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理解与翻译问题_风闻

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引言”之翻译与诠释

 作者：吴建广，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摘要：离开语文的形式，思想就无家可归；马克思主撰的《共产党宣言》的思想之家就是德语，不是任何其他语言。德语是《共产党宣言》的原图（Urbild），一切译本均为临摹（Abbild）。本文从语词-概念结构、句法结构及文本衔接-连贯-互文结构等层面上，对德文《共产党宣言》之三百字的无题“引言”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和阐释，并试图论证：严肃和严谨的学术研究不能偏离原图（原文）而基于临摹（译文）。

关键词：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德语；翻译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as Basic idea****of Communism

A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eface of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bstract: Without language, thought is a vague, uncharted nebula.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which was mainly written by Karl Marx, conveys its thought originally and specifically through German, not through any other language. Undoubtedly, the German version of the “Manifesto” is the original (Urbild) and any translated version is therefore the reproduction (Abbild). This paper plans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and illuminate the lexical-conceptional structure,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the textual cohesion-coherence-intertextual structure of the preface in the German version of the “Manifesto” to support the basic argument, that a serious and rigorous academic research should never be based on the reproduction and neglect the original, which is of the essence.

Keywords: Marx;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German; translation

 一、 “引言”是《共产党宣言》发出的强音

“《共产党宣言》是第一篇关于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它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学说”。作为现代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和历史性文献，1848年初版的德文本《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第一卷（1867）已于201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献遗产名录（UNESCO’s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经由170年以来，这本“共产主义的出生证”早就“超越了劳动者运动，成了被普遍认可的政治思想的经典作品”。在2018年4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从人类历史、批判精神和人民立场三个方面指出《共产党宣言》的经典性：“《共产党宣言》是一部科学洞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著作，是一部充满斗争精神、批判精神、革命精神的经典著作，是一部秉持人民立场、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为全人类谋解放的经典著作”。

就文本类型（亦称篇章类型）而言，《共产党宣言》是一种多元文类的综合体，它是一篇跨学科的思想类经典散文，也是一篇现代革命的“语言的艺术作品”。它彰显出宣言文本严谨缜密的哲学思想和热烈奔放的诗学激情。图像性的诗学激情与概念性的科学理性在文本中呈现出浑然一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文章气势，使这部历史文献成为经典中的范文。

《共产党宣言》是现代共产主义对外宣告自己理念的小册子，是19世纪中叶，马克思及欧洲共产主义者争取话语权的一次重大的语文行动。宣言设置的问题是：什么是现代资本主义时期的共产主义，其世界观、倾向和和目的又是什么？《共产党宣言》给出的回答是：共产主义不是耸人听闻的牛鬼蛇神、妖魔鬼怪，而是人类有史以来一切阶级社会的摧毁者和终结者，更是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创者和建设者。

《共产党宣言》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间，其主要执笔者是出生于德意志西南边城特里尔市犹太家族的卡尔·马克思（1818-1883），于1848年2/3月以单行本印刷出版，当时并没有署名。《共产党宣言》由两大部分构成：外篇是七篇序言，内篇是宣言正文，正文内容包括一则无题“引言”和四个章节。这则无题“引言”就是文本要集中研究的对象。“引言”是《共产党宣言》发出的第一个强音。它体积短小精悍，只占德语20行的空间，译成中文则近三百言，其简明扼要（kurz）、清晰明快（klar）和旗帜鲜明（deutlich），具有一篇优秀“引言”（exordium）所有的必备要求，作为呼吁性文体，它一开始就造出了声势，唤起了接受者（听者、读者）的注意力（attentum parare），引发接受者的同感（captatio benevolentiae），激发接受者的关注和继续阅读或倾听下文的兴趣（docilem parare）。

本文将对《共产党宣言》德文本“引言”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详细分析与解释，以期论证，马克思以何种行文方式制造出惊天动地的声势，即这部《宣言》何以成为经典文献中的一篇范文；本文同时论证，严肃和严谨的学术研究不能偏离原图（原文）而基于临摹（译文）。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我们主要从语文诠释学（philologisch-hermeneutisch）视角出发，周密研究《共产党宣言》的“引言”，集中在以下三个结构层面：语词-概念结构；句法-语法结构；衔接-连贯结构（Kohäsion und Kohärenz）。

为解释德语文本的需要，提出建设性翻译，本文使用《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引文均由本文作者参考其他译本，从德语原文自主译出。作为“权威中译本”，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的译本在中文世界影响甚广且大，国内诸多论文均基于这个译本。因此，在解释和论述时，有必要对中央编译局译本之得失“做出批评性的考察”，这有助于促进马克思德文原著在中文世界的学术研究。本文作者同时坚信，在21世纪今日之中国，19世纪中叶产生的《共产党宣言》必须要有与21世纪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中国视域相融合的、与时俱进的全新译本。

本文选用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是197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EW）第四卷收录的文本，并参照1848年未署名的《共产党宣言》初版；历史批评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的这一卷还未出版。德文版引文只在引文后的括号中标注该页行数（Z.），《宣言》其他引文在括号中标注页码（S.）和行数（Z.），不另出注。中译本使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二卷，文中引用编译局译本均在文后括号中标出“第-页”，不另出注。

二、历史语义与文域涵义：“引言”的语词-概念结构

所谓语词-概念结构就是对一个语词或概念进行三个层面的解释：词典学-历史语义学意义上的定义和解释；日常语言-语用学意义上的实际应用；所选定语词或概念在文本词场（Wortfeld）和文域（Kontext）中特定的涵义方向。在译文不足三百言的“引言”中，我们需要对解释的名词、动词和概念进行排列。由于不能先入为主地设定和确定中文译名，暂且以字母顺序列出德语的原形形态，并以第一次出现为准，以“Z”标出德文原出处的行数，以便读者查检。“引言”中，我们需要解释如下九个语词和概念：

“Kommunismus”（Z.1）；“Gespenst”（Z.1）； “brandmarkend”（Z.8）；“Hetzjagd”（Z.2）；“Märchen”（Z.15）；“Tendenz”（Z.14）；“verbünden”（Z.3）；“Vorwurf”（Z.8）；“zurückschleudern”（Z.8-9）。

我们首先遇见的是“Kommunismus”这个概念及《共产党宣言》标题中的形容词“kommunistisch”。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探讨过诸多马克思著作中的名词和概念，如“Privateigentum”、“Aufhebung”等，但是，“Kommunismus”这个概念的翻译在中文世界从来没有被讨论过，更没有被质疑过。将其译为“共产主义”似乎已经成为不可撼动的权威性翻译。然而，恰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概念的中文翻译最值得商榷，因为它会规定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向。无论是文献的标题，还是“引言”的第一行就有“Kommunismus”这个概念，这是几乎包括所有人文学科的跨学科概念，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共运史以及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关键性概念。因而，对此中心概念我们必须进行详细的解释和当下的理解。

我们必须明白，“诞生于欧美的近代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其说是直接来自于欧洲，不如说是经由了日本”，具体而言就是直接挪迻了日语汉字，缺乏对其进行系统性、分析性和批判性的检验。日语汉字和日译本对中译本以及现代中文世界的影响之大是在超出了我们现有的意愿、意识和认识。幸德秋水和堺利彦于1904年在《平民新闻》杂志上最早发表了除第三章之外的日译本《共产党宣言》，1906年在《社会主义研究》杂志第一号上，刊登了《宣言》全译本，其中均将“Kommunsmus”译为“共产主义”，简称“幸德-堺译本”。14年之后，亦即1920年，陈望道中译《共产党宣言》，就以“幸德-堺译本”为底本，将在日本占主导地位的汉字概念“共产主义”，“共产党”直接挪迻到中文世界。其实，这个概念的翻译在日本并不只是现在这一种译法。这个概念在日本从1870至1887年的17年间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也是各种译文之间的竞争过程；结果竟然是一个由平实性到尖锐化、由准确翻译到错误翻译的过程。最早，也就在1870年（明治3），加藤弘之的《真政大意》直接用日语片假名“コムミュニスメ”的音译来表示。1871年（明治4）西周的《百学连环》中译为“通有之说”。1874年（明治7），加藤弘之在刊于《明六杂志》2号上的《答福泽先生》译文中音译加汉字改为“コムヽニスト党”。1875年（明治8），杉亨二在《明六杂志》第34号上刊发的论文《想像锁国说》中用片假名音译为“コムミニユスミス”。值得我们关注的是：1878年（明治11），在《东京日日新闻》社论《偏颇论之害》（僻説ノ害）中，首次译为“共同党”（コムミユニスム），可惜没能得以贯彻，被“共产……”译文所淹没。1879年（明治12），在《东京曙新闻》报刊的社论《社会党的原因及来势》中只用了片假名音译“コムムニスト”、“カムムニズム”、“カムムニスト”。1879年，《朝野新闻》的评论《辟邪论》中，译为“贫富平均党”（ヒンブヘイキントウ）；1879年，西周在其著作《论社会党》中，延续之前的理解，译为“通有党”，“通有学派”；根据宫岛达夫的年代序列，首次将此概念首先从单一内涵改变为动宾结构的是1881年（明治14）井上哲次郎的《哲学字汇》，书中就有“共产论”，这样的理解、认识和翻译对汉字世界产生极大的影响；1881年开始坚持这一译法，在植木枝盛的《爱国新日誌》中译写为“共产党”；城多虎雄于1882年（明治15）在《朝野新闻》上发表的文章《论欧洲社会党》中，“首先”将“Kommunismus”理解并翻译为 “共产主义”，其政党为“共产党”，然而城多虎雄的这个“首先”并无多大价值，只是将井上哲次郎的“共产论”改为“共产主义”而已，其“首先”只是在构词法上引入了“主义”，在思想上并不是“首先”，而是对前者的延续。不过，这两个不够准确的翻译却同行于世。同年，宍户义知翻译出版的伍尔西（Theodore Dwight Woolsey）著作《古今社会党沿革说》中用了片假名“コムミユニスム（结社主义）”。九松定弘的著作《理想境事情》（1882年）中有“共产论”，“共产说”，“共产党”，依然将动宾结构“共-产”理解为“Kommunismus”的核心；只有在1884年（明治17），日本文部省出版的《国家生理学》第二编中，还是坚持将“Kommunismus”译为“共同主义”；野村泰亨、伊藤八大编著的《法和辞林》（1887年）中还是沿用了“共产说”，“共产主义”译名。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共同主义”和“共同党”的译名在日本的出现早于“共产主义”，但却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反而是动宾结构“共-产”在日本占了上风。我们将证明，“共同主义”和“共同党”的译词比“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更接近德文原义。

无论是宫岛达夫还是陈力卫的“词源学”探究，都是以年代顺序罗列了这个概念在日本的各种翻译名词，并没有对译词本身进行学理上的论述，没有进入特定译词的特定词场和文域，也缺乏对这个概念的西文根源及其政治-哲学的内涵进行分析与解释。

要精准理解和顺应翻译“Kommunismus”这个词，必须从它的构词结构及其基本意义着手。德语概念“Kommunismus”是由“communis”+“ismus”组合而成的复合词。其主干原形是拉丁语的形容词“communis”，意为“共同的，公共的”；后缀“ismus”是拉丁化的希腊语“-ισμός, -ismós”，表示抽象概念和名词，某种学说，理念，思潮以及意识形态等。由“communis”+后缀“ismus”的本质性含义就是关于共同的学说，关于共同的理念，关于共同的思潮。也就是说，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是关心、思考、研究全人类如何和谐有序、公平公正地同生共存的学说、思想、理念或意识形态。拉丁语形容词“communis”单数中性的名词形式就是“Commune”，也就是我们通常翻译的“公社”，如巴黎公社，人民公社等；无论是巴黎公社还是人民公社与共同主义在理念上是直系亲属关系，在词法学上是同根关系。“Commune”其实就应该语义衔接地译为“共同体”，或“共同社”，因为译成中文的“公社”与“共产”的出处都是拉丁语形容词“communis”，两者之间是同根的复现关系。但是，在中文翻译中，这种同根复现关系完全消失，它们之间的衔接关系由此就被割裂。就“Kommunismus”这个概念构成的情形看，其主干只有单一意义，本身不具备“共-产”这样的动宾结构。关键的问题在于，无论是“communis”，还是“Kommunismus”中既无及物动词，也无宾语名词。动宾结构的翻译其实是对“Kommunismus”的误解，是窄化、小化了这一学说，也可以说是一种尖锐化的翻译。将关注点限定在“产”上，封闭了这个语词和概念的无限开放性。仅从《共产党宣言》的内容看，共同拥有、占据和管理物质的己有物（Eigentum）只是“共同主义”一个部分，在共同主义的社会中，精神产品同样会趋向共同性，就如超越民族界限的“世界文学”（S.466, Z.18）。

无论日语译文还是中文拿用，将“Kommunismus”（定）译为“共产主义”均不符合原词原意，也不符合《共产党宣言》中世界大同的基本思想。此概念应该译为“共同主义”，这不仅更接近原文原义，还能在更为宽广、更为宏大、更为开放、更为包容的意义上理解和彰显构建人类共同体的理念，也就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宣言》是“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原道。“共同体”的英译为“community”，其词根是拉丁语“communis”。由于“共产主义”长期以来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概念，本文依旧沿用“共产主义”、“共产党”等名词翻译。

正是基于共产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立足中国传统与现实，放眼世界之大势，我们才能提出“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并以开放与包容的胸襟来理解和建设人类世界，将“不同”演变为“共同”：“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充分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作的科学预见。我们要坚定不移维护和发展我国发展利益，同时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国际社会共担时代责任，合作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

熟读精思习近平的两个讲话，我们发现，这两者的最大共同点和唯一关键词就是“共同”，“共同”特征也构成了两个讲话的基本精神。尤其是习近平在日内瓦的讲话，以“共同”为基本核心的共同性特征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出现。除了出现七次的“共同体”，还有“共同构建”，“共同发展”（两次），“共同愿望”，“共同遵循”，“共同掌握”，“共同书写”，“共同治理”，“共同分享”，“共同……安全观”，“共同义务”，“共同繁荣”，“共同进步”，“共同推动”（两次），“共同讨论”。在“共同”意义上，“共”的单字使用同样引人注目：“共有”，“命运与共”，“合作共赢”，“共建共享”，“共赢共享”（两次），“和平共处”，“共治原则”，“共建共享”，“同舟共济”，“共生共存”，“互利共赢”，“公共产品”，“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共谋发展”等。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两篇讲话中的“共同”理念建立了与《共产党宣言》在语词上的衔接性，理念上的连贯性，文本上的互文性和相互指称性（interreferenciality）。

在这一“共同”理念基础上，习近平还在不同文域的引经据典，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相融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念中国化的典范。在公正处理国际事务中，中国提出的方案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公平运用国际公约和法律文书，真正做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这里的“王道”在今天的视域中就可以理解为共产主义之原道。其他用典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单则易折，众则难摧”；“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等，均是习近平在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世界，解决问题，也是在共产主义的视域中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提出共平天下的共产主义新理念，新思维，新策略。

在讲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时，习近平同样融合了共产主义的共同特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理念，指出：“学习运用《共产党宣言》，就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更好增进人民福祉，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要着眼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提高发展质量，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生活品位，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进”。这席话就是着眼于共产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既是对共产主义做出了视域融合意义上的诠释，也是对《礼记·礼运第九》中大同理念的与时俱进的通解。《礼记·礼运第九》中说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请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久弥新的历史传统相结合，与中国特色社会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真正中国化，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在资本、资源以及生产资料等物质和精神财富均畸形集中和强行独霸，自然环境惨遭毁灭性污染的21世纪，共产主义理念应该比任何时候更要理直气壮地强调其共同性和共有性。2011年初，在德国电视一台的一次讨论中，德国左派党领袖拉封丹（Oskar Lafontaine）对“Kommunismus”这个概念做了词源学与当下性的解释：“在现有的境况中，我们需要更多的共同所有性。这就是这一理念的核心。‘Communis’这个词的含义就是‘更多人的共同’，‘所有人的共同’——多一点拉丁语知识不会有啥损失。这个理念也是原初基督教的理念，那时的财物就被共同管理。我要解释的是，这个理念今天依然继续存在，它将解决今天世界政治的决定性问题。”

在21世纪的全球化语境中，“Commune”就是人类共同体（a human community）；共产主义也可以理解和翻译成“关于人类共同体的学说”或“关于人类共同体的理念”。《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与共产主义者”中列举的十条强制性干涉措施（S.481），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扬弃了私占己有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近景设想；开辟了人类未来大同的世界理想之道。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古人说：‘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

与共产主义直接相关的就是《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个语词“Gespenst”，是颇难译成中文的语词。关于如何用中文表达这个语词，已有多篇论文进行探讨，争论不可谓不激烈。其中以徐洋的论文最为质朴平实，全文的亮点是引用了1848年在德国阿尔托纳出版的《国家百科全书》第3卷中对“共产主义”的解释，其中就用到了《共产党宣言》开篇所言的“Gespenst”；可惜徐洋对“Kommunismus”词条的翻译也显得粗枝大叶，差错颇多。尽管徐洋论述的方向趋于正确，遗憾的是，徐洋与其他解释者一样，没能进入到德文语词本身进行理解和解释，没能在词典学-历史语义学层面上进行论述，而只是停留在德汉词典意义上，试图论证这个语词或隐喻的中文翻译。另有学者如李心田建议将“Gespenst”译为“神灵”，其“研究主要以英语原文为基础”，如果李心田认为“英语和德语原文具有权威性”，其理由是“英语版是经过恩格斯亲自审定的”，可见他对西方语言，尤其是德语缺乏基本的敏感度。李心田查遍各类英语词典，试图证明“Gespenst”就有“神灵”这样的褒义。但是，无论从德语语词的原义（历史语义），现代或当代德语的一般语用，还是从“引言”词场和文域来看，“Gespenst”绝无类似“神灵”这样的褒义。作为无神论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会使用“神灵”来比喻“共产主义”。“引言”第一句话的意思确实“可以径直理解为‘欧洲[在]闹鬼’”，这个鬼不是彼在之“幽灵”，而是此在之被妖魔化。

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德语的“Gespenst”呢？我们先从历史语义学的视角以及《共产党宣言》的文域来进行解释。要请马克思说中国话，首先要理解马克思的母语：德语。否则就是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德语是马克思的思想之家。只有在深入理解德语原文的基础上才能谈如何译成中文，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鬼怪”（Gespenst）在19世纪初的《阿德隆德语词典》中给出的意义十分明确，就是无中生有、用来吓人的幻想物：“当它以一个人的形状出现时，这就是一个精灵的质体（Substanz）；然而，最常见的是，就像是幻想出来的质体，其出现只是为了让人烦恼和惊恐。看见鬼怪。鬼怪让人看见。只是诗学虚构的形象，用以制造惊恐与恐惧”；19世纪初开始编辑出版的《格林德语词典》给出了这个语词的古高地德语和中古德语等的词源，可见这是一个古日尔曼语词。《格林德语词典》给出意义的同时，还引用了各种文学作品作为例句。总体而言，“鬼怪”共有五个意义：“一、突然出现[在脑海里]……；二、诱惑，引诱，诱使……；三、幻象，迷惑，假象……；四、纯粹的现象，虚幻图像，影子……；五、影子般的精灵显现……”；当代《杜登大辞典》释义为：“1. 诱惑，（鬼怪一般的）幻象；2. 威胁性的危险”，关键在于，这个语词的中心意义有两个：其一是虚幻的、假象的、影子般的幻觉之物；其二是它的作用，是用来吓唬人。

将“共产主义”说成是吓唬人的“鬼怪”，在19世纪的德语百科全书中已有详尽论述，长达49页的“共产主义”词条这样开始：“近些年来，共产主义在德国已成为话题，也变成了具有威胁性的鬼怪（Gespenst）；一些人对它有所恐惧，另一些人则以此试图制造恐惧。如果我们迎面而上，这个鬼魅（Spuk）就会烟消云散。如果我们将共产主义说教置于公共领域的亮光中，任其自由发展，立即就会照出它的软弱之处，至少共产主义的说教也就不危险了”。这个“共产主义”的概念定义以及称之为“鬼怪”的说法出现在《共产党宣言》之前的几年里。它所定义的涵义方向其实与《共产党宣言》有异曲同工之妙，词条试图要求人们不要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可以任其发展，任其实践，因为它根本就不可怕；在公共的光亮中，它不会持久，且会自生自灭。不仅在马克思的时代，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在联邦德国的德语学者那里，在这词场和文域中的“鬼怪”也被理解为保守派，也就是敌对势力的眼中的洪水猛兽，是一个用来吓唬人的贬义词：“在引言部分介绍了宣言愿意为之服务的运动：共产主义。从俄罗斯到法兰西，被所有保守强力视为‘鬼怪’，它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强力，它必要让共产主义对其目标和任务充满自信，并将这份计划告知世界，以这种方式来反驳共产主义是鬼怪这一无稽之谈（Ammenmärchen）”。

现在，我们必须讨论一个似乎没有讨论必要的语词，这就是第一段第二句中的动词“verbünden”（Z.3）。中央编译局的译文是用了“联合”一词：“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令人诧异的是，难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S.493, Z.28）中的动词跟这里的“联合”是同一个吗？完全敌对的两个主语用的竟是同一个动词？查阅原文，并非如此，《共产党宣言》最后的这句口号用的动词是“统一”，“合一”，“成为一”（vereinigen）。

我们就用《宣言》自己的文域来证明这个动词的具体含义。在谈到资产阶级集中松散的封建社会的能力时，马克思说到：“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结成同盟（verbündete）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有着各不相同的利益、法律、政府和关税，就已经被挤压成一个民族，一个政府、一个法律、一个民族利益、一个关税体系”（S.467）。句子中“几乎只是结成联盟的”动词第二分词作形容词，就是指外在的因素将异质的东西捆绑在一起，尽管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利益。就是说，在《共产党宣言》的文域中，“verbünden”是来自外界的力量为了一个目标而将某些不同质的东西加以聚集和捆绑。在马克思看来，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无产者是同质的，有完全一致性的共同利益，不需要“捆绑”，而是需要有共产主义政党来促进他们的“统一”。《共产党宣言》在文中也论及过“劳动者的统一”（S.471, Z.3）。中央编译局译本将所有关于无产阶级的“统一”与其他概念如“verbünden”（S.461, Z.3），“Assoziation”（S.482, Z.15）“treten… zusammen” （S.470, Z.34），“schließen sich … an”（S.492, Z.8）等均不做区分地混译为“联合”。对不同概念和语词作区分性理解并翻译，是精密思想的基本原则，在一个学科或领域中，“术语和概念之间应一一对应，即，一个术语只表示一个概念（单义性）；一个概念只有一个指称，即，只由一个术语来表示（单名性）。在相关学科或至少在一个专业领域内应做到这一点，否则会出现异义、多义和同义现象”。然而，多词一译的混译现象在中央编译局译文中可以说俯拾皆是，如将《物权法》中性质完全不同的法律学概念“占有[权]”（Besitz. S.466, Z.37）和“所有[权]”（Eigentum. S.467, Z.1）不作区分地混译为“财产”（第36页）。法学专家马克思对不同的概念，尤其是法学概念十分敏感，翻译时必须顺应地加以区分。在德国《物权法》（Sachenrecht）中，这两个概念分别指称两个对物拥有的完全不同的形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这两个有严格区分的概念也都不是指“财产”本身，而是指“物的归属”性质。另一个严重混译，就是将“女性共同体”（Weibergemeinschaft. S.478, Z.31; 479, Z.4, 5, 13, 16）与“妻子共同体”（Gemeinschaft der Ehefrauen. S.479, Z.11）这两个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概念混译为“公妻制”（第49, 50页），“女性共同体”译为“公妻制”实属严重的错译，因为“女性共同体”更多是指不在婚姻中的女人，她们本身就不是“妻”，“公妻”从何而来。译者似乎不清楚，德语的“Gemeinschaft”在这个文域中就是对拉丁语“Kommune”的德语表述，亦即翻译。其他的多词混译现象，就如把“vernichten”，“aufheben”，“Aufhebung”，“abschaffen”，“Beseitigung”，“Wegfallen”等语义不同、方向不一的诸多语词和概念混译为一个词“消灭”。

第一段第二句中有一个较为突出的图像性语词“Hetzjagd”（Z.2），中央编译局译本将其归化性地译为“围剿”，这或能令中文读者联想起上世纪20年代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五次围剿。这样的归化性翻译也未尝不可，甚至颇有现实意义，中国普通读者也能明白，并能想象这种“围剿”的残酷性。但是，若要在此基础上对《共产党宣言》做严谨的学术研究，就显得不够了。这样的翻译将原来的狩猎概念改变成为军事概念，脱离了德语原文的图像性本义。何谓“追猎”（Hetzjagd）？《格林德意志词典》有简洁的解释：“在狩猎时去追逐野生动物”；《杜登德语大词典》有更为具体的解释：“（狩猎用语）各种样式的狩猎时，用猎狗去追赶、杀猎野生动物，尤其是野猪”。具体而言，就是狩猎时用猎狗追逐野兽，使其仓狂和错乱，以致丧失抵抗能力而被置于死地。德语原文就是狩猎的概念，建议中译文用“追猎”，将其回归到狩猎隐喻，突显原文制造印象强烈的图像：“老欧洲所有的强力”把“共产主义”当作野兽进行猎杀，将这种行为形容为“神圣的”实是对它的讽刺。

第二段中的一个词组值得我们探讨，原因是中央编译局的译文过于简单，丢失了原文中丰富的历史与图像特征。“……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中的“罪名”（第30页）在德语原文中是一个词组“烙上火印的指责”（den brandmarkenden Vorwurf. Z.8）。由动词第一分词构成的形容词“烙上火印”，来修饰名词“指责”。这个动词的本义是古时对人的一种刑罚，在人的肉体上“用火印烙上令人恶心的羞辱性标记”。相当于我国古代的黥刑。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刑罚先是刺字，然后涂墨；欧洲中世纪的刑罚是用烙铁直接烫在人的肉体上，给被烙者留下永久耻辱的标记。这个词的现代引申义为：在公开场合揭露、谴责、抨击、尖锐批判等。“烙上火印”的隐喻，说明这里的“共产主义”不只是一个“罪名”，而是一个带有历史羞辱性的骂名。

第五段中有一个作为文学概念名词，看似易译，实也难译。这就是德语原文“Märchen”（Z.15）。中央编译局译本译为“神话”（第30页），实属误译；陈望道早年译文“无稽之谈”颇为达意。无论是翻译成“童话”还是“神话”均不合适。这个词在中文翻译中常被译为“童话”，如格林兄弟收集的德意志民间故事集就译成《格林童话集》。这个词在德语中究竟意涵什么？其实，这个语词是名词“Mär(e)”的指小形式（Deminutiv）：“Mär(e)”有“消息、信息、叙述……谣言等”。因此，“Märchen”这个德语词完全没有“儿童”的意思，更没有“神话”的含义，其本意就是虚构的“小故事，小叙事”；它共有七个含义：“1）这个语词……与真实的故事相对立……。2）在最为一般的意义上是指一个缺乏可信度的消息、信息，一个流传很广的纯粹谣言……3）也指这样的故事中作为叙述对象的人物……。4）在狭义上是指有意识编造和虚构出来的东西……。5）在宽泛的意义，指完全是想象的图像……。6）文学想象出来的故事……。7）最后也指这样的文学叙述中的人物、境况和情节”。总而言之，德语的“Märchen”七个含义都指明一个方向：造谣、虚构、想象、编造，与中文的“童话”毫无关联；更无任何“神话”的含义。共产主义者会集于伦敦的目的，就要以一篇《共产党宣言》来反对指责共产主义为“鬼怪”的“谣传”。对于“Märchen”翻译，我们在“传说”和“谣传”之间有过斟酌；“传说”意为有关某人、某事或某地的一整套传闻，其内容真假难辨；“谣传”指没有事实根据而凭空捏造的话被广为流传。因此，我们倾向于译为“谣传”。这也与“鬼怪”的否定性隐喻构成文域的内在连贯性。

我们把第五段中出现在“谣传”之前的两个语词“观察方式”（Anschauungsweise. Z.13）和“倾向”（Tendenzen. Z.14）放在语词解释的最后，是因为这两个语词直接与《共产党宣言》的正文有直接的衔接与连贯性。中央编译局译本将前者译为“观点”，后者译为“意图”。我们建议译为“观察方式”和“倾向”。原因在于，“观察方式”、“目的”和“倾向”实为《共产党宣言》正文四章的关键词，指向并涵盖了正文的全部内容。所谓“倾向”（Tendenz）是“在某一方向的努力……趋向某一特定的目标，对准方向，目的”；在19世纪的欧洲，充满激情的政治或世界观追求也被称为“倾向”。政治倾向；倾向性诗学，就是译自法语的“littérature engagée”，这也就是1945年之后在联邦德国尤为突出的“文学参与[政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倾向”，与其好友海涅题为《倾向》（1842）的诗发生互文性关联。在《倾向》诗中，海涅要求德意志歌者“以马赛曲的方式”行动起来，争取“自由”，对其人民说出“匕首”与“利剑”；诗要像“长号”成为“重炮”，“去吹，去喊，去轰，去杀！”最后，海涅呼吁“歌唱吧，只朝着这个方向”。海涅诗歌中的斗争方向和倾向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得以具体化，那就是为共产主义而斗争。与其他各党派的斗争也好，联合也罢，都不能改变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这一基本政治倾向。

如果我们对上述名词与概念解释做一个小结的话，可以发现，仅从词义本身来看，无论是“鬼怪”、“追猎”、“烙上火印的指责”还是“谣传”都将“共产主义”设放在一个否定的位置上，这也是19世纪中叶共产主义及其信仰者所处的历史位置，而《共产党宣言》的书写与公布，就是对这样的普遍否定之否定，以宣扬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政治目的和政治倾向。

三、破坏与重构：“引言”的句法-语法结构

本章将分析和解释《共产党宣言》“引言”中的七个句子，同时，论述其中的修辞手法，以加强和加深在句法-语法学基础上理解德语原句本身的意义。现录第一句原文如下：

Ein Gespenst geht um in Europa - das Gespenst des Kommunismus.

为准确理解这句德语句子的基本结构，我们严格按照德语语词的顺序直接排列如下：

有个鬼怪游走在欧洲——这个鬼怪[是]共产主义。

 这是一个简单陈述句，时态为现在时，句子由主语“鬼怪”（ein Gespenst）、谓语“游走”（umgehen）和地点状语“在欧洲”（in Europa）构成；破折号之后的词组“共产主义的鬼怪”（das Gespenst des Kommunismus）是主语“鬼怪”的同位语，也是对之前的“鬼怪”作限定性和补充性说明。德语破折号是一个“一个明确插入的停顿”，其作用之一就是“引出下文”，在破折号之后会“出现出人意料的东西”，在文中，这个出其不意的“鬼怪”就是“共产主义”。在句子的视觉构造上，第一个名词“鬼怪”与最后一个名词“共产主义”形成句子的前后两极。

按照框型句子的句法结构，正常的框型句子由前场和中场组成，框型之外的句子成分则构成后场。因此，“引言”的第一句就突破了句法的框型结构，形成一个修辞性破框句，将本该属于句子中场的地点状语“在欧洲”以及作为修饰主语的第二格名词“共产主义”被放置在句子的后场，以致这个句子失去了框型结构通常有的中场。这句话最为循规蹈矩的德语句法格式是：有个叫共产主义的鬼怪在欧洲游走。但是，马克思没有这么写。这个简单陈述句不仅将本来属于中场的地点状语挪移到句子的后场，更为令人诧异的是，在破折号之后还有一个对主语“鬼怪”的补充性说明，句子前场的“鬼怪”隐喻在后场成为第二格隐喻，使“共产主义”出现在后-后场的最后，这种修辞性破框的后置模式是“突显”的表示。即便在德语朗读中，这种极具破坏性的破框句型也显得特立独行。修辞性破框句法可以理解为文体学上的“规范偏离”（Deviation von Normen），马克思将本该在框型之中的“共产主义”放在句法的框型秩序之外，可谓神思独具。

神思独具就在于，当我们将句型和韵律进行比较时，就会发现辩证法的张力。如果我们用德语韵律学（Metrik）来朗读这一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句子，就会发现破框句子的韵律却是颇为齐整。破折号前后的两个部分均为四步扬抑格（Trochäus），即两组四步扬抑格组成了这个句子的韵律结构：

X x X x X x x X x - X x X x X x X x

我们可以做一下句型试验，就是将修辞性破框的句子还原到循规蹈矩的句法结构，那么这句话的句法和韵律就应该这样：

Ein Gespenst geht in Europa um.

X x X x x x X x X

这样，句子虽然符合了通常的句法规则，其特征是日常语序，平淡无奇；而且中间连续出现的三个抑格，就使它在韵律上失去了流畅性，韵律结构的中梁塌陷。

突破框型结构的语序首先仅以主语和谓语迅速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地点状语并非句法的必要；以破折号为分界线的两组相同的四步扬抑格，呈现出整个句子的鲜明特征：短促有力（两词成句）、不拘一格（破框句式）、慷慨激昂（扬抑韵律）。这样的句式有明显的呼吁功能，表现出“宣言”文本类型的特征。

句法结构与音律结构形成了诗学意义上的张力：表层上，亦即在句法上，修辞性破框的句子形式与语法性破框不同，前者书写者有意破坏现有的语法秩序；同时，在句子的深层，却重构起齐整的韵律秩序。句法结构的破坏与诗韵节奏的建立，秩序的破与立，一显一隐。破坏与重构辩证地共时出现在一个句子中，没有任何其他语言的译文能够完全再现这样的破与立共存的妙句，英语同样不能例外。德语的扬弃（aufheben）辩证法在这里得到了最佳诠释。100年之后，毛泽东有一句与此极为神似的表述：“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从政治语义的视角看，句子中的“共产主义”被置于框架之外，就是对现存秩序的否定和不认同，现有秩序，用马克思的话说，就必须被“翻覆”（umwälzen）；然而，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和世界秩序的破坏力量，同时也是一种重构的力量，它将要建立起一个崭新有序的人类共同体：“在这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482, Z.15-16）。

鉴于此，我们在中文翻译中，就不能将马克思神思般的修辞性破框句式重新回置到“循规蹈矩”的“正常”句型中，既不能将后场的地点状语“在欧洲”，更不能将后-后场的“共产主义”回置到句法框型中去。用句法概念来表述，就是不能用破框的后场与后-后场来重造一个被修辞意图所去除的中场。此外，德语中的第二格并不只能机械地翻译成所属关系“的”，尤其在第二格隐喻（Genitivmetapher）中，这两者是同一的。所谓第二格隐喻，就是将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通过第二格构造而形成一种关系。我们的建设性翻译是：

有个鬼怪游走在欧洲——这个鬼怪就是共产主义。

《共产党宣言》作为宣言式文本类型，诸多句法特征是开句简洁有力，之后才有各种补充说明的较长句式、从句或短语。因此，中文翻译必须和应该尽其可能保持原文的文风和涵义，而不应将后面的补充性句式，尤其是破框的后场，不由分说地全部塞回到主句结构或框型中场中去。中央编译局的译文多有这样的缺陷，以至于译文拖沓冗长而遗失了宣言文体所特有的激扬魅力，也就是说，《共产党宣言》的行文风格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引言”的第二、第三和第六句就有同样的问题。尤其是第六句的翻译，完全失去了德语原文简短有力的战斗性。从这样的译本中，果真还能重现马克思德语原文中“精彩形象的艺术魅力”吗？“引言”第二句的理解和翻译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先来看中央编译局提供的译文：

“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这样的译文将较长的三组补充性短语（“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回置到框型之内，不仅使原来的修辞性破框句式变成了规整句式，在某种程度上修复了本来有意为之的破坏状态，这也使原本流畅明快、简洁有力的宣言性句式变得拖泥带水、滞重拗口。从语义学的视角看，将“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直接置于“就欧洲的一切势力”这之后，势必产生这样的印象，好像他们就是“一切势力”；将之置于框型之外的后场，则表示他们是“一切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再则，我们必须明白，马克思的德语行文，尤其是《共产党宣言》的行文与康德、黑格尔式的思辨德语是完全不同的叙述风格，即便与他自己的《资本论》的学术行文风格也不一样。且看第二句的德语原文：

Alle Mächte des alten Europa haben sich zu einer heiligen Hetzjagd gegen dies Gespenst verbündet, der Papst und der Zar, Metternich und Guizot, französische Radikale und deutsche Polizisten.

 在句法学层面上，德语原句是一个简单句外挂补充短语的同位语，是一个带有补充说明的陈述句，时态为现在完成时；尽管句法语序规范，由于三组较长的补充性短语之框型外的出现，使之有了修辞性破框的结构：主语“旧欧洲的一切势力”；谓语“结成了同盟”；介词宾语“为神圣的追猎”，“神圣的追猎”的介词定语“[猎杀]鬼怪”；在框型句子的后场，出现了三组部分主语同位语来补充说明总体性主语“一切势力”。若像中央编译局提供的译文那样，将“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加上之前后两个逗号及中间的两个顿号（德语没有顿号，只用逗号），插入框型之中（中场），那么这个本在后场的具有13词的庞大补充短语，势必给本来只有8词的中场造成很大的负担。宣言作者将其设置在框型之外的后场，不仅减轻了句子的压力，而且一如既往地延续了他的破框性行文风格。如前所述，破框不仅具有修辞意义，更有其政治意向。

句子延续第一段中的“鬼怪”隐喻，并以狩猎隐喻“追猎”将共产主义比作野兽。形容词“神圣”或是暗讽那个“神圣同盟”（heilige Allianz），那是1815年由俄罗斯、奥地利以及普鲁士等国在击败拿破仑之后缔结的同盟，意在维护君主政体，阻止法兰西革命在欧洲的传播。这里的“神圣”就是反讽并揭示这些追猎者总是以基督博爱之名，行使迫害之实。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了欧洲共产主义与法兰西革命的传承关系。句子使用了逻辑上的全称判断“所有的强力”；在修辞上用了“对立”、“递减”两种手法：全部主体（“所有强力”）与一个目标（“追猎”），一个对象（“这个鬼怪”）形成鲜明的对立修辞效果（Antithese）；三组用连词“和”构成的主语同位语是特殊的连词叠用，三种地位关系形成修辞效果，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兰西激进派和德意志警察，他们在宗教-政治层面的权威程度的依次下降，构成递减的修辞。韵律学上看，这句以两步扬抑格开头，延续突显的激昂情绪。这句话要传递给接受者一个信息：在欧洲，共产主义成了鬼怪，遭到全欧洲的权力个体与权力机构的追猎。不过，“引言”给这个欧洲唯一的形容词就是古老、老旧（alt），这就抹上了某种贬义的色彩；同时暗示这个老去的欧洲将被崭新的欧洲所替代。鉴于上述说明和解释，我们提供建设性译文：

老欧洲所有的强力为了对这个鬼怪进行神圣的追猎都已结成同盟，他们有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兰西极端者和德意志警察。

“引言”第三句，也就是第二段，是一个带有关系从句的长句。仅按句法学理论，这其实是由两个问题构成的两个句子。但是，宣言作者没有按照句法要求，在两个问句中间用问号分开，而是主体性使用了逗号，强调句子的整体意义并没有结束，在两个问句结束之后用了一个问号，强行将句法上的两个句子合并成一个句子。德语原文如下：

Wo ist die Oppositionspartei, die nicht von ihren regierenden Gegnern als kommunistisch verschrien worden wäre, wo die Oppositionspartei, die den fortgeschritteneren Oppositionsleuten sowohl wie ihren reaktionären Gegnern den brandmarkenden Vorwurf des Kommunismus nicht zurückgeschleudert hätte?

这个复合句的两个主句时态为现在时，两个从句时态为完成时；两个关系从句都是虚拟式，一个是被动式，一个为主动式，有语法性破框现象。以疑问副词“哪里”（wo）引出的两个主句，第一句只有系动词“ist”作为左句框，分割了前场和中场，紧接着的关系从句则是后场。第二个从句省略了系动词，与前句同理构成了前场、中场以及后场。关系从句中，关系代词“die”构成左句框，复合谓语构成右句框，其余部分位于从句的中场。

简短主句外挂两个绵长从句的句法模式，即前面部分（主句）迸发诗学激情，后面部分（从句）陈述科学理由，是《共产党宣言》之所以成功的行文策略之一；这可理解为是句法上的一种修辞手段。这里要论述的“引言”第三句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句由两个带关系从句的修辞性问句组成，也就是不期待，也不需要回答的反问句。在句法学层面上，两个并列的反问句“这样的反对党在哪里”其实是两个完整、独立的句子。全句由两个简单反问句加两个较长的关系从句构成。第一个反问句与第二句反问句在语词和句法结构上基本一致，只是第二句主句省略了系动词“ist”。第一个关系从句是否定的被动句，第二个关系从句是否定的主动句；两个关系从句均用了第二虚拟式，第二虚拟式的实际功能就是示意文中陈述现象的非现实性，即这样的现象并不存在。结合具体句子，就是说：不存在文中所列的两种类型的“反对党”或“反对派”或“反对群体”（Oppositionspartei）。

第一句关系从句与第二句的句法形式不同，前者是被动句；后者是主动句。第一个关系从句是被动态，展现反对党与执政党之间的对立关系；描述反对党“被”执政者诋毁为“共产主义”。第二个关系从句的情形比较复杂，这是一个主动句，说的是反对者将“共产主义”这个带有侮辱性的语词作为对它的“指责”（第四格宾语）重新甩回给那些对手（第三格宾语）。句中有两个第三格宾语，第一个第三格宾语是“那些更为进步的反对人士”，第二个是“那些反动（reaktionären）的对立者”。也就是说，在“反对党”（主语）甩回这个“指责”之前，无论是“更为进步的反对人士”还是“反动的对立者”都在之前已将“共产主义”这个诅咒般的骂名抛给对方（vorwerfen），这才有现在的“甩回”（zurückschleudern）。更为明确地说，这三者都用“共产主义”这个词来相互来回指责、诋毁、谩骂、贬损、羞辱对方。

从修辞学层面看，第二个关系从句中，有一个难以察觉的文字游戏，这就是名词 “指责”（Vorwurf）与动词“甩回”（zurückschleudern. Z.8-9）之间构成相互的隐喻性关联。我们译成中文说的“指责”，在德语原文中就是“朝前投掷”（Vorwurf, vorwerfen），把什么东西扔到某人面前，引申为“指责”，“责难”；这就将一个抽象的概念具象化和实体化，变得可以触摸。同样，我们这里说的“甩回”，在德语中就是“往回抛甩”，就是将一个被抛过来的东西，重新甩回给抛来的人。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因果般的相互关系，中文译文确实难以表现出这样的语言游戏般的关系。无论是“往前投掷”还是“往回抛甩”，它们的第四格宾语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相互指责的骂名“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像一只球，一只谁也不愿认领的、甚至令人厌恶的球，被抛过来，又甩回去。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之意。两个并列的反问句增强了语言气势；通过否定性反问，得出肯定性结论。所谓反问句就是一个修辞性问句，发问者不期待被问者给出一个语言行为；因为发问者对这个问题不仅没有疑虑，而是早有了成竹在胸的答案。

我们说过，感性的激扬和理性的冷静，前短而后长的句法模式，是《共产党宣言》之所以为经典范文的重要行文策略。以疑问副词、系动词和主语三个语词构成的最简单反问句，短促简洁，铿锵有力；之后的关系从句则对“反对党”进行较为详尽的解释，即增加内容和信息。前句唤起疑问和好奇，后句才娓娓道来加以说明；前短而后长的句法模式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张力。这种叙述策略同时满足了宣言文体的两大功能：呼吁功能（Appellfunktion）和描述功能（Darstellungsfunktion）。不仅是简洁的主句和展开的从句之间形成对立性比照，句子中隐含的各种修辞手法同样加强了表现力度。并列句式和首语重复相结合的使用增强了反问句的气势。两个反问句之间不是句号，而是逗号，意味着宣言作者将句法上的两个句子视为事实上的一句，或者说是在表述一个完整的事实。这也就是衔接下一句中所说的“从这一事实中”（Z.10）。中央编译局的译本将原来的逗号改为问号（第30页），在语法上本也无可厚非，但结果却将原出文本中所说的“一个事实”，变成了两个事实，一个标点符号的改动破坏了原文的衔接性。在翻译经典著作时，也应尽力使接受者能够察觉到原出文本的衔接与连贯。

“共产主义”作为骂词在“烙上火印的”这个形容词中再一次毫无疑义地表现了出来；这与“共产主义是鬼怪”的“谣传”有着连贯性关系，构成词场和文域的涵义一体性。宣言作者首要关心的不是“共产主义”这个词的贬义还是褒义，其真实意图是要说明“共产主义”是个热词，或者试图将其制造成一个热词。指责与被指责，“共产主义”作为骂词，作为羞辱性语词，不仅被执政者用来侮辱、损害其政治对手，也被各类党派团体用来相互攻讦，来回对骂，被扔过来，又被甩回去，你来我往，高频复现。

两个关系从句中，主动句与被动句呈现相互呼应的格局也在为这个意图服务。除去执政者不被诋毁为“共产主义”（因为19世纪中叶的共产主义者还没在任何欧洲国家执政），其余的“反对党”均有可能被责骂为“共产主义”。无论是反对党还是对立者不仅被责骂为“共产主义”，也会用“共产主义”去责骂他人：他们既是这一语言行为的承受者（被动），同时也是这一语言行为的施动者（主动）。在这对被动与主动的语言行为中，“共产主义”虽然作为骂词出现，却也因其频繁出现而成为语言行为交往的焦点和热点，能引起文本读者或接受者足够的好奇、兴趣和关注。他们抑或想弄清楚，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这个拉丁-希腊语复合词组成的概念对19世界中叶的普通人来说还十分陌生、冷僻。综合上述解释与说明，直译文句如下：

哪里还有反对党[派]，不被其执政的对立者诋毁为共产主义的呢，哪里还有反对党[派]，不以共产主义这个烙上火印的指责，还治更为进步的反对人士，还治它的反动的对立者呢？

接下来的第三段，即“引言”第四句用了一个十分巧妙的转折句“以下两件事都由这个事实引出”（Z.10），这第四句就是一条中界线，也是分界线，划定在整个引言的中部，使“共产主义”从整个被动的局面转化为主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共产主义以弱制强地转化为一种强力，这就是第五句反命题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德语原文如下：

Der Kommunismus wird bereits von allen europäischen Mächten als eine Macht anerkannt.

这个简单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过程被动式（Vorgangspassiv），时态为现在时，动词式为直陈式。全句由一个作为被动态主语构成的前场“共产主义”，复合谓语（wird…anerkannt）分别构成左右句框，介于助动词（wird）和完全动词（anerkannt）之间三个句子成分组成一个8词的超稳定中场，没有修辞性破框的后场；“所有欧洲的强力”作为施动者却出现在中场的介词短语中。语序布局规范，句子成分完备，框型结构整全。语气趋于平和，这是“引言”开篇以来，第一次出现以抑格（轻音）开头的句子，整个句子也以抑扬格韵律为主，使其表述显得平心静气。它不争辩，不反击，不激动，而是平和沉稳地发出一个信息，表现出宣言作者内在对这一信息的自信。

这种“承认”并不是“所有强力”心甘情愿的诚服，而是依据共产主义在否定意义上被严重关注这一现象与事实，推理出来的结论；译为“公认”似有用力过度之嫌。将一个成为被迫害、被侮辱和被辱骂的“共产主义”说成是被欧洲所有的强力所“承认”，这也是宣言作者极度灵活地运用辩证法的一个范例。必须注意的是，这里的“欧洲”是形容词，与第二句中第二格名词的“老欧洲”不同。因此，这里的“强力”不仅有上述“老欧洲”的统治者，也包括各种反对党、政治团体。这里的修辞手法与第三句（第二段）相似，是反题修辞（Antithese）：全部（alle）对单个（eine）。

在承上启下的第三段之后，“共产主义”第一次作为主语出现在句首。尽管“共产主义”还只是被动句中的主语，却也是第一次以正面主语的形象出现，尽管其主体性依然还有待增强。正因为“共产主义”无论褒贬都是一个热词，这就足以说明它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性，就说明它是一个不可回避、不可否定、不可否认的政治力量。从辩证法的视角看，这种不可否定性本身就是一种“承认”，宣言作者从反面来论证这个“承认”，尽管当时的普通民众并不确切知晓“共产主义”究竟有怎样的学说。

共产主义已经被所有的欧洲强力承认为一种强力。

依然要注意的是，中央编译局的译文给上句标了一个分号（第30页），以取代德语原文中的句号。中译本似乎要强调这两个结论之间的紧密关联性，但是，这就将用句号分开的两个句子变成了一个句子，将文中指称的“两个结论”变成一个结论。这样的译者主体性破坏了经典文本的衔接-连贯的关系，也破坏了马克思原文的衔接-连贯性。

接下来的一句，即第六句，也就是第二个结论。它变被动为主动，不仅在语义上，而且在句法上均主动出击。共产主义学说的承载主体“共产主义者”成为两个主动句的主语。第一，共产主义者极有必要公开阐述他们的世界观、目的以及倾向；同样有必要的是，第二，共产主义者要以政党的名义发表一篇宣言，以反驳那个将共产主义讹传为“鬼怪”的无稽之谈。德语原文如下：

Es ist hohe Zeit, daß die Kommunisten ihre Anschauungsweise, ihre Zwecke, ihre Tendenzen vor der ganzen Welt offen darlegen und dem Märchen vom Gespenst des Kommunismus ein Manifest der Partei selbst entgegenstellen.

 这又是一个由极短的主句衔挂两个相对较长的从句构成的复合句，叙述结构与策略跟第三句（第二段）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具体而言是主句“Es ist hohe Zeit”和连词“daß”引导的从句构成了这一复合句；句子时态为一般现在时，是语法性破框结构；以“daß”引导的从句由句中的“und”连接，是两个并列成分；主句谓词“ist”为左句框，右句框缺位。从句中所出现的及物动词“darlegen”的三个宾语“ihre Anschauungsweise, ihre Zwecke, ihre Tendenzen”，在语气上起到了一定的强调和气势上的叠加效果。同时，三个物主代词“他们的”（ihre）十分明确地突显了叙述者“我们”与共产主义者“他们”的间距关系。

这个语法性破框句中鲜明的对立性特征引发我们的注意，全句前场只有一个词，中场也只有两词构成，而破框之后的后场却有28词之多。简短主句的作用是引起接受者的注意力，构成后场的两个并列从句则承担阐述具体内容的功能。这个主句强调的是及时性、迫切性、必要性和合理性：当共产主义成为“强力”之后，共产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