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星臣：农业的改良要回归理_风闻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立国的国家，大国小农是中国农业的基本面以及中国的基本国情。但随着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的不断下降，所谓农业边缘化所带来的农业安全、粮食安全和农业食品安全等农业风险问题日益凸显。在这一过程中，当下中国农业的改良与发展是回归传统的自然农法，还是对接现代的农业科技，又是这些农业风险问题中更易引起社会争议的问题，因此如何去认知和解决这些争论，则需要从理性的视角去观察和思考。

  1、传统农业的改良要回归理性。民以食为天，以解决人类温饱为基本诉求的传统农业（种养殖业）则是农业作为国家基础产业中的基础。因此，如何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空背景下，保留传统农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以及如何看待由此所引发的社会争论，则需要理性的观察和思考。

     第一、农业边缘化并非传统农业没有了未来。在今天传统农业的追求生存与发展空间的问题上，“农业边缘化”无疑是当下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其实，“农业边缘化”问题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的产物，每一个经历工业化洗礼的国家都存在“农业边缘化”的问题。中国“农业边缘化”的问题最早发端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因卖粮难引发的打“白条”的时代，最突出的当然要数本世纪初期的农民打工潮时期。

    不过，目前情况上看，所谓“农业边缘化”问题其实应该从三个层面上去观察。一、是事实上的“农业边缘化”的问题。即中国农业被边缘化的现实。由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中国的传统农业受制于市场风险的影响，一直处于一种高投入、高产出、低效益和低收入的状态，增产不增收成为传统农业的一种常态，即人们所说的“蛛网效应”和“谷贱伤农”现象，从而导致传统农业陷于一种农民不愿种田，传统农业产业趋于弱势，农业产业越趋于弱势农民就越不愿种田的怪圈，这就是中国“农业边缘化”的真实图景。二是社会焦虑中的“农业边缘化”问题。这种边缘化只是由于社会受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和舆论的影响，或大或小的夸大或缩小农业边缘化的现实状况，由此形成了对农业和农民的影响和破坏力，让全社会笼罩在“农业边缘化“的阴影中无法自拔，极大打击了整个社会对传统农业的信心，并严重影响到了社会对传统农业未来的理性判断。三是专家学者口中的“农业边缘化”问题。这里专家学者指的是那些坐而论道的空论家。这些人对”农业边缘化”的问题，既缺乏深入的农村社会调查，也缺乏科学的事实分析，仅凭片面的现象或主观臆断，通过一时博取的社会知名度，对中国当下的“农业边缘化”问题指手画脚，扰乱社会视听，不仅在社会上造成了恐慌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了各级领导层对农业问题的理性判断与合理决策。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不难看，“农业边缘化”是中国农村当下正在发生的事实不假，对农村农民的发展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也是事实。但从现实的层面上看，“社会焦虑中的农业边缘”和“专家学者口中的农业边缘化”比现在农村正在发生的“事实上农业边缘化”对农村的破坏性更严重，因为前二者是一种社会偏见，是一种文化思想领域的东西，它的破坏和影响长期的。而 后者则是一种发展中问题，是阶段性的，可以通过农村的发展能够得到很快的解决。

    第二、自然农法回归要与时俱进。如果“农业边缘化”是在学术界被广泛关注的话，那么，农业技术应回归传统自然农法则在民间被热烈的议论。客观上讲，传统农业是一种具有高度自然属性产业，这种自然属性决定了传统农业的动植物生长过程与土地、水分、阳光和温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其生长周期都有固定的时间以及与四季变化相互关联，而这种关联性又直接决定了农产品的品质与安全。中国传统的自然农法，就是在尊重农业的自然属性基础上，通过包括对土壤、水利、肥料、种植和管理等系列农业技术整合基础上的精耕细作，是被中国两千多年的农耕文明历史所证明的农业宝典，对今天的中国农业依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正如每一项技术，都是特定时空背景下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和生产方式改变的反映，是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产物一样，中国的自然农法也是如此，它同样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例如，在以石化农业技术为主要的现代农业科技已成为中国社会主流并被普遍接受的现实境况下，农业仅靠自然农法中农家肥、传统的生物农业病虫害防治方法以及农作物的收获、加工和储存等方式，显然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人们对粮食保障的安全性、农产品品质和食品安全性以及让农民的生产更高效的要求。实践证明，传统自然农法只有与现代农业科技结合，才能焕发它原有价值与生命力。因此，自然农法要回归现代农业，一定是在理性基础上的回归，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结果。

第三、现代农业科技需要选择性应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结果，对中国传统农业的振兴无疑有着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今天的中国能够解决13人口吃饭的问题，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上的运用可谓功不可没。

      但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现代技术和现代生产方式只有不是以道德为基础，它就是有害的；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滥用，也会是一种灾难。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在其 《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所说“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这句话也应证了现代农业技术的滥用导致今天中国农业出现的一些的恶果，有些滥用甚至说是一种农业灾难。比如农药化肥的滥用，破坏了农田土壤的生态与养分；抗生素、动植物激素以及反季节技术和转基因技术的泛滥，给农业食品安全带来的风险是前所未有的，客观上讲、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本身不是罪过，罪过的是这些现代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上的运用，缺乏应有的选择性、必要的规范性的和合理的使用方法。而一些地方政府推广上的盲动性、农民生产上的逐利性、所谓的农业专家学者追捧上的蛊惑性以及市场监管的缺失性，是导致当下现代农业技术在中国农业滥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此，倡导现代农业科学在传统农业上的应用时应回归理性。

        2、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要回归理性。农业所处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农业的生产方式，农业的生产方式决定农民的生活习惯。中国农业的进步与发展，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但这一种改变一定要回归理性的层面。

一方面，    是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要回归理性。农业一二三产融合、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近些年来成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最热门的话题。尤其是很多的农村更是把发展农村旅游了看成拯救农村的一根救命稻草，导致全国上下的乡村旅游热浪一浪高过一浪。

不可否认，乡村旅游作为一种连接城乡，贯穿农业一二三产业的综合型产业，对解决目前一些农村出现的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的问题确实具有促进作用，对提振农业经济、增强农民对农村未来的的信心也有积极意义。但问题是诸如农业观光、民宿体验、休闲养生等现在最火爆的乡村旅游项目，不是所有的农村都能做，也不是所有的农村人都会做，它与农村当地的自然资源特色，地理区位优势、民俗风情文化以及农民的参与意识和社会资本的投入热情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即使能做乡村旅游的农村，对有些项目的打造，如民宿产业的打造也要因地制宜，一个成功的民宿项目一定基于农村的自然条件、文化特色、经济实力等量力而行的结果，尤其要要避免同质化和城市星级酒店化。民宿也不是越洋气、越豪华、越有前途。还有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这些高大上的概念化的乡建模式，在很多地方的农业产业化的调整过程中都有慎重和理性，更不可重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荒唐闹剧。

   **另一方面，规模化农业经营模式要回归理性。**大国小农是中国的国情，这种国情决定了小农经济在未来中国农村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社会热衷炒作规模化农业经营概念，认为农业的规模化是解决中国当下农业经济衰退的灵丹妙药。不可否认，分散的碎片化的小农耕种方式不利于生产力的提高，也不利于农业的现代化，适度规模的土地经营方式是中国农业未来的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不能取代、也无法取代中国当下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小农生产，更重要的是要警惕一些人借土地的规模化经营，推销其土地私有化的图谋；借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变相地蚕食、甚至剥夺农民的土地权益（承包权和收益权）。所以，各级地方政府在推动规模化农业经营模式时也要回归理性。譬如，家庭经营人均10亩耕地，户均30-50亩；家庭农庄户均100-300亩，因为农业的风险性依然没有健全、完善的制度保障。

        3、农业问题的顶层设计要回归理性。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有一句名言叫“谋无主则困，事无备则废”，强调的是领导者的战略高度对事物发展结果的影响。农村问题也是如此，顶层设计者的理念和思考问题的格局，往往决定了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和结果。一方面，顶层设计要具有”系统思维”，要保持政策的全局性。农业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它涉及到农业的自然性、传统性和现代性，既是一个生产的过程，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所以，解决农业对的问题，一定洞悉农业问题的本质，要站在农业的整体面上去思考、去寻找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方法，不能一叶障目。另一方面，顶层设计要有“底层思维”，要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政策是要解决问题，顶层设计一定要考虑它的执行层面上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考虑政策的落地性，即要有“底层思维”。不能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去解决农业问题；也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因似是而非的社会舆论、尤其是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的观点去影响顶层设计者的理性思维。如：近来热议的在农村养猪问题上的政策反复，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因为猪肉价格上涨开始影响到了民生问题、乃至社会的稳定，再回头去动员农民养猪，让农民在养猪问题上来回折腾这个代价实在太大！

       总之，14亿多中国人的粮食安全问题，决定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趋势势不可挡。但越来越令人焦虑的农产品食品安全又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中国传统农业中的自然农法的巨大优势。因此，如何在满足人们对农产品需求的同时保证农产品品质和安全，农业的改良需要回归理性。

（廖星臣 乾元乡村研究中心创始人。安徽农道乡建专家顾问。曾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访学专家及兼职研究员、北京绿十字副主任和半汤乡学院乡建研究院执行院长。主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与理论研究，重点是乡村经济、乡村社会组织及乡村民俗文化的研究。主要作品有：《中国三农问题报告》、《溪口古村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湖南省县域发展研究报告》以及《农理》、《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理论篇）》、《重塑乡村》和《设计改变乡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