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会持续到人类末日_风闻

不属于任何政治组织的政治家

张頔

“反抗者”系列的第三天，我们阅读加西亚·马尔克斯。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起这个名字既简单又困难。你可以简单称他为《百年孤独》的作者，或是《霍乱时期的爱情》的作者，但究竟先提哪部小说更好？况且如若不提他写就的其余杰作实在显得有失尊重。然而，就算把马尔克斯的全部作品一一列出，也不足以表明他对世界的影响以及在历史中的分量。

毕竟，没有第二个作家像马尔克斯一样，既能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结下漫长的友谊，又能与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成为朋友（克林顿在任期内撤销了美国对马尔克斯的入境禁令，在此之前，马尔克斯的名字已经在美国移民局的黑名单上挂了长达 30 年之久）。没有第二个作家像马尔克斯一样，拥有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胡里奥·科塔萨尔等大名鼎鼎的同时代拉美作家组成的庞大的拥护阵容。没有第二个作家像马尔克斯一样，既和时任前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谈论苏联改革，又向哥伦比亚臭名昭著的大毒贩奥乔亚兄弟确认毒品走私过程的种种细节。

▲卡斯特罗（左）与马尔克斯

兼具辉煌人生和恢弘著作的马尔克斯，诞生于哥伦比亚加勒比地区马格达莱纳省的一个河边小镇——阿拉卡塔卡（Aracataca），该镇最著名（或唯一著名）的便是诞生了马尔克斯。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念大学期间，由于当地严重的暴乱，马尔克斯最终辍学，成为一名报纸专栏作者，同时开始动笔写小说。而在不满三十岁之时，马尔克斯便可以通过对一名当地水手遭遇海难的惨痛经历的系列报道，而使那份报纸销量翻涨数倍。

1959 年古巴革命胜利，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倒台。马尔克斯受刚刚成立的革命政府之邀前往报道，随后加入古巴新闻机构“拉丁美洲通讯社”，1961 年马尔克斯被拉丁美洲通讯社派往纽约。这份工作仅仅持续了几个月，但正是这段短暂经历，直接导致马尔克斯被列入美国移民局黑名单。（在日后面对媒体时，马尔克斯将会公开表示他不是共产主义者，不属于任何政党，以否定西方普遍因他与古巴、与卡斯特罗的紧密联系而对他政治身份的臆想。）

之后的几年里，马尔克斯为了养家糊口而辗转于娱乐杂志、广告公司和电影公司，但他依然坚持小说创作。直到 1967 年《百年孤独》出版，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马尔克斯的人生与刚刚显现“爆炸”迹象的拉美文学的未来就此双双巨变。

▲马尔克斯故乡的阿拉卡塔卡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墙”

马尔克斯的思想和他的人生经历一样复杂：他将“南美洲的解放者”玻利瓦尔描写为赤身裸体在吊床上晃悠，只因为那是他在采访中确切获知的场景，便毫无顾忌地打破历史学家在教科书里为玻利瓦尔精心打造的光辉形象；当古巴诗人帕迪亚遭到囚禁逼供，国际知识分子联名发给卡斯特罗两封抗议信，马尔克斯同意在第一封信上签了名，但拒绝在第二封信上签名；他拒绝接受哥伦比亚政府的任职，并公开批评同样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阿斯图里亚斯接受危地马拉反动政府的职位……

但马尔克斯也可能是混乱的拉美大地上最清醒、理智、睿智的头脑之一：他不属于任何政治组织，不接受任何基金资助，始终保持着政治身份与人格的独立与自由；他与革命家交流，与平民百姓交流，与大毒枭交流，再像变魔术一样将这些交流转眼变成故事（这种最优雅动听的说教形式）；他不刻板、不固执，而是慎思明辨，将独立事件拆开讨论——面对同样是接受政府（不同政府）任职的聂鲁达与阿斯图里亚斯，他的态度大相径庭……

作为一个反抗者，马尔克斯是相对温和的，但他的反抗依然充满力量与价值。他怀着宽阔的心尝试读懂这个世界（包括世界中的敌人、恶霸、独裁者）。马尔克斯——这个哥伦比亚一个平凡小镇上的普通报务员的十一个孩子中的长子——以极具智慧的方式表明，反抗（以及反抗者）可以拥有更加坚韧的生命力。

1971 年，马尔克斯因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而难得重返纽约，被早已追逐他数月之久的美国记者丽塔·吉伯特逮个正着，于是有了下面这段访谈。

《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

(美) 吉恩·贝尔-维亚达 编

许志强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吉伯特：回到你说的那句话吧，你声称你“拥有固定不变的政治观点”。能具体谈谈是什么样的政治观点吗？

马尔克斯：我认为这个世界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我认为它将是社会主义的，我们应该帮助它尽快地实现这一点。但苏联的社会主义让我极为失望，他们通过特殊的经验和条件达到他们那种品牌的社会主义，试图把他们自己的官僚政治、他们自己的威权主义以及他们自身历史视野的缺失强加给别的国家。这并不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是当前的大问题。

吉伯特：当古巴诗人埃贝托·帕迪亚遭到关押并发表一份签名的“供认状”时，国际知识分子——他们一直支持古巴革命——在一个月期间给卡斯特罗发出了两封抗议信。第一封信——你也签名的那封——发出之后，卡斯特罗在其五一节讲话中说，那些签字人是假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巴黎的文学沙龙中说长道短”，对古巴革命评头论足；他说古巴不需要“资产阶级的阴谋贩子”的支持。照国际评论的说法，这一点显示了知识分子和古巴政权之间的决裂。你自己的立场是什么？

马尔克斯：当这整件事情曝光时，国际上的以及哥伦比亚的新闻机构自然就开始催促我，让我发表意见了，因为我在某种程度上是参与这整件事的。在掌握完整的信息并读到讲话的速记报告之前，我不想那么做。只凭新闻处发布的那些说法，我是无法对这么重要的事情发表意见的。再者，当时我知道我正打算接受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博士头衔。对那些不知道我在此前已经做出这个决定的人来说，这可能会让他们相信，我打算去美国是因为我和卡斯特罗决裂了。因此我就对新闻界发表了一项声明，彻底澄清我的立场，关于卡斯特罗，关于我的博士头衔以及十二年之后我重返美国这件事，而在那期间我一直是被拒绝签证的。声明如下：

（加西亚·马尔克斯致哥伦比亚新闻界的声明摘要，1971 年 5 月 29 日）：

哥伦比亚大学并非美国的政府，而是不墨守成规、理智健全……欲战胜该国腐朽体制的那些人的要塞。我理解，我主要是以作家的身份被授予此项荣誉的，但授予此项荣誉的人并未意识到，我对美国的主流秩序怀有无限的敌意……我只和我的朋友们，尤其是和巴兰基亚那些维护常识的出租车司机讨论那些决定的，你们知道这一点就好……一群拉丁美洲作家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之间的冲突是新闻机构的短暂胜利。我这里有和此事相关的文件，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讲话的速记报告，尽管它确实含有一些很严厉的段落，但没有一段是支持国际新闻机构所做出的那种阴险解释的。我们当然是和这个讲话相干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讲话中就文化问题提出了基本的建议，但驻外记者对此不置一词，反而是挑选某些松散的说法，精心提取，再进行拼凑，以便看起来像是菲德尔·卡斯特罗说了他实质并未说过的话……我没有在抗议信上签名，因为我并不赞成他们发出这封信。事实是，我相信这种公开的信息作为达到预期目的的手段是不足道的，但对敌对的宣传而言是很有用处的……然而，对在信上签名的人，其中包括我的一些最要好的朋友，我绝不怀疑他们的理智健全和革命诚意……当作家意欲参与政治时，他们实质是道德的而非政治的，这两个方面永远是不相容的。就政客而言，他们是反对作家干预其事务的，当我们支持他们时，他们大体上就接受我们，当我们反对他们时，他们就排斥我们。但这并不是一场灾难。相反，这是一种很有用、很积极的辩证矛盾，它会持续到人类末日，纵使政客暴怒而死，作家被剥皮抽筋……唯一悬而未决的事情是诗人埃贝托·帕迪亚的事情。就个人而言，我还没有说服自己去相信帕迪亚的自我批评是自发而由衷的。我不明白，经过这么多年和古巴实验的接触，每天都生活在革命的戏剧性事件中，像埃贝托·帕迪亚这样一个人怎么会经受不了在狱中而突然站在证人席前面作证。他的供认状的语气是那么夸张，那么下贱，以至于这份供认状像是通过可耻的手段获得的。我不知道是否埃贝托·帕迪亚的态度损害了革命，但他的自我批评肯定是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这方面证据可以在拉丁美洲通讯社披露的原文在敌对的古巴新闻界引起轰动的样子中找到……如果古巴确实存在着斯大林主义胚芽，那我们很快就会见到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会正式宣布的……有人在 1961 年就企图强制采用斯大林的方法，菲德尔·卡斯特罗对此公开加以谴责，将它扼杀在萌芽状态。没有理由认为同样的事情不会在今天发生，因为古巴革命的活力和安康从那时起是不可能减损的……我当然是不会和古巴革命决裂了。再说，就我所知，抗议帕迪亚案件的作家没有一个是和古巴革命决裂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继他那封著名的信件之后在一份声明中亲自对此做了评论，报纸却把它归入看不见的新闻一角。不，古巴革命对拉丁美洲和全世界而言是一个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事件，我们和它的团结不能由于一个文化政略方面的错误而受到影响，即使是当这个错误和嫌疑犯埃贝托·帕迪亚的自我批评一样大、一样严重时……

吉伯特：知识分子的希望是让古巴革命实现了？

马尔克斯：我认为真正严重的是，我们知识分子往往只是在自身受到影响时才会抗议和反应，而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渔夫和牧师身上时我们却无所作为。我们应该做的是将革命视为一个完整的现象，看到积极面是如何极大地胜过消极面的。当然了，像帕迪亚案件那样表现出来的东西是极为危险的，但它们并不是克服不了的障碍。要是克服不了，那就真的是可悲了，因为所做的一切事情——教人识字、让人受教育、经济独立——都是不可取消的，都将比帕迪亚和菲德尔持久得多。这就是我的立场，我是不会让步的。我不准备每隔十年就把革命扔到垃圾堆里去。

▲古巴革命领导人卡斯特罗（左）与切·格瓦拉

吉伯特：你赞成智利人民阵线的社会主义吗？

马尔克斯：我的夙愿是让整个拉丁美洲都变成社会主义，但如今人们受到和平与制度化的社会主义的诱惑。为便于选举，这一切似乎都很好，但我认为它完全是乌托邦式的。智利正走向暴力和戏剧性事件。如果人民阵线继续往前走（颇具聪明才智，步子相当踏实和迅疾），那么这个时刻将会来临，他们会遇到一堵严重反对的墙。眼下美国并没有干预，但它不会总是袖手旁观的。它不会真的接受智利是社会主义国家。它不会允许的，别让我们对这一点抱有幻想吧。

吉伯特：你认为暴力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吗？

马尔克斯：我倒并没有把它看作一种解决办法，但我认为那个时刻将会来临——那堵反对之墙只会被暴力越过。很遗憾，我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智利正在发生的事情作为改革是很好的，作为革命却是不好的。

吉伯特：你谈到了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在让米歇尔·福西（Jean MichelFossey）对你的采访中说，美国正试图通过颁奖和设立宣传活动频仍的机构吸引知识分子……

马尔克斯：我深信金钱导致腐败的力量。如果一个作家，尤其是在其职业的起步阶段，被授予奖项或基金（不管是来自美国、苏联，还是来自火星），他在某种程度上就妥协了。出于感激，乃至为了表明他没有妥协，这种帮助就会对其作品产生影响。这一点在作家应该为国家工作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尤为严重。这本身就是他那种独立性的重大妥协。如果他写他想写的，或是写他感受到的，他就要冒这样的风险，某个官员——几乎肯定是一个失败的作家——会决定是否出版其作品。因此我认为，只要作家不能靠自己的作品养活，他就应该去从事某种边缘工作。就我来说是新闻和广告工作，但从来没有人付钱让我去写作。

吉伯特：你也没有接受哥伦比亚驻巴塞罗那领事的职位。

马尔克斯：我一向拒绝担任公职，而我没有接受那个特殊的职位，是因为我不想代表任何政府。我想我在一次访谈中说了，拉丁美洲有一个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就够了。

▲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罗萨莱斯（1899 年 10 月 19 日－1974 年 6 月 9 日），危地马拉小说家。1965 年阿斯图里亚斯荣获苏联列宁和平奖，1967 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吉伯特：为什么那么说呢？

马尔克斯：他的个人行为竖立了一个坏榜样。作为诺贝尔奖和列宁奖金的获得者，他以大使的身份前往巴黎，代表危地马拉那样一个反动政府。这个政府和游击队开战，而后者代表了他所说的他终身为之奋斗的一切。帝国主义没有因为他接受反动政府的大使职位而抨击他，因为这么做很明智，苏联也没有抨击他，因为他是列宁奖金得主。最近有人问我如何看待聂鲁达成为大使。我没有说作家不能做大使——尽管我本人是决不会做的——但代表危地马拉政府和代表智利人民阵线不是一回事。

吉伯特：你肯定经常被问到，你是如何设法生存在西班牙这样一个独裁国家中的？

马尔克斯：在我看来，如果让作家选择生活在天堂还是地狱，那他是会选择地狱的……那儿有更多的文学素材。

吉伯特：地狱——以及独裁者——同样存在于拉丁美洲。

马尔克斯：我想澄清这件事。我四十三岁了，我在西班牙过了三年，在罗马过了一年，在巴黎过了两三年，在墨西哥过了七八年，余下的岁月是在哥伦比亚度过的。我离开一个城市，并不只是为了住到另一个城市里去。比这更糟。我哪儿都不住，而这造成了某种痛苦。我也不赞成最近出现的一个观念——而且是讨论得比较多的观念——作家住在欧洲以便过上逍遥快活的日子。不是那样的。人们不会去寻找那种东西的——想去寻找那种东西的人在任何地方都找得到它——而且生活经常是很困难的。对拉丁美洲作家来说，在某个特定时刻从欧洲的角度看拉丁美洲是很重要的，对此我没有丝毫怀疑。我理想的解决办法是能够来回变换，但是，首先，这样做开销很大，其次，我受制于这一点，我不喜欢空中旅行……虽说我是在飞机上度过我这一生的。事实是，眼下我不在乎住在什么地方。我总是会找到关心我的人，不管是在巴兰基亚、罗马、巴黎，还是在巴塞罗那。

吉伯特：为什么不是纽约呢？

马尔克斯：纽约对撤回我的签证负有责任。1960 年我作为拉丁美洲通讯社的记者住在这座城市里。虽然我除了充当通讯员（收集新闻，发回报道）之外什么都没有做，但在我启程去墨西哥时，他们拿走了我的居民卡，把我登记在他们的“黑皮书”中。每两三年我都会再要求签证，可他们一再自动拒签。我想这主要是一个官僚主义的问题吧。现在我获得签证了。作为城市，纽约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奇观，因此，不能每年来这儿，哪怕是住上一星期，这就严重限制了一个人的生活。不过，我怀疑我是否有足够坚强的神经住在纽约。我觉得它是如此让人无所适从。美国是一个非凡的国度；是创造了纽约这样一个城市的国家，或者说，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这和制度或政府不相干——无所不能。我相信，他们是制造一场社会主义伟大革命的人，而且是一场良好的社会主义革命。

吉伯特：对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你那个庄严称号有什么看法？

马尔克斯：真是不敢相信……让我感到十分困惑和窘迫的，不是荣誉也不是认可——虽说这种东西可能是真的——而是像哥伦比亚那样一个大学会决定从全世界十二个人当中选择我。这个世界上我最没有期待过的东西就是文学博士了。我的路子一向是反学院的；我从未大学毕业成为法学博士，因为我不想成为“博士”——突然间我发现自己处在学术世界的风口浪尖了。但这对我来说很陌生，和我是不合拍的。这就像是给斗牛士颁发诺贝尔奖。我的第一个冲动是不接受这个荣誉，但我让朋友们搞一个公民投票，他们没有一个能理解我有何理由拒绝。我本可以给出政治理由，但那些理由不会是真诚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而且我们在大学演讲中听到过声明，帝国主义并不是他们的主导体系。因此，接受那个荣誉不会让我在政治上和美国发生牵连，没有必要提及这个话题。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道德问题。我一向反对典礼（别忘了，我来自世上最讲究仪式的国家），我自问：“穿着典礼的礼服，我应该在一个文科学院做什么呢？”在朋友们的坚持下，我接受了那个荣誉博士的称号，现在我很高兴，不仅是因为接受了它，而且是因为代表我的国家，代表拉丁美洲。这种你自称是并不在乎的爱国主义突然真的都变得重要了。在最近这些日子里，更多是在典礼期间，我想着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些奇怪事情。有一刻我想，死亡肯定就是那样的……是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是和我毫不相干的事情。另外，有人和我接触，要出一套我的作品全集，可我断然拒绝在我有生之年做这件事，因为我一向把这看作一种死后的荣誉。典礼期间我有同样的感觉……这种事情是在一个人死后发生的。我一向渴望和欣赏的那种认可，是读我并和我谈论我作品的那些人的认可，不是怀着钦佩和热情，而是怀着喜爱。在大学典礼期间真正触动我的——你都难以想象这种触动有多深——是在排队退场期间，那些几乎接管了校园的拉丁美洲人，悄悄地站出来说：“起来拉丁美洲！”“向前拉丁美洲！”“前进拉丁美洲！”那一刻，是第一次，我被打动了，并为接受这个荣誉而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