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客家人：中共早期的革命支柱_风闻

　　 作者：黄保华　　 

　　 在苏维埃革命中，以毛泽东、朱德等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包括赣南、闽西的全国最大的一块苏维埃革命区域，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土地革命，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众所周知，赣南和闽西是中国客家人的聚集地区，95％以上均为客家人。毫无疑问，客家儿女在苏维埃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仅就赣南客家人对苏维埃革命作出的贡献作一论述，从一个侧面展示客家人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不怕牺牲，踊跃参力红军和支援前线　 

　　 红军在苏维埃革命时期能不断壮大，重要原因之一是赣南客家子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传统，踊跃参加红军，兵源充足。据统计，赣南苏区总人口约240万人，其中参加红军的人数共33万。兴国县作为赣南纯客县，总人口231000人，参加红军55000人，每9个人中至少有2人参加红军，22％的兴国人参加了红军。　　 　

　　 赣南客家人参加红军的革命热情确实令人钦佩。1933年春，中共中央局提出“创造100万铁的红军”的号召，整个苏区掀起前所未有的扩红热潮。兴国模范师全师5161人率先全体加入红军，编为红三军团第6师。这一壮举被临时中央政府嘉誉为“创造百万红军的先驱”。在他们的带动下，瑞金模范师4200人、胜利模范师2895人，博生县1700余人组成的模范师“博生团”、石城800余人组成的模范师“石城团”和于都模范师1900余人，赣县模范师1860人，均先后整师整团加入红军。仅“红五月”1个月内，江西苏区全省就扩大红军约25000人。1933年夏，中央苏区还先后创建了苏区“工人师”(后改称为“中央警卫师”)和“少共国际师”。这两个师中，大部分是赣南客家子弟。在扩红运动中，赣南苏区到处可以看到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当红军的动人

　　 场面。兴国长岗乡，青壮年男子80％去当了红军和参加革命工作。瑞金下肖区有红军家属800家，在前方的红军战士有1100余名。这个区的1户农民，8个兄弟一起报名要求参加红军。许多十几岁的少年，也软磨硬缠地要求当红军上前线。　　 　 

　　 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能一次又一次打破国民党军队围剿”；与客家人踊跃支前也分不开。据不完全统计，赣南各县参加各种支前组织的共约60万人。其中既有青壮年男女，也有白发老人和儿童团员，尤以妇女为多。瑞金县苏区人口240000人，支前作战人数达50000，于都县苏区人口344000人，支前作战人数达64300人。1932年8、9月间，红军发动宜乐崇战役，宁都县动员长短夫14000多人参战支前。这年10月兴国县委统计，全县参加支前的担架队5024名，救护队2519名，洗衣队3254名，破坏队2474名，运输队6790名，慰劳队

　　 2754名，向导队1564名，全县16个区支前客家群众达24361名。1933年2、3月红军第4次反“围剿”期间，毗邻战场的宁都东韶、肖田、吴村及黄陂、小布等地客家居民，不分男女老幼，自觉组织担架、救护、洗衣、运输等各种支前组织，奔赴前线，其中仅担架队就有几百人，战斗中负伤的红军伤病员全部及时抢救回设在肖田的“野战医院”。客家群众还将蔬菜、猪肉、果品等送往医院，慰问伤病员。

　　 二、大展身手，在苏维埃经济建设中充当主力军　 　　

　　 着力发展苏维埃经济是做好其他工作的基础。由于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赣南客家男人一批又一批地参加红军，奔赴前线，致使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敌人的掠夺和破坏，又使农村的耕牛农具普遍缺乏。为克服这些困难，赣南客家人发扬团结进取的精神，在自愿和互利的基础上，建立了许许多多帮工组、耕田队、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等互助合作组织。兴国县至1934年4月，已建立劳动互助社386个，社员48586人，占劳动力的80％。“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赣南客家人经过艰苦的努力，兴修水利的工作也取得显著成绩。到1933年冬和1934年春，赣南苏区旧有的山塘、水圳、水坝等几乎都进行了一番整修。瑞金9个区群众仅用50天时间，兴建新旧陂圳1400座，水塘3379口，新旧筒车88乘，水车1009乘。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94％。在兴修水利的同时，广大客家人又不辞辛劳，大力开垦荒地，消灭荒田，整个赣南苏区至1933年春已开垦21万担谷田的荒地。　　 

　　 在广大客家人的辛勤耕耘下，赣南苏维埃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连续几年增产，到处可见一片丰收的景象。许多地方不仅恢复而且超过了革命前的生产量。1933年的农业产量比1932年增产15％。兴国县早稻产量1934年比1933年增产10％，有的区、乡高达20％。于都县苏维埃革命前粮食亩产不满200斤，1933年上升至300—400斤，宁都县黄陂区苏维埃革命前亩产最高只有200斤，苏维埃革命后平均亩产达240斤；会昌县粮食产量在1932年、1933年连续两年递增20％。　　 

　　 在开展对外贸易的艰苦斗争中，赣南客家人主要通过赣县江口的对外贸易分局，出口苏区生产的粮食、钨砂、生铁、樟脑、烟叶、茶油、花生、豆子、生猪和竹木等，进口苏区急需的粮食、布匹、西药等。每月出口营业额少则60万元，多则150万元以上，进口少则130万元，多则200万元以上，以黄金、银元为货币交易。赣南客家人在风风雨雨的对外贸易中，不顾生命危险，战斗在敌人的封锁线上，以自己的智慧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支援苏区的反“围剿”战争。会昌西江有一户农民，3兄弟来往于赤白区担任运输工作，两个哥哥牺牲在敌人的封锁线上，剩下的一个弟弟仍然继续战斗。　　 

　　 为缓解苏区财政困难，中央苏区先后发行了3次公债。1932年6月发行短期革命战争公债60万元；同年10月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120万元；1933年8月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赣南客家人克服自身困难，弃小家保大家，掀起了购买公债的热潮，每期都超额完成任务，3次共认购公债300万元以上。其中，兴国县第1期完成55600元，列江西全省之冠；第2期完成13万元；第3期分配42万元，又超额完成。于都一户名叫刘惠贵的农民，革命前兄弟3人跟随父亲行乞为生，分田后连年丰收，为了感谢共产党，1933年他把收获的31担谷子，除留下全家4人全年口粮19担外，其余全部拿来买了公债。

　　 三、敢于创造，充分发挥客家文化的战斗作用 

　　 赣南客家文化能成为苏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赣南客家人功不可没。赣南客家人爱唱山歌。赣南客家山歌许多是从旧山歌中的。情歌发展而来的。如一首表示坚贞爱情的旧山歌：“打铁唔(客家话，意为“不”)怕火星烧，连妹唔怕杀人刀，斩了头来还有颈，斩了颈来还有腰，就是全身都斩碎，还有魂魄同妹聊”，变成了一首革命的新山歌：“打铁唔怕火星烧，造反唔怕杀人刀，斩了头来还有颈，斩了颈来还有腰，就是全身都斩碎，变鬼还要把仇报。”在这首新的山歌里，“连妹”(比喻为爱情)改成了“造反”，最后一句改为“变鬼还要把仇报。”改动虽然不大，但山歌的主题思想却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了鼓动人们不畏强暴，起来革命的号角，表现了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　　 　

　　 赣南客家山歌中，曲调优美的兴国山歌最受欢迎，一句悠长的“哎呀嘞”开头，接着就是“同志歌”“同志妹”地对唱起来，为数众多的男女山歌手，随着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创作了数以万计的革命山歌，到处传唱，如《送郎当红军》、《铁打红军炼出来》、《苏区干部好作风》等。苏区时被陈毅誉为“山歌大王”的曾子贞，就是唱着歌生活，唱着歌战斗过来的。这位曾任兴国县苏维埃国民经济部长的女歌手，当年把战争和山歌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用一首首山歌拨动人们的心弦，鼓励人们奋力支前，英勇杀敌；第三次反“围剿”战斗在兴国莲塘打响以后，她带着山歌队风风火火地唱到硝烟弥漫的前沿阵地：“哎呀嘞——斧头不怕纽丝柴，红军不怕反动派，粉碎三次大围剿，铁打红军炼出来!……”毛泽东听到她那高亢而清脆的歌声，连声称赞：“好!唱得真好!”并嘱咐身边的陈毅，要让兴国的山歌手到各个前沿阵地去唱，到各个地方去唱；从此，曾子贞象一只搏击风雨的山鹰，带着山歌队不仅从后方唱到前沿，还从赣南唱到闽西，使兴国山歌响遍中央苏维埃区域。　　 　　 

　　 1934年1月6日，《青年实话》编委会出版了《革命歌谣集》，收录了苏区歌谣六十五首；编者在后记中说：“我们也知道，这些歌谣在格调上说来是极其单纯的；甚而，它是农民作者自己的言语作出来的歌，它道尽农民以坎里要说的话，它为大众所理解，为大众所传诵，它是广大民众欣赏的艺术。”显然，这种革命歌谣是客家人在革命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反映了当时客家人的愿望、感情和生活，富于时代特色，因此，这种歌谣尽管曲调是旧的，却往往好听、好唱，客家人熟悉，马上能流传。这些客家革命歌谣，鼓舞着千千万万优秀客家青年参加红军、打土豪，闹翻身；激励着红军将士们奋勇杀敌，夺取胜利。　　

　　 四、担当重任，积极参与苏维埃政权建设　 

　　 赣南客家人参加苏维埃政权建设，主要是在省、县、区、乡4级苏维埃政府中任职，当然，到了晚些时候，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中也有少数赣南客家人担任了诸如部长这样的高级职务。在中央苏区，曾先后建立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和赣南5个省级苏维埃政府。中央苏区所辖的5个省，先后共设立县级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66个，其中赣南33个(含湘赣省苏政府所辖的上犹、崇义两县苏维埃政府)。　　 

　　 在赣南各级苏维埃政权中，工作人员主要来自兴国、于都、瑞金、宁都等斗争历史长，建立苏维埃政权早，各项工作都开展得较好的县份。随着赣南客家人政治与文化素质的提高，赣南境内绝大多数县、区、乡苏维埃政府的负责人都是赣南客家人，在国家和省级苏维埃政权中也有一些赣南客家人担任了高级干部，如中央劳动部部长邓振询、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刘启耀、粤赣省苏维埃政府 钟世斌、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和闽赣省苏维埃政府 杨道明等。　　 

　　 赣南客家妇女与男子一样成为苏维埃国家的主人，不仅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各级召开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时，妇女代表都占有一定的比例，1933年下半年的选举中，市乡苏维埃代表中妇女占25％以上，有些地方甚至达到60％以上。经过不懈的努力，大批客家妇女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兴国县全县有30多名妇女被选为乡苏维埃政府 。在1934年第二次全苏大会上，中央苏区有17位妇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其中包括江西省妇女部部长李美群等赣南客家妇女，赣南客家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尤为令人称道的是，赣南各级苏维埃干部，“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深入实际，艰苦奋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涌现了“兴国模范县”这样的榜样，他们创造的“第一等工作”，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也体现了赣南客家人不断开拓和勇于进取的革命风貌。　

　 　 

　　 五、可歌可泣，涌现许多贤人志士和革命英烈

　　 赣南客家人为苏维埃革命输送了许多贤人志士，同时又作出了巨大牺牲。苏维埃时期，赣南总人口只有240万，而参加红军的就达33万人，参加赤卫队、担架队等支前作战的约60万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有86000多人，其中赣南客家人有50000多。不少赣南客家儿女经过苏维埃革命的锤炼，都先后成为栋梁之材，在1955年至1965年授衔的解放军将军中，赣南籍的有132名，其中有3名上将：陈奇涵、肖华、赖传珠；10名中将：邝任农、朱明、刘浩天、邱会作、康志强、黄志勇、温玉成、谢有法、曾思玉、廖容标；还有谢振华等119名少将，赣南的兴国更是成了中外驰名的将军县，解放军将军达54名之多。赣南客家妇女也同客家男子一样参加革命，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如刘彩霞、危秀英、钟月林等就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有一些优秀的赣南客家人，虽英年早逝，但同样为苏维埃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如寻乌的古柏，先后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劳动部秘书长等职，并特别协助毛泽东作了著名的《寻乌调查》。　　 

　　 据统计，赣南在苏维埃时期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10.8万人，占全国列士总数的1/16。兴国县苏区时总人口23万人，全县烈士有23213人，其中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约12000人。瑞金县苏区总人口24万人，全县烈士17200余人。此外，赣南还有千千万万被国民党杀害的普通百姓。据解放后调查统计，红军长征后被国民党杀害的干部群众，瑞金18000人；兴国被杀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杀3000余人，其中禾丰一个乡被杀500多人，沙心乡全家被杀绝的37户，寻乌被杀4520人，被杀绝900余户，宁都被杀4820人，其中干部1442人，群众3378人，上扰被杀干部1466人，群众658人；这些牺牲的英烈绝大多数为赣南客家人，可见赣南客家人对苏维埃革命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是多么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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