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巴东旧县坪遗址宋代仓储建筑研究——兼论宋代仓储建筑形制转变的时间_风闻

摘要：在湖北巴东旧县坪遗址的众多遗迹中，宋代仓储遗迹是最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作为宋代巴东县县仓的宋代仓储遗迹，包括时间上前后相继、分布范围亦完全相同的地下仓窖和地上仓屋两种仓储建筑。由于旧县坪遗址地处气候湿润的山区，所以在遵守宋代官方仓储法令《天圣令·仓库令》和《庆元令·仓库令》规定的前提下，宋代的仓窖和仓屋在形制、体量和建造技术等方面呈现出了与这种地理、气候条件相适应的特点。而考古所揭示出的旧县坪遗址宋代仓储遗迹由仓窖到仓屋的转变时间，与《天圣令·仓库令》宋令、《庆元令·仓库令》所载宋代仓窖到仓屋的转变时间大致吻合。

2001 至2003 年发掘的湖北巴东旧县坪遗址，是三峡地区首次揭露的唐宋时期山区县城遗址，为我国唐宋时期县级城市的规划和建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证据。目前学界已经在旧县坪城址的发展演变和城市形态结构、出土瓷器、建筑构件，以及该遗址的考古地层和历史三维地形构建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对于该遗址仓储遗迹尤其是两宋时期仓储遗迹的研究则略嫌不足。作为宋代巴东县县仓的旧县坪遗址仓储遗迹属于国家正仓，其建筑形制既有地下仓窖又有地上仓屋，两种仓储建筑时间上未曾间断，分布范围则几乎完全相同，完全可以跟目前流传于世的宋代官方仓储法令——《天圣令·仓库令》和《庆元令·仓库令》相互印证，这无疑为宋代仓储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本文拟结合《天圣令·仓库令》和《庆元令·仓库令》，对旧县坪遗址宋代仓储建筑做一尝试性研究，希冀能为宋代仓储问题的深入探讨提供一定的帮助。

一　巴东旧县坪遗址的宋代仓窖遗迹

中国古代的地下仓窖储粮发展到隋、唐、宋时期，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最终找到了适宜黄土特性的粮仓构造方法和防潮方法”，从而进入了“我国古代地下储粮的完善阶段”，主要表现为：第一，仓窖形制趋于单一。仓窖平面全部为圆形，剖面全部为口大底小的缸形，这种形制的仓窖，窖壁跟窖底的夹角远大于90

度，更加符合力学的原理，“即便扩大仓窖容量，也能有效防止粮仓塌陷，同时便于铺设和固定壁板”；第二，单个仓窖的储量大幅度增加。由于仓窖构造更加符合力学原理，仓窖的容量逐渐扩大，到隋代出现了“窖容八千石”的储量规定，按照1 石合今26.4 公斤折算，则这一数据当为42万多斤，而含嘉仓160号窖完整保存的一窖粟重约50万斤；第三，所有仓窖均建于高阜之处，周围建有起保护作用的围墙。

根据考古发掘，旧县坪遗址共发现宋代仓窖八座（见图一中的C9-C16），这八座仓窖的数据如表。（表一）

表一清晰地呈现了旧县坪遗址宋代仓窖的情况。相较于完善阶段的仓窖，其显然更具以下特点：

第一，形制更为多元。与洛阳等地所发现的隋、唐、宋时期“完全单一化”、口大底小的圆缸形仓窖完全不同，旧县坪遗址宋代仓窖均为半地穴式，有长方形和不规则长方形两种，且均为直壁。

地下仓窖储粮最关键的问题在于防潮设施的铺设。《天圣令·仓库令》宋令第3条对于仓窖内防潮设施的铺设有详细规定：“诸窖底皆铺稾，厚五尺。次铺大稕，两重，又周回着稕。凡用大稕，皆以小稕揜缝。着稕讫，并加苫覆，然后贮粟。……其麦窖用稾及籧篨。”铺设如此复杂的防潮设施，要求窖壁必须要有较大的倾斜度，窖壁均为直壁的旧县坪遗址宋代仓窖自然无法适用，八座仓窖内均无草、木、席片之类的任何残迹出土，就是最佳证明。不过，考古发掘也有值得注意的发现，就是旧县坪遗址仓窖的窖底均有用于防潮的烤炉和“日”字形排水沟。

第二，体量更小。虽然无法计算这八座仓窖的体积，但由于它们都是直壁，虑及窖壁坍塌而影响到安全性，其窖壁不会太深，故据窖底面积即可大致推算出窖容，八座仓窖中底部面积最大的C14 只有14 平方米，而最小的C11 甚至不到4 平方米。以C14 为例，假定窖深跟窖底长度同为5 米，则体积为70 立方米，依照宋代秦九昭《数学九章》中“斛法二尺五寸”的计算方法，C14 可储粮约894 石，再以宋代1 石合今46.2 公斤计算，则C14 的容量是82606 斤，不及隋唐时期容量的1/5。如果窖深小于5 米，或换做其他底部面积更小的仓窖，则储量会更小。

体量如此之小，笔者以为当与旧县坪遗址的地形有关。如发掘者所言，旧县坪遗址宋代仓窖是“迄今为止难得的关于山区县城仓窖的实物性资料”，在位居山区的情况下，整个遗址中这“唯一的一处土质细腻、含少量细沙的黄土地”就成了建造仓窖的唯一选择，有限的面积下，自然无法建造大体量的仓窖。

值得注意的是，旧县坪遗址宋代仓窖所处的这处黄土地位于宋代巴东县城内商业区西部、庙宇区北部“一处相对独立的高台地”上，而该高台地则是整个旧县坪遗址西区“海拔最高，地形最平坦的区域”。（图二）此外，宋代仓窖还沿用隋唐时期的围墙而形成独立的仓储区。从这个意义上说，旧县坪遗址的宋代仓窖既跟地下储粮完善阶段的第三个表现完全符合，又很好地诠释了《天圣令·仓库令》宋令第1 条“诸仓窖，皆于城内高燥处置之”的规定。

巴东县位于山区，气候“温暖多雨，湿润多雾”，按照《天圣令·仓库令》宋令第1

条“若地下湿，不可为窖者，造屋贮之”的规定，自然不必非用仓窖储粮。但就考古发掘而言，旧县坪遗址不仅选择了巴东县城内唯一一处适于建造仓窖的黄土地，而且采用了体量较小、形制多元的半地穴式仓窖，还在窖底建造烤炉和排水沟以防潮，充分体现了在地理和环境条件都不适宜的情况下，宋代巴东地区对朝廷正仓形制相关规定的创造性遵守。

二　巴东旧县坪遗址的宋代仓屋遗迹

旧县坪遗址共发掘宋代仓屋八座（见图一中的C1-C8），虽然均采用“抬高仓房基础的方式”，但这八座仓屋却分为石基仓屋和立柱仓屋两种情况，现将相关数据列表如下。（表二）

根据发掘报告，结合表二的数据，不难发现旧县坪遗址宋代仓屋的特点：

第一，建造材质更为多元。就建造技法而言，八座仓屋中有五座为立柱仓屋，三座为石基仓屋。五座立柱仓屋均使用木柱来作为墙体和屋顶的支撑。图一清楚地显示了五座立柱仓屋的柱洞分布情况，既有位于墙角的角柱，又有位于墙体正中的楹柱。楹柱既可以支撑墙体起到承重作用，又可以起到分间作用，这与2001 至2002 年发掘的宁波永丰库南宋常平仓仓屋基址和2009至2010 年发掘的镇江南宋转般仓仓屋基址中的楹柱作用完全相同。有了分间，自然也就有了作为仓屋建筑单位的“敖”，《庆元令·仓库令》第81 条诸仓“敖内地皆布砖”的“敖”字即是此义。

三座石基仓屋均“以石块为基础”，墙基和地面均用石块铺成。这与上引《庆元令·仓库令》第81条诸仓“敖内地皆布砖”的规定有所不同，这应当也与山区特殊的条件有关。墙基上面墙体的制作材料，参考民族学的资料，应该是木板，因为“墙基这种单体的木板仓房，在明清以来的土家族地区（包括巴东县）一直沿用”。

第二，体量比较小。仓屋储粮的关键是以良好的通风来使仓内堆积的粮食易于散热，这就要求“仓房都要比较高大，仓内有足够的空间”。根据笔者对宁波永丰库南宋常平仓仓屋基址和镇江南宋转般仓仓屋基址的复原，二者均为“一仓四敖二十间”的建置，单个仓间的面阔、进深和高度均在4 米、12 米、4 米左右，面积在50 平方米左右。

就旧县坪遗址的八座仓屋而言，长和宽的最大值分别只有4.4 米和3.1 米，最小的C1 面积只有4 平方米多一点。至于仓屋的高度，根据潘谷西先生现存唐宋时代木构“柱径与柱高之比多在1/7-1/10 之间”的观点，立柱仓屋只要知道了柱径，就可以大致确定柱高。五座立柱仓屋的柱径数据中，除去C2 和C6 各有一根特别粗大的柱洞外，其余的柱径基本都在0.2 ~ 0.25 米之间，如果按1/7 的径高比，则柱高大致为1.4 ~ 1.75米；如果按1/10 的径高比，则柱高大致为2~2.5米。虑及仓房建筑务要高大，因此以2~2.5 米为柱子的高度。由于宋代的官仓为悬山顶建筑，因此屋顶高度肯定要大于或等于柱子高度。显然，这些仓屋的空间不算太大。

第三，仓屋多以前一时期的仓窖为基础。旧县坪遗址八座仓屋中有四座的位置跟前一时期的仓窖存在着对应关系，如图一所示，分别是C6和C12、C8 和C14、C5 和C13、C1 和C9。其中，C1 和C9、C5 和C13、C6 和C12 这三组的主体大部分吻合，面积更大的C14 基本上将C8囊括在内。

笔者以为，这四座宋代仓屋应当是在对应的仓窖填平夯实后建造的，这种情况在黎阳仓遗址中即已存在。建于隋朝的黎阳仓虽然到宋代被重建复用，但却从地下转到了地上，其建造技术是“在原来隋唐窖藏区内层层平整填土夯筑，形成一个完整的大面积夯土基础平面，在此基础上营建大型土木结构库房”。从这个意义上说，巴东旧县坪遗址宋代仓屋遗迹是黎阳仓之外又一个储粮从地下到地上的实物证据。

三　宋代仓储建筑形制转变的时间

含嘉仓的发掘者余扶危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的地下仓窖储粮在宋代以后“日趋衰落，几乎全为地上储粮所取代”。显然，余先生认为从仓窖到仓屋的转变是发生在宋代以后。但实际上，无论是就巴东旧县坪遗址宋代仓储遗迹而言，还是从两部宋代官方仓储法令的情况来看，宋代仓屋储粮取代仓窖储粮的转变应当发生在北宋后期。

（一）旧县坪遗址宋代仓储建筑形制的转变时间

根据发掘报告，旧县坪遗址宋代的仓窖和仓屋遗迹分别位于该遗址宋代遗迹的第二、三期，因此，要确定该遗址宋代仓储建筑形制的转变时间，首先就要明确旧县坪遗址宋代遗迹的分期。

巴东旧县坪遗址从唐代开始就是巴东县治的所在地，人口相对集中，人员活动频繁，进入宋代之后更是如此。因此，宋代地层中出土了大量具有明显时代特征性的遗物，特别是瓷器，通过将这些出土瓷器与全国其他各处所出瓷器的比较分析，旧县坪遗址的宋代遗物可分为五期：第一期为北宋早期，时间大致是宋太祖建隆元年至宋真宗乾兴元年（960 年—1022 年）；第二期为北宋中期，时间大致是宋仁宗天圣元年至宋神宗元丰八年（1023 年—1085 年）；第三期为北宋晚期，时间大致是宋哲宗元祐元年至宋钦宗靖康二年（1086 年—1126 年）；第四期为南宋早期，时间大致是宋高宗建炎元年至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127 年—1224 年）；第五期为南宋晚期，时间大致是宋理宗宝庆元年至宋帝赵昺祥兴二年（1225年—1279年）。

不过，由于考古地层和遗迹的平面布局极其复杂，旧县坪遗址宋代遗物的分期跟宋代遗迹的分期并不完全吻合。根据发掘报告，宋代遗迹共分四期：第一期年代上对应宋代遗物的第一期和第二期，为北宋的早、中期；第二期年代上对应宋代遗物的第三期，为北宋晚期；第三期年代上对应宋代遗物第四期的前段，为南宋早期；第四期年代上对应宋代遗物第四期的后段和第五期，为南宋中、晚期。

根据这一年代的对应关系，旧县坪遗址宋代仓窖遗迹自然属于北宋晚期，年代上处于宋哲宗元祐元年至宋钦宗靖康二年左右；仓屋遗迹则属于南宋早期，年代就是宋高宗建炎元年至宋宁宗嘉定十七年的前段，大致应该是宋高宗到宋孝宗淳熙年间。

（二）宋代官方仓储法令所见仓储建筑形制的转变时间

作为宋代的官方仓储法令，《天圣令·仓库令》宋令和《庆元令·仓库令》中均有对于宋代仓储建筑形制的记载。

前所引《天圣令·仓库令》宋令1载：“诸仓窖，皆于城内高燥处置之，于仓侧开渠泄水，兼种榆柳，使得成阴。若地下湿，不可为窖者，造屋贮之，皆布砖为地，仓内仍为砖场，以拟输户量覆税物。”按照此条令文，宋代的仓储建筑虽然是仓窖与仓屋并存，但“仓窖”是一种普遍适用，而“仓屋”则只是在“若地下湿，不可为窖”的情况下才使用。显然，《天圣令·仓库令》宋令在第1 条令文即开宗明义地将仓窖的地位置于仓屋之上，而宋令2、3、5、13、14、17诸条中亦体现了仓窖的这一地位。

《庆元令·仓库令》亦在令文第1条即提出了仓储建筑的形制，“诸仓植木为阴，不得近屋，仍置砖场以备量覆，其敖内地皆布砖”。此条令文明确指出了仓储建筑只有仓屋这一种形制。不独第1条，《庆元令·仓库令》所有令文中均无“窖”的字样，这充分表明《天圣令·仓库令》中特殊情况下才使用的“仓屋”此时已成为普遍适用。

由以仓窖为主到仓屋取得独占地位，《天圣令·仓库令》和《庆元令·仓库令》这两部宋代官方仓储法令所体现出的仓储建筑形制大相径庭。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二者所归属的《天圣令》和《庆元令》代表了不同的法令体系。

修纂完成于北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的《天圣令》，是唐令谱系的代表，反映的是“唐后期至北宋前期社会变化后的社会关系”。就《天圣令·仓库令》宋令对仓窖储粮的规定而言，明显体现出了对以仓窖储粮为特征的唐代仓法的继承。修纂完成于南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年）的《庆元令》则是宋令谱系的代表，反映的是“北宋后期至南宋的社会关系”。

日本学者仁井田陞曾指出：“在唐宋两令之间划一条分界线，其绝不会始自庆元，而在于对宋《天圣令》进行大幅修改的《元丰令》及属于该系统的诸令的变化。”既然《元丰令》被视为唐令谱系和宋令谱系发展的分界线，那其自然也就是宋代仓法由《天圣令·仓库令》向《庆元令·仓库令》发展的分水岭。由于法令的制订通常要滞后于现实生活，所以宋代仓储建筑形制的转变——从《天圣令·仓库令》的以仓窖为主到《庆元令·仓库令》的全部为仓屋，其发生的时间应该比《元丰令》修纂而成的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 年）还要早。检诸宋代史籍，宋神宗熙宁年间之后的仓储记载中已经全部都是“仓屋”，而不见了“仓窖”字样，即为明证。

这一时间节点的划定，跟前述旧县坪遗址北宋末年依然全部使用仓窖的情况有所不同。这种情况的出现，笔者以为当与北宋末年的政治形势和巴东县的地理位置有关。当时正值北宋末年和两宋交替的战乱之际，而巴东县又远离政治中心，政令向全国的推行本来就需要较长的时间，所以出现地方应对政令的迟滞现象也属正常。

需要指出的是，前述对旧县坪遗址宋代仓储遗迹年代的推定，是以该遗址中遗迹和遗物的分期和年代不同为前提的。假定遗迹与遗物的分期和年代相同，即宋代仓窖遗迹所处的第二期就是宋代遗物的第二期、宋代仓屋遗迹所处的第三期就是宋代遗物的第三期，则旧县坪遗址考古发掘所揭示出的宋代仓窖向仓屋转变的时间，恰好跟两部宋代官方仓储法令所显示的转变时间吻合。

四　结语

作为宋代巴东县的县仓，湖北巴东旧县坪遗址宋代仓储遗迹虽然属于国家正仓系统，但又要适应于巴东县的地形和气候条件，因此，在仓储建筑的形制和技术方面，该遗址的宋代仓窖和仓屋表现出了既遵守宋代官方仓储法令规定又因地制宜的特点。旧县坪遗址的宋代仓窖和仓屋建筑以其分布范围的完全相同和时间上的不曾间断，为研究宋代仓储建筑形制的转变提供了绝佳标本。通过将其与《天圣令·仓库令》和《庆元令·仓库令》相互印证，可以将宋代仓储建筑由仓窖到仓屋转变的时间定在北宋后期的神宗时期，而发生转变的原因则应与宋神宗时期经济社会的变革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