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管红叉❌给我们带来的启示_风闻

“红叉一出，必属精品”， “红叉❌必看”，“喜提民主红叉❌”。相信最近这些天，网友经常在油管看到这样的留言。红叉的意思是，视频作者告诉大家，该视频被油管官方限制广告，或者限制流量。

我在油管up主“火锅大王”账号的说明页里找到了这样的解释：

“Political, sensitive, controversial videos are routinely ❌DEMONETIZED. They make almost no money.”

目测他无意中已然成为这次油管红叉运动的发起人。

在“火锅大王的油管介绍页中，最醒目的就是这一句“IT’S OK TO LOVE CHINA!”。这些支持中国的视频作者正在用这种方法，向西方世界表达抗议：“西方所倡导的言论自由，主要指的是：用言论恶心中国的自由”。

如果你认为这篇文章是要把西方的双标列举出来，批判一番，那就太naive了。真正的勇士，能够从对手的阴暗面，找到闪光点，然后取对方的长处为己用，不为打他的脸，而是要诛他的心。

1. 限流限广告是比删帖封号颗粒度更高的言论管控模式

是的，西方在言论管控方面，技术上比我们更先进，政治上更具有欺骗性。美国的脸书，推特，油管都是私营企业，他们的言论管控行为看似和政府没有一毛钱关系。这直接的结果就是，政府可以把本国言论自由吹上天，因为做坏事可都是私企商业行为，然后顺势把中国政府往死里黑。在这样的舆论环境里，香港的学生仇中反中一点也不奇怪。

西方是选举制国家，舆论是选举双方最重要的武器。党派之间在舆论战场上的姿势技巧，可谓炉火纯青，这方面的训练也是从娃娃抓起，贯穿他们教育的始终。什么？这种教育你没有听说过？不奇怪，因为这种教育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作为掩护，它就是“领导力”。反观我们国家的教育从来都是着眼于解决问题的务实能力，而不是扩张个人意见的影响力。所以国际舆论战场上，西方用的是从小到大习以为常的套路，对战我们相对陌生的短板。我们处于劣势，根源在此。

但我们不必悲观，因为西方的言论自由不过是党争的工具，所以是天生虚伪的：嘴巴上要誓死捍卫对方以言论反对自己的权利，背地里却搞很多小动作，油管将不符合自己背后财团政治利益的视频进行限流，只是其中一种小技巧。更有趣的是油管的红叉并不是挺中up主的首创，而是从川粉推特用户学来的。大概一年多以前，推特出于政治目的，反对那个“推特治国”的特朗普，将很多支持特朗普的用户实施“隐形禁言”（shadow banning），即在不通知用户的情况下，降低他们推文在网上的曝光度，这可比油管限广告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对此特朗普特意发推特㨃推特： 

支持他的推特网友在号召下纷纷在自己用户名加红叉❌以示抗争。   

西方自媒体网站的红叉运动只不过是其，以言论自由为幌子的舆论战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就要科学客观地看待言论管控，在我国建立透明公平的制度，将西方言论自由的虚伪性充分暴露出来。这样一来，西方在舆论战的优势自然会土崩瓦解，从而刨了香港废青的根。

2. 言论既是私权也可以是公权

言论看起是一个人的私事，所以大家都觉得言论自由理所应当。可是一个谣言就可以让一个城市发生暴乱，甚至让无辜的人付出生命的代价。造谣和辟谣的成本严重不匹配迫使我们思考，言论自由真的是不容质疑的吗？言论自由的神话起源于西方反抗教会压迫和神权专制的启蒙运动，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正式被捧上神坛，如今更是西方话语权中的绝对领域，可谓战力爆表。西方在神化言论自由的同时，又无法否认言论有可能造成危害，于是用“伤害原则”或“犯罪原则”对这个神话进行修修补补，逻辑上根本做不到自洽。

我们反对一切思想行为的神化，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里，言论和吃饭睡觉一样，不过是人类一种普普通通的生理和社会活动，也必须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西方的启蒙运动不仅带来了“自由主义”，还有对我们国家现代化至关重要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里，言论自由被公理化，同时又从言论的目的和后果出发，加以一定限制，削弱它的公理性，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

人文主义告诉我们，对个人言行自主性的尊重是一种人文关怀，理性主义告诉我们，言论可对可错，可以传播爱与正义，也可以散播仇恨与对立，言论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权力，那么任何人都要对他的行为，对他的权力负责。如果从权力的角度去理解言论，那一切都将豁然开朗。

所有具体的权力都可以看成是两个端员的某种比例的混合，这两个端员分别是“公权”和“私权”。公权和私权没有绝对的界限，可以简单地认为某项权力涉及的人越多社会影响越大，它公权的比例就越高，而涉及的人越仅限于某个人自己，私权的比例就越大。言论的权力比较特殊就在于，它涵盖在整个公权-私权光谱里。你如何自言自语，即思想，是彻底的私权；特朗普发推特影响全世界，是妥妥的公权。

人文关怀应该给予私权充分的保护，所以任何现代法治社会都不应该有思想罪。公权因为影响到千千万万家庭的幸福必须建立完善的体制，解决它分配和监督的问题。这个原则对于作为公权的言论也同样适用。我们国家应该依靠法律制度，科学地对言论中的公权成分进行分配，监督和追责，将此项工作作为国际话语权争夺战中的核心战略贯彻实施。我们必将在这个战场上获得优势，因为我们靠的是科学，而西方靠的是神学。

3. 将话语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作为公权的言论，即话语权，必须和其它的公权一样，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西方的政治制度无法对话语权进行有效的管理监督，这是他们选举制度的天然缺陷。在西方生活过的朋友都会和我有相同的体会：这里的新闻自由是以牺牲新闻客观中立为代价的。对于同一个事件，不同立场的媒体报道出来竟然可以看上去是完全相反的两件事。台湾同胞大多数能认识到他们社会的这个问题。然而更有意思的是，他们普遍认为这个是为了自由所必需付出的代价，应该看成是一种“自由税”，等于变相承认了这个问题无解。西方社会这个困境的原因就在于，对于话语权的争夺，根植于选举制度的本身，言论公权完全没有被有效管理监督的可能。因为任何涉及对言论公权的制约，哪怕是出于防止“造谣污蔑”，都会被反对党当作对民主制度本身的攻击，从而被无限地上纲上线，抹黑放大。

中国民主集中制在制约言论公权力上有着天然的优势。自古以来，言论的公权力在我国都是知识分子的特权，只有读了圣贤书的人才有可能让自己的观点天下皆知。古代社会中的话语权是和功名深度绑定的，在那个时代的社会理想中，一个人的话语权是和他的才能以及道德高度匹配的。在当代，西方政治的核心是政权的合法性，而中国政治的核心到今天依然是政权的有效性，中国的高考，公务员选拔制度下的社会氛围，让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任何能够影响其他人乃至全社会的公权力，都应该是后天努力学习，踏实工作所赢得的，而不是与生俱来就应得的”，数千年来皆如此。

西方的“言论自由”从前工业时代提出到现在，数百年来没有什么方法论上的创新，至今不过是在重复以往的口号，强化这个信仰。如今已经是信息时代，我们理应用现代的技术来帮我们实现公权言论的制度化管理。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衡量某一言论多大程度上属于公权的范畴？这个问题在网络大数据的时代已经有了完美的解决方案：受众广传播量大的就属于公权，反之就属于私权。我们现在的很多政策（虽然还不是法律）就已经切合了这个思路，比如明星吸毒，就一定要封杀，因为他们传递信息的受众广，必须将他们产生社会影响的能力，作为公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严格地监督。

那么回到油管红叉运动，它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相信不少朋友已经猜到了，我们可以借鉴西方自媒体偷偷摸摸的各种限流方式，光明正大地来管理我们国家公民的言论公权力。我们假设任何言论一千次以下的传播主要属于私权的范畴，每个人都可以无门槛地获得，而达到一千次点击的自媒体内容就无法被新的用户看到了。那么用户如何提高这个总传播数量上限呢？肯定要设置一套透明公平的规则，让所有人不论出身背景都有公平的机会，这是不是让你想到了高考呢？没错考试是最公平的办法，这个考试不是为了选拔所以没有通过率的限制，而是要订一套门槛的标准。任何言论要有意义，都是要满足一定门槛。比如你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某个观点，了解这个观点的内容就是一个门槛，如果达不到这个门槛，任何支持或者反对这个观点的言论都是毫无意义的。

以下是我对于不同级别的话语权门槛设置的一个粗浅设想，只为促进大家的思考，而非一套完备的解决方案。每一个级别总传播量对应于某一门槛。 

一千以下： 无门槛

一千到一万：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辨别有逻辑错误和事实错误的谣言的能力。

一万到十万：对中国社会制度，中国法律，中国近代史有常识性的了解，能够辨别违法犯罪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十万到百万：对于新闻传播，舆论对社会产生的作用，有常识性的掌握。了解利用网络媒体对他国政权搞颠覆的经典案例。

百万以上：了解国家主要战略发展方向，知道国家面对的国际环境，主要的敌对势力以及他们常用的思想武器。

每一个门槛都要对应一次考试，比如最低级别就在网上公开总数5000左右的题库，大家去考驾照科目一的时候就赠送一次考试机会，平时想要单独跑一趟去考也可以免费参加。我觉得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大多数不用准备裸考也能过。所以这个门槛筛掉的主要是一些不愿意花时间参加任何考试的人，如果这么小的代价都不愿意付出，我们大可以假设这些人根本不打算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更高级别的考试应该会更难设计，我们就不继续探索了。我们只需要把握这样一个原则，一个人话语权的大小，应该和他的知识相匹配。假设真有这样的考试，你们认为自己大概属于什么水平呢？

4. 话语权的分配方式：“以贤能为准绳”和“以销售为导向”

西方言论的管控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言论只要不是明显地鼓励犯罪都可以无门槛地传播，所以他们的话语权的分配就是完全服从市场规律，哪些更能吸引流量，哪些人就自然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至于真相是什么，根本就不重要，也没人关心。这一点深深地根植于西方的核心价值体系里，他们普遍认为：“知道真相是什么是上帝的事情，我要做的仅仅是让尽可能多的人相信我这个版本的故事”，这套价值体系在政治上就体现在社会撕裂，在司法上就体现在竞技性控辩和控诉交易，在经济上就体现在销售至上，在金融上就体现为脱实向虚。

我们甚至可以简单地认为，近几年西方民主政治由盛转衰的根源就在于他们社会内部话语权的分配方式出了问题。我们儒家文明长期主张以贤能为准绳分配一切公权力，在新技术的帮助下，我们有望将言论的公权也纳入这一体系，向暮霭沉沉的西方世界，立起一座崭新的东方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