史的必然。从袁世凯开始中国进入到另一个大乱的时代，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希望读者们不要去脸谱化历史人物和历史阶段，要知道一切的历史现象都是建立在前一段历史发展的基础上的，无关人的品格。如果北洋军阀时期各地的当权者都是一些穷凶极恶的民族败类，那么在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就会停滞和倒退。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学术上、政治上甚至国家主权的维护方面，北洋军阀时期都有一定的发展，包括后来顺应历史潮流、领导人民实现国家独立的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一时期成立，这需要一定深厚的思想和文化基础。北洋军阀十来年，接下来是历史选择中的过渡期——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时期。由于中国处于日寇入侵的历史特殊时期，这个历史发展的过渡期表现出一些过去的过渡期所不具备的特征，从而比过去任何一个过渡期时间都更长。

        儒道学说的“仁”和“自然”思想要构建大同世界，发展到这一阶段有了明显的民族国家和主权独立等意识的特征。谁掌握这个要旨谁就顺应了历史潮流。北洋时代没有掌握，所以它消失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忽视了这一要旨，最终败给了共产党。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先天不足与从小受四书五经、曾国藩、王阳明思想影响的、明显具备满清思想遗留的蒋介石，国民党主导的中国政权不可避免的成为从大乱到大治时代的过渡，但是作为主导者的蒋介石和他的同僚大部分人并不具备这种认识，否则能在中国历史上成为拥有社会发展自觉的合乎潮流的开明人士。

        虽然说历史不容假设，但是懂得反思和自省正是儒道思想体系的重要核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阶段，除了苏联，中国没有别的学习样本，但是苏联具有鲜明的二元论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不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导致了一系列的挫折，导致了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恶果。反思和自省正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脉相承的儒道思想体系，在战争年代提出的总结和改正思想，显然，小平同志领导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核心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四十年时间，当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一步步走向没落的时候，中国正一步步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对被满清政权拦腰斩断的儒道思想体系的复兴。

        那么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当口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二元论特色的资本主义体系尤其是他们核心代表美国，正在通过破坏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动摇世界和平的基础，特朗普主导下的美国政府发扬光大了门罗主义，将自己从国际和平责任体系中择出去，构建新的世界范围战争的温床，一旦战争爆发，美国因为其区位优势，将重新获得“一战”、“二战”那样的战略机遇，而中国必然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中国不能上这个当，当然，因为今天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继承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一定不会上这个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