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946，通化民主政府新年平暴（一、二）_风闻

一、解放通化，建立政府

西元1946年2月3日凌晨四点，正与东北其它地方一起进入回归祖国后第一个新年的大年初二的通化市，市区电灯忽然全部熄灭，随即许多地方枪声、爆炸声、嘶喊声响成一片。

一场武装暴乱发生了。

暴乱者是三千多名日寇匪徒和国民党匪徒。暴乱的目的是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通化市民主政府。

这场武装暴乱是当年国民党反动政权抢占东北的逆行之一。

西元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向侵占我国东北的日寇发起全线攻击。当月15日，日寇酋首裕仁宣布投降，在东北的寇兵向苏军缴械，东北的主要城市和战略要地由苏军实行军事管制。此后一段时期，东北地方的权力机构和社会治安处于空虚混乱的状态。

这时东北的形势，正应了两句话： 近水楼台先得月。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时的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由于在抗战中连连失败、避敌退缩，远处于西北和西南，一时对东北是鞭长莫及，而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其领导的山东、河北与内蒙古抗日根据地都临近东北，于是，十万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依照中共中央的敏锐调配率先进入东北，在苏军有限度的配合下进驻了主要城市和战略要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府，初步控制和稳定了东北的社会治安状况。

国民党反动政权自然不甘于这种状况，除了在USA军舰和飞机帮助下加紧向东北运送军队之外，它还派遣党务、特务人员去到东北，招纳汉奸、伪军、土匪乃至日寇顽固分子，组建反动武装，企图与我民主政府争夺控制权。举行武装暴乱是它们的主要逆行。据统计，从西元1945年8月日寇投降，到西元1946年6月国民党发起全面内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特务先后在沈阳、本溪、抚顺、安东（今丹东）、长春、通化等地策动了三十多起大小暴乱。

通化暴乱是这其中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的一起。

“八一五”以后，像东北其它主要城市一样，通化市由苏联红军进驻实行军管，但地方权力暂时处于真空状态，各方竞相争夺：伪“通化省公署”成立“通化省地方临时治安维持委员会”，国民党地下人员设立“通化县党部”并招兵买马组建“自卫团”，中共地下党则发动组织矿山工人建立了“八路军抗日游击纵队第八支队”并进驻通化。

然而，各方都还没有建政立权的力量。

面对这种状况，通化中共党组织及时派人到沈阳，与已进驻沈阳的冀热辽军区部队取得了联系。西元1945年9月下旬，冀热辽军区派部队和干部来到通化，建立了民主政府。

此后，中共辽宁省委、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陆续派来一批干部、部队，到西元1945年12月，通化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党、政、军系统：中共通化省分委，书记吴溉之；东北人民自卫军后方司令部，司令员朱瑞，政治委员吴溉之；辽东军区通化军分区，司令员刘东元，下辖人民自卫军通化支队和朝鲜族义勇军南满支队；通化行政公署，专员蒋亚泉；中共通化市县（原有通化市和通化县，西元1945年12月市、县合并，称通化市县）委员会，书记刘克刚；通化市县民主政府，市县长樊鹏飞。

此外，通化还进驻有：东北炮兵学校，校长朱瑞；东北航空学校，校长白起；以及其它一些机关。

至此，中共和民主政府基本掌控了通化地区，使之成为东北人民自卫军的重要后方基地。民主政府积极行动，抚慰当了十四年亡国奴的通化人民，消除乱兵土匪之患，恢复城乡社会治安。

然而，就在这过程中，通化却发生了东北最大一次武装暴乱。

二、蒋、日勾结，阴谋暴乱

通化发生大规模武装暴乱，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它在当年麋集了大量日寇败兵和殖民者。

通化位于东北的东南部，长白山西麓，与朝鲜半岛接壤，北距伪“满洲国”的“首都”长春约六百里。这里有几个大的优质铁矿山，又盛产木材，以通化附近的三源浦为中心是一个大产粮区，因此，日寇侵占东北后拟订了庞大的“开发通化”掠夺资财的计划，除派驻军政人员外，还从其国内向这里大量殖民。据统计，西元1945年8月之前通化市内有日寇居民八千余人，通化境内矿山、农垦区等地还有数量不等的“开拓团”寇民，另驻有寇兵“关东军”第一百二十五师团。

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日寇“关东军”总司令部及其直辖部队、以傀儡“皇帝”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军政要员及其宫廷府人员逃到地处山区又靠近朝鲜的通化，把这里作为暂且避开苏军、观望局势、以后逃亡朝鲜乃至日本列岛的喘息、中转之地。由于“感到此处安全”，许多败逃的寇兵、附近的寇民乃至东北北部、东部“避难”的寇民也跟随“挤进”通化市。到西元1945年底，通化市区共有被缴械的寇兵和寇民三万七千多名。另外，通化市郊和附近山区还潜藏着多股未完全解除武装的“关东军”一百二十五师团等部残兵，以及无可计数的日寇散兵游勇。这，就成为国民党特务策划通化暴乱的基础。

国民党在通化勾结日寇顽固分子策划暴乱的首要分子是孙耕尧。孙耕尧原是伪通化省“王道书院”院长，“八一五”后又投靠国民党辽宁省党部，被委任为国民党“通化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排挤掉另一个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之后，成为国民党在通化的主要负责人。当时正是国共和谈时期，通化民主政府准许孙耕尧及其“党部”合法活动，但不久就接到许多通化人民的控告，指控他在伪“满洲国”时期有汉奸行为，近来又秘密勾结日寇，民主政府立即停止了其党部的活动，他和他的“党部”便转入地下活动。

孙耕尧与国民党派来的其它特务人员互相联络，秘密发展反动组织，派遣特务混入我党政军机关进行拉拢、策反活动，并在国民党省党部派来的日籍国民党特务的帮助下，与暗藏在通化的以“复兴”为企图的日寇秘密组织取得了联系。

经过一番联络谋划，西元1946年1月15日，蒋、日双方决定秘密成立“暂编东边道军政委员会”（“民国”时通化属吉林省东边道管辖），孙耕尧为“主任委员”，下设“政治部”和“军事部”，日寇秘密组织头目、原“关东军”一百二十五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任“军事部部长”。

在随后的谈判中，藤田实彦代表日寇提出参与武装暴乱的四个条件：第一，保证在通化的日本人不回国；第二，保证在通化的日本人不失业；第三，在通化的日本人加入台湾籍；第四，暴乱成功后，在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对此，孙耕尧等“县党部”人员代表国民党方面全盘接受，蒋、日双方于西元1946年1月21日就此签订了“协议”。

次日，蒋、日双方又共同成立了“武装暴动总指挥部”，孙耕尧和藤田实彦分任蒋方和日方“总指挥”。并制定了详细的暴乱计划，规定了暴乱的目的和任务、暴乱兵力、武器配备、主攻目标、行动方案、行动信号、口令、标志等。

其中暴乱兵力的安排，通化市内以三千多名日寇（大部分是被缴械的“关东军”寇兵）为暴乱主力，另有两百多名国民党人员，还有炮兵学校、航空学校和第一医院留用的日寇技术人员中一部分反动顽固分子；“外部援军”则有通化市附近村镇和山区潜藏的日寇残兵、地方反动武装和土匪等共计九千一百多人；此外，还有国民党打入或策反的通化支队、县大队、市县政府警卫排、行署警卫连、区中队、市公安局等单位的“内应力量”数百人。

暴乱的主攻目标是通化支队司令部、通化专员公署、市公安局、县大队、市电报局、市电业局、炮兵学校、航空学校、第一医院、广播电台、通化日报社等主要党政军机关和要害部门。

暴乱行动信号是市内电灯闪灭两次，最后完全熄灭。

在策划过程中，暴乱分子曾先后于西元1946年1月17日和27日两次企图发动暴乱，都因与“外援”联络不成，民主政府又有所觉察，不敢轻举妄动而流产。最后，蒋、日双方决定在新年节庆期间举行暴乱，时间为大年初二的凌晨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