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党有没可能搞土改？_风闻

今天看到观网上，讨论果党有没有可能搞土改，我想起自己原来在天涯里面发的一个帖子。

我的结论是果党不可能搞土改，连25减租都做不到，何况土改。

在近代中国，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农业人口一直占总人口的90%左右。因此，救中国首先是救农民的问题，对于农民的主要问题是地租和高利贷的问题。而最早提出农民问题的是孙中山的国民党。当时提出的是25减租。就是地主只收农民25%的地租。当时国民党在24年有农民部，而当时共产党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当时对农民并不关系，在其中最关组农民工作的是中共的农民大王彭拜，当时他只是农民部的秘书长，而毛则刚接触农民的工作。但是很快他就熟悉了农民的工作。开始办农校培养人才。并推动北伐地区，湖南，湖北，江西的农民运动。

在随着北伐的展开，并取得阶段的胜利。蒋认为胜利的原因主要是通过收买旧军阀和军事斗争的胜利。而当时旧军阀和黄埔的主要军官，甚至可以说当时中国主要的军官大部分都是地主出身，因为只有地主才能上学，当军官。当农民运动 动摇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反对农民运动，说农民运动极坏。    而毛认为是农民运动推动的军事斗争的胜利。他经过调查研究写了著名的《湖南运动调查报告》，但是这个报告没有得到中共内部的支持。

而蒋为了稳住自己的军队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按照杨天石统计在反党和清党中统计的数据，当时共产党总共才6万多人，经过这次政变，还剩1万多人。而蒋清党总共杀了30多万人。也就是他除了杀共产党外还杀了好多做农村工作的国民党人和革命群众。经过这次政变，把国民党内能做农村工作的几乎杀了干净。

经过蒋的再次北伐和中原大战。国民党完成了形式上的中国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国民党人和其他的社会精英又开始重视农村的问题。除了共产党在自己的红色根据地做的土改外。其他做农村工作的大约有以下几个种类：

对于农村问题不光是共产党，国民党看到了，包括社会的积极的知识分子到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凋零，农民的困苦。都积极给出自己的方案。以下资料引自剑桥中国史。

　　1：梁漱溟：1900年清朝新政后，河北的定县的望族米鉴三认为，孔孟之道由于过分强调自我修养，对实际管理强调不足而受到歪曲。1902—1903年，米鉴三应知县之请，在定县创立新式学校体系，着重民众识字和公民教育。在1908年后宣传地方自治运动时，米家自然起了主导作用。翟城不久成为地方改良的有力样板，重点在于教育、社会习俗（禁吸鸦片，禁止缠足）以及地方治安。米鉴三的儿子米迪刚留学日本回国后，把加强乡村机构看作是全国复兴的基础。村级社区的机构（特别在强迫教育和农业信贷方面）足以形成一个乡村社会的新的基础，从1924年开始，米迪刚与山东改良派王鸿一合作，在北京成立一个非正式的会社以推行他们的想法。这个“村治派”引起梁漱溟的注意，梁漱溟接着成为儒家思想导向的乡村建设派的最有影响的人物。

　　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实验，他的实验依靠基本上是本土的儒家改良主义。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颇大的授权之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于1931年在邹平县开办。不仅最终有许多县被指定为该院指导下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到1937年超过70个县），而且有两个县的行政实际上交由该院管理。这样的特殊授权，在1933年被国民党政府本身加以合法化。国民党政府此举显然是既谋求控制，也想从当时正在进行的各种乡村建设项目中得利。梁漱溟是指导山东项目的天才人物，是乡村建设派的最明显的乡土主义者和社会激进分子。他的激进主义是自觉地反西方的，并以儒家前提为基础。中国必须开拓自己的通向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可能与接触西方文化所滋长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全然无关，而是要利用中国文明所固有的集体主义的和无私的精神。

　　漱溟办的研究院力图训练一种特殊类型的乡村干部：受过教育的青年人，能忍受农民的穷困，并能与他们无隔阂地交往。这种类型的人与受过西方教育的晏阳初截然不同。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中心，无疑是不崇拜中国传统方式的。梁漱溟的干部-学员主要来自富农或地主家庭，大概对农村的生活方式已有一定的适应能力。在道德灌输和个人自我修养的方式方面，儒家思想的影响非常显著，这显示出这所学校日常工作的特点。

　　邹平的地方组织也与梁漱溟的新传统倾向一致。县以下的行政区划符合以前存在的“自然”区域，以自然村和明显的集市区域（乡）为模式；废弃了南京政府法定的较大的、更属人为的区和乡。乡和村级行政实体称为“学校”，与他们对农民进行教育和推动的途径一致。乡土主义者强调的重点至少是设想乡村习惯的改变会很慢，并且认为把外来的新制度，或强制的官僚政治的形式，强加给农村社会将一事无成。梁漱溟认为，从下层开始的建设要求政府通过教育和推动农民，慢慢地、不唐突地工作下去。他认为“过多的限制，过多的主动‘帮助’”，只会有损于社会，实于事无补。民众中如果没有相应的积极精神，政府机关忙碌而进取，影响所至，对民众只能是额外的负担。

　　2：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是个受过美国教育的基督教徒，自1922年以后便在城市平民教育方面很活跃。1926年，定县被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选为其全国事业的中心；1930年，晏阳初本人从北平迁至定县。该会生气勃勃的识字教育以及晏阳初的国际联系，使翟城和定县成为吸引中外研究乡村社会的人员的地方。定县的工作主要是在一个拥有约60个村庄和集市镇的“实验区”。截至1932年，在定县开办的440所“平民学校”中，该会直接管理的仅为20所（其余的是县政府开办的，或纯粹是地方创办的）。

　　晏阳初对中国乡村的观点，集中在发展乡村人的潜力，而不是改造乡村的组织。在国际权力斗争中，文盲是令人绝望的不利因素，因为“盲人怎能与有正常视力的人竞争呢？”教育要超出识字范围，救治中国的愚昧、贫穷、体弱及缺乏公共精神四大病患。平民学校的计划，因此把实际训练与社会道德课和公民课结合起来。虽然该会对社会不公正的具体问题没有直接批判，它的言词的论调是平民主义的。最文明的国家是为培养杰出人物兴办教育，训练资产阶级的子弟；该会的宗旨则是为“废除阶级教育”而办教育。其含意是，国家的强盛、民主和经济进步，有赖于公众意识的转变。这一任务只有通过教育，并从社会的底层向上发展才能办到。这样，晏阳初的计划与定县原先的士绅式的事业精神并无矛盾；并且和米氏家族一样，晏阳初的工作也得到官府的赞助和保护。

　　3：陶行知是作为约翰·杜威的再传弟子投身于乡村事业的。他于1915年到1917年在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学习杜威教育理论，为之倾倒，这正好与他具有的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信仰吻合。杜威反对“旁观者”的知识论，王阳明坚持正确的思想与正确的行动同时产生，而不是这一种来自另一种，两者共同给陶行知爱行动的天性以推动力。在20年代初期，陶行知就深信，不仅学校范围的教育不能普及到中国民众，而且西方的教育方式也基本上不适于解决中国的乡村问题。陶行知在积极参与以城市为基础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工作之后，于1927年同时放弃他的城市教育方向和西式教育方向，在南京郊外的一个村庄开办了一所师范学校。这所设在晓庄的学校，力图通过使年轻的未来教师深入农民生活来改造他们。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有所作为的乡村中小学教师。陶行知以学校作为乡村社会原动力的观点，与翟城乡绅改良派的思想相去并不甚远。未来的教师作为积极行动者，活跃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改造伦理，改进农业和组织地方治安。自卫团在当地240个村庄中组织起来，农民受到基本军事技术训练。和晏阳初不同，陶行知是不会脸红的乡土主义者：西方既不是中国改革灵感的可靠源泉，也并不特别吸引人。

　　陶行知与政治当局的关系是矛盾的，他的乡村实验终于不能获得任何当权者的有效保护。陶行知和冯玉祥之间有一种隐秘的关系，冯玉祥钦佩并可能帮助晓庄学校的事业。蒋介石本人曾短暂地对晓庄学校的进展感兴趣，但在1930年下令关闭该校，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该校有社会方面激进的可能性。

　　3：彭禹庭——曾任冯玉祥秘书——在豫西管理的地方组织很有生气。梁漱溟强调回到本土的价值观和空想的地方自治主义，而彭禹庭却把他的组织建立在乡村社会长期需要的自卫上。他的组织基本上是个转变为地方政府的民团网络。彭禹庭可能曾在冯玉祥司令部里汲取了他的某些乡村建设思想，因为冯玉祥本人显然对这一课题有过强烈的兴趣（大概还记得他是陶行知的亲密朋友）。然而，彭禹庭对乡村组织的态度却建立在更为传统的基础上：华北农村有活力的、古老的地方防卫传统。按照地方联防协议把村庄联系起来，由下层乡绅领导，是对地方匪患的自然反应，并且根据情况表现出亲政府或反政府的精神，这可说是它的特点。然而，尽管它的地方主义色彩很浓，彭禹庭在镇平县的组织却有其现代化的和爱国的一面。彭禹庭通过冯玉祥与村治派联系起来。冯玉祥在1929年促成他与王鸿一（梁漱溟的山东改良派朋友）和梁漱溟本人共同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在意识形态上，彭禹庭在镇平实行的地方政体有民族主义的特点，这显然（用彭禹庭本人的话说）来自孙逸仙自下而上实行宪政建设的概念。对彭禹庭来说，不幸的是为环境所迫，他的运动的方向是反政府的。他宣称参加中国国民革命的唯一方式，就是促进“地方革命”——在那一地区实行“地方自治”的必要前奏，因为社会需要保护自身防备政府军队（“土匪兵”）的抢劫和地方官员的贪婪。最后，彭禹庭接管了镇平的地方政府（他的几个合伙人在邻近的几个县也这样做了）。在蒋介石的追随者于1930年掌握了河南的权力后，彭禹庭始终拒不遵从政府的税收要求，使他成了一个受人注意的人。他在1933年被“土匪”暗杀。

　　　4：卢作孚既是乡村建设的实干家，也是乡村建设的理论家。他撰写了《乡村建设》、《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两篇文章，对乡村的地位、教育、经济、交通、治安、卫生、自治等方面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并明确指出，他在峡区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宗旨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的参考”。“要把三峡经营成为一个灿烂美好的乐土，影响到四周围的地方，逐渐都经营起来，都成为灿烂美好的乐土”。也就是说，卢作孚虽然身在偏僻闭塞的中国西部嘉陵江三峡搞乡村建设，而他的雄心壮志，却是想为整个中国搞一个“乡村现代化”的样板来，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理想。

　　最引人注目的是，卢作孚还提出了以“吸引新的经济事业”为主的建设方针，规划了嘉陵江三峡地区“乡村现代化”蓝图。在这个蓝图里，他不仅因地制宜，规划了峡区矿业、农业、工业、交通的发展计划，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也作了详细规划。对峡区的教育发展，他要求达到“学校有试验的小学校，职业的中学校，完全的大学校”；对峡区的百姓，他要求“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不良嗜好，皆无不良习惯”；对峡区环境，他要求达到“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皆可游览”。总之，他要把嘉陵江三峡不但建成“一个生产的区域”，还要建成“一个文化的区域”和“一个游览的区域”，以实现他“乡村现代化”的主张。

　　为了实现这个蓝图，从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里，他在峡区修筑铁路公路，治理河道河滩，开发矿业，兴建工厂、农场、电站，创办学校、科学院、博物馆、图书馆、医院，规划城区，扩宽街道，绿化环境，建立公园、运动场、俱乐部、报社，开办农村银行等等。尤为突出的是，他在峡区创建了以“中国西部”命名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和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修建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兴建了抗战时期大后方最大的现代化纺织厂——大明纺织染厂；建设了川东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短短十几年间，就使峡区的工业、农业、交通、文化教育、市政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使北碚这个昔日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盗匪横行的小“乡场”（重庆俗语，即乡镇）建设成了一座海内外知名，被陶行知誉为“建设新中国的缩影”的美丽城市，成为早期中国西部开发的典范。

　　卢作孚认为“中国的弱点只在没有走入现代，没有完成现代的物质建设，没有完成现代的社会组织，没有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去完成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而在中国西部，就更显得落后、保守和闭塞。正因为如此，他主持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与当时在河北定县、山东邹平等地由晏阳初、梁漱溟等人主持的乡村建设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他在关注和实施乡村教育的同时，更重视抓经济建设，抓现代文明建设。如他在峡区开展现代生活运动，要求“凡现代国防的、交通的、产业的、文化的种种活动当中有了新纪录，机器或化学作用有了新发明，科学上有了新发现，必立刻广播到各机关，到各市场和乡间”,凡是“今天世界的、中国的、四川的乃至三峡的消息，举凡大众应得知道的事件”，都要及时广播出去，让峡区人民知晓；他甚至在峡区民众俱乐部放幻灯片时，亲自手拿话筒，为峡区百姓讲解屏幕上出现的飞机、轮船、火车等。他要峡区的工厂、学校、机关到节假日一律开放，欢迎老百姓参观。卢作孚的苦心，就是“一方面盼望这许多事业成功；一方面盼望乡村里的人们对这许多事业有一种认识，认识生产是应这样变成现代的”。

　　卢作孚的乡村建设，使嘉陵江三峡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1936年，即卢作孚乡村建设进行了10年时，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来到了北碚。北碚的大变化，使他惊奇不已。他万万没想到“八、九年前，满地是土匪”，“简直是一片土匪世界”的北碚，如今竟“变成了安居乐业的福地”。他欣喜地看到峡区里“所有文化、教育、经济、卫生各项事业，不上几年，建设得应有尽有”。为此，他感慨万千，说：“历史是活动的。有许多‘人’昨天是无名小卒，今天便是鼎鼎名流。‘地’何尝不是这样呢？诸君从普通地图上找‘北碚’二字，怕找遍四川全省还找不到，可见这小小地方，还没有资格接受地图专家的注意呀！可是到了现在，北碚两个字名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方很少知道，就知道北碚。与其说因地灵而人杰，还不如说因人杰而地灵吧。”他钦佩“现今大名鼎鼎、公认为建设健将的卢作孚先生”，认为卢作孚的精神，“是耐苦耐劳的，是大公无私的，是谦和周到的，是明决爽快的，是虚心求进的，是富于理想而又勇于实行的”。

　　值得注意的是，卢作孚作为一位实业家来主持一方的乡村建设，与作为学者主持一方乡村建设的晏阳初、梁漱溟在思维、视野和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他更有经济头脑，更具务实开拓精神。他的建设模式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

　　5：CC系：在南京当局的支持下，“实验县”在兰溪（浙江）和江宁（江苏）建立起来，作为官僚政治的地方改革的公开样板。江宁与南京相邻，被指定为江苏省政府主持下的行政制度的样板。江宁实验县由中央政治学校——一个CC系的学校——的师生充任工作干部，公开宣称是一个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项目，也是一个供外界参观的乡村建设县。县管理委员会监督县长办公室的工作，并直接向省政府汇报。该县税制由受过训练的、领薪水的职员管理（自本世纪初以来即提出的一项改革措施）。全部税收留县，并在县内支配——很难说是个可行的现实示范。低层单位的边界经重划，以便与自然村和集市一致。乡和镇经过适当的训政期之后应该自治。遗憾的是，似乎没有取得什么成绩。根据前江苏省主席陈果夫的证言，实验重名不重实。实验之陷入绝境在于县长级的领导薄弱，以及很少或完全没有对地方社区的训导。到了1936年，实验宣告失败。该县的“实验”地位旋即撤消。

　　结论：以上可见，乡村建设的类型众多：西方影响型的和本土型的，教育型的和军事型的，平民型的和官府型的。所有类型的共同点是，都与政治密切关联。通过教育及经济改革复兴农村，意味着与政治当局建立起支持和保护的关系。这当然是因为在一个组织起来的计划中，任何同农民打交道的企图必然引起政治方向的问题和合法性的问题，而不管该计划是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或者活动。定县计划和邹平计划从最初的日子起，都得到省当局的同意或默许。可以说，南京实施的实验，有如此大量的官府投入，以致只能引起地方苍白无力的反应。陶行知和彭禹庭的独立计划不仅得不到充分的政治支持，而且引起国家政权的怀疑和反对：陶行知因有平民主义倾向和自主的作风；彭禹庭因公开反抗国家机关。这两项非正统的实验都被扼杀。总的来说，乡村建设实验最终都遭遇不佳，日本的入侵把它们全部清除干净。留下的一份遗产是人们广泛关心把中国建国工作的基础放在农村社会，并且体会到乡村改革在充满敌意的政治环境中无法生存。

　　也就是说；只有落潮的时候，才能看到谁没有穿内裤。这些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在政府的推动下是可以搞的，而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则就被扼杀。也就是说没有枪杆子，就不会有政权。没有政权就无法推动自己所要推行的农村的变更。而变革的效果如何，这样农民是否支持这个变革，这个变革是否长久。

以下选自杨天石的文章

　　北伐后，国民党宣布其农村政策：“改良农村组织，整理耕地，制定最高租额之法律，增进农人生活。”其城市政策是“颁布劳工法及工厂保护童工及女工。”1926年10月，北伐军进军湘、鄂期间，为动员农民支援北伐，国民党在广州召开有大量左派参加的中央和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通过《最近政纲》，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减轻农民负担，统称“二五减租”。孙中山生前说过，农民“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1926年的“二五减租”方案可以说是孙中山上述思想的具体落实。

　　但是由于当时湖北的农民剧烈的农民运动，造成了国民党的反对，于是蒋介石采取了清党的行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标榜实行“二五减租”。1927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佃农保护法》，规定“佃农缴纳租项不得超过所租地收获量百分之四十”，“佃农对于地主除缴纳租项外，所有额外苛例一概取消”，“佃农对于所耕土地有永佃权”。

　　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浙江党政联席会议曾公布《最近政纲》，宣称“减轻佃农佃租百分之二十五，遇有重灾歉时，更得酌量减轻之”。1928年，浙江省主席何应钦等人认为：“佃农终岁勤劳，三餐难得一饱；业主一次投资，子孙坐收其利。事之不公，无逾于此。”同年由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和省政府联席会议通过《浙江省十七年佃农缴租章程》，规定“正产物全收获百分之五十为最高租额”，“佃农依最高租额减百分之二十五缴租”。这样，佃农只须向地主交纳收获量的百分之二十五，自己则可得百分之七十五。《章程》同时规定：“副产业之收入，概归佃农所有。”《章程》一方面对地主撤佃作了比较严格的规定，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佃农“不缴租”。同时颁布的还有《工业理事局暂行章程》，规定省、县两级设佃业理事局，由省县党部、省县政府、省县农民协会等三方组成，处理农民和地主之间出现的纠纷。省党部在处理佃业纠纷决议案中声称：“浙江省本年佃农缴租实施条例，绝对不含妥协性。”“土豪劣绅、恶田主及农人中之地棍、流氓，仍其本来面目，而有挟制压迫他人之行为者，治以反革命罪。”既反对土豪劣绅、恶霸地主，也反对农民中的所谓“地棍、流氓”，力图不偏不倚，站在中间。1929年2月，国民党浙江全省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及决议案，继续声称实行减租。会后举行常务委员会，决定会同省政府，成立缴租章程讨论委员会，讨论施行办法。

　　浙江省的“二五减租”幅度较大，佃农实际所得远大于地主，因此，自始即受到城乡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在城乡地主、官僚、士绅的强烈反对下，浙江省政府当局终于坐不住了。1929年4月，浙江省政府继任省主席张静江等人以“纠纷迭起”，“政府税收逐年减少”为理由提出：

　　本省自前年试办二五减租办法以来，佃业两方纠纷迭起，微特无成效可言，又并深受其害。初则佃农因收获多寡之争执起而抗租，继则业主因减租影响收入，将田亩收回自种，纷纷撤佃，于是佃农之强悍者又群起反抗撤佃，往往霸佃不让，而懦者即缘此失业。各地方凡遇此项情事发生，即有地痞、流氓从中把持唆煽，甚至土匪、共党，亦即乘机骚扰，以此种种原因，遂致佃业两方之生计，并皆不得安定。不独佃农与地主不能合作，共谋农业生产之发达，且田价暴落，社会经济发生急激之巨变，影响所至，竟致政府税收逐年短少，尤以田赋为甚。

　　浙江省政府委员会随即召开会议，认为减租办法“洵属有弊无利”，决定暂时取消，此后田租多寡，由佃业双方根据《佃农保护法》关于租额不得超过收获总量的40％范围以内，自行协定。

　　有以上可以看到，对于大家都认为农农村和农民有问题，需要改变。当时大部分的人都不欢迎共产党的急剧的农民运动，这也是蒋介石清党的基础。都希望采取缓和的方式来解决农村的问题，包括学者和国民党都做了各种的努力，但是由于利益阶级的反对，最后都不了了之。

　　而被赶到山窝里的共产党，也在做着农民的运动，也受到利益阶级的反对，共产党采取了革命的暴力对反革命的暴力，推行下去。经过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从井冈山，到瑞金，再到延安。使用在推动，直到最后的土改。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对他的支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也就是说，国民党的人员也发现了农村的问题，他们害怕疾风骤雨的革命，想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农民的问题，就是不分配土地，只做减租。其最中的CC派的二陈，浙江省张静江更是蒋介石的嫡系。张更是蒋的盟兄，是国民党的元老，做过国民党主席的人。都无法推动减租。

而相对应的在抗日战争时候，由于民族矛盾大于了阶级矛盾。共产党在自己的抗日根据地推动了减租减息的政策来团结地主。

这是美国一个军事观察家给美国政府的报告

，他们鼓励农民采取集体行动，要求减租减息。所有的地租减少了25%。晋东北流行着一种不公正的高利贷制度，借债利息一年翻一番，两年翻两番，以此类推，结果使得许多劳动人民终生成了债务的奴隶。即使他们每年还清了原来的债务，他们在奴隶的地位中仍然越陷越深。现在明文规定，年利不得超过10%。这简直是一场革命。执行这种新规定的办法也是革命化的。虽然减租减息的命令是由上级作出的，但这些命令的执行权不掌握在官员手中，而掌握在新诞生的农民组织手里。农会监督地主和高利贷者索取的地租和利息不得超出规定的标准，如果他们抗拒，农会将使他们就范。政府第一次成为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要求过美好生活的权利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当时还没有进行土地革命。地主的财产受到保护，高利贷者可以保留其金钱。但是他们的巨大财富第一次使他们不能垄断权力。他们不再能够滥用他们的经济地位。农民一度是他们的受害者，而现在正是农民起来监督他们奉公守法。

在共产党掌握政权的和外部的抗日的压力下，大部分爱国的地主接受了这个政策。成为了开明地主，被统战到政府里面，比如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等。而拒绝接受这个政策的作为反动地主，被镇压了。才换了这项政策的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