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为渡难关生产“飞马”牌香烟，竟走俏上海南京，烟贩子纷纷冲破重重阻挠前来采购_风闻

——摘自《炎黄春秋》2019年第七期

陈毅军长为香烟起名“飞马”

新四军组建成军，初期尚能从上饶国民党三战区领到微薄的军饷，勉强维持军需用度。但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污蔑新四军为“叛军”，完全停拨了军饷。没有军饷，那将如何生存？部队由此陷入严峻的生存困境。

时任新四军第二师兼淮南军区供给部部长的胡弼亮向第二师副师长罗炳辉汇报说，淮南的几个县已有我们自己的民主政权，委派了县长，成立了区乡政府，消灭了土匪，取消了国民党时代的苛捐杂税，农民的生产劲头很大，粮食产量也得到提高。他建议，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应建立赋税制度，适当向民众征收一些税，以便解决部队的供给困难。

罗炳辉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同淮南区党委领导谭震林、刘顺元商讨。不久，新四军二师部队的供给问题得到了初步的解决。

但是，由于淮南自然条件差，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低，另有一部分地区被敌伪占领着，因而“鱼多池小”的矛盾很明显。胡弼亮了解到，一百个农民养一个战士可以过得去，但养两个战士就异常困难。打仗是需要钱粮的，不管是打胜仗还是打败仗，都要付出成本。每发炮弹的费用，就要抵上农民当时8亩田的小麦收成，而路西一次战斗打了300多发炮弹，就相当于消耗了2400亩地的小麦。为了筹款，胡弼亮想了很多办法，如没收汉奸的粮食等，但这些仍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想到当年曹操以及左宗棠曾推行过屯田政策，他们以农养军，分别救活了各自的军队。于是便向罗炳辉提议，可以开荒种地。很快，部队的粮食蔬菜问题解决了。胡弼亮又建议办被服厂、染布厂、毛巾厂等。罗炳辉一一采纳了他的建议。转眼间，这些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耸立在淮南大地。因此，二师在新四军全军较早解决了粮食、蔬菜、被服、毛巾等方面的困难，且自足有余，还能用于支援兄弟部队。

其后，在罗炳辉的提议下，胡弼亮经过思考和研究，敲定了办烟厂的方案，以便解决香烟匮乏的问题，还可以将多余的烟卖掉，增加经济收入。罗炳辉表示，经费由他向军部申请，争取尽快落实办厂资金。

副军长张云逸积极支持开办烟厂的计划，给罗炳辉批了42元的淮南币作为开办经费。陈毅军长表示，这的确是件大好事，如果经费不够，可以把自己两个月的薪水捐献出来。并应罗炳辉的请求，为香烟品牌起名。他说，这香烟是我们新四军根据地生产的，应该起个有革命意义的名字，我看就叫“飞马”牌，“飞马”的含义象征着革命发展如骏马奔腾！

八方支援，因地制宜筹建烟厂

拿到开办经费后，胡弼亮决定节俭办大事，抓紧进行各项筹备工作。

一天，在马坝办完公事后，胡弼亮无意中从街上的香烟摊上得到一条重要线索。有几个商人在铜城镇集资开办了一家“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公司里只有一部卷烟机，生产“神龙”牌香烟，但镇政府官员却常常以种种名义敲诈勒索，并摊派各种苛捐杂税。公司目前已奄奄一息，无法维持经营。就在前两天，新四军二师占领了铜城镇，厂方正请求新四军保护，或请新四军投资入股。

了解到这个情况，胡弼亮考虑，如果消息可靠的话，部队投资入股要比白手起家强。不如与他们共同办厂，可以省去了盖厂房、培训工人等许多事情，省钱又省心。他赶回师部，向罗炳辉汇报了这件事。

罗炳辉当然也十分高兴，他拿起电话，向占领铜城镇的五旅旅长成钧询问，有没有这么个快要倒闭的“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

小小的铜城镇只有百户人家。成钧攻占了铜城镇后，便开始对镇上的情况进行排查。半小时前，他刚向这个公司的一位刘姓老板了解了情况。接到罗炳辉的电话后，他汇报了相关情况。罗炳辉表示说，既然他们经营不下去了，那就答应与他们合作。

随后，罗炳辉立即派胡弼亮到铜城，与烟厂的老板们具体商量合办入股问题，并要求成钧协助胡弼亮办好此事，要尽量满足胡弼亮的要求，要什么人便给什么人。经协商决定，工厂由部队参股经营，资金、人员都由部队出，部队掌握管理权，几个老板可管可不管，而烟厂要将收入的1/5付给那几个老板。

在筹建工作中，胡弼亮认为，原有的一台卷烟机已远远无法满足生产需要。他到天长、六合搞到了两台卷烟机，又设法聘请了两位技师。但最后还有个难题是，当时只有一家石坊，仅有三五个印刷工人，显然无法满足大批量印刷香烟盒子的需要。军部的赖传珠参谋长恰巧到铜城来看牙病，听说胡弼亮要在此办烟厂，便来看看。胡弼亮便将这一困难告诉了赖参谋长。赖传珠表示说，这事不难办。上个月军部通过上海地下党，设法为报社买进了一套印刷设备。他们每天印报纸时间大约只有三四个小时，完全有时间帮着印烟盒，让他们来承担这个任务。赖传珠立即在成钧的办公室通过电话联系上报社的包之静社长，及时解决了印刷方面的问题。

这期间，二师正贯彻军部精兵简政的方针，撤销了合作社，大部分干部职工都转到了烟厂。所以，烟厂的管理干部和工人，基本都是合作社的原班人马。另外，又从部队调来一批干部，其中有几位是老红军、战士和随军家属（当包烟工人），还在当地招了一部分工人。部队的同志实行供给制，称为“内工”，雇请的人员实行工资制，称为“外工”。烟厂的厂址设在铜城镇西边小李庄的一座地主的院落，约有20多间房屋。10间正房和厢房作为车间，炮楼当会计室，楼下办公，楼上放钱并住人，其余的房屋是干部和工人的宿舍。

烟厂按照生产工艺流程，分设制丝、卷烟、包装等8个车间。第一车间由不脱产干部负责。全厂脱产的行政管理人员很少，也不设行政职能部门。当时的生产设备非常简陋，卷烟机无动力设备，他们就做了个大木轮，套上皮带，用人力摇动；用几张长条桌当包装台；仅有一部切丝机，他们便买了一口大锅来炒烟丝。就这样，他们很快地白手起家，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地将烟厂筹备就绪。“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改名为“新群烟草公司”，并于1943年5月开始投产，当时每天可生产“飞马”牌烟600多条，初期大部分供应部队，解决了战士抽烟难的问题。后来，有部分多余的香烟，就拿到市场上去售卖，缓和了市场香烟紧缺的情况，获取了经济收入，初步实现了张云逸副军长等部队首长的愿望。

“飞马”牌在市场走俏，远销上海南京

军部领导大都没有吸烟的习惯，但对于产品质量却依然抓得很认真。陈毅军长指示说，质量是商品的生命，要使“飞马”牌飞到每个烟民手中，必须提高质量；要飞到天长、六合、淮阴，更要提高质量，将来我们的“飞马”牌要飞到南京、上海去，这样市场销路就能打开了。

胡弼亮向厂领导和技术人员传达了军部领导的指示，共同研究决定从以下五个方面抓质量：一是设法采购最好的烟叶。定远、凤阳、泗县一带的烟叶闻名全国，他们专门选派有经验的干部，自备骡马14匹，组成运输队，穿过敌人津浦铁路封锁线。二是精心炒制烟丝。烟叶进厂后，他们进行挑选，将优等烟叶加工成丝，次等烟叶另行处理。加工前先把烟梗全部抽掉，然后才刨成烟丝。炒丝时要求达到不焦不碎，香料搅拌均匀。三是科学配加香料。他们通过来往于敌占区的商人，想方设法搞到上海大烟厂的配方。在此基础上，他们逐步摸索经验，取长补短，终于搞出了一个较成功的香料配方。四是认真搞好包装。他们要求技师认真卷烟，包装工人细心包装。每支香烟都严格做到不紧不松，无空头。五是成立质量检验小组。除对每道工序检查外，还额外对成品烟进行抽检，发现有次品立即重新加工制作，并将次品的原因找出来，并要具体当事人写出检讨。

由于重视了产品质量、千方百计精工细作，“飞马”牌香烟声誉越来越好，影响越来越大。它真像一匹飞腾的骏马，奔驰在淮南抗日根据地。群众争相购买，前来订货的商人络绎不绝。工厂门前经常有商贩在那里排队，甚至夜晚还有人在等候发货。厂区所在本是静静的一个小村庄，却由此欢腾起来。为了保障供给，他们又于1944年上半年添置了卷烟机、切丝机各一部，并盖了20间厂房，增加了100多名工人，增开了夜班，每天生产“飞马”牌香烟1200余条，比1943年刚建厂时的产量翻了一番。

“飞马”牌香烟开始在市场上走俏，就连远在南京、上海、杭州的烟贩子，也冲破重重阻挠，来到盱眙采购批发。这样，不仅解决了自用份额，赢利的部分也上交给新四军军部。自“飞马”牌香烟诞生的那月起，工厂每月都要上交军部平均30万元。1944年秋，华北地区遇到百年不遇的旱灾，千里赤地，水塘干涸，颗粒无收。二师从香烟的利润中，拿出1600万元作为救灾款，支援华北地区。

“飞马”牌香烟的诞生，远远超出了经济意义。香烟常常可以用来换取外部的枪支弹药以及情报。这就从政治上瓦解了敌军。

二师侦察员居长玉到嘉山侦察敌情，发现嘉山伪军队长陆建华是个烟鬼，就托人将陆建华约到天一饭店见面，居长玉对陆建华说，自己喜欢演戏，最近排演一个戏，需要一套军装当道具，请居长玉帮忙，代价是送五包“飞马”香烟。弄一套军装对陆建华来说是小菜一碟，而居长玉想以香烟换军装试探一下陆建华的胆量，并想从陆建华身上打开缺口，为以后以香烟换情报打基础。陆建华听居长玉这么一说，非常高兴，他告诉居长玉，烟对他而言，比喝水吃饭更重要，饭可以一天不吃，烟却不可以一天不抽。只要有烟，别说一套军装，再多几套也可以。

第二天，按约定时间，居长玉在天一饭店见到了陆建华，以五包香烟换了两套军装。三天后，陆建华的烟吸完了，他又想吃这不花钱的香烟，便主动打探居长玉在何处，询问能否以“飞马”牌香烟换衣服。晚上，居长玉与陆建华见面，提出以一条香烟换一支手枪玩玩。陆建华立马拍胸脯，表示完全可以。为尽快拿到香烟，陆建华当晚乘仓库保管员熟睡之际，偷了仓库的钥匙，取出了两支新手枪。

第三天，陆建华以两支手枪换到了两条香烟。这以后，陆建华离不开居长玉了，只要没烟抽，他就像只无头苍蝇，到处寻找居长玉。居长玉不仅送烟，还约他喝酒吃饭。有一次两人吃喝之时，陆建华说出了一个情报：第二天上午，津里据点的日伪军30多人，要到盱眙龙山方向抢粮。居长玉听到这一消息，假装焦急的样子说，如果消息确切，他要回家将住在龙山的父母接到嘉山避避。陆建华十分认真地说，消息绝对可靠，是津里据点的翻译官告诉他的弟弟的。当晚，居长玉跑回师部，向罗炳辉汇报了这一情报。罗炳辉立即布置四旅两个营，在津里至龙山必经之地涧溪埋伏。果然，第二天上午10时，日伪军进入了新四军的伏击圈，指挥员一声令下，两个营的新四军一齐开火，不到半小时便解决了这股敌人。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挑起内战。烟草公司随着军部机关先后转移到山东，烟厂职工直接参加了对济南、青岛、徐州的接管工作。济南、徐州分别开始生产“飞马”牌香烟。第三野战军机关进驻上海，部分烟厂职工来到上海，他们把制造“飞马”牌香烟的工艺带到了大上海。不久，上海卷烟厂也生产出闻名遐迩的“飞马”牌香烟。

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直至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初，在长达40多年时间内，“飞马”牌香烟牌子响亮，知名度甚高。它提神、蓄劲，而且价格适中，可谓真正的百姓香烟。但它的来龙去脉，这段历史却很少有人知晓。