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的几个重要论述_风闻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在1997年回归以前，中国政府曾经有过收回香港的机会，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完成。

一次是1943年国民政府在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期间。但是所谓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名不副实的。当中英开始谈判时，英国大使薛穆知道那个废旧约定新约不过是“过场戏”，没想到蒋介石政府还当真，竟然要收回香港。于是请示英国当时的首相丘吉尔。英国当然不会同意交还香港。蒋介石只好求助美国对英国施加压力。这个谈判过程持续了一段时间，蒋介石不断从开始的立场往后退，由初时提出战后从英方手里讨还香港的主权，退而提出二战结束以后英国应归还被租借的九龙地区。虽然他清楚英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让步，但仍然希望在《中英新约》中写上这么一句根本就不能实现的话。因为这样可以给他一个台阶下，以便给中国政府和他一个面子。后来，蒋介石见英方谈判代表拒绝了这一建议，又通过宋子文向薛穆提出可以在《中英新约》之外，采取口头的方式谈到“战后九龙归属问题”。可是，英国谈判代表薛穆仍然秉承丘吉尔和艾登的指示，在香港和九龙的战后归属问题上寸步不让。为什么蒋介石对收回香港地区如此不遗余力，因为他已经认识到：

【“如果英国方面连这种口头上的许诺也不答应，那么这样的新约就毫无意义。”】

这次收回香港的行动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另一次是1949年10月，已到达香港北部边境的人民解放军本来可以一鼓作气拿下香港。但毛泽东早在1946年对香港就作了从长计议：留下一个国际通道，以备将来新政权应对可能面临的西方封锁。因此，新中国成立后，

【“尽管斯大林的敦促，但毛泽东不打算碰香港，这是一只伸手可得，但留在外面仍可为祖国下很多金蛋的鹅。”（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

随着新中国的日益强大，特别是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后，如果任由香港维持原状，显然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相称。因此，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新界”租期届满日益临近，中央开始考虑收回香港的问题。

中英双方于1982年9月开始就香港问题进行接触。在第一次接触，即9月24日邓小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会谈中，邓小平就坚定地表示：1997年不收回香港，我就是李鸿章。这实际上是为解决香港问题定下了基调。

邓小平说：

【“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三十三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后来邓小平又在多种场合强调了这一立场。例如1984年10月22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时指出：

【“两年前撒切尔夫人来谈，当时她坚持历史上的条约按国际法仍然有效，一九九七年后英国要继续管理香港。我跟她说，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中国一九九七年要收回整个香港。”】

在收回香港的具体做法上，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1984年10月2日，邓小平会见参加国庆活动的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吴健雄等六十多位外籍华人科学家。在谈到“一国两制”问题时指出：“一国两制”，马克思没说过，世界历史上没有过。这是我们从实际遇到的问题即香港问题、台湾问题提出来的。大陆十亿人口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允许部分地区实行特殊政策，继续搞资本主义。这个政策不会变。

邓小平在会见各界人士谈到中英谈判和香港回归问题时，还集中谈到了三个方面。

第一，希望“一国两制”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1984年7月31日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指出：

【在香港问题上，我们非常关注十三年过渡时期，只要过渡时期安排好了，我们并不担心一九九七年后的事情……今后中英两国要更好地合作。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这件事情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

第二，认为这一思路适用于香港和台湾，因为这两个地区人口不多，让他们继续保留资本主义不会影响中国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出席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并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同撒切尔夫人谈话时指出：

【“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为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

“我还想请首相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邓小平还说：

【“里根总统认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式是可取的话，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特别是里根总统本人。”】

第三，强调爱国主义。1984年6月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时指出：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虽然邓小平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有充分的信心，但也考虑到出现意外的情况时中央政府的干预问题。1987年4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请诸位考虑，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邓小平最后一次公开到谈香港问题是1990年1月18日会见李嘉诚的时候。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

【中国人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人，不管他是哪个党哪个派，都不能说完成了历史使命。百分之九十九的香港人是爱国的，这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几年前我讲过，从一九九〇年起，香港人就要参与香港行政、司法、经济、金融等各方面的管理，不然政权怎么能一下子接过来。动乱平息后，英国参加对中国的制裁，在香港问题上也放出触角，试探中国，要从政治上入手，搞“政治民主化”来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争取在香港得到更多的利益，使得它在一九九七年以后仍然管理香港，保持部分宗主国的权力。英国放出这样的空气，要价要得很高，起码比过去高了。这种讹诈的方式和主张，是吓不倒中国人的。中国人在主权问题上不会放过一分一毫。中国绝对不能软，不能让人认为中国会屈服，能制裁得了。我跟撒切尔夫人谈过，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在考虑制定香港基本法时，我就讲不能使中央政府无所作为。如果把香港变成反社会主义、反大陆的基地，中央政府就要干预，不干预会越搞越大。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要中国、香港、英国三方面都能接受，五十年不变，大家都得到发展。真正能稳定香港的，第一是大陆的政策不变，第二是华资强大起来，与国内取得共识，包括推荐管理香港的人才。要有才干的人管理香港，才能稳住香港的局面。爱国，就是要爱整个中国，爱中国香港。】

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的指示，对我们了解香港回归历史过程，认清香港暴乱的实质，增强解决香港的暴乱的信心，都会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注：邓小平论述均摘自《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