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宣传体制改革的一些细节思考（新出炉文章二则）_风闻

三个月前，写过一篇《从体制机制层面，探讨官方宣传机构战斗力弱的原因及改革思路》，这篇文章用了四千多字，从体制机制角度详细分析了官方宣传机构羸弱现象的深层次产生原因及应对总体思路。今天又写了两篇小文做进一步分析，在它的基础上再补充几句。

（一）

上文论述过，凡是【日常KPI考核与部门设立初衷方向一致或基本一致】的领域，在我们的现有体制下都搞的还算不错，有些暂时还不太行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和历史包袱有关，随着经济发展会变得越来越好。这些领域包括工业、科技、经济、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卫生、军事、城建、交通……等等。

但对于【日常KPI考核与部门设立初衷方向不一致或难以做到一致】的部门，比如宣传、文化、民宗、港台……等领域，就会出现偏差，这些部门由于无法把宏观意义上的设立初衷分解细化到日常工作考核之中，但考核又必须有，所以在实际执行中就会产生扭曲，比如对台部门没办法把“如何影响台湾政局”列入考核，而最终变成了“每年花钱请多少个台湾人来两岸一家亲”之类的实际行为。

宣传工作也是如此，最终变成了“发多少篇八股文之类的稿子”这种考核目标，按理说宣传部门应该要考核社会人心，但人心没法量化考核，所以在官僚系统的管理下，异化就是必然的。

这个世界上有革命党、选举党、长期执政党（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党），前两种党，都必须要在实际效果上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因为这和获取执政权有根本关系，因此意识形态工作的侧重点在于宣传的【实际效果】，或者说的不好听一点，有时候也需要刻意煽动。

比如台湾的国民党和民进党，他们也不是没有文宣，但他们的文宣会去琢磨“写八股文发稿子完成任务”吗？或许也有，但肯定相比我们更注重宣传的实效，因为这是关系到选举的，选上了就可以大把捞钱，可以“超买”，谁不想成功？在这种诱惑之下，你还写八股文滥竽充数，你骗上级有用吗？你得能骗的了群众才行。

也就是说，他们的文宣，相比我们要快捷、灵活的多。他们不太会过于考虑什么“宁求无功，不求有过”的官僚化思维。要的是战斗，要的是打击敌人，要的是最终能够上位捞取利益。

而我们的宣传机构，长期以来没有竞争对手。或者说，其实是有竞争对手的，比如公知过去猖獗很多年，但高度官僚化的宣传机构不认为它是对手，因为公知得势还是不得势，对我的前途没什么影响，我是总编还是总编，是部长还是部长，工资奖金一点不少拿，职务级别完全不受影响，对我的考核也从来不看公知是否得势。

但我要是脱离熟悉的、常用的那一套官方八股，去和公知下场战斗，搞好了也不会给我加工资，但万一搞不好，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亲娘哎，可能会影响仕途……

所以近十年来，和公知处于对立面的，有战斗力的，基本上不包括官方机构。像环球时报和胡锡进这样的，就已经是做的很好的了，或者换个说法，是相对而言做的很“出格”的了。

所以，现行的官僚机构，不能笼统的去说它好还是不好，要分场合和领域，中国快速发展搞到世界第二，在很多领域官僚机构是有大功的。但在另外一些领域，它越来越体现出局限性甚至荒谬性。可以有针对性的对这部分机构进行彻底改革。

（二）

本文是在上述二文的基础上，根据与某个网友的交谈做出的整理，对改革的细节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

在解决“挨骂”的过程中，资金不是问题，现在在官僚宣传机构上浪费的资金已经够多了。其实官方宣传机构里面也不是完全没有能人，但是现在这种宣传模式卡的太死板了。比如说吧，在香港问题上，这几个月，微博上的官方宣传机构并不比几个民间ID更给力，原因是民间的ID可以随便说话，只要大的政治方向符合，就不用考虑什么细节上的羁绊。但官方机构不行，他们说了一句话，那么对于这句话，这个高层有没有共识呢？下过文件吗？你这句话是不是代表最高决策层的意思？你这么说错了，领导是不是要追责？

在这种情况下肯定就只能自我审查，把自己弄的很死板。所以，我的建议是，在形象上，官方宣传机构要和官方本身做一定程度的脱钩。

在财政和人事上不一定脱钩，但可以在宣传层面做一定的脱钩，也就是说，不要刻意强调“喉舌”的地位，要把“媒体说的话”和“决策层的意志”部分脱离开，脱离到“只是大方向一致就行”，媒体说的每一句话，都不必然代表政府，而只是媒体的观点。

像胡锡进那种方向就是可以考虑的，当然胡锡进本身还是有顾虑。就是他可以发表一些官方没有过明确定性，但是大方向上比较吻合的话语。

再比如《那年那兔那些事》，前几部获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其实里面很多台词甚至思想，如果是现在意义上的官方层面的媒体讲，都是不合适的，扣帽子也很容易，比如什么大国沙文主义之类的。要是如今的央视出品的，那就会遭到炮轰，甚至被批斗，搞不好外事部门都会出来说你这影响了对外交往，但一个私营小公司出这东西，就没这些事了，公众就会比较宽容，因为他知道这是个民间产品而已，是个人理解而已，不是代表了中国高层的什么最高指示。

这就可以是媒体地位“部分脱钩”的方向：财政人事权仍然保留，具体宣传领域只看大方向，如果大部分爱国群众满意，那就行；媒体说的只代表自己，不代表官方。哪怕是官方媒体也是如此。以代表自己为常态，以代表官方为例外。也可以代表官方，比如人民日报也可以发表代表官方的重要社论（比如勿谓言之不预），这种例外应该标注出来，暗示或者明示这篇是“喉舌”。

这有点类似于改革开放时的那种“政企分开”，政府不去干预企业的具体生产决策，你爱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只要不违法（对应媒体在政治上的大方向），能给我上缴利润就行（对应媒体的实际宣传效果）。企业的行为只代表企业，不代表或者不一定代表政府行为。

这样的话，媒体的空间就扩大了。宣传部门不再通过硬性的条条块块去让媒体该说什么，而是通过软性的“具体效果”来划分出他不要说什么就可以了。这种范围可以参考宣传受众的反映来决定。

财政人事不脱钩能产生宣传话语上“部分脱钩”的效果吗？也可以的，只要你说的话语表达明显是自己的，就可以产生这样的切割效果。我举个例子，还是环球时报，这是个官方媒体，但是胡锡进在微博上说的那些话，有些很明显是他自己的观点，有人一开始还严格根据他的话的某些细节来判断官方动向，后来发现很多话就是他自己在扯淡，只是大方向上可能保持一致，甚至有些都不一定一致而只是官方没有明确反对而已。所以说现在很多人也不把胡锡进的微博严格当成决策层的动向了。官方媒体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就行，这样就给各个官方媒体留出了很大的自我发挥余地。但这不代表宣传部门对媒体完全放手，比如某个媒体发表了阴阳怪气挺黄尸的观点，被微博上群众发现并批斗，这个时候宣传部门就可以出来让媒体小编或者责任人滚蛋。

这种宣传体制改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民自信心的提升，越来越有实施的可能性。如果一个社会的基调是支持体制和爱国的，那么就可以把过去的“硬杠杠”变成“软杠杠”，把对媒体的评判标准从上级直接负责，转换为上级通过公众舆论的反映来做评判，大众觉得可以就可以，把媒体承担“喉舌”的功能和宣传的功能做一个区分。但这样的改革，对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就提出了新的要求，他需要转变为类似于其他国家和地区那种“选举型政党”中负责文宣部分的人的那种角色。这对各个宣传部门负责人的要求是提升的，他需要从四平八稳的官僚转变为战斗员。

当然，往乐观上看。就算官方意识形态机构一直像现在这样无能下去，也不影响最后中国获取世界话语权。这个世界在根本上还是看经济科技工业的，官方意识形态机构不作为，只是相当于缺席了这个“摆脱挨骂”的参与过程，但14亿中国人支撑起来的经济崛起还是会通过民间表达的方式溢出出去，比如抖音这样的。

所以，最后可能出现一个很讽刺的结果，官方意识形态机构“躺着赢了”这场战争。虽然自己浪费了很多钱，还拖了后腿，但最终还是站在了胜利者这边，有点类似于常凯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