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销号主导下的社交媒体：快速增长与被收割的泛女权话语空间_风闻

文：陈亚亚

近年来社交媒体的舆论环境发生了较大改变，随着管理制度和用户群体的变化，早期大V的话语权逐渐减弱，有人认为这一变动给女权者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女权主义因此在互联网上迎来了一个繁荣发展期，但也有人认为变动之后的舆论场对女权者更不友善，话语空间有窄化和退化的危险。笔者以为，这两种看起来似乎矛盾的观点相辅相成，对当下的网络舆论环境做了比较精准的刻画。

网络舆论场的生态变化

2018年，反性骚扰议题Metoo在网上渐热，清华大学的女学者刘瑜发表质疑，将这一波运动与大鸣大放的大字报相提并论，并称自己更偏爱法律路径。这番言论得到不少男性知识分子的赞同（在反性骚扰运动中，一些知名的男性知识分子遭到指控，这被一些人认为是男性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对Metoo不满的重要原因），却引来众多女权者及其支持者的抗议。在这次论辩中，有人发文称我们已“告别公知时代“，他们那套方案”在上层被否定，在下层则过于脱离群众，一个公知的历史舞台，已经开始坍塌了”。更有人认为他们的退场、走下神坛对女权主义来说是个好消息，间接使得女权主义者的话语权加强。

清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刘瑜

毋庸讳言，女权主义者对男性知识分子不满并非始于今日。许多女权主义者都记忆犹新，她们刚登上社交媒体平台时，就在不停地与缺乏性别平等意识的男性知识分子（当时这些人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都有很大话语权）做斗争。2013年，李思磐曾发文分析“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为何不支持女权主义”，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在一个性别歧视仍然严重的社会，当女性相对被剥夺，男性知识分子就成为重新性别化的劳动和私人领域的受益者”。因此许多男性知识分子不是对性别议题漠不关心，就是觉得中国已经“女权”过头。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消彼长，公知话语权的减弱可能是让渡给女权者一些话语空间，但这种增长是极其有限的。

台湾媒体人李思磐

随着有关部门管理加强以及网民的更新换代，社交媒体近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新浪微博副总裁曹增辉这样谈及新浪微博的变局，2009-2013年，微博是一个快速成长期，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大V的退场和微信（强有力的竞争者）崛起，2013年发展一度陷入停滞。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网民结构发生了改变，用户越来越年轻，16到25岁的用户(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大学毕业两三年的年轻人)占到微博用户的70%，成为最核心的人群。此外，以前用户以一、二线城市为主，如今却是三、四线甚至五线城市的用户占到月活用户的50%以上。这些新用户的阅读偏好与原有用户不同，而现在他们是主要受众。

基于这种现状，微博运营方放弃了对大V（包括一众男性精英知识分子）的依赖，转而扶持中小V。这些微博的新宠儿在公共议题上或许并无深入见解，但由于其个性化的话语风格、更好地迎合了微博公众心理的情感叙事而很快获得用户青睐，迅速崛起，与微博运营方一起实现了双赢。2016年曹洵、张志安发表的文章中对此这样描述，微博意见领袖多为居住在大都市的专业型男性，他们是网络的核心节点，有较强的舆论影响力，不过这种局面正在发生改变，主要表现为大V式微、中V崛起，影响力更分散、多元。那么，这一改变对女权主义者来说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吗？

消费主义兴起与营销泛化

在网红、营销号占优势的时期，女权主义在社交媒体上面临着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新环境。一方面，年轻（女）用户的涌入让女权理念有了更多受众，网络上的情感动员似乎越来越容易了，涉及性别的话题日益成为流量担当，越来越多用户参与进来，乃至渐有全民皆女权的趋势。尽管反对女权的势力也在快速增长，但整体来看并没能遏制女权的崛起劲头。那些女性被严重伤害的案例大多可以得到广泛传播，并且在一个事件平息之后，可以很快借助另一个事件又卷土重来，反复对民众进行性别意识提升的公众倡导。

另一方面，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是以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的增强、类公知女权主义者话语权的减弱和以行动主义为特色的青年女权者被限制发声为代价的。这些被影响力被削弱的女权主义者与（男性）知识分子有较多关注领域上的重叠，在议题导向上也有相似之处，比如都关注结构性不平等、致力于政策倡导，分歧主要是在性别领域，集中在对人权与女权关系的看法上。男性知识分子大多认为先有人权才有女权，前者更为重要；女权者则认为两者不矛盾，没有先后之分，不能以集中力量争取人权为理由忽略女性权益，后者也是迫在眉睫的工作，男性应该更多反思自己的性别身份局限性。

当社交媒体中营销类、娱乐类用户逐渐成为大V时，女权议题也深受影响。以前的女权者更多是在跟男性精英知识分子论辩，现在则不得不花较多精力来应对网络营销号对女权的污名化和随意挪用，因为当下网友接触到的女权理念许多来自网络营销号或者网红。“严肃八卦”的创始人萝贝贝（新号为“萝严肃”）一度被誉为最有性别意识的“毒舌”，并成为“2015女性传媒大奖”的候选人之一。她的娱乐新闻报道不少与性别有关，确实有倡导性别平等的内容，这从她对王宝强离婚事件、韩寒导演的电影《乘风破浪》的评论中可见一斑，她因此常被网民作为女权意见领袖来赞美或批评。

不过，萝贝贝的文章中也不乏性别刻板印象。例如在一篇《22年容颜不老的奇迹？她也脸僵了吗？》的文中，她赞美43岁演员何美钿的皮肤状态，称她与其他风韵依旧的女星为冻龄女神。该文的最后是广告：

“很多人到30岁或是40岁才觉得自己需要保养。但其实25 岁后，我们皮肤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就会逐年下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款是雅萌的单功能射频美容仪Bloom。”

尽管女性已为容颜付出了太多精力和金钱，但即使是被认为女权导向的营销号也依然在对她们进行规训，游说她们付出更多去购买据说是可以延缓衰老的商品，在这一操作中女性独立自主的话语模式被挪用或者说被利用了。

“严肃八卦”创始人萝贝贝

社交媒体中的营销泛化深刻影响到了每一个人，带有营销性质的女权账号日益增多，在网上随处可见。例如自我标签为女性主义作家、学者的侯虹斌就开发了自己的口红品牌，并在推荐语中提到这款口红的用户“多为高知女性，诸如律师、企业家、教师等对生活品质与健康有高需求的群体“。这种话术暗示消费者购买的不只是一个口红，更是女性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象征。而一些本来非营利的女权账号现在不但发广告，有的还发表了类似消费可以促进女性自由的言论。消费当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女性自由，但利益相关者的这类言论到底是一种见解还是软性营销，很多时候恐怕难以分清。

历史小说作家侯虹斌（左）

在新近崛起的知识收费市场中，这些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存在，如陈岚、写字楼大妈、麦雨香衣等人都在这一领域风生水起。她们传播的内容里有对女权理念的倡导，如女性要独立自主，发展自己的事业，不要在家庭中太多牺牲……等，但另一方面，她们倾向于将女性的不利处境更多归结于个人（的不觉醒）而忽略了对社会结构的批判，容易导致对弱势女性的不当指责乃至歧视。而这些博主自身性格上的缺陷，如过于自大，自以为独具慧眼有资格为人指点迷津，实则忽略多元、复杂的社会环境而沦为教条主义，对于女性赋权其实是不利的。

阶层差异与反婚反育路径

如前所述，不少新晋女权大V由于话语模式贴近受众，在情感叙事和群众动员方面有着独特优势，影响力逐渐加强，但她们大多缺乏对女权主义理念的系统认知，对女权主义者的抗争历史更不了解，加之自身受阶层(多为城市中产)与过往见闻的局限，以及个性上的某些缺点，使得其热衷参与的女权议题相对狭隘，比如主要关注中产阶层青年女性的议题，对其他阶层、其他族群的女性议题缺乏了解，也不愿意去了解，这就使得社交媒体中的女权议题逐渐窄化，越来越凸显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这种趋势在2016年时已初露端倪，其时这类女权者多被冠以“女利”之名。当时正参加奥运会的女运动员商春松的家人被指重男轻女（如让女儿资助残障哥哥买房），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商的家人对她有剥削甚至是虐待。由于部分人言辞激烈，而商本人对此不认同，引发了很多争议。在这次讨论后，中下阶层重男轻女的议题越来越受到网民关注。对于如何看待一些女权者针对底层人的歧视言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当年有过不少讨论，有兴趣的可以参看李思磐的《多少对穷人的羞辱，假性别平等之名而行》以及后续其他人的文章。

这些文章分析了网络泛女权言论中的阶层歧视，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以及作为女权倡导者和运动者应该怎么办。如李思磐指出“拒绝被家庭和亲密关系中的他人剥削劳动成果。这固然是很多人女权觉悟的第一步，但仅仅’为自己而活’，离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还有不少距离”；董一格提出要“区分女权主义运动者和女性发言者”，后者只是“一些受女权元素启发、以利益出发的“女性发言者”，不能代表女权；观尔则认为“不能简单地对女利主义者贴上‘仇视底层’的标签而把她们看成与资本共谋的凶手。女利主义是问题的表征，不是问题的原因。怎样在她们中间做左翼女权主义的倡导和组织工作，考验着每一个运动者和研究者的专业和能耐”。这些观点也许还不够全面，但大致在当下也具有批判力。

当下的网络讨论中，一些接受过学院里面较系统性别理论教育的女权主义者通常更客观，言论更政治正确，但这种态度似乎更多是基于理性判断而非情感上的认同。她们的立场大多有些摇摆，这点非常微妙地体现在她们对底层者、弱势者的态度上。例如当一个男性陷入经济危机后试图通过假死（给妻子和孩子留下保险费用）来摆脱困境，却意外地造成妻子带着孩子自杀的悲剧中，一些人认为该男是万恶之源，而选择性地忽略了其背后的社会原因。这种以“男人为恶之根源“的认识来展开的女权主义，倾向于给女性提供一个简单粗暴的解决路径，如果在亲密关系、传统婚姻中剥削女性的男性是女性困境的根源，那离开他们不就可以了吗？

这一思路跟近期在微博崛起的母权博主不谋而合，后者的核心观点是女性是第一性（男人是第二性），女性当下的不利处境是因为被篡夺生育权所致，所以我们要夺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生育权，实现路径正是反婚反育。持这种观点的人相信，只要每个女性都觉醒，不再选择在父权制婚姻中生育，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就会被瓦解，社会将重建为以女性为中心的结构。这种思路从多数女性都要面对的生育议题入手（容易激发共情），因其简单易行、回避阶层差异从而迎合了城市中产阶层的偏好、鼓吹女性为第一位（满足了某些人隐秘的权力欲），在网上风行一时。

母权理论跟西方早期的文化女权主义有些接近，由于其主要理念建立在女性生育权上，其流行使得生育议题受到更多关注，代孕在这一背景下渐成焦点议题。之前代孕并不那么引人关注，因为实际参与代孕的人并不多。虽然2016年时因有人倡导代孕合法化一度有过讨论，热度也并不高，彼此（反对代孕合法化和同意有条件地开放的两方）没有形成尖锐对立的状态。而如今代孕俨然已成为微博女权最重要的议题，一些女权者（如“暴烈甜心小鳄鱼毛毛“）甚至认为不坚决反对代孕的女性要被开除女权籍，那些表述跟她们所制定标准不一致（尤其是有过积怨）的群体（男同性恋）和个体被反复拎出来指责，结果是导致女权群体内外出现了更多的争议和分裂。

从现实情况来看，反婚、反育在高阶层更容易实现，很多中下阶层女性因为条件所限，仍然需要在传统家庭中获得情感需求、物质支持和社会保障。因此不少人认为反婚反育是少数人的特权，如果将此作为标准路径来推广乃至要求，则弱势、边缘女性必将更多地成为被质难者，被指责为拖后腿的人。其次，如果把关注焦点集中在生育议题上，相对忽略职场乃至整个社会的结构性不平等，那么多数女性即使摆脱了家庭（原生家庭、新生家庭）的压迫和剥削，也不过是沦为竞争激烈的职场中筋疲力尽的一枚螺丝钉，对于其困境的改善是很有限的。

小结

近年来网络舆论场中女权话语的增长让一些女权主义者感到欣喜，但议题的窄化和日渐加剧的分裂状态冲淡了大家的喜悦，而消费主义的盛行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权理念的推广，但同时也在加速其商业运营和收割利益的步伐，其中不乏对女权话语的挪用和利用，这些让人逐渐意识到在一个资本占据了更大话语权、不够开放自由、缺乏良性沟通而更多是推崇丛林法则的言论空间，女权议题的发展深受限制。尤其是那些缺乏话语权的弱势女性更难以在这样的舆论场中发声，即使她们作为受害者可以获得一点关注，但这种关注也是极其有限的。如何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坚持女权主义的批判性立场，坚定地站在更弱势的女性立场上，致力于为她们提供更多的资源，是女权倡导者和运动者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