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任何规则的历史游戏_风闻
diewisch-历史唯物观察者-2019-11-17 07:59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元拙声
原帖：http://www.cssn.cn/sjs/sjs_dsbh/201406/t20140609_1201467.shtml
贝尔纳用他的三部曲充分地证明了“黑色雅典娜”是一个跨世纪的闹剧，而将此书译为中文出版，则是一个新世纪的悲剧。这番译介的悲剧程度，大概只有等哪一天有一个美国出版社决定将朱学渊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英译出版，才能被超越。
首先我需要做出免责声明，笔者的专业和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先生一样，既不是希腊史前史，也不是古典学、古埃及学、古闪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而是中国研究。贝尔纳虽然作为近代中国研究者是默默无名的，但是他却于1987年出版了一部“轰动世界”的《黑色雅典娜》第一卷，一本关于希腊史前史、古典学、古埃及学、古闪语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旷世奇书。正是贝氏敢于越界研究的勇气，鼓舞了我在这里作为一个历史学和语言学的爱好者来对这《黑色雅典娜》三部曲稍加探考（出版于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 1991, 2006）。
贝尔纳在1987年的书中，抛出了一个在当时乃至现在看来都惊世骇俗的论断：希腊文明之根是在亚洲和非洲，换言之，被推崇为现代性的直接灵感来源的古希腊文明，只不过是古闪语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衍生品。再简而言之，象征了古希腊人的智慧的雅典娜女神，本身就是一个从古埃及来的、肤色黝黑的非洲神祗。在他看来，将古希腊文明视为文明的典范及现代性的最终源泉的历史叙述，不仅违背了古希腊人对自己史前史的解释（贝氏称为“古代模式”[the Ancient model]），更是在近代种族主义特别是反犹主义下催生的对历史事实的刻意歪曲。鉴于这种历史叙述模式的根深蒂固的反犹太性，它只能被贝氏称作为“雅利安模式”（the Aryan model）。于是，身为犹太人的贝尔纳，激于义愤，在作为中国研究者而临近退休之时，匆匆融汇了古典学、古埃及学、古闪语学、考古学、神话学、历史比较语言学而推出了“修正了的古代模式”（the revised Ancient model），据说，它不但能够推翻“雅利安模式”，而且还可重扬“古代模式”的主要精髓。
要在几乎所有相关的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反对声中以一己之力完成一个跨学科的“范式转换”，贝尔纳面临着重重困难。只挑几个最主要的难关来说：首先，他需要证明的确有一个关于希腊文明来源的“古代模式”在古希腊人的脑海中（而非贝氏的脑海中）真实地存在过；其次，他要证明现代西方主流的古典学研究和种族主义是不可剥离的，也就是说“雅利安模式”确实存在，并一直主导着学界；最后，他要通过考古学、语言学和文化史的研究来证明，埃及在公元前三千年至两千年之间对希腊进行了武力征服及殖民统治，并对古希腊有着直接的、单一方向的、持续的和决定性的影响。贝氏通过自己对东亚文明数十年的“研究”，总结出了一条在他眼中适用于希腊史前史的解释框架：希腊半岛之于亚非大陆，就好比日本岛之于东亚；古希腊对于古埃及文明的吸纳，就好比是日本文明对于中华文明的吸纳。和日本文明的处境类似，希腊语的主要词汇、希腊神话的主要神祗都是从亚非起源的。暂不论贝尔纳对日本文化及日语本身的根深蒂固的误读，这是他所使用的最宏观的解释，也是他在三部曲中不停提到日本和日语的根本原因。
为了跨越横亘在他面前的数座论证上的奥林匹斯山，贝尔纳不得不乞灵于颇为诡异的《黑色雅典娜》三部曲的编排次序。在《黑色雅典娜》的第一卷中，他先假设“雅典娜是黑皮肤的”，然后着力论证所有反对“雅典娜是黑皮肤的”学者（从古典学的先驱缪勒一直到当代主流学者）都有着雅利安至上的种族主义情怀和西方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在《黑色雅典娜》的第二卷中，他先声称“我将整个项目的论证并非放在确定性之上、而是”有竞争力的可能性“的原则之上”（卷二，第3-4页），然后在完全没有考古以及文献的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从“贝氏考古学”和“贝氏文献学”的角度来考察“公元前两千年腓尼基人和埃及人对希腊的殖民统治”这一命题的“有竞争力的可能性”。最后在《黑色雅典娜》的第三卷，贝尔纳又在完全拒绝讨论现有的希腊语词源研究的成果的前提下，用“贝氏语言学”提出了有将近一千个基本古希腊词语是来自古埃及语或者古闪语的“有竞争力的可能性”，包括许多最基本的希腊语词汇，如动植物名称、神祗名称、希腊地名等等。他骄傲地宣称，他发现高达百分之四十的希腊词汇都是来自古希腊的“亚非之根”（第三卷，第18页）！
我们不妨先看贝尔纳的词汇研究的前提能否成立。如果像贝尔纳所假设的那样，古埃及和腓尼基在公元前两千年之间对希腊有过影响深远的殖民，那么希腊语就应该像日语充斥了日汉字那样充斥了希腊化了的古埃及语和古闪语。但翻阅Robert Beekes所编的两卷本《希腊语词源辞典》（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Greek, Brill, 2010）就会发现，Beekes所认可的古埃及语借词和古闪语借词大概只有几十个，且大多数和海洋贸易、书写技术有关。这些不多的可能性大小不一的亚非借词，都是早已有人提出并讨论过，没有一个真正是贝尔纳提出来的。Beekes甚至根本就没有把贝尔纳的任何文章列入他那长达五十页的参考文献之中！究竟是主流学者纷纷受蔽于种族主义而拒绝承认希腊语中的发生于公元前三千年到二两千之间的古埃及语借词和古闪语借词，还是贝尔纳所提出的命题本身就是在指鹿为马呢？
虽然古希腊语无疑是印欧语系下的一个分支，但其中有大量基本词汇、神祗名、地名不属于原始印欧语（Proto-IE），没有办法从原始印欧语依照已知的语言学原理构建出来。那么，这些词来自何种语言？毫无疑问，它们只能来自一种非印欧语（non-indo-european）的“底层语言”（substratum），即古希腊人进入希腊半岛之前就居住在希腊的原住民。在现代语言学中，他们被称作前希腊人，他们的语言被称作前希腊语（Pre-Hellenic）；而按照荷马以来的传统，他们则被叫做佩拉斯吉人（Pelasgoi）。据说，希腊人到处雕刻的带着生殖器的赫尔墨斯像（Herma）的习俗，就是来自前希腊人。优势语言有一个底层语言的现象实际上是极端普遍的，比如吴语的底层语言是非汉语的古越语，罗曼语族的法语的底层语言是非罗曼语族的高卢语。印欧语中最古老的吠陀梵语就有不少非印欧语的基本语汇，而这部分语汇中，又有一大部分不是来自现在仍然存在的达罗毗荼语族和蒙达语族，而是来自一个现在已经灭绝了的语言。梵语的这一情形，正和希腊语的情形类似。贝尔纳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平行案例，所以他不惜颠倒是非地将梵语的语音系统说成是“非印欧语的语音系统”（第三卷，第120卷），由此将底层语言对梵语、希腊语的影响限制在语音学和形态学层面，而非最有可能的基本词汇。事实正与贝尔纳所宣称的相反，梵语的语音系统在某些方面上恰恰是最保守的印欧语语音系统。
如果贝尔纳想要证明希腊语中最古老的那一批借词语是来自亚非语言而非前希腊语，他就要正面回应，为何这批借词有着比较显著的语音学规律（见Beekes前揭书xvi-xxxii），而这些规律完全无法用古埃及语或者古闪语来解释？贝尔纳显然缺乏任何语言学上的训练来系统地反驳前希腊语起源这一最有可能的假说，只好以把任何使用这一假设的人都归到遭受到了种族主义毒害的箩筐之下。
“顺利地”绕过了“前希腊语”所造成的障碍，贝尔纳充分发挥了他的最大的专长——把一众语义上毫无关系的词汇以“语义群”的名义扯到一起的本事。由于古埃及语是不明确标记元音的，这就成了贝尔纳忽视一切束缚元音变化的语音学规律的法宝（详见Arno Egberts, “Consonants in Collision : Neith and Athena Reconsidered”, in Black Athena Comes of Age, Berlin: Lit Verlag, 2011）。贝尔纳回应众多质疑和嘲讽说，既然汉字“鹨”在日语中有八个音读，当然古埃及语的“圣洁”可以变成各式各样的希腊语（第三卷，第246-247页）。不仅这种论证方式让人哭笑不得，而且日语的hibari（云雀 / 鹨）根本没有八个音读，且不同的音读并没有在日语中衍生出任何不同的语义！至此，贝尔纳在中国研究领域无所成就的原因，我想也就一目了然了。
如果说贝尔纳的第三卷是“不带任何规则的语音游戏”，他的第二卷就是“不带任何规则的历史游戏”。比如，为了支撑自己的结论，凭着牵强的材料解释，贝尔纳为公元前两千年的希克索斯人（Hyksos）凭空建立了一个维持着数量庞大的黑人军团的、地跨亚欧非的帝国。贝氏的“希克索斯人”统治了部分希腊，并把在古埃及与中意为“异邦统治者”的这个词带入了希腊语，最后变成了希腊语的“乞讨者”。在这一刹那，读者大概已经很难分辨贝尔纳是在分析，还是在调戏了。同样，在对传说中的埃及国王塞索斯特里斯（Sesostris）进行“贝氏研究”时，由于贝尔纳不熟悉希罗多德的叙述习惯，就误将希罗多德的种种揣测当做了历史事实。希罗多德先是转述了埃及祭司的意见，即塞索斯特里斯是从埃及向陆地进军。而埃及祭司提到的“陆地”究竟包括哪些地域？希罗多德在下面章节给出的详细说明（Hdt. 2.103-6），其实明显脱离了对埃及祭司的简单转述，转入了他自己的揣测。即便希罗多德真的采访了埃及祭司、即便这些埃及祭司真的模糊地知道一千年前的国王、即便塞索斯特里斯真的可以对应到古埃及的王朝年表上，我们还是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塞索斯特里斯帝国”对希腊文明有过什么实质性影响。
分析到这里，贝尔纳在《黑色雅典娜》第二卷中做出的尝试——论证希腊哲学是窃取自非洲大陆，就显得捕风捉影到不值得一辩的程度了。正如Thomas McEvilley所评价的：“他在第二卷中试图将希腊哲学基于非洲的努力看起来如此显眼地不被证据所支持，它应该会不留下任何影响就消失掉。……他的堂吉诃德式的标题使得整个比较研究都有被蒙上恶名的危险”（The Shape of Ancient Though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Greek and Indian Philosophies, New York: Allworth, 2002, p. 66）
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对东方学家的分析一样，贝尔纳对古典学家的分析的偏失，也是将一个近代学科的展开，视为主要是被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反犹主义等等意识形态推动的。他严重地忽视了几个很重要的因素：一，学术上的种种误判是一个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会必然产生的，因为每一份文献材料或者考古学证据都会带来几种同样可能的解读，人们通常都只能在不断地纠误中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二，在学者这一职业逐渐在大学里职业化之后，学者反而有越来越强的独立性和为了研究而研究的意识；三，一个学者不仅仅会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更多的情况下，或者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要受到可以使用的材料以及相关研究的发展情况的束缚。在近东研究和埃及研究都不发达、而古典学本身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的十九世纪，古典学者当然会更愿意以希腊为中心来探讨他们所关注的问题。现在大概已经没有任何古典学家会否定希腊与古埃及和近东是有着长期的贸易、文化交流的，只是这种交流的程度远不可能达到贝尔纳所夸大的那种程度。正如Arno Egberts在前引文中所提及的，苏联学者早在五十年代就试图将希腊词汇的词源追溯至古埃及语，而贝尔纳所做的，只是比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学者更明目张胆地展示了自己的异常扭曲的意识形态。Egberts评论道：“既然他坚持一定要颠倒简单的语言学事实，我倾向于将他视作正是那种他自己焦虑地否认的那种怪人（crank）。”
最后，被所有相关领域的专家所一致否定的贝尔纳，为何会受到诸多“反殖民主义后现代理论斗士”的追捧？这就要提及所谓的“后现代理论”的阿喀琉斯之踵，那就是解构起来头头是道、却无法构建出自己的一套令人信服的叙述模式。贝尔纳在很多“斗士”的眼中，不但成功地直捣黄龙——撂倒了古典学这一西方文明重镇，还构建了自己的一套宏大的“非洲中心”解释模式，把西方文明直接变成了亚非文明的附庸。然而，即便贝尔纳对希腊的史前史的另类解释是站得住脚的，即便古希腊人是一群操着百分之四十亚欧词汇的埃及神祗崇拜者，也不能否认民主、科学、哲学、戏剧、造像艺术是小小的希腊城邦在短暂的几百年间迅速发展出来的。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希腊人的血统纯正或者心灵高贵，而仅仅是代表了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在控制实验参数下重复足够多的次数后就必然会发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总会有人类的某一小部分，在那么似乎一瞬间，凑足了所有必需的条件和机缘而把“现代性的诸要素”创造出来。也正因为如此，希腊对现代世界的重要性，是完全不会被它自身的史前史所解构的，不论希腊文明的“根”是在希腊，还是在埃及、亚洲、外太空。
贝尔纳用他的三部曲充分地证明了“黑色雅典娜”是一个跨世纪的闹剧，而将此书译为中文出版，则是一个新世纪的悲剧。这番译介的悲剧程度，大概只有等哪一天有一个美国出版社决定将朱学渊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英译出版，才能被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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