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理解与翻译问题（续）_风闻

这个语法性破框句中鲜明的对立性特征引发我们的注意，全句前场只有一个词，中场也只有两词构成，而破框之后的后场却有28词之多。简短主句的作用是引起接受者的注意力，构成后场的两个并列从句则承担阐述具体内容的功能。这个主句强调的是及时性、迫切性、必要性和合理性：当共产主义成为“强力”之后，共产主义者必须有所作为，宣传他们的主张及其实施的路径。第一个从句中的三个宾语“观察方式”、“目的”和“倾向”均为复数，其物主代词均为复数第三人称“他们的”，以突显叙述的客观性。

中央编译局译本不仅将“观察方式”小化地译为“观点”，还将“他们的”改写为“自己的”；更有问题的是，将后场中两个极长的从句插入到极其简短的中场里去，形成了一个“现在是……时候了”冗长累赘的句型。这就使原本强劲有力、引发兴趣的短句变得十分繁复，减损了原来简短主句的紧凑力度和较长从句的说理性，消解了短句与长句构成的有度张弛，就是破坏了德语文本中语法性破框的叙述策略：情绪的张扬与理性的陈述之间的辩证关系。将三个连续的物主代词“他们的”改写为“自己的”，也改变了语词和文本的涵义方向和叙述视角，这就将第三人称的间距性叙述变为类似第一人称的同一性叙述，这里陈述所要营造的客观性被消解了。对此，我们还将在《共产党宣言》的整体文本层面上，论述物主代词承担的衔接-连贯功能。

第二个从句以“共产主义”、“鬼怪”与首句发生衔接和互文关联，同时完全复现标题中的三个语词：“共产主义”，“政党”，“宣言”；在语词排序上就可以看出“对峙”的形式：

“谣传”←“鬼怪”←“共产主义”→“宣言”→“政党”。

这里的“对峙”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相互对立地站在一起，让读者进行比较和辨别：一边是关于共产主义是“鬼怪”的“谣传”，另一边就是这篇《共产党宣言》。由此分析与解释，我们建议翻译如下：

现在正是时候，共产主义者要将他们的观察方式、他们的目的、他们的倾向公布于全世界，并以共产党自己的一份宣言来对峙关于共产主义是鬼怪这样的谣传。

“引言”最后一句相当于宣言文类的落款信息，表明这份宣言的起草者、起草地点，发布语言以及受众等：“为了这个目的，最为广泛的各国共产主义者会集于伦敦，起草了如下这份宣言，并以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兰德文及丹麦文公开发表”（Zu diesem Zweck haben sich Kommunisten der verschiedensten Nationalität in London versammelt und das folgende Manifest entworfen, das in englischer, französischer, deutscher, italienischer, flämischer und dänischer Sprache veröffentlicht wird. Z.17-20）。

这是个复杂的关系从句。时态为完成时，动词式是直陈式。关系从句构成语法性破框。复合宾语构成句子框架。这句话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zu diesem Zweck）放在句子前场，介词短语的主位化是突出“目的”的重要性。这个句子由两个主句构成，其一为“共产主义者会集于伦敦”；其二是“起草如下宣言”，两个主句通过并列连词“和”连接，属于并列连接关系；因此主句中也有相应的两个并列中场。“会集”（versammeln）和“起草”（entwerfen）两个现在完成时动词也都是右句框。在语法性破框关系从句中，代表“宣言”的关系代词“das”构成左句框，复合谓语“[被]公开发表”（veröffentlicht wird）构成右句框。情状状语“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兰德文及丹麦文”位于从句中场。除了将介词短语“为了这个目的”置于前场之外，这个两句并列且加上关系从句的句法结构可谓四平八稳，而点题的“宣言”以多种语言公开发表却能激发受众的兴趣。

句子中关于“宣言”的动词颇值细究。马克思没有用“撰写”（verfassen）或“完成”（anfertigen）等，而是用了“起草”（entwerfen）这个德语词，而对“entwerfen”的一般理解是指未完成的草稿，也指建筑学或绘画中，艺术家的基本（草图）设计，也就是说只有基本构架，并没全部完成。这个动词“entwerfen”与上文的“指责”（Vorwurf. Z.8）以及第二章中出现的对共产主义的“责难”（S.475, Z.17；S.479, Z.18）同属一个词干“抛掷”或“抛投”（werfen/ Wurf），是某种意义上的衔接与互文。尽管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完全不是同道哲学家，但海德格尔对德语词“ent-werfen”的解释或可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使用这个动词的用意。将其解释为“开启性的抛投”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就词典学意义而言，就是“对未来整全之物的本质部分进行整理，或勾画”。

在词场和文域层面上看，仅是“起草”似乎不足以囊括这个动词的所有含量。动词“entwerfen”在文本中的第四格名词是“宣言”，而“宣言”既不是一个草稿，也不是一个未完成品。既如此，这个宣言的“起草”就会另有所指。“宣言”（Manifest）之本意，就是“诸侯或独立国家昭告天下宣布其行动的文书”。相应而言，《共产党宣言》就是共产主义者以其理论昭告天下，并宣布其革命实践，即力图推翻资产阶级私占己有物的统治，建立己有物共有的人类共同体。因此，我们不能只将《共产党宣言》理解为一篇文章，更多的是要将其理解为对革命实践的宣告。《宣言》是对革命实践（行动）的大致勾画，从理想到文字概括性展现；而从文字到行动的革命实践尚未完成，因此，这就是一个开启性的抛掷。

四、思想的整全性：衔接、连贯与互文

《共产党宣言》的无题“引言”不仅有着本身的衔接与连贯，更有与整篇宣言的内在衔接与连贯以及互文关联性。衔接与连贯不仅构成了这一作品的文本性，更是彰显了它诗学艺术与科学论述完美结合的经典性。在文本整体上，认识衔接与连贯以及互文关联，有助于我们鉴赏《共产党宣言》的语言魅力，能指导我们如何整全性理解这部经典作品中的范文，同时也能帮助我们在艺术鉴赏和学术理解的基础上翻译这部伟大的经典文本。

“引言”全文有六个自然段，除了第一段有两个句子，其余五段均为一句一段。这六段的衔接-连贯简述如下：第一段：提出问题和命题，提及共产主义遭到宗教集团和政治集团的全面迫害；第二段：递进关系：“共产主义”成为骂名，遭到各政治团体和政党的羞辱，“共产主义”是他们用来相互谩骂、指责和攻讦的语词；第三段：位于文本中央，起到中轴作用，承上启下；第四段：从第四段开始，进行反动、反驳。陈述一个“事实”；第五段：讲述必须要做的两件事；第六段：为了完成那两件事，实践他们的行动。

我们在语词与概念解释与句法-语法分析中已经单个涉及到“引言”六段七句各部分的相互衔接和互文性。衔接与互文不仅表现在这六段的语义-句法学上，同样出现在文本结构的层面。六段七句的中间一句，即第四句，就是引言的分界线，在语义内容上，它是一个转折点，在文本形式上是一个分割线。中心词“共产主义”由此从“鬼怪”逐步转化为“宣言”，从否定性的使用，转化为肯定性的彰显。“鬼怪”与“共产主义”这两个语词在引言中交替出现，除了第四句这个中线句没有出现“共产主义”，其余五段均有“共产主义（者）”的名词或形容词出现，共有七次之多，且呈逐渐递增的趋势，高频出现本身就是一种宣扬。相比之下，“鬼怪”则出现四次，在第一段高频出现（三次）后，只在第五段再出现一次，出现频率成递减趋势，直至在最后一段的完全消失。“共产主义”与“鬼怪”出现的频率高低，在段落和句子中的位置分布，在形式上展示了文本衔接与互文，在内容上显示了“共产主义”趋势上扬和“鬼怪”走向没落的此长彼消。

衔接的推进与转折不仅展示科学论证的逻辑性，同时也展现了经典文本的艺术性。以第四句的分界线为准，在这界线之前，共产主义被指称为否定性的“鬼怪”，像野兽一样只是被追猎的对象，是统治者们以及各种政治强力用以相互侮辱和攻讦对方的骂词，是打击对方的武器。在句法层面上，就体现在“共产主义”在句子中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宾语、客体的地位；所用句式也多为修辞性破框句，形成较为突显的庞大后场。之后的句子也都呈现出句法上的规范齐整，破框的后场现象完全消失。“共产主义”在第五句中第一次以主语的姿态出现，尽管这还是一个被动句中的主语，却也在语义内容上强调了共产主义的“强力”地位。在接下来的第六句中，其主语形态得到加强，在两个从句中以主语的形态出现，并宣告它要做的两件大事：在全世界面前展示自己；以否定共产主义是鬼怪的讹传。在第七句，也就是引言的最后一句中，“共产主义（者）”则以两个完全主语/主体（Subjekt）的姿态出现，点出《共产党宣言》的签署者、撰写地点和出版语言。这就在“引言”中完成了“共产主义”从否定、被动的地位逐渐转化为肯定、主动的状态的过程。关于宣言文体特征彰显的对照-对立式的张力，如句法就是以短句带出长句，以艺术的激情带出科学的论述，在上文已有论述。

“引言”的真正功能是为引出四章正文鸣锣开道，因此，它必然与正文衔接、连贯并发生互文关系。如果，我们将第六句中“他们的”翻译成“自己的”，将“观察方式”译为“观点”，将“倾向”译为“意图”，也就割裂了文本的衔接性和互文性。第六句中的“观察方式”、“目的”和“倾向”恰是四章正文的纲，后者是前者的目。所谓“观察方式”并非是某一个观点，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此处指的是正文第一章中的以阶级分析为纲的唯物史观；“目的”在正文第二章中加以阐述，其根本就是“扬弃私人所有制”，通过无产阶级获得政权，逐步实现人类共同体；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从两个方面来陈述共产主义政党的政治倾向，一个方面是与敌对党派的关系，另一个方面与政治盟友党派、团体的关系。

人称代词的翻译看似简单，其实同样有其衔接与互文功能。将“他们的”翻译成“自己的”，或许能在“引言”的小范围内得到自洽，却也损坏了《共产党宣言》整体文本的衔接与互文性。纵观《共产党宣言》中人称代词或物主代词的使用，读者会察觉，在不同的文域中有不同的用法。引言中的“他们的”与正文中“我们”构成辩证的衔接关系。如果说，引言中的“他们的”是在营造一个客观的叙述情景，正文第一章中的“我们”突出叙述者的视角，第二章出现的共产主义的“我们”则与资产阶级的“你们”形成了戏剧形式的对话关系。文中有一个客观的叙述者，这就是第一章中常用到的复数第一人称“我们”。第一章中，复数第一人称代词“我们”出现过八次，多以观察的叙述者的身份，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察方式”来观察历史与社会：“我们几乎到处都找到”（S.462, Z.9）；“由此，我们看见”（S.464, Z.6）；“由此，我们看见了”（S.467, Z.15）；“其次，我们已经看到”（S.471, Z.27）；“如我们所见”（S.473, Z.13）；其次与视觉感官有关的是“我们的眼睛”：“现在，我们眼前正进行着”（S.467, Z.27）；“在我们眼前自行发生的”（S.475, Z.2）。第二章中出现的复数第一人称“我们”（S.475, Z.17）首次将叙述者与共产主义者合二为一，明确同一了叙述者的共产主义者身份。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我们”与资产阶级展开了激烈的戏剧性争辩，文本引入了戏剧性对话。此时，共产主义者（S.475, Z.17, 22; S.476, Z.11, 14; S.477, Z.1, 4, 7, 8; S.478, Z.16, 17, 18X2,）与叙述者（S.475, Z.30; S.476, Z.6）的身份合二为一，交替使用。然后又回到叙述者身份（S.481, Z.6,7）。由此可见，在《共产党宣言》中，人称代词或物主代词的使用，是衔接和互文的需要，同样也是叙述策略的需要，使文本接受者在不同的场景中在显性与隐性的叙述者的引导下理解历史和社会。

五、结语

 伟大的思想不能脱离具体的语文形式而存在，语文是思想之家，任何明晰的思想也必须栖居于句法-语法的形式之中。句法-语法的特殊结构相应地彰显出这一思想的特殊形态。作为经典作品中的范文《共产党宣言》更是如此。因此，以德语原文为对象的分析与解释是我们研究和理解马克思著作的必经之路，别无他途。本文对《共产党宣言》的德语原文开始进行四个层面的分析和研究：语词-概念层面；句法-语法层面；文本结构层面；最后抵达思想意义的学术层面。在此过程中，触摸语言的细微纹理，努力做到条分缕析地推理和论证马克思思想基本意涵；杜绝不着边际、情绪冲动、天马行空、位于学术之彼岸的宏大叙事。本文意欲达到的目的是，通过语文学的分析与解释，以论证经典范文《共产党宣言》如何将艺术的激情和科学的理性结合在一起。

我们始终认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就必须以德文为基础，回归德语原文，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母语。以包括英译本在内的其他译本替代德语原文的“研究”，实为自欺欺人的无奈之举；业内专家俞吾金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基于译本阅读经典作家“原著”的问题：“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任何人，假如只局限在他人译本的基础上做研究，这样的研究工作不但不可能有什么真正值得重视的价值，而且犹如盲人瞎马，不知会被引向何处”。今天，没有人会认为，研究先秦散文、唐诗宋词可以基于文言原文之外的任何译本。目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德语水平大多还不足以流畅阅读马恩德文原著，对《共产党宣言》的研究一般多基于中译本，或借助日译本、英译本或俄译本等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至多是间接的二级研究，无法达到直接的一级研究的范畴，有隔靴搔痒之嫌。我们希望中国学界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上也能同样遵循国际学术的基本原理，使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文原著的研究逐步迈入学术殿堂。

时至今日，《共产党宣言》进入中国语文已有100年的历史，然而我们至今还没有完成对这部著作的446句所进行的标准化（Standardisierung）和经典化（Kanonisierung），还没有借助于德国出版的《马恩全集》（MEW或MEGA）自主制定出一部可供研究使用的《共产党宣言》历史-批评版，基本上没有对德文原著进行与时俱进的长期研究。中国学者研究的基础文本一般是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而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一翻译文本存在着巨大的问题和明显的错误，不足以成为严谨的学术研究的底本。因此，我们离学术研究的展开依然还有很大的距离。

马恩原著的标准化和经典化在当代中国马哲学术界没有被意识到。在西方，对卓越的文本首先要有一个“历史-批评版”，其次是对这一文本进行分析、注疏与研究；近邻日本的学者在对马克思原文原著的研究的精深程度明显高于中国“专业”学者。从1998年，日本已经出版了服部文男的解释性日语译本，即对翻译底本德语原文进行研究，同时对照英语译本加以详细的注解。

因此，在21世纪的新时代，我们必须开启对《共产党宣言》的学术性研究，让马克思研究国际化，而不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地闭门造车。学术性研究体现在以下三个步骤：其一，版本研究：对马克思、恩格斯德文原著的历史考证和历史-批评的研究，完成一个可供研究的历史批评版，而不是完全依赖MEW或MEGA为我们提供的现成版本。其二，标准化：对《共产党宣言》的章节和语句进行标准化建设，即对每一个章节、句子，有时甚至是语词单位，进行编号，就如西方学者对《圣经》、歌德诗剧《浮士德》等进行的标准化。第三，经典化：这里又分两个部分，一是语文诠释学，二是哲学诠释学。语文诠释学就是对标准化了的文本进行总体和细节的分析、解释和说明，即讲解主要、重要和难解的语词和概念；分析每个句子的句法结构及其语义；论述文本中的逻辑关系以及修辞手法。哲学诠释学就是研究《共产党宣言》广泛的哲学意义以及它在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的理论位置，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带着今天的意识和问题研究文本。只有在这样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才能翻译好《共产党宣言》，为不能用德语阅读马克思著作的读者提供一个可信度高的中文译本。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三个不可或缺、互为因果的层面：其基础就是对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文原著进行基础性理论研究，对它进行标准化和经典化；其次是对（国际）共产主义的其他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系的梳理和阐释；其三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大同思想相结合，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与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思想相结合；同时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服务，为中国人民的福祉服务，为实现共平天下服务。只有这三个层面能够相互贯通、相互联动、相互促进、相互学习，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今年是《共产党宣言》的主要执笔者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出版170周年，撰文以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