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活命，这些女人切下了身体的一部分_风闻

在中国，每隔两分钟就会新增一位乳腺癌患者，一年新增30.4万。在女性一生中，每八名女性，约有一名会被诊断出乳腺癌。这种发病率和治愈率极高的恶性肿瘤，仍然是许多人的认知盲区，因对疾病的误解和恐慌，耽误了最佳治疗期。高延萍失去了乳房、头发之后，开始理解疾病与死亡。

50岁生日这天，我一个人在家脱掉上衣，木然地站在镜子前，细细端详自己的身体：乳房洁白，乳头微微上翘。右手放上去，便摸到一处鸡蛋大小的肿块。

想到这上面即将被划上一刀，留下疤痕，我的泪就落了下来。

生日过后，按照预约的手术时间，我住进了乳腺外科。病房里的人满满当当，护士只能在走道为我加了一张床。住在这里的，大都是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妇女，我安慰自己，或许到了这个岁数，都会经历这么一遭。

“15床的。”麻醉师站在手术室门前大喊一声。医生拦住丈夫和儿子，叮嘱他们在门口等着，“肿块切除后，去拿病理结果，如果是恶性的，就再做大手术。”

我快步跟上麻醉师，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取出来就没事了。手术室的门合上之前，我一回头，撞见丈夫和儿子神色紧张的脸。

武汉已是深秋。我躺在手术台上，一阵寒意从背部浸上来，头歪向右边，恰好正对着墙上一面大镜子。在被医生、护士包围的缝隙里，我最后一次看见完整的自己。

半麻醉后，我听见“呲呲”的声音，意识到冰冷的手术刀正在切开自己的乳房。这个念头使得胸前轻微的疼痛，在心里被放大了。恍惚之间，我看见了一个身影，像是在门外等待的儿子，正焦急地来回踱步。

过了一会儿，医生们停下手上的动作。我听不清主治医生孙教授在说什么，另一个医生拿着切下的肿块走开了。

后来我才知道，儿子为了尽快把病理结果交给医生，病理科到手术室的路线，他提前走了两遍。拿到结果后，儿子往手术室跑，在楼梯拐角处，被他父亲一把抓住：“良性还是恶性？”

“还好。”儿子不想正面回答，连忙上楼。

医生很快下了判断：“要做切除，得家属签字，你看是叫你爸来签，还是……”

“我来签。”儿子声音沙哑。他是独生子，已经24岁，我和丈夫仍处处为他操心。生死面前，我的病似乎让他一夜之间长大。

孙教授走到我身旁，压低声音：“情况不好呀，左边要全部拿掉。”

我被这句话吓得一激灵，清醒过来，失去理智地吼叫：“我不做了，我要下来。”我试图起身下床，可身体太虚弱，挣脱不了用力按着我的护士。

我无法想象切掉一边乳房有多难看。

我对女性曲线美的最早印象要追溯到初中。当时，我在电影里看到纺织工厂里的女工，她们戴着雪白的帽子，系着相称的白围裙，腰身婀娜，在一排排纺织机间来回穿梭，我很是羡慕。

高中毕业后，我悄悄去找纺织厂里的亲戚，要求当一名挡车工。亲戚说：“当挡车工很辛苦啊。”我脱口而出：“我不怕吃苦，也不怕上夜班。”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女工装后，我特意配了一件红色衬衣。青春期的小心思终于实现了。

后来我换了不少职业，但最快乐的还是当纺织女工。这最大程度地满足了我成为美丽女人的愿望。

“不做不行呀。”孙教授耐心地劝说着，护士帮我擦干眼泪，想到丈夫和儿子还在门外，等着我做完手术，一家人团聚。我绝望地闭上眼睛，不再抵抗。我告诉自己：切掉了，就别再想它了。

手术结束后，我睁开眼睛，感觉浑身都疼。上半身被捆住，手臂被紧紧固定在身体两侧，抬不起来，最难受的是脖子—颈动脉血管上被插了一根20多厘米长的管子。

当时，我尚未得知自己的真实病情。精神一点点恢复，我偶尔参与病友的术后分享。因为病情相似，大家没有距离感，互相倾诉着手术台上的恐惧。“全身都在发抖哟。”“怕死了，尿手术台上了。”我却故作轻松：“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点上，不要想自己在做手术，就不怕了。”

等待拆线出院的日子，我享受着病人的特权，变成了一个懒人。儿子每天早上来给我扎辫子，买了花发卡做点缀。丈夫按时送来财鱼汤、肚片汤，喂我吃下。除了打点滴，我便在走廊散步，身上挂着一个袋子，用来接住从伤口流出来的血。

一周后，护士给我验血、量身高和体重，我胖了近4斤。我以为可以出院了，护士说：“明天可以开始化疗了。”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化疗”这个词，护士解释了一番，原来是打点滴，药水打进身体里，把坏细胞杀死。听上去挺容易，我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儿子很早就来陪我化疗。当红药水滴下来后，不到几分钟，我全身缩成一团，像掉进了冰窖里，冷得发抖，过一会儿，灼热感遍及全身。

我咬着牙，躲进被子里，想保持一个姿势不动，减轻身体的痛苦。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我猛地掀开被子。儿子见状，快速拿起床边的小桶，还没来得及接住，秽物全喷在床上和他的身上。我心里一阵酸，想道歉却说不出话。儿子面色如常，扶着我，等我吐完，替我擦干净身上的污秽，扶我躺下。

儿子转身去洗手间清理，我看着他的背影，更加嫌弃这样的自己。不到五分钟，我又坐起来吐，饭吐完了便吐水，挖心挖肝的痛，让我连胡思乱想的力气都没了。儿子的眼眶跟着红了。

直到深夜3点，这一针才打完，可一切才刚刚开始。

我的头发一把接一把地掉，对儿子嘟囔：“难怪她们剃光头。”儿子开玩笑安抚我：“妈，剃光头酷，现在时兴剃光头。要不，我和爸陪你一起去剃光头，来个光头之家。”

我瞬间被逗乐了。与其每天掉一把，看着糟心，不如直接剃了。“你们就别剃了，陪我去吧。”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尝试以前不敢想的事情，倒挺有趣。理发师抓了抓我的头发，说：“多好的头发，剃了可惜。”

“我要演电影。”我向理发师说了谎，和儿子相视一笑。剃了光头，我戴上儿子买的花帽子，好好自我欣赏了一番。

医生说，我需要做6期化疗，间隔时间是21天。回家后，我在台历上圈好去医院的日期，盼着这场跨越5个月的战斗能按时结束。

再去医院时，我一早收拾好东西，催磨磨蹭蹭的丈夫出门。“你身子受不了，过几天再去。”他担心我，却不知道我一天也不愿意多等。

第二次住院化疗之前，我以为自己就是长了一个普通的瘤子。一天晚上，我溜达到医生办公室，看见自己的病理单：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淋巴未转移。

“癌”字格外醒目，砸向了我。在回病房的路上，我想到的全是电视剧里，癌症晚期病人治不好、跳楼的场景。当时，我只知道，癌是和死联系在一起的，但乳腺癌是什么，我一无所知。

一些病友和我一样，没有科学就医的意识。病友李姐查出了肿瘤，本应该立即做手术，她急着回老家盖房子，耽误了手术时间。房子盖起来了，癌细胞也转移了。

更多关于乳腺癌的知识，我还是从腾讯医学ME大会的直播中了解的。一位叫刘嘉琦的乳腺外科医生科普道：“40岁到70岁的女性，建议每年一次乳腺B超加乳腺钼靶。”对于乳腺癌患者来说，及早发现，生存率大不相同，早期发现大多患者已经能够治愈。但遗憾的是，很多人辛苦一辈子，都是拖到身体不行了才去医院。

18床的婆婆经常唱歌祈祷，她被家人强行送来医院时，乳房已经烂了，癌细胞转移肺部，几乎失明。她相信上帝会保佑她，用不着看病，结果真的治不了了。我很心疼她，暗下决心要积极治疗。

那天回到病房后，我站在窗前发呆许久，脑袋里只剩三个字：活下去。

化疗的每一天都很难熬。我毫无食欲，闻到饭的味道就反胃，常常好几天吃不下东西。看到其他病人输液，仿佛自己身上在疼。胃疼得受不住了，我恳求护士打胃复安针，次数多了，护士说：“打多了不好，不能再打了。”

任性对癌症是无用的。像十几年前哄儿子吃饭一样，我冷静下来，劝自己吃东西。

我拿着丈夫买的馒头、饼干，靠在床头，每次掐一点往嘴里送，慢慢咀嚼，实在咽不下去就吐出来，多少能吃进去一点。半夜醒了，我俯着身子，将胃紧紧贴在床上。无意识地在黑暗中乱摸一气，抓到床头柜上的杏仁，就往嘴里塞。

有一天，我突然想吃葡萄，丈夫很高兴地买来，我含了一颗。满嘴溃疡的刺激下，只有苦涩和辛辣。我很沮丧，不敢再想吃什么，只能麻木地吞咽。

丈夫特意给我煮了面条，家离得远，送过来已经不像样了。碗里的面条泡涨了，丝瓜发黑，底下还藏着一条黄鳝。不忍辜负他一番心意，我假装吃得很香。隔壁床的病人好奇，走过来瞧了一眼，差点吐出来，抱歉地背过身去。

我继续埋头吃下去，最后竟没有吐，这是生病以来，我最开心的时刻。

这一次出院，在病房门口遇到熟悉的病人家属，我和她打招呼，她愣了一下，没认出我。也难怪，刚住院时，我还扎着马尾，精神得很。几次化疗下来，脸上冒出许多黑斑，指甲是骇人的黑色。

那间屋子里，每个人都在承受疾病带来的痛苦。一位20多岁的女孩做了手术后，原本清瘦的面容变得浮肿。临床的大姐正在做化疗，五官拧在一起。她的丈夫背过身子抽泣，用力憋住声音。

生病之后，很多简单的事情变得困难，连走路和抬手都要重新学习。

腿不听使唤，即便上楼有人搀扶，还是打颤。在家里，我不想一直躺着，做点什么心里会好受一些。把脏衣服扔进洗衣机，擦一擦桌子。精神好点儿，就下楼围着小区转一转，这时，我尽量不走得太慢，让自己看上去像一个正常人。

有一天下雪，走几步就累了，我坐在雪地的石头上发呆。那天路上没什么人，我庆幸没人看到我的狼狈。

第三次化疗后，我的胳膊越来越重，像黏在了身体两侧。医生嘱咐，每天练习抬手爬墙的动作。一开始，手还没抬上去，人就扑到墙壁上了。

丈夫和儿子想扶着我，我拒绝了。我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头顶在墙上，手一点一点往上挪。第一个星期，只能抬一寸，一个月后，能爬过一块瓷砖那么高。这些好转的迹象，让我更有信心找回健康。

那段时间，儿子也被分配了任务—给我埋针管的地方消毒、换纱布，再注射一种防血管堵塞的药物。

两次化疗的间隙，本应每天按时去医院，让护士来弄。儿子不想我太折腾，自告奋勇：“我把纱布和药领回去，我给我妈换。”

护士长瞪大眼睛，表示怀疑：“你能行吗？每天必须严格按程序操作，稍有不当，血管堵塞了还是小事，万一把空气放进血管里了，还有生命危险。”

“您放心吧，我妈的事我还能马虎？”他说完，去向护士长请教操作流程。

之后每天晚上，儿子都在家里换纱布、打针，虽然没有护士熟练，但没出过错。直到做完最后一次化疗，我脖子上的针管才被拔掉。听说，同期做手术的病友，不是伤口发炎了，就是凝血堵住了，都重新植入了针管，多花了800块，还多挨了一刀。

在我们一家人的努力下，第二年春天，我终于结束了这次治疗。

医生告诉我，我的另一侧乳房还有一个肿块，良性的。出院后，我虚弱得上二楼都大喘气，感冒三天两头趁虚而入。我一直放不下心，没有人向我保证癌症不会复发。

对未知的恐慌，驱使着我去寻找答案。一开始，我和病友讨论患乳腺癌的原因，翻阅医学健康类的书。我做了许多猜想：年轻时人工流产、盯装修时吸入了有害物质、前两年的胆囊炎手术弄垮了身子……后来在腾讯医典小程序上，看到了专业医生对乳腺癌的科普，才知道这些都是胡猜。

我也了解到，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乳腺癌是现在临床治疗方法最多、疗效最好的实体肿瘤之一。只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很多患者已经能够和病长期共存。

儿子鼓励我适当运动，我想起小区里，每天早上都有一群耍太极的人。第二天，我准点下楼，站在最后边，跟着瞎比划。我有些笨手笨脚，有个老头嘲笑我：“你这样子学不会太极的。”

我不搭理他，好胜心涌了上来。我连化疗都捱过去了，还有什么我学不会的。我从基本功站桩、压腿练起，买来太极拳书籍、影碟，照着模仿。半年后，再站在人群里，还有初学者来找我讨教。

身体痊愈了，我主动去医院进行了右侧乳房切除手术。这一次，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慌张。但两次切除之后，心里还是有些空落落的。

我遇见过几个做了保乳手术的病友，她们说，一发现不对劲就去医院检查。可很多人以为手术做得越大，切除得越完整，效果越好。

我想起腾讯医学ME大会上，有位肿瘤专家说，保乳手术的术后局部复发率、生存率和切除乳房根治术没有明显区别。我很遗憾没有及时就医，但也欣慰随着医学的进步，患者不仅可以活下来，还可以留住完整的身体。

所幸我还能选择更有质量地生活，坚持每天晨练，去老年大学上课。晚上回家，就坐在灯下记录自己对抗疾病的记忆，都是些用力活着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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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高延萍

编辑 | 成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