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被动服从就是女尊男卑，女性向穿越小说失去了想象性别平等的能力？_风闻

​文：潘佼佼

作为最流行的网络文本类型之一的穿越小说经常被指具有“女性”倾向，也成为研究者们探究女性意识的窗口。它有时被视为女性的白日梦，有时又被归入新历史小说的范畴。中国的女性网络穿越小说数量浩繁，种类众多，然而也有着题材的偏狭——多数穿越都是女性被动地被甩入另类时空之中，当然通常是历史与架空历史中。

穿越进幻想时空：“原身穿越”与“玛丽苏穿越”

原身穿越，顾名思义，即“我”从现代时空穿越到另类时空之中，尽管拥有与原先相同的容貌体魄、生活经验、知识积累与生存技能，但在新时空中已经没有先赋性的位置。新时空通常“子虚乌有”，是一个含混着历史和幻想的产物，既有“男尊女卑”的性别架构设置，也有着江湖、庙堂、青楼、塞外这样的混合景观。穿越女们象征着日常生活秩序之外的“异常”，她们需要面对和处理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并试图找到“我”的生存意义与生命位置。

这类小说的叙事线索非常明确，女性从无法言说，到窥视、僭越与真正进入。在穿越之初，这些现代女性无法向他人解释自己的来历和经历，只能去窥探这个陌生世界的语言规则，并时不时地僭越这套规则。最终，她们发现这种“僭越”并不能扰乱那个世界的运行，而只能造成自己的时间的停滞。在《穿越与反穿越》中，赵敏敏在“青楼”、“宫廷”、“江湖”这几个空间游走，在青楼中作为性凝视的对象，在宫廷斗争中作为礼物，在江湖之中成为“神岐”这种修炼的工具——均为男性（权力）的工具性附庸。在这个话语秩序中，她成为了“失语者”。《我自望星朝天歌》中的都市女白领曹天歌因大胆率真而被众多男性青睐，但她却始终无法找到自己存在的位置，正如她的内心独白“我没有安全感，尤其在面对陌生景况时，我的大笑大闹，只是惊觉自己原来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掌握不了……”。

最终，两位主角都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了新的社会空间中。赵敏敏获得了平等的爱情，生活得以继续向前。曹天歌则主动地调整了自我位置，爱情和家庭成为她进入秩序的一个象征，“往日种种如过眼云烟”。在新的时空中，只有“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为女性留下了位置，而“平等的爱情”成为唯一的具有抵抗性意义的意识形态，当然终究还是服膺于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秩序。

玛丽苏穿越小说则有更简单的叙事逻辑，就进入-欲望满足。“玛丽苏”指的是具有“完美”特质的女主角，拥有才华、美貌和足够的运气，文中所有情节与其它人物只是为了配合展现女主角的幸运和幸福——这当然脱离了现实生活的逻辑，进入了自恋的范畴。“穿越”成为一种策略性的叙事要素，让玛丽苏穿越女们拥有现代的知识和技能，在等级社会获取了一个有利的位置。以《天启的悠闲生活》为例，主角顾猫儿穿越到古代农家，但作为唯一的、最年幼的女儿，深受家庭宠爱无需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她外貌出众，能够与贵族阶层交往自如。随着兄长科举成功，又机缘巧合路遇贵人，她最终得以嫁给了贵族嫡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弗洛伊德认为“力比多”可以用于解释个体自恋的成因，“力比多离开外部世界指向自我，就会导致自恋状态……自恋并不是倒错而是利己主义自我保护本能的一种力比多补充，可以说是每一个生物都具有的手段”。小说中主人公自恋的位置，让她回避了同异时空的语言结构产生冲突的可能，所有的风险都被女主角的完美所规避，她们自然地幸运地进入了这一套话语秩序，成为等级制度下的得利者，成就了偶然性的——而非制度性的——个人自我实现。

玛丽苏文又被称之为“爽文”，它最大的吸引力并不在于精妙的情节设置、叙述方式与文笔修辞，而内嵌于“自恋”的人物主体位置之中，因此这类文中创作门槛较低，成为了网络之中大批量生产的文本类型之一。文本表面的语言符号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和女主角一起自恋、满足欲望的通道，但文本深处却是一道巨大的断裂，个人利己主义的欲望只能通过层层的偶然性加以实现。“自恋”也蒙蔽了读者对于女性真实处境的诠释，让读者能够龟缩到小说中去，实现虚假的欲望满足。

穿越历史：被历史吞噬还是去开创历史？

基于历史的穿越小说在大众文化中颇为流行，主人公在穿越前后通常会有社会阶层的上下、社会性别的转换与社会资本的增减。在最为人所知的穿越文本《步步惊心》中，二十五岁的普通白领张晓穿越成了贵族少女马尔泰若曦。

若曦于张晓来说，正如齐泽克笔下的面具，“一副面具从不‘只是一副面具’，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在主体间符号网络中占据的实际位置；事实上虚假空洞的东西是我们和我们所戴的面具（我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保持的‘内心距离’，是我们在面具下隐藏的‘真正自我’”。这个面具使得若曦成为将军的女儿、八阿哥侧福晋的妹妹，她周旋于诸位皇子之间，但与历史保持着距离，“内心自我”从未想过成为历史的主体。

然而她爱上了八阿哥，又不愿意八阿哥像此前她所知的历史一样下场悲惨。爱情迫使她进入到历史之中，进入到行动之中，承担了面具这个符号的委任。她也惶恐不安，甚至害怕吐露真相被当做白素贞式的异类。在“情”的驱动下若曦试图劝服皇子们逃逸出这场权力的游戏。出于对多妻制的厌恶以及对失败命运的恐惧，她与八阿哥渐行渐远，与四阿哥逐渐走近并获得了四阿哥的爱情，但在四阿哥获得了皇位之后她又无法接受与历史类似的结局——其它几位皇子下场悲惨。想要逃避历史而不得，拒斥成为历史主体而不得，成为历史主体试图想要改变历史而不得，最终若曦以离开皇宫、死亡的方式解决了她所面临的矛盾。

如果说桐华的《步步惊心》是“面具”和“自身”无法自洽，最终撕裂、毁灭的悲剧，另一个作者笔下的穿越女性则是另一种生命态度。御井烹香的《庶女生存手册》故事发生在大秦，作者明言大秦借用的是明朝的历史架构和背景。现代女性穿越到了江南总督家中，成为排行第七的庶女杨善棋。她对杨家后宅与所处的不得宠的“庶女”的卑微位置并不畏惧，因为前世她就是个孤儿，看尽了孤儿院保育员和职场上司的眼色。她认为权力游戏均有规则可循，底层也并非毫无指望，只需用一种克制的、精心计算的方式来进入这场游戏，最终将有机会跻身权力顶端，成为权力的执行者。

因而她欣赏聪明人、强者，鄙夷蠢钝者、弱者，与这一套符号和语言机制形成了合谋，认同着一整套符号运作的方式，努力在强弱、贵贱、高下、智愚不一的人群之中成为强者、贵者、上位者与智者。只有在面对“人命”的取舍和“多妻制”的威胁时，她才表现出她的异质性，在可控范围内少杀人的“心软”和在继承人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提下对丈夫的“独占”。

作者创作了以女性为主角的大秦系列小说，除了杨善棋外，还有因曾是守灶女而获得家族权柄的贵女焦清蕙（《豪门重生日记》），身为嫡女却被家族牺牲但从血海中获得新生的杨善桐（《嫡女成长实录》）。这些女性选择了支持自己的丈夫，并发动政变开创了一段不同于明朝发展走向的新历史——皇室斗争的失败者逃到海外，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而她们也说服男性做出让步，让女性进入社会生活，大秦在二百年后成为了“精英制”的君主立宪现代国家（《盛世反穿手札》）。若曦消失在晦暗不明的历史之中，而杨善棋却在历史的罅隙中联合同时代的其它女性，开创了新的历史。

穿越进颠倒世界：“女尊文”与“古穿今”

作为穿越小说中最重要的亚种类之一，女尊穿越文带有天生的戏谑性——女性们穿越到一个“女尊男卑”的世界中，“母亲的法”代表着家庭制度和社会制度，成为一套先于存在的语言规则，这是对父权制社会历史的彻底颠倒。

女尊的文化处境由语言构成，“妻主、老夫君、少夫君、侍夫、皇帝、皇夫、闺门少爷、二婿主、管事汉子、出嫁从妻、男红”这些词汇规定了男性的位置在后宅私人领域之中，而女性能够进入到公共领域之中。在张鼎鼎的小说《春风吹》中，现代宅女王小雨一开始穿越成相门嫡女高平时，在这套语言中会有不适感，“不断的有毛毛虫爬遍全身的感觉”。但很快江小雨就能熟悉一整套性别、社会符码的运作过程，进入到这一套象征秩序之中。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女尊穿越文是将穿越女性与古代女性(即女尊文中的男性)安排入同一个时空之中。在女尊文中，可以看到穿越女性对这种性别不平等结构的服从，也能看到对这种结构中处于弱势的男性的同情。因而许多穿越女主角都拥有“深情”与“温柔”的特质，如在《春风吹》中，穿越女性与男性之间的情感关系是基于同情之上的陪伴和安抚。这种陪伴和安抚并不能改变原有的结构，但能缓解穿越女性的道德压力。另一部小说《四时花开》更能说明这种同情产生的根源，主角瑞珠在穿越之前是因为相貌丑陋被“残酷对待”、对爱情毫无期待的城市女青年，穿越后因温柔对待身边男儿而获取众多男性的痴情爱慕，可以说这种同情是曾经均为弱者的同理之心。

在早期的女性穿越文中，“一夫一妻”设定的小说较多，随着创作者和创作作品数量的增多，“一妻多夫”的设定也愈来愈多，出现了猎艳式的收集癖型的情感关系。各种类型的美男成为权力的猎物，通过性欲和征服欲的表达规定了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男性网络小说之中所谓的“种马文”。由此可以看出，女尊社会看似是对男权社会形式上的颠倒，实则是全盘照搬男权社会的另一个版本。

另外一种时空的颠倒是想象古代女性穿越到现代社会，《女将军生存手札》就是其中之一。故事的主角是杨九妹杨连昭，她穿越到了1962年的中国西北农村，成为了一个与寡妇奶奶相依为命的孤儿孙秀春。杨门女将是虚构的英雄传奇杨家将中的故事人物，具有强烈的传统伦理色彩，在家是贤妻良母在外是忠臣良将，在国难当头家中男丁凋零之时悲壮西征，这个创作是对虚构人物的再虚构。

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杨九妹，对经历过革命的寡妇奶奶进行了“再教育”。她拒绝用阶级意识判断身边的人，而遵循传统的道义精神和侠义精神——知恩图报、扶助弱小，因此也和一位老地主成了忘年交。杨九妹偷偷打猎并通过黑市交易去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中农村的物资匮乏，最终通过在城里购买房子的方式成为了城镇人口，解决了吃饭问题（城镇人口有商品粮供应）、上学问题、工作问题（高中毕业后面向城镇人口招工）。通过婚姻和高考，在改革开放后重新从农村底层跨越到了社会高层。

嵌入在这一整套告别革命叙事背后的是，杨九妹对另外一组不平等关系的洞察——城乡关系为代表的差异和背后的等级秩序想象，弱化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感召力，她成为了“社会贤达”重新进入等级制度的想象中，世界对于她来说，似乎没有改变。

平等乌托邦的消失

光怪陆离的文学想象使得女性能够游历于不同的位置之中，我们发现穿越女性主体生成于“性别差异”的内在结构之中，这里有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性理解，也有对爱情与自由的向往，但没有对平等政治的想象与实践。这些文本似乎象征着平等乌托邦的消失：我们甚至难以想象一个性别平等的社会，也无法在性别平等的框架之下去建立一个女性的主体性。

这种想象的丰富与匮乏，与中国女性的历史现实处境相关，中国女性主义思潮、实践的兴起与中国革命、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几乎同步，二十、二十一世纪中国女性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转型，女性意识、女性身份亦遭遇了时代塑就的历史断裂。女性曾经作为主体进入革命之中，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和婚姻自主的权利。尽管性别平等文化的普及是个渐进的过程，其背后的社会结构转型、社会资源配置也有着城乡差异，但女性作为劳动者、生产者的身份镶嵌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之中。

这种对平等性别关系的社会主义探索在后冷战时代遭遇瓶颈，随着国家从个人生活中逐渐隐退，社会人口再生产的生育责任更多地由家庭承担，而资本依赖于在全球各个层面维持分工和不平等而顺利运转，在这种形式下产生的新的性道德和社会秩序，如宋少鹏所言，“仍是男性中心的性别化的社会秩序”。这样的社会秩序拒绝对性别平等或是其它更广泛意义上的平等的探索，女性更加被限制在私领域中，或成为消费的主体，革命后的进入生产领域的平等性别观念只剩袅袅余音。

穿越小说有意或无意指出一个事实，女性要么在父权制合谋之中寻求罅隙，要么想象一个女尊的颠倒梦想世界，否则只能成为自恋的主体获得虚假的满足，或者进入家庭的私领域寻求庇护，她们无法去创造一个平等的性别关系，创造一个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