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环卫工之死：喝酒被扣分开除 常年打扫城中村_风闻

本文转自：极昼工作室

摘要：10月27日，一名广州环卫工人被发现猝死在出租屋。“胖”是他给很多人留下的唯一印象。生前，他负责清扫城中村的四条巷子，常年与垃圾、老鼠、废纸盒打交道。出事两天前，他遭到了环卫站的解雇。

文|程静之 编辑|王珊

余有德昨天死了，也许是在前天，没人知道确切的时间。10月27日这天下午三点，他的房门反锁着。房东撬开了沾满黑色污垢的网格窗。刚一翻身进房间，房东以为他只是睡着了，但随着打开的日光灯散发出第一溜亮光，死亡的气氛就笼罩在这间不足三十平米的出租屋里。

十月末的广州仍散发着夏日的余热，房间粉色的窗帘半拉着。他半躺在席梦思床上，衣服的纽扣敞开，露出肥胖的肚皮。顺着嘴角流出的血迹已经干了，凝结在右半边的脸庞上。他双手握着拳头，放在胸前，没穿鞋袜的双脚已呈现出一片乌黑的颜色。

如果不是这桩意外，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间藏在城中村里的出租屋。进门的客厅里，摆放着一台老式电视机和冰箱，到处都是废纸盒和瓶子。一名女工友首先发现了端倪，是她打电话告诉房东，“这个人已经有两天没见到了。”

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余有德也穿着那件灰色的工作服。这足以显示他的身份——一名环卫工人，负责清扫长湴村西街的四条巷子。

这里是广州东北部著名的城中村。绞在一起的电线在紧密的楼房间钻进钻出，内衣裤随意晾挂在上面，阳光找不到一丝照进来的缝隙。环卫工、建筑工人、外卖小哥、餐厅酒店服务员聚集在这儿。顺着巷外的街道，路两旁是炒饭、烧烤、肠粉各种小吃店，卖水果的流动商贩，以及围拢在空地上下象棋的无业游民。

早几年，巷子里还没打水泥路的时候，沟道里的垃圾堆成半人高，住户与老鼠、蟑螂结伴生活。工友徐平记得有一次，老鼠被垃圾桶里的味道吸引，一个个扑通掉下去，第二天早上，里面竟有几十个。

一名扫巷子的环卫工 程静之 摄

余有德负责的是徐平隔壁的巷子。两人时而碰到，笑嘻嘻递上一根烟，也不说话，抽完又分开了。每天清晨5点，垃圾箱刮擦着狭窄的水泥路面，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余有德拿着红扫帚和铁皮畚斗，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一名外卖小哥经常在刮擦声中醒来。头一天夜里，他放在家门口的垃圾，总在此刻被收进黑色的垃圾箱。扎着长马尾辫的胖女人骑电动车从这里过，她要赶着将《广州日报》投进家家户户的报箱，垃圾箱为她让出了窄巷的一侧，胖女人道了声“谢谢”，又接着赶自己的路。一名早起跑步的家政阿姨对他的唯一印象是——“一位胖胖的大叔”，她抱怨着余有德偶尔上工迟到，有时还会忘记带走她家门前的垃圾。

余有德确实算不上勤快。他嗜酒贪睡，还有些贪图小便宜。工友徐平回忆，每次上工，他都会拖着一辆蓝色掉漆的三轮车，凡是能兑钱的瓶子、废纸箱，在这辆车里越垒越高。棋牌室的女老板把一些瓶瓶罐罐攒着留给他，以感谢他每次清理客人吃剩的烟头。晚上歇工，他就把这车“垃圾”推回出租屋，一个星期卖一次，也是一笔五十甚至上百块的收入。这足以维持他三天的酒饭钱。

很少有人留意，一条紫红色的伤疤，像一条蚯蚓，盘在他左手的手腕上。筋脉已经断了，五指不能弯曲，他只能将扫把夹在腋下，手掌再搭把力，把垃圾送进畚斗，动作因此显得笨拙。

在余有德对外的说法里，两年前的一天早上，屋子没开灯，他不小心从床上跌落，手腕滑在碎了的酒瓶上。但工友徐平说，余有德爱打六合彩，每周开两期，都要下个六千、八千块，赢了请喝酒水饮料，输了默不作声。他最终欠了两万元的外债，下狠心断了筋脉。

他常光顾一家广式烧腊快餐店。只消十元，就能点上三个肉菜，素菜不要钱。饭店老板记得，上午十一点歇工，他就坐在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固定喝一种叫“老村长”的白酒——瓶盖一打开，或许能中个五块十块，或者再来一瓶。嗜酒让他落下了严重的胃病，他只能用勺子喝白粥。徐平知道他去医院洗过两次胃，此外没听说过其他病，去年的体检报告上，各项指标也显示正常。

余有德曾有一段赊了两百多元的饭债，后来悉数还回。饭店老板的小孙子很喜欢他，见到就喊，“爷爷，爷爷”。老板担心他上了年纪，劝他，“再多喝一点，（生命）很快就没信号了。”余有德不听，有天中午，老板气得将一次性杯子丢了出去，“你以后不要来这里吃了！”他果真不再来了，去了另一家湘菜馆。

死讯来得太过突然。消息很快在工友群里传开，警察和法医也很快赶来。下午六点下班后，工友徐平到了现场，已有七八个环卫工被拦在警戒线之外。透过撬开的窗户往里面张望，徐平只看到了他的半张脸，三四只苍蝇围在上面盘旋。

嘈杂的议论声中，有的笃定他是喝酒醉死的，也有人怀疑他是吃药自杀。警方勘查未见他杀痕迹，尸体没有解剖，法医鉴定完毕，天河公安通报称，初步推断是猝死。

徐平觉得这个结局也没什么不好，他手上有毛病，又没别的谋生路子，家人也不剩什么了。

余有德家，打了封条的窗户。程静之 摄

余有德只有一个儿子。孩子两岁时，妻子提出离婚。多年过去，他已经57岁了，还一直单着。他在环卫站干了近六个年头，再过三年，就到了退休年龄。他和徐平约定，等买满了15年的社保，就一起回老家，在新盖的一座带了三个隔间的平房里，安度晚年。

然而，在10月27日这天晚上，徐平拨通了他儿子的电话，“你爸爸死了。”电话那头，儿子很久没有发出声音。他在河北打工，第二天坐火车赶到广州。

年近三十，儿子圆圆的脸上仍布满青春痘，皮肤黝黑，身高不足一米六。他和父亲很久没见了，再次见到父亲，是在殡仪馆一个四四方方的玻璃柜里。父亲身上盖着一块红布，头上戴着一顶红帽子，嘴巴微张着，露出焦黄的牙齿。

儿子从工友那里得知，就在尸体被发现的两天前，余有德遭到了环卫站的解雇。10月25日上午九点半，不识字的余有德被班长叫到办公室，在一张纸上签了字。十点多，徐平见他闷着头，坐在一家麻将馆外的木沙发上，一副满是忧伤的样子。

“我现在签字了，开除了。“他用一口家乡话对徐平说。

徐平批评他，“太差劲了！失业金能拿到吗？”问题没搞明白，随随便便就签了字。

但徐平明白，环卫站开除余有德是有理由的。10月23日那天，余有德中午喝了酒，在一棵大树下的矮凳上，睡过了钟点。次日下午，他又一次睡倒在了巷子里，身体笔直，双手握拳贴在两侧，没有鼾声，两名质检员怎么也唤不醒。“老余，怎么搞的啊？”徐平也来叫他，没有动静。最终，四个人将他抬上那辆掉漆的三轮车，送到出租屋，平放在床上，各自离开了。那次，余有德被一次性扣了5分，一年累计下来，已达到20分的开除线。

余有德所在的环卫队，以扣分严格著称。班长和质检员同时查岗，一人拍照取证，一人开罚单。一名环卫工暑天拉肚子，离岗二十多分钟，被扣两分；一名工人感冒批假未准，晕倒在马路上，后来查出感染了肺炎，住院一个多月；一名工人晚上九点多胃出血入院，次日未到岗，算旷工，扣分。

对环卫工人严苛的要求不仅发生在长兴街道。11月5日，一条“环卫工人用高压水枪打黄叶”的短视频登上微博热搜。环卫工说，在郑州东区的一条街道上，领导要求“六个看不见”：树叶、烟头、白色垃圾、小广告、乱停的共享单车、脏车。为了达到要求，他们便用水冲击，促使黄叶加速落下。

对于长兴街道的环卫工来说，几片被忽略的纸片或者烟头，都有可能成为扣分目标，一分就意味着被扣五十元。多名工人表示，全站300余人被扣过分，如果拒绝在罚单上签字，一分就会变成两分。

同在广州天河区的五山街道，扣分制度则不尽相同。一位班长说，要扣除一名工人的分数，需要多张照片取证。他们“以奖代罚”，每个季度发放油粮，以此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但这些福利，长兴站的工人称，需每年缴纳120元的“会费”才能拿到，他们也没有收到工资条。

一个环卫工人在垃圾投放点。

长兴街道的大部分工人年过五十，来自湖南的各个乡镇，经老乡介绍来到环卫站工作。在此之前，他们扫过客运站的厕所，在家具厂流水线做过工，当过保安，环卫这份工作算是稳定，不出什么事，能干到退休。何况这个年纪，他们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但城中村清扫难度大，去年七月，在广州市的一次卫生大检查中，长兴街道环卫站排在了倒数第一。为此，站里扣除了每人120元。

即便如此，环卫工仍守护着这一片领地。白天，人们在村外的美食广场进进出出，很少闯进他们的世界。马路岔出的一条小道往里延伸，干了的油污板结在路面，巷口贴满了各种租房小广告，共享单车倒翻在了沟道里。伴随他们工作的，是空调水滴落的“滴答”声，儿童播放动画片的声音，以及棋牌室里传出的麻将摩擦声。

凌晨四点，未苏醒的城市向他们展现出另一种面貌。夜不归宿的男男女女，醉倒在了夜宵档口或人行道上，等待他们清理的是旁边一堆一堆的呕吐物，散发着酒糟过期的气味。一位流浪汉时常裹在白色的编织袋里，睡在丰巢快递的取件柜旁，闪着灯光的货车从他身边“呼呼”驶过。

穿着工作服的酒店保洁阿姨，会在这个点下班回来。凌晨交接班的出租车师傅也回来了。鱼塘边的深夜垂钓者和守在垃圾点旁边的拾荒者，则一夜没有离开。等到上午十一点，这些人消失不见，三十多岁的站街女从几个特定的巷口冒出来。她们脸上抹了一层厚厚的脂粉，红唇，穿着黑色丝袜、高跟鞋，指甲大多涂成鲜亮的颜色。她们热情地向环卫工打招呼，相中的自然是他们的腰包。

一名环卫工还见过，来不及赶往医院的妇人，躺在一座祠堂前的空地上即将生产。二十来个路人背对产妇，围城一个大圈。救护车开不进村子，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赶到时，孩子的头已经露了出来。

他们每天要面对烂淤泥里的臭老鼠，树根下的龙虾皮、田螺壳、烧烤竹签，草丛里的猫屎和狗屎，还有随风乱跑的零食袋和餐盒。如果碰上下雨天，垃圾就像上了胶水，牢牢地粘在地面，蓄满雨水的垃圾桶有两百斤重，难以拖动。

徐平偶然发现，嚼槟榔能掩盖大部分臭味。他从此越嚼越凶，一天要消耗二十四个槟榔。

在各种垃圾中，环卫工窥见了人们的生活。城中村人口流动频繁，徐平一年能遇到十几次搬家。废弃的床、柜子、桌凳，全部堆在门口，徐平得把它们搬到马路上，等待固定的人收走。每逢周末，各种水果、零食制造了假日的快乐，额外的七八桶垃圾也被制造出来。

城市失去了他们，将无法正常运转。徐平三四年才能回一次老家。余有德找不到人搭伙过年，城中村之外，火车站和银行是他与这座城市唯一的连接。因为不识字，他不敢去其他地方。一年腊月二十九，老乡陪他过了一次生日。余有德搞了一大桌的菜，搁多了酱油的菜黑麻麻的，徐平不敢下筷，“干杯，干杯”，一个劲儿敬酒。

下班后，许多工友冲完凉，换上褂子、T恤，聚集在一家麻将馆里。余有德还是穿着那一身灰色的衣服，招呼老乡，“打麻将，打麻将！”但麻将馆的老板说，他出牌太慢，很少有人愿意陪他打，他就一个人躺在沙发上打瞌睡。一次，工友们开玩笑，拿着黑笔在他脸上画满了圈圈道道，他也不生气，洗把脸，就回家去了。

楼房间的沟道狭窄，为了捡拾里面的垃圾，环卫工总会被一楼的防盗窗和空调边角刮伤，一名工人因此随身常备创口贴。一些楼上的租户，把窗子一开，甩手将垃圾袋丢下，最害怕的是遇到丢酒瓶，一名工人被砸在了耳朵上，立马去医院打了“补丁”，还有的酒瓶擦身而过，随着“哗啦”一声，碎了一地。

余有德身子肥胖，难以钻进一些狭窄的沟道，卫生死角打扫不到位，常因此被扣分。班长开罚单，他不问缘由，从不辩解，总是爽快签字。

如今，他已经从这些气味和危险中得到了解脱。徐平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他被解雇那天。下午，徐平和他打了最后一场麻将。他依然出牌很慢，拿定主意后，左手的四指，笨拙地把牌往前推倒。傍晚六点散场，他输了80元，拿着一瓶白酒，朝出租屋的方向慢慢走去。

天色黑沉，昏黄的路灯已经亮起，照在他身上。徐平望着那一崴一崴的背影，渐渐淹没在来往的人潮中。

两天后，余有德被发现猝死在了出租屋里。他的房间被打上了封条，岗位也被新的工人接替。

很少有居民注意巷子发生了什么变化。也有心细的发现了，猜测“胖大叔”被调去了新岗位，有人半打趣地说，“升官了吧。”他们不知道的是，10月29日那天，余有德就已经火化了。他被装进一个小小的瓦罐坛子。次日，儿子把坛子捧在胸前，外面盖上了一层布。徐平将他们送上了去往火车站的出租车。

列车不断向北方穿行。不消几个小时，他就彻底离开了这座对他来说依然陌生的城市。

（文中徐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