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两个“联合国”_风闻

当今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就是“联合国”了。

她是由当今世界所有的主权国家所组成的一个国家之间的政治性组织，现在共有193个成员国。

除了2个观察员国，即梵蒂冈和巴勒斯坦之外，她的其他所有的成员国，都是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主权国家。

她有五个常任理事国，包括：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中国。

联合国的主要作用，就是解决地区冲突、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

另外，她在协调国际间的经济关系，促进世界各国科学、文化各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上，也都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

不过，比起我们中国古代的那个“联合国”来，今天世界的这个“联合国”，就是显得太弱鸡，是差得太远了。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性国家；我们中国，是一个由众多不同的族群，经历几千年的不断融合、演变，而发展过来的民族性国家。

那么，大家可曾知道，我们中国的最初之社会政治形态，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就跟今天的“联合国”一样，我们中国最初的社会政治形态，就是一个各国（当时的各个部族）主权至上，大家凑在一起，有话好好说的样子。

整个奴隶社会时代，我们中国的政治形态，就是一个“联合国”之政治形态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

在这之前，我们中国，是由四个大的部族，各自独立地发展、演变到了距今7000年左右的农业社会。

这四个部族就是：东北辽西地区的庖犧氏部族，他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现在所发现的赵宝沟文化；关中渭水流域的女娲氏部族，他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半坡文化遗址类型的仰韶文化；中原河北、河南地区的共工氏部族，他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现在所发现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还有山东泰山周边地区、战神蚩尤氏的祖先们，我们权且称他们为东夷氏部族，他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北辛文化。

以濮阳西水坡文化遗址的“天盖墓”之落成为标志，距今6500年左右，庖犧氏部族，从东北辽西地区南下，征服了中原地区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使这两个文化的主人，沦为他们的奴隶，也就是共工氏；而他们作为当时的奴隶主，就被称为祝融氏。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由四大各自独立之部族，走向融合与统一的开始。

这时的天下，就是庖犧氏独霸天下，为“木德王”。

而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各部族疯狂扩张的殖民性霸王时代。

我们古代中国的“联合国”，就是从这个殖民性扩张的霸王时代孕育而来的。

史籍记载，庖犧氏的霸王天下“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为什么他们的霸王天下，“立一百一十年”就“崩”了呢？

因为，他们当时“都于陈”，要“东封太山”。

就是说，他们以现在的河南淮阳为都，企图以河南淮阳为前进基地，去攻打山东，夺取泰山。

他们要在泰山封禅；他们要把泰山作为他们部族的神山。

可是，山东的原居民——战神蚩尤氏的祖先们，没有中原地区的原居民们好对付。

于是，他们在山东，和蚩尤氏的祖先——北辛文化的主人们，上演了一场“龙马精神海鹤姿”的大戏。

“龙马”，就是庖犧氏部族的图腾，也就是祝融氏部族的图腾；而“海鹤”，就是北辛文化的主人——蚩尤氏的祖先们的图腾。

正是因为祝融氏部族和战神蚩尤氏的祖先们——东夷氏部族旗鼓相当、难分胜负，这就给了被祝融氏部族所征服的中原地区原居民——共工氏部族以可乘之机。

于是，“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承木，乃与祝融战。”

本来，作为奴隶部族的共工氏部族，并不是祝融氏部族的对手，可就在共工氏部族“不胜而怒”的时候，已经扩展到河南陕州地区，和山西南部东条山地区的女娲氏部族，又来“杀黑龙以济冀州”，帮助共工氏部族，攻打祝融氏部族中留守河北的黑龙氏部落，于是，共工氏“乃头触不周山崩”。

这个“不周山”，是个什么“山”呢？

她就是祝融氏部族的“天下”，是祝融氏部族的“江山”。

所以说，天下霸王庖犧氏，是受到东夷氏、共工氏、女娲氏三方的联合打击，才“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而庖犧氏“立一百一十一年崩”了之后，去了哪里呢？

以上打了引号的文字，都是出自《三皇本纪》以及《三皇本纪》所引用的原始资料《淮南子》。

而据《三皇本纪·索隐》曰：“按皇甫谧，伏羲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阳高平之西也”。

伏羲氏就是庖犧氏，或祝融氏。

庖犧氏这个名号，就是提示他们放牧，有牲畜用来祭祀祖先；祝融氏这个名号，就是提示他们相对共工氏为主人，有祭祀权；伏羲氏这个名号，就是提示他们战败后逃往湖南，一路上以伏击的方式阻截追击他们的敌人，累得气喘吁吁。

从《三皇本纪·索隐》所透露的信息来看，祝融氏部族的主力部队，是去了湖南，变成了伏羲氏。

这时，天下四大部族，就东、南、西、北，各据一方，各自以自己所在地区的最高之山，为自己部族的神山，是为“四岳”。

这“四岳”就是，东方东夷氏部族的神山——东岳泰山；西方女娲氏部族的神山——西岳华山；南方伏羲氏部族的神山——南岳衡山；北方共工氏部族的神山——北岳恒山。

当四大部族各据一方之后，为了天下局势的安定，女娲氏部族，就向各方提出了“断鳌足以立四极”的倡议。

这里的“鳌足”，就是比喻四大部族的个性；而“四极”，就是象征四大部族的相对地位。

“断鳌足以立四极”，就是要四大部族各自收敛自己的个性，尊重其他部族的平等地位。

由于天下霸王庖犧氏，这时被大家打得趴下了，所以，女娲氏的倡议，就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于是，“天下结盟”，一个中国古代的“联合国”，就正式形成了。

“天下结盟”——“联合国”一形成，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从伏羲、女娲时代，进入到了神农时代。

神农氏，就是“天下结盟”后的盟主，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联合国”秘书长。

那么，这个“联合国”秘书长，为什么叫神农氏呢？

这就是因为，他们定期巡访四方，收集各个地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然后又传播给天下其他的部落。

他们就是以这个工作所得出的成效，来赢得大家的尊敬，从而使大家听从他们的劝道，接受他们的协调，保障天下的太平。

但是，农业生产的早期阶段，生产效率低下，劳动强度大，奴隶性的生产方式，就是当时的主要生产方式。

这样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掠夺与扩张，是这个社会的常态。

所以，要保证天下的绝对太平，是不可能的。

这就导致神农时代的天下盟主，因为应对不了不断出现的新情况，而不断地在各个部族与部落之间禅让和转换。

神农氏也叫炎帝。

据史籍记载，神农氏炎帝，一共禅让了八任，分别是：帝魁、帝承、帝明、帝直、帝牦、帝哀、帝克、帝榆罔。

从八任炎帝的名号来看，他们的能力与成绩，就是九斤老太太——一代不如一代。

为什么会是九斤老太太——一代不如一代呢？

这当然不是因为几任盟主的本事越来越不行，而是因为天下越来越纷乱，这个盟主，是越来越不好当了。

不过，“联合国”的这个政治形态，虽然拗不过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生产方式，拗不过掠夺与扩张这种必然性的社会发展态势，却是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天下纷扰，扭转了社会的自然发展状态。

她是以强大的契约以及理性的说服能力，把部族之间的战争，尽可能地消弭、转化，从而使原本几大部族之间的部族斗争，翻卷成了几大部族内部的阶级斗争。

这就使战争的规模，会减轻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神农时代，有三种大的文化并存，并且各自都发展得很好。

这三种文化就是，由赵宝沟文化演变成的红山文化；由北辛文化演变成的大汶口文化；由半坡文化类型的仰韶文化演变成的庙底沟文化类型的仰韶文化。

相对来说，只有中原地区先前的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没有流传下来，被扩张到当地的庙底沟文化类型的仰韶文化所取代。

但是，庙底沟文化取代中原地区的原有文化，并不是意味着战争与毁灭，而是经过先前的赵宝沟文化的冲击，中原地区原有的文化，本来就早已经消亡了。

神农时代结束，就到了五帝时代。

五帝时代相对于神农氏时代，就是原来的四大部族没有了，直接由天下所有的部落，组成了一个“联合国”；四大岳主虽然仍然存在，但是，他们不再是各个部族的首领，而是由帝王任命的分管四方的朝廷大员。

这就是说，原来的血源性的政治分野，没有了；中华民族，已经完成了初步的融合与统一。

另外，原来的“天下结盟”，改变为“中央集权”，由原来的盟主虚尊其位，四大岳主共同商讨天下大事，转变为帝王统领天下，四大岳主在帝王的领导下，各管一方、各司其职。

这是一个政治形态的极大转变。

她是由部族之间的“民主共和”转变成所有部落的“民主集中”。

但是，这仅仅是个形态的转变而已，实质上的转变，却并不太大。

这时候的“中央集权”，形式上是“中央集权”，她的本质，却是与后来的秦始皇所创立的“中央集权”不可同日而语。

她在本质上，其实还是一个“联合国”。

因为，她这个“中央集权”，并不统领天下的军队。

她并不像秦始皇所创立的“中央集权”那样，具有绝对的权力与权威。

而她这个“中央集权”不能够统领天下的军队，不能够具有绝对的权力与权威，也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

因为，当时的奴隶性大规模生产，必须要有武力镇压才能够维持得住，这就必须要让各个生产单位，拥有自己的武装。

而部落与诸侯拥有了自己的武装，他们的武装，就不止能够用来镇压奴隶的反抗，也能够用来对抗“中央集权”，也能够用来对抗帝王的权力与权威。

所以，五帝时代的“中央集权”，名义上是“中央集权”，实际上还是一个“联合国”，还是一个“天下共和”的政治形式。

这也就是当时的天下，都为龙山文化，而各地的龙山文化，却又各具特色的原因。

因为，当时的天下，相对神农时代的天下，确实是具有了“中央集权”，这个“中央集权”，相比神农氏的虚尊其位，无为而治，在治理效果上，肯定是要好得多，影响，也是看得见的。

但是，各个地方，相对于中央，其实还是独立的，还是具有自己的自治权力的。

另外，相对于五帝时代的龙山文化，当时的太湖流域，还有一个良渚文化，看起来是比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都要“先进”、“发达”得多，还有陕西神木地区的石峁城遗址，也是似乎比其他龙山文化要发达得多。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良渚文化，其实就是由当年在中原战败后，逃到湖南的伏羲氏的后代们所创立的。

伏羲氏部族逃到湖南后，在湖南与当地土著结合，创造了汤家岗文化和高庙文化。

然后，他们又渡过长江，在安徽潜山，与当地土著结合，创造了薛家岗文化。

这时候，他们是以潜山地区的天柱山为他们的神山。

所以，历史上，是有两个“南岳”：湖南衡山为大“南岳”，安徽天柱山为小“南岳”。

伏羲氏的后裔们，以潜山为根据地向东发展，在巢湖边又发展出了凌家滩文化。

从他们的这个发展路径，我们不难看出，他们这些人，是前仆后继，历尽苦难，痴心不改。

他们是一定要重新“东封泰山”，重新“制衡天下”。

“衡山”之“衡”，表明了他们的“霸”心不泯。

史籍中的“应龙”，就是指的凌家滩文化的主人。

他们就是伏羲氏的后裔。

《山海经》记载：“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

《山海经》还记载：“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应龙“处南极”，这个“南极”，是哪里呢？

就是巢湖边的凌家滩文化遗址。

应龙“去南方处之”，这个“南方”，是哪里呢？

就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区。

应龙“不得复上，故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应龙作为庖犧氏部族的正统，在杀了蚩尤氏和夸父氏，统一中原之后，他们应该恢复王位——复上；但是，当时的轩辕氏黄帝掌握了实权，不肯让位，所以，他们只好负气出走，离开中原——故下。

那么，轩辕氏黄帝，为什么不肯让位给应龙呢？

这可不是因为他们各自的私心。

我们看看黄帝和应龙两个部族的不同出身和经历，就知道了。

伏羲氏虽然在中原战败，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改变他们的统治者之身份与地位。

他们逃到湖南，再折回江北，从潜山发展到巢湖，然后杀蚩尤与夸父，这一路都是顺风顺水的，所以，他们初心不改，霸心未泯。

而轩辕氏黄帝，是少典氏部族的后裔。

少典氏，是由当初伏羲氏逃往湖南后，祝融氏部族滞留在中原，被女娲氏部族收容，带回陈仓安置的一些残部所凑合成的一个部族。

他们寄住在别人的土地上，这一路的酸甜苦辣，是伏羲氏的后裔们，所不能想象的。

那么，他们的思想与价值观，还会和应龙他们一样吗？

轩辕氏黄帝，是庖犧氏的后裔，无疑地是龙的传人。

可是，黄帝陵的保护神，却是一座“天鼋神慧像”，而不是“龙”。

“天鼋”就是“龟龙”，是由“龟”化成的“龙”，可她主要还是一只“龟”啊。

为什么黄帝陵不是由“龙”保护，而是由“龟”保护呢？

如果我们再考虑一下黄帝的四大王妃之排位顺序，也许就能够找到答案。

黄帝的妃子很多，远不止四位。

之所以四大王妃最为突出，那是具有宗教与政治含义的。

在宗教上，土为中央，金、木、水、火为四季和四方；所以，在皇家之中，黄帝，就为中央，四大王妃，就为金、木、水、火四季和四方。

在政治上，帝王为中央，四岳为四方和四极；所以，在皇家之中，黄帝，为帝王，四大王妃，就为东、南、西、北四方和四极。

而在这四妃之中，元妃嫘祖，为西陵氏，是来自于南方；次妃女节，是炎帝的孙女，来自于山东曲阜——东方；再次妃彤邛，为彤鱼氏，来自于西方；嫫母班在三人之下，为方相氏，应该是来自于北方。

那么，为什么来自于南方的西陵氏嫘祖，压过了来自于东方的炎帝之孙女——女节，而为元妃呢？

联想到黄帝陵的保护神为“天鼋神慧像”，我们不难推测，“天鼋”，就是西陵氏部族的图腾，黄帝的权位，是由西陵氏来保卫的，西陵氏是黄帝之权位的最大拥趸。

而“龟”，作为宗教之物，它最早来自于贾湖文化，贾湖文化又发展到裴李岗文化。

所以，西陵氏，是裴李岗文化之主人的后裔，他们是属于当时的共工氏部族。

所以，黄帝和应龙，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黄帝不分血缘种族，是盼望天下共和，他们追求的是王道；而应龙是血统纯正的庖犧氏之后裔，他们是渴望一统天下，他们追求的是霸道。

虽然同是与蚩尤、夸父作战，黄帝所率领的部队，和蚩尤、夸父进行的是阶级战争；应龙所率领的部队，和蚩尤、夸父进行的是部族战争。

所以，战到最后，黄帝和应龙，这两个曾经的盟友，必然是要发生路线斗争。

而在这个路线斗争中，不但是双方的实力相比，应龙无法与黄帝相抗衡，即使是在庖犧氏后裔的内部，应龙一方，也是孤家寡人，缺乏支持者。

庖犧氏的后裔，在当时是分为三大部分：应龙为正统；黄帝所在的少典氏为百姓；而真正人数最多的，却是留在东北老家，没有来到中原的红山文化之主人们。

而这时候，因为庖犧氏的后裔们在中原大获全胜，所以，东北老家的红山文化之主人们，也都纷纷南下。

那么，初来乍到，而又人数众多的庖犧氏部族之“红山派”们，会站在应龙与黄帝之间的哪一边呢？

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少典氏”，为什么叫“少典氏”。

“少典氏”的一个“典”字，提示他们就是“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的发明者。

少典氏为什么会“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呢？

第一，当时的文字已经产生，这个技术储备，是已经有了。

第二，由于湖南到东北，两地相距甚远，本身就往来不便，更加上共工氏与伏羲氏为敌，他们不会让伏羲氏的信使从中原通过。而少典氏的百姓们，在女娲氏部族之百姓们的庇护下，是可以在中原四处行走的。这就让少典氏，自然地成了湖南与东北两地的信使。而少典氏，要怎么在湖南与东北两地传递书信呢？他们就发明了典册——“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

而由于“红山派”与少典氏接触较多，与应龙氏十分生疏，所以，在应龙与黄帝之间的争讼中，他们自然容易接受黄帝这边的解说，会站在黄帝的这一边。

所以，应龙一方，在打不赢、说不过的情况下，就只能是负气出走，到太湖流域，去开辟他们新的天地了。

应龙部族所创造的良渚文化，看起来比黄帝部族所创造的龙山文化辉煌。

然而，这个辉煌，是建立在霸道之上的，也就是建立在严重的部族冲突之上的。

所以，她能够辉煌一时，却不能够辉煌到永远。

龙山文化虽然不起眼，但是，她们延续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良渚文化虽然辉煌，却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我们再看陕西神木地区的石峁城遗址，这个皇城一样的遗址，是怎么来的呢？

石峁城遗址，与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是相联系的，也是与辽西地区的小河沿文化以及后来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相联系的。

在红山文化的主人们纷纷南下，进入中原之后，他们的老家辽西地区，就被其他游牧民族所占领。

而这些游牧民族不仅占领他们的老家，也是步他们的后尘，也想进一步地侵略中原。

所以，中原各个部族与部落，就要联合起来，年复一年地与北方游牧民族作斗争。

石峁城遗址，就是这种斗争的结果。

她实际上就是一个战时陪都。

因为，战争是具有季节性的——春夏生产，秋冬打仗。

所以，根据战争经验，中原民族，就在每年秋收之后，及时地进入战争准备状态。

他们的部队，就提前进入北部山区，一旦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他们就兵分两路，一路堵截敌人的退路，一路去扫荡敌人的后方。

石峁城有许多女人的遗骨，都是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在的族属，就是这么回事。

石峁城是战时指挥中心，战争期间，周围会有相当多的部队。

而仅凭当地的出产，是负担不起这么大规模的战争开销的。

那么，这些战争物资，是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通过黄河，从下游运送过来的。

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就是一个重要的物资转运点。

所以说，中华民族，为什么会统一为一个民族？

就是这内、外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外部的压力越大，内部的统一性就越强。

但是，奴隶性生产的特点，还是会导致，中原内部的部落兼并现象，越来越严重。

没有实力的帝王，就没有威信，也就不好当，所以，就只好禅让给有实力的氏族。

和神农时代的禅让一样，五帝时代也有禅让。

而这个禅让，是氏族之间的禅让，并不是个人之间的禅让。

每一任帝王，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氏族。

好比说黄帝，大家都认为黄帝是一个人，一些史籍，将所谓的黄帝的生卒年代，定格在公元前2717-2599年。

这意味着，传说中的黄帝与炎帝之间的阪泉之战，和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涿鹿之战，应该是发生在距今4700-4600年的这个时间段。

这么大的战争，这么剧烈的部族碰撞与融合，从道理上讲，是会给当时的文化面貌，带来巨大变化的！

那么，在考古学上，这个时间段，中国地面上的文化面貌，有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呢？

没有！

这个时间段，中国地面上，都进入了平稳发展的龙山文化时期！

倒是在这之前的距今5300年，凌家滩文化消失了，良渚文化兴起了！

而那个巨大的社会变化，相对于这个时间段，是提前了600年！

另外，红山文化的晚期，从距今5500开始，到距今5000年结束。

红山文化的结束时间，也比这个时间段提前了300年！

庙底沟文化的晚期，从距今4900年开始，到距今4800年结束。

庙底沟文化的结束时间，与这个时间段比较接近，但还是提前了100年。

大汶口文化的中期，从距今5500开始，到距今4800年结束。

和庙底沟文化一样，大汶口文化中期的结束时间，也是与这个时间段比较接近，但还是提前了100年。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其实，这时候的黄帝，就好比是后来的秦始皇！

只是，从秦始皇到如今，华夏的历史，没有断裂，得到了官方可靠的传承！

所以，大的历史事件，就不会张冠李戴！

秦始皇的祖先所做的事情，就不会被错记到秦始皇的头上！

但是，从黄帝到如今，华夏历史，经历了商朝300多年异族统治的断裂，没有得到官方的可靠的传承！

许多大的历史事件，便都只是根据民间的口头流传，而只有事件，没有人物！

这些没有人物的历史事件，就都被错记到天下最终统一的那一代帝王的头上！

也就是说，黄帝，其实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世系的集合！

这个世系的名号，要么，是借用其始祖的名号，要么，是借用其末代皇帝的名号！

而黄帝，其实，就是这个世系的末代领袖！

即使是末代领袖，他也仍然不是一个人，而是这个世系中的几个核心部落！

这也就是，黄帝有好几个名号的原因！

五帝时代结束，就到了夏、商、周的“家天下”时代。

夏、商、周的“家天下”，似乎是比五帝时代的“中央集权”要更加“专制”。

其实，夏、商、周的所谓“家天下”，从本质上看，还是一个“联合国”式的“天下共和”。

因为，奴隶社会没有结束，生产单位的自有武装没有解除，就不能从根本上谈论帝王的权力与权威，所谓的“中央集权”，就仍然是一个名义上的“集权”，就更加没有什么“专制”了。

那么，五帝时代的“中央集权”，与夏、商、周时期的“家天下”的区别是什么呢？

这个区别就是，五帝时代的“中央集权”讲威信；夏、商、周时代的“家天下”讲实力。

由于个别部落与诸侯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他们的个性就越来越张扬，帝王的威信与号召力，是基本上对他们不起作用，就只能是凭实力，去与他们硬杠。而一些弱小部落，越来越要仰仗帝王的实力保护才能存活，所以，他们就愿意以纳贡的方式，让帝王比任何一个豪强都要强大，这样，才能够保障他们的安全。

这就是“家天下”的本质。

所以，“家天下”不是一种专制，而是“联合国”之“共和体制”的一种最高，也是最后的一种形式。

奴隶社会的“家天下”，与地主社会的“家天下”，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奴隶社会的“家天下”，是“共和”；地主社会的“家天下”，才是“专制”。

了解了我们中国奴隶社会之“联合国”的发展历程，我们对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性的“联合国”，有些什么感想呢？

今天的这个“联合国”，是不是好比我们神农时代的“天下结盟”？

我们神农时代的“天下结盟”，有“盟主”和“四岳”；今天的“联合国”，有“秘书长”和五个“常任理事国”。

只是，我们神农时代的“盟主”，虽然没有决断权，但他是很有威信的，他能够在“四岳”的协商中，起到极大的协调作用。

但是，今天的联合国“秘书长”，他的作用，就是联合国会费收不上来，他可以把联合国办公大楼的电梯停掉，以节约联合国的开支。

这种表面上的差距，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当年的“庖犧氏”被打趴下了；如今的“庖犧氏”，还在耀武扬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