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中大前校长: 多数港人染上了一种强烈的"目的意识" | 文化纵横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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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耀基 | 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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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今天，“东方明珠”为什么会呈现出如此不同于中国其它区域的形态？是怎样的历史机制成就了它的民众的心态、它的辉煌与困局？本文指出，香港作为前殖民地，一方面保留了浓厚的民间传统，同时也因殖民历史，发展出一系列西方的制度结构，香港人处于这样的夹缝之中，生出一种“边际人”的认同，这同时也使得香港人具有一种强烈的目的意识，以追求物质财富为全社会的目标。虽然香港人看似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有亲近感，但他们的亲近，并不是对文化的亲近，而是在经济行为中将其作为一种工具化的、实用的资源加以利用的。文章选自《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转自“活字文化”，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追求财富的香港人

香港是东西方汇合的地方，敏感的过客都会注意到，在香港，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存在。但是，必须注意一个事实，由于香港在十九世纪后期已割让及租借给英国，所以儒家的大传统从未在香港真正发展过。

香港一方面带有浓厚的中国民间传统，如信奉风水、神、鬼和保持着上面所讨论的儒家家族主义，另一方面香港又发展了一整套西方式的制度结构。博伊登（Boyden）和他的同事曾指出：

香港华人的生活方式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例如，他们的生活依赖物质财富及追求身份地位，都是西方所设定的。香港的教育制度也是英国的。

然而，追求物质财富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也并非是新奇的事，韦伯事实上就完全觉察到“中国人粗糙的物质主义”。香港的一位人类学者海斯（James Hayes）就对此写道：

追求财富一直是香港人的共同目标。香港从西方及从中国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商人。这个殖民地一直为有才能的人提供了一个出路，广州在这方面是出名的。几个世纪以来，广州人一直被中国其他省的人描绘成可以把任何事都置之不顾的财富追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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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斯看到中国人对财富的追求，在海外华人中不是没有代表性的。英国人类学者弗里曼（Maurice Freedman）写道：

精于理财是每个中国人到海外谋生必备的重要资质……东南亚中国人在经济上的成就，不仅因为他们是精力旺盛的移民，而最基本的原因，则是由于他们懂得怎样去赚钱，和怎样通过组织人力去赚钱。

瑞因（Ryan）对印尼的一个中国人贸易社区的研究中，提及财富成为焦点性价值的看法。他说：

正是由于围绕着这个价值（财富），人的积极性才动员起来，兴趣被集中起来，人的生活和家庭被组织起来。

为谋求实现这个价值，社会关系也依此建立起来。

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里，正像韦伯所指出的，“孔子也许并不鄙视获得财富，但是财富似乎是不安稳的，它可能会破坏有教养的灵魂的平衡和宁静。”

无论如何，中国的民间世俗宗教则完全认同“致富发财”的行为。在中国世俗宗教中，财神可能是最受崇拜的神祇。在今天香港，财富已不再会破坏有教养的灵魂的平衡了，诚然，“大多数的香港人都被感染上一种比较强烈的目的意识，这个目的意识通常都集中在增加家庭财富上。”

▍追求财富观念下的香港社会阶层长期以来，通过商业和工业活动来获取物质财富，已被社会公认为是正常的活动。对追求物质财富的冲动并不限于企业家和管理阶层，工人也一样。在一些华人工人的态度调查中经常显示，金钱酬劳都是他们所优先考虑的。

在传统中国，政府官员构成统治阶层。他们受经典文献教育的深浅，是衡量其社会荣誉和做官资格的基本尺度。中国的文人学士是一种身份性群体，他们具有一种中国人特有的心态和气质，像韦伯所说，这个身份阶层有他们的名分伦理。

中国的民众相信，这种教育制度赋予了官员一种异乎寻常、不可思议的能力。“高级官员被视为是带有神秘禀性的，只要证明有哪种超凡的能力，他们总是被作为崇拜的对象，生前如此，死后亦一样。”

在香港，知识分子从未形成一个身份性群体，虽然事实上中国人具有高度的成就动机，但却没有放在追求士人的身份上。

关于抚养孩子的态度和实践的调查显示，在香港，父母对孩子长大后最期望具有的品质是才能和成就，接下来才是道德修养、社交能力和自制的能力。

香港学习环境最特别的地方，是学生的考试压力沉重，这种压力来自父母和老师。教育被绝大多数人视为获取物质财富的先决条件。

在香港，一般人崇拜的对象不是文人学士，甚至不是高级官员，而是成功的工业家和商人。“航运业巨子”和“商业巨子”在职业等级上都排在最前面。这种职业地位的变化，在东南亚的海外华人中也同样明显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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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的社会政治结构演变过程中，也许并不像海根（Hagen）所说，已经出现了“身份尊敬消失”的现象，我猜想这种现象也许发生在其他的东亚社会。

但是，香港社会赋予工商界精英这样高的身份地位，又该如何解释呢？一个可信的解释是，不像在传统的中国，对于在香港的华人来说，他们得到社会荣誉的方法不是当官和做学者，而是在商界获得财富。在政治上发迹这条路，殖民地一直是走不通的。

长期以来，财富是唯一的手段，在香港的中国人，只有得到财富，才能在公共事务中发生影响力，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出人头地，成为社会上的重要人物。工商界的名流，事实上是香港崇高的身份性群体。因此致富发财对香港中国人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动机，引导他们把精力都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

▍实用主义支配下的“智性选择”

由于对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强烈冲动，使香港的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和经济问题时，对传统价值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的态度。上面已经提到，儒家家族主义在香港仍有其生命力，然而，如果作深一层的观察，将会发现儒家的家族主义价值已经发生了转化。同时，一种新的理性传统主义，也已经在香港的社会文化中出现，下面我将进一步分析这种转化。

根据我与同事在1971年对香港小工厂的研究，我们发现儒家的家族主义价值对于这些华人厂主仍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对亲属的雇用，多半出于理性上的考虑，而不是单单由于儒家家族主义文化传统的结果，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说这些厂主、经理的身上具有传统、家长式和保守的作风是不错的，但却不能说他们是那种骨子里就偏爱亲私关系的“家产式经理”；相反，更吸引我们注意的是，这些华人厂主、经理的实用、务实的认真精神。上面提到雇用亲属的事实，我们不应该把它解释为是雇主出于对亲属的偏爱，以致将亲属关系作为一种价值目标，相反的，我们应看到亲属关系或多或少被视为一种手段和工具来利用，因为雇主觉得亲属比其他人更值得信任。我们的论点是，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已经被西方的商业意识和实践需要，或者说被工业制度的功能需要所改造。因此可以说，它也许是增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小工厂的经济发展。

根据1976年对255名雇主的调查，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者刘兆佳发现，他们绝大多数认为具有“进取心”对一个雇员来说是重要或十分重要的。在雇主眼中，“工作能力”作为雇员的一种素质，也同样受到很高的评价，其中 57. 3%的雇主认为这是“重要”的，32. 9%的雇主认为是“很重要”的。至于与雇主的关系，抽查的三分之二雇主认为雇员和自己是亲属关系还是别的关系“并不重要”（32. 5%）或“很不重要”（34. 5%）。调查者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在管理者的心中仍渗入各种传统主义因素，但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证明是理性的、实用主义的，这是由香港特殊的经济和劳动条件所决定的。”

因此，亲私关系至今仍然在香港存在，主要是由于它已是为了经济目的而被善于运用的一种“文化资源”。故此香港大学的社会学者黄绍伦把华人商人和企业家这种作风作了一种极有用的区分，即把亲私关系区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种：“我们能够期望，在条件允许时，他们会摆脱消极的亲私关系，而同时保持积极的亲私关系以便为其所用。”

根据以上对中国人的经济心态和行为的讨论，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弗里曼的一句话：

受中国文化熏染的人，在不很寻常的程度上，对问题的处理是采取经验的实用主义态度，而不是在疑难的处境中便成为被动的宿命论者。

由于香港是一个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共存的地方，这便使中国人或多或少成为如帕克（Robert Park）所称的“边际人”。社会边际性理论的发展，还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证明边际人在社会变动中确实能够作出创造性的调整，只是一些学者论证说，边际人比别的人更容易体察到社会脱轨现象，因而他们会成为引导传统社会走向解体的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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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香港的现代中国人似乎没有“认同”问题，在文化的基础上，没有现象证明，香港中国人有一种失落感或文化的解体。相反的，这些中国人却有出入自如于中、西两种传统的非凡能力。一个在香港居住多年的英国人类学者观察到：

……人们通常并不是因为觉得西方观念比传统的东西更真、更可信而转向西方观念。倒不如说，他们所以会遵循一些西方的经验，是因为他们发现在某些情況下这些东西很有效用。同样的原因，在另一些情況下他们则会坚持中国的传统经验。人们能够出入于中国和西方两种传统之间，至少现在是如此。效果就是检验事物的标准——它有效用，它就是真的。

香港的中国人能从容出入于不同的文化传统，是由于实用的经验主义考虑，通常是计算得失损益。这是一个“认知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进行理性的判断。刘兆佳认为，“功利主义的家族主义”已经成为支配香港人的文化规范。他写道：

扼要的说，功利主义的家族主义可以看成为一种规范的及行为的倾向，它要求个人把他的家庭利益置于社会利益及其他个人和团体的利益之上，并且以能否增进他的家庭利益这一基本考虑，来建立与他人及团体的关系形式。而且，在家庭利益之中，物质利益总是首先被置于其他利益之上。

应该指出的是，不像传统的儒家家族主义，这种“功利主义的家族主义”具有显著的理性主义特点。“作为一个宗派性取向的实体，家族团体在家族性组织和成员甄选两个方面运用理性，以便在动用资源上实现最大限度的功效。家庭团体界线的模糊和流动性，既是理性考虑的原因，也是其结果。”

依据以上的发现，我们可以说，虽然儒家学说作为一种完整的文化体系在香港并不存在，但以儒家家庭观念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确实仍然发生作用。一般地说，现代香港华人在意识上更亲近的是中国传统，而不是西方传统。然而，他们的经济行为并非为传统感情所束缚。香港的中国人在心理上都有一个极强的自我意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在实现社会经济目标上，作出有无实际利益的理性估价。中国传统不再被视为一种内在的、神圣的、美好的东西而为人所拥抱，而是基于工具的、实用的考虑，并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而为人们选择利用。

人们追随传统，但他们绝不是传统主义者，维持和依从儒家传统是因为它可以服务于现实的经济目的。我大胆地说，香港出现的，已不再是韦伯所了解的那种儒学传统，而是工具理性与传统主义，或者，你也可以称它为工具理性主义的儒学。正是这种“工具理性传统主义”，成为了促进香港经济成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说真的存在着一个“后期儒家文化”，那么对香港来说，就是这种工具性的理性传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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